溯源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

2019-12-17 13:55:35

本文刊登于《读书》201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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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的荣耀之处是它研究人类超过99%的历史,以人类历史七百万年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五千年,史前史的考察需要依赖考古学。中国考古学鼻祖之位似乎非司马迁莫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考古学研究人与天(环境)的关系,可以在超长的时间尺度上考察人类社会的变迁,是真正的大历史。尤其它还是从实物材料出发的,很有实证科学的色彩。这些使得考古学在考察中国文明起源这类问题时成为一种特殊视角,是玄想、感悟或是形而上学的思考所无法取代的。

人类的历史按照文化适应区分,可以分为三种形态或阶段:狩猎采集、农业生产(或称食物生产),以及工商业生产。“民以食为天”,每个阶段获取食物及其安全保障的手段非常不同。狩猎采集阶段人类以自然生长的动植物为生,大自然就是仓库;农业生产阶段人类通过控制与驯化动植物,进而生产食物、储藏食物;工商业阶段以化石能源(如煤、石油)与资源(如化肥)为基础,通过市场来保障食物安全。每个阶段人类的居住形态、社会结构、意识形态都有较大的差异,比如说狩猎采集阶段社会组织简单、信仰中以“万物有灵”的观念居多。以上也是拙著《史前的现代化》的部分总结。最近出版的《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Foragers,Farmers,and Fossil Fuels,伊恩•莫里斯著,马睿译,中信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也有类似的观点。莫里斯采用的是人类学中新进化论者莱斯利•怀特的理论:文化=能量×技术。能量获取的不同,价值观也不同。狩猎采集群体不能容忍不平等,但能容忍暴力;农业群体容忍等级,对暴力容忍降低;现代工业社会既不能容忍等级,也不能容忍暴力。他的推理逻辑给人感觉有点跳跃,书中附有若干学者的评论以及他的答复。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三个阶段的宏观区分大家还是认同的。

有了农业生产,考古学上就称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终结就是文明起源,城市、文字、复杂的社会组织(社会等级、统治者)等相继出现。当然,不同地区存在诸多变体,形态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不管形态如何,文明都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道理不复杂,因为唯有如此,才可能有足够的生产剩余,养活不事农业生产的巫师、士兵、官吏等阶层。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例文明是建立在狩猎采集基础之上。所以,我们说文明的根基是农业生产,文明某种意义上说是农业生产社会发展的结果。

然而,我们对所谓中国文明的追溯,多止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对农业生产的追溯多止于动植物的驯化。至于说为什么它能够起源以及如何发展起来的,探讨也多止步于常识,拙著《史前的现代化》侧重研究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我上大学的时代,那时候风行“中国文明是早熟的文明”,“中国文明是黄色(黄土)文明,西方文明是蓝色(海洋)文明”等说法;近来“中国西来说”似乎在巷闾间又有了些市场。就中国文明起源的追溯这个问题而言,没有哪个学科比考古学更有发言权。已故的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曾提出中国文明的源头应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他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可能更多基于直觉,而非实证,现在看来这样的直觉是非常有远见的。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追溯至少可以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确切地说就是距今两万年前后。

两万年前的中国是一幅怎样的光景呢?那个时候还处在末次冰期的最盛期,海平面下降了一百多米,渤海、黄海、大部分的东海、将近三分之一的南海都是广袤的陆地,长江深深地切入现在的江南,我们现在所知的大湖如洞庭、鄱阳、太湖都还没有诞生。简言之,那是一个寒冷的时期,动植物的群落都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温带地区。古环境研究者在这方面有巨量的研究,作为考古学研究者,我们关注的是当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先民是如何生活的。目前我们了解得比较清楚的是华北地区的状况。在末次盛冰期到来的四五千年之前,华北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石器技术,人们利用细腻的优质石料生产细小的、两边平行的石刃。这种石刃形状比较标准,可以镶嵌在骨柄或角柄上使用,易于更换。它既有骨质工具的坚韧,又有石质工具的锋利,且便于维护。我们现在称之为细石叶技术,它也是打制石器技术的巅峰,即便是现代考古学家,能够熟练复制这种技术的人,也是凤毛麟角。

刚开始这种技术还不那么规整,随着末次盛冰期的到来,细石叶技术达到了顶峰。有意思的是,工具的细小化并不是中国这片土地上独有的事件,整个世界都出现了工具的细小化。曾经翻译过一部有关的经典论文集《小工具的大思考》(Thinking Small:Global Perspectives on Microlithization),就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侧而言,石器技术细小化有明显的差异,西侧是把较大的石叶掰断,制作成几何形的细石器,然后镶嵌在骨角柄上,成为不同用途的工具;东侧(包括东亚、北亚以及北美的阿拉斯加)是生产标准尺寸细石叶,然后用于镶嵌。殊途同归,只是技术的操作链有所不同而已,而这种不同与习惯或传统有关。技术习惯无疑会影响人的思维习惯,我们注意到西方似乎偏于分,而东方偏于合。当然,这样的认识还需要更严格的论证,不过,把中国文化传统追溯到两三万年前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细石叶技术是一种适合高度流动生计的技术,它非常轻便,便于维护,适应任务多样。我们倒推回去,究竟什么样的环境最需要这样的技术呢?那就是资源分布稀疏且不确定的环境。在史前人类能够利用的环境中,森林草原的过渡地带,既有森林也有草原物种,资源多样,但生态交错带资源分布不稳定(沙漠、草原的条件显然更差,但史前狩猎采集者难以长期有效利用这样的环境)。展开我们的想象,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奔忙的世界,为了搜寻食物,一个个人类群体频繁地更换居所,他们利用一切可以找到的食物,也就是考古学上所说的“广谱适应”。与此同时,他们试着强化利用某些有生产潜力的物种,如费力收集植物种子然后加工成可以食用的东西。在华北地区这个时期的考古发现中,伴随着细石叶技术,我们还发现石磨盘、研磨器等工具。

有点不幸的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没有驯化的牛马,没有带轮子的车子,也许有舟楫,但只能在有条件的地方(如平稳的河流)使用。人们在流动的时候只能依赖步行,所有的工具物品都需要自身携带。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的流动性是不可能无限制提高的,能够覆盖的范围有其极限。大约在距今一万五千年前后,细石叶技术极盛,然后走向衰落。我们从考古发现中看到,华北地区太行山东侧的山麓、盆地地带,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人们的流动性降低了。他们开始在一个地方停留更长的时间。我们从遗址中看到陶器(绝对不适合长距离搬运的器物)、耐用的磨制工具(典型的冗余设计,适合长时间使用,有点重,也不适合长距离携带)、长时间使用的火塘、更多样的活动、更复杂的居址结构等等。而在西侧的黄土高原之上则没有看到类似的变化。新石器时代率先从太行山东侧开始,动植物驯化、定居的村落、磨制的石器工具等标志性的特征日渐成熟,人们从山前地带扩展到更适合作物种植的华北平原,新石器社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文明形成。这里我们没有看到黄土高原的特殊贡献,恰恰相反,那里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得更晚,而且是从东部、南部扩散而来的。所谓中国文明是黄色(黄土)文明的说法其实是自我设定的标签。

当然,我这样的说法似乎还不足以服人,毕竟太行山东侧也有黄土分布,只是不那么典型。但是类似的一幕还发生在中国南方,甚至时代更早,跟黄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变化首先出现在岭南地区,年代可以早到大约距今两万年前,陶器、磨刃的工具、穿孔的石器等相继出现。洞穴遗址含螺壳的文化堆积的增加表明人们开始更多利用水生资源。非常有趣的是,岭南地区是“但开风气不为先”,这些领新石器时代潮流的特征并没有让岭南地区成为新石器时代的先锋,这个地区除了利用水生资源,另外就是利用根茎植物,如芋头。这类植物可以无性繁殖,容易栽培。真正的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的地区。从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到浙江浦江的上山遗址,再到湖南澧县的彭头山与八十垱遗址,从早到晚,一条完整的时间线索显示稻作是如何从强化利用到驯化栽培的。水稻是当代世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最早的驯化要归功于中国南方的先民。

中国南北两大农业生产起源中心形成了中国文明根基的基本特征:南北相依。北方以种植粟与黍为主,南方以稻作为主,发展过程中相互交融。稻作不断扩散,如今连黑龙江也有种植,南方山区也曾种植耐干旱的粟、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技术路径就不同。当北方流行细石叶技术的时候,中国南方也出现了石器的小型化,但不是细石叶技术。那种能够流行于东北亚乃至北美的技术居然没有能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普及。我们似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中国南方有自己强大的传统与特殊性,让它能够比肩于华北地区。认识到南方在中国史前文化格局中具有和北方同等重要的地位是理解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前提。长期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史观将南方视为蛮夷之地,仿佛是五胡乱华、北方士族南迁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而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的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并不支持这样的认识。

当然,当我们说到中国史前史的时候,显然不只有华北与中国南方。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其源头并不是有文献的春秋战国时期,甚至不是文明形成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两万年前后。以冰期为特征的更新世结束之后,气候相对稳定的全新世开始,农业生产也有了气候保证。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两大起源中心,除此之外,我们已知岭南地区选择了一条不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道路,为什么不走同样的道路呢?文化生态条件的约束可能是主要的原因。末次冰期结束之后,岭南又回到了近乎热带的气候,植物生长旺盛,开垦土地、清除杂草的工作量巨大;疾病压力居高不下,为了获得人口平衡,不得不生育更多的子女,人口群体因此更年轻,熟练的劳动力更少,而充足的劳动力恰恰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相反,重新到来的丰沛降水使得利用水生资源成为可能,利用与栽培根茎植物要容易得多。岭南地区选择了适合本地条件的文化适应。

与岭南地区类似的是中国东北地区,大约距今一万两千年前,东亚季风开始给这里带来最大程度的湿润,寒冷而贫瘠的苔原—草原环境(现在没有类似的环境)让位于类似今天的气候,渔猎生活成为可能。东北气候寒冷,对早期农业生产而言挑战严峻,这不难理解,尽管现在这里是中国的粮仓。一万年前,这里选择了一种依赖渔猎的狩猎采集经济。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适应。依赖狩猎采集自然资源的社会鲜有能够建立比较复杂的社会的,但是依赖渔猎者例外,比如日本的绳文时代、西北欧的中石器时代、北美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文化、秘鲁太平洋沿岸的早期印加文化等。渔猎所获取的资源来源范围可以非常广泛(如鱼类洄游),而获取的地点可以高度确定(无须大范围地搜集),因而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支撑较高的人口密度,由此形成社会结构比较复杂的社会。理解中国文明与中国历史非常需要理解中国东北,中国历史上能够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基本都起源于东北。依赖渔猎的狩猎采集群体是所有狩猎采集社会中最强悍的,在冷兵器时代,人人精于射猎的社会面对农业社会时有不小的优势。

并不是每一个社会都很容易找到成功的、稳定的适应策略。同样在这次时代变革中,燕山—长城地带就经历了许多曲折。历史上,这里是东北、蒙古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来回拉锯的战场。作为森林—草原交错带,随着气候的干湿变化,时而草原南扩,时而森林北进。整个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的群体都在农业生产与狩猎采集的生计之间徘徊,气候比较好的全新世最适宜期,农业的成分较多;气候不适宜的时候,就更依赖狩猎采集。红山文化时期,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达到了巅峰,出现了如牛河梁那样大型的祭祀遗址。但是随后红山文化崩溃,气候可能是主要的外因,不发达的经济基础则是内因。大约在这个时期前后,曾经有个群体深入到了科尔沁沙地的腹地,在那里操持有限的农业,同时狩猎采集。他们聚族而居,人口可能有上千人。可能是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挖掘洞穴动物,不幸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瘟疫,数以百计的人丧命。今天我们在内蒙古通辽的哈民忙哈遗址中看到了这一幕。

与不稳定的燕山—长城地带相比,中国的西南地区则是一个超稳定的地带,这里是狩猎采集者的天堂。地形起伏,资源多样,气候相对稳定。考古学上,我们看到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开始较晚,许多以打制石器为特征的洞穴遗址实际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旧石器时代,也就是大约一万年前的那个时代,于是我们称之为“后旧石器时代”。西南地区有许多相对独立的如小盆地那样的地理单元。按照我们所做的生态模拟,这个地区能够支持最高密度的狩猎采集人口。比如说,都依赖狩猎采集为生的话,长江中下游地区每百平方公里超过五个人就可能感到人口压力了,西南地区则不会。所以,这个地区差不多是最晚进入农业时代的,如今这个地区也保存了中国最为丰富的民族文化。理解距今一万年前后的中国史前史,需要知道存在不同的适应策略,不是所有的策略同样的成功,短时段的最优策略不一定是长时段里最优的。当然,适应策略的选择一定时期内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外部约束与内部困难。

就拿中国广袤的西部与北部来说,那里分布着辽阔的草原、戈壁、沙漠与高原。对于狩猎采集者来说,他们需要依靠两条腿来流动,有限时间内他们能够搜索的范围是有限的,而这有限的范围内所能提供的食物资源是确定的,于是我们能够确定大致可以支撑的人口密度。我们的生态模拟显示,对于狩猎采集者来说,要想长期稳定地利用这样的区域是比较困难的,除非他们能够有效地提高流动性,能够提高猎杀的距离与效率,就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在得到马匹与枪支的帮助之后,他们从农民重新变回成了狩猎采集者。在中国史前时代,人们成功利用这片区域是游牧经济形成之后,有马、牛、羊、骆驼等驯化动物的帮助,并与农业群体交换生活必需的布匹、盐、茶等,他们才真正适应这片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无法利用的土地,而是需要有相应的文化适应策略,这其中包括必要的技术革新。

目前我们就广大的西部、北部来说了解远不如东部与南部,我们只是大致地了解这里是通往欧亚大陆西部的桥梁,知道人类曾经走出非洲,走进亚洲,现代人扩散到全世界,但是在文化上如何表现出来的,现代人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土著关系如何,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可以追溯到较为清晰的脉络就是距今两三万年前后。我们还有一部分不清楚的就是沿海的地带,末次冰期结束之后,海平面上升了一百多米,淹没了大片的陆地,中国古人是如何适应海岸环境的,它对后世的文化影响目前同样知之甚少。苏秉琦先生曾经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面向内陆与面向海洋两大块,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分别与陆地和海洋上其他文化发生联系。的确,中国文化的源头具有双向的开放性。我们并不是悬垂于欧亚大陆边缘的角落,就像某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

回到中国文明形成格局本身,我们除了看到南北相依之外,的确可以看到多元融合的过程,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策略选择,它们并没有置身于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之外,而是逐渐地加入其中;我们还看到面向内陆与面向海洋双向开放性。中国文明根基,史前农业,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发展过程,从距今两万年前后开始到一万年前后新石器时代揭幕,再到距今五千年前后文明形成,中国文明的滥觞与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世界上除了西亚地区之外,再没有可以比拟的了。所谓中国文明早熟之说是非常荒唐的。那种视中国史前史的发展如无物,简单地对比东西方的相似性,就提出中国文化西来的说法同样离谱。近代上百年的殖民史导致的心理残留并没有随着政治的独立与经济的发展而消散,建立一个文化上自强的中国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