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县奉国寺大殿的佛教内涵与建筑形式

2019-12-10 11:16:10

全文约9000字,细读大约需要20分钟

原文发表于2016年第19期《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文中图片没标出的由作者自摄、翻拍自出版物或《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编辑部提供

提要:奉国寺大雄殿是中国古代佛教寺院遗存中,规模体量最大的木构建筑。大殿内供奉的“过去七佛”造像,是世界最古老、最大、最精美的彩绘泥塑佛像群。本文从佛教信仰的角度去解读奉国寺大殿建筑形式和其要表达的宗教内涵、仪轨制度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义县八塔和周边辽塔的相关资料,试图描摹辽代佛教建筑的某些共通艺术模式。

关键词:佛教建筑,义县奉国寺,七佛,八塔,辽代佛教

辽宁义县奉国寺始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是一座千年古寺。奉国寺大殿之雄伟、建筑艺术之杰出,和殿内不同寻常的七佛造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为何在这个并非辽国“五京”之地的宜州(义县旧称宜州),建设一座如此高级别(九间大殿)的寺院?大殿中的过去七佛是辽代七帝的象征吗?这七佛的座次是如何排列的……等等。这些问题因为史料的不足,历来充满各种猜测。

莫宗江先生谈及古代建筑研究时曾说:“我们目前的分析仍是工程技术和艺术造型处理方面的手法分析;在这之前的“宗教功能的要求”尚须深入研究……”本文遵从先生教诲,尝试从佛教信仰的角度去分析这些问题,以期为解开奉国寺之谜、欣赏奉国寺之美、认识奉国寺之价值多提供一个角度。

大殿的等级

按照中国传统建筑的惯例,一座殿宇的身份等级首先体现在它的开间数目。九开间的奉国寺大殿无疑是级别非常高的。北京故宫太和殿就是一座殿身九间的大殿,不过由于加上副阶的外廊,后来被称作十一间殿,但按照传统严格来说,应以殿身九间殿为准。关于奉国寺大殿,建筑史专家曹汛先生说过“大殿九间是佛教建筑顶了天的极限。”这个说法是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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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辽宁义县奉国寺的九间大殿

目前,辽代的皇宫正殿是几开间还没有明确资料,但可知同时期北宋东京城的皇宫正殿大庆殿是九间殿。以当时辽国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状况,是不可能有超过九间的宫殿建筑的,这就更显出奉国寺大殿的尊崇地位。我们知道辽代有五京(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为什么奉国寺这么高级别的大殿,并没有建筑在这五京之一,而是在刚刚建州不久的宜州(公元990年建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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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明清复建的山门和天王殿根本挡不住大殿雄伟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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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一角

在《义县奉国寺》一书中,殷力欣先生在探讨奉国寺大殿彩塑和建筑关系的文章里指出了相关问题,并给出两个答案以供选择:A为供奉七佛而选择建造最适宜安放七尊大像的九间大殿。B为合理安排九间大殿的建筑空间而选择安放七佛。在本文看来,选择答案A无疑。因为首先,同一个时期的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就是九间大殿,但并没有选择供奉七佛;其次,从宗教建筑的初衷来说,还是以弘扬宗教理念为先,而不是以建筑造型为重。殷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两个选择,其实隐含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供奉七佛。的确,供奉七佛的大殿在人们的印象里很少见,一般所见都是一佛、三佛,五佛都不普遍,何况七佛。

其实这个疑问一直就存在,并且衍生出很多关于七佛的猜测,比较盛行的观点是这七佛对应辽代自开国以来的七位帝王,在义县民间还有“七姐妹”变成大佛的传说。这些都是大家试图解释奉国寺大殿为什么供奉七佛的努力。在本文看来,正确认识七佛,正是理解奉国寺及其周边佛教遗产,乃至理解辽代佛教与佛教建筑的关键所在。

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供奉七佛以九间大殿最为适合。因为佛教一直延续着印度传统宗教中右绕礼拜的仪轨,如今的寺庙早晚课中依然有绕转佛像的步骤。中国的传统佛殿建筑,佛造像总是居中设置,虽然后部的空间不如前面开阔,但是绝对会有,而且总会设置倒座的佛像便于经行礼拜。在这一点上,儒家的庙宇并不考虑,道家的宫观并不必须。同样,因为环绕礼拜的需求,不仅在殿后,在殿之左右也需留出空间,因此为供奉七佛而选择九间形制是必然的。

我们所需解决问题就是:奉国寺大殿为什么选择供奉七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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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奉国寺大殿中的七佛

七佛的身份

要解答为什么供奉七佛,必然谈到佛教的“过去七佛”信仰。经过对佛教历史和我国早期佛教文物的梳理,可以发现,从佛教初传一直到宋辽之际,“过去七佛”一直是佛教崇拜的一大主题。我们今天觉得不常见,完全是因为目前香火繁盛的寺院一般都是在延续明清以来的形制,虽然那些古老的佛教传统一直保留在石窟、塔幢和如奉国寺这样的古寺之中,由于这些佛教遗产往往不是今日佛教崇拜之重点,所以造成了我们“视而不见的眼睛”。作者本人在追寻七佛历史之时,深刻体会这一点,感到研究七佛的确是打开了理解佛教建筑乃至理解佛教历史的一条路径,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在佛教的七佛组合中,比较有名的还有药师七佛和七宝如来,但若论地位最为重要、涉及佛教经典和文物最为众多的还是“过去七佛”。大藏经阿含部开首的四部经《长阿含经》《佛说七佛经》《毗婆尸佛经》《佛说七佛父母姓字经》等经典均以过去七佛作为主题。在大藏经中以七佛信仰为主题或主要内容的经典有十部以上,涉及的经典有数十部。只是由于经典的重译,七佛的名号翻译略有差异而已。按照佛教经典,他们分别是过去劫——“庄严劫”的最后三位佛,即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和现在劫——“贤劫”的最早三位佛,即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最后是释迦牟尼佛,也是现在劫的第四位佛。

根据史料,七佛崇拜是释迦牟尼佛去世后很快就发展起来的佛教信仰,在南传、汉传、藏传佛教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依照佛教的观点,释迦牟尼佛的成佛和悟道并非自己个人行为,而是跟随过去诸佛的脚步。在《杂阿含经》里保存着较古老的佛经内容,其中一条这样说道:“我得古仙人道,古仙人径,古仙人道迹,古仙人从此迹去,我今随去。” 这是释迦牟尼成佛时的感言。南传小乘经典中也常用“第七仙”来指代释迦牟尼佛。其实,我们知道,“七”这个数字在各文化传统中都有着特别的意味。在佛教的时空观中,空间是无边无际的、时间是无始无终的,而过去七佛是在时空中离我们最近的七位觉者,他们无疑代表着时空中的无量诸佛,也是我们了解和觉悟真理的最近入口。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七佛在佛教中的位置是何等重要。

深入经藏,我们可以发现,七佛在佛教的观想、禅修、忏悔、戒律、未来佛(弥勒)崇拜、密宗修持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我国发展起来的禅宗也以七佛开始自己的谱系,撰写于唐宋之际的《祖堂集》《五灯会元》等禅宗灯录无不以七佛开篇。所有这些都是七佛古老身份所必然产生的,在此就不一一举证。除了佛教内部的教理,在对社会的教化方面,因为过去七佛是过去历代先辈的象征,过去七佛又与我国传统的孝道思想结合,成为佛家孝亲思想的代言人,在重庆大足大佛湾的《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经变》石刻中有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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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重庆大足石刻《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经变》

七佛信仰随着早期佛教经典传入我国,一开始就得到了广大佛教徒的接受。据梁代释宝唱《比丘尼传》记载:东晋就曾“更立四层塔、讲堂、房宇、又造卧像及七佛龛堂云”(卷一.北永安寺昙备尼传),唐代的道宣在《续高僧传》也记载东晋的名臣何充也曾造“七龛泥像”(卷十九.南唐武州沙门释智周传)。南朝时,号称自己为弥勒转世并得到梁武帝朝野认同的著名佛教宗教家傅大士,也宣说他于行道时常常看到过去七佛,以此可想见当时过去七佛信仰的热烈程度。这一信仰一直延续到宋辽之际,来自中印度的僧人法天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2)赉梵夹来到汴京,翻译了包括《七佛赞呗伽他》等经咒,法天还译出《佛说七佛经》后收入《长阿含经》中。在宋代师护翻译的《佛说守护大千国土经卷》中也多次提到了七佛。可见在宋代,有关过去七佛的经典还在不断被翻译和受到关注。

现存供奉七佛为主尊的佛寺并不多见,但奉国寺却不是孤例。与其同一时期建成的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当中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在周围内槽的墙壁上则绘出其他六位佛,很明显这是过去七佛的组合。在辽国对面的宋国,河北正定隆兴寺的正殿“大觉六师之殿”始建于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6年),为九间殿,时代与规模和奉国寺大殿类似,此殿于民国初年失修塌毁。据《隆兴寺志》记载:大殿的佛坛上原供有七尊佛像,因而又称“七佛殿”,供奉佛祖释迦牟尼和他的六位先师,即“过去七佛”[1]。由此可见,奉国寺大殿以七佛为主尊的并非奇异。

七佛的顺序

解决了七佛的身份问题,还有七佛的顺序问题。历史上的七佛主要有三种排列情况。

第一种情况:相同的面貌出现,排名不分先后。目前留下的最早的关于七佛造像的佛教遗物,是印度的桑奇大塔,在第一塔的北门雕刻着七座塔和菩提树来表示过去七佛。因为佛教早期不允许崇拜佛像,就用塔和树来代表佛,这样就很难分辨排名先后。在我国早期佛教艺术中,七佛形象经常被用来加强装饰效果,用于门楣、须弥座等和弥勒佛的背光中。这时候的七佛经常是同样姿势,可以说,无法辨别具体的排名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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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云冈第十一窟七佛立像高2.4米(北魏)

第二种情况,释迦牟尼在中间,其他六佛作陪。雕刻于北魏的云冈第十窟门楣上方的七佛,中间一佛的手印为说法印,其余均为禅定印,因此推测,中间为释迦牟尼佛。在以释迦牟尼佛为主尊的情况下,六佛作为背景作陪,如应县木塔。潼南大佛寺中的七佛根据榜题则是释迦牟尼佛在上方,六佛在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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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潼南大佛寺七佛(唐宋)本图由赵向东老师提供

第三种情况是比较经典的,就是七佛按照顺序排列。

在犍陀罗艺术时期,就开始有七佛形象的雕刻。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藏有一件七佛造像浮雕板,在板上,七佛并排站立,后边还有一位菩萨,就是未来佛——弥勒菩萨。这样的七佛应该是按照先后顺序排列的。在我国的新疆和河西地区出土的著名的“北凉石塔”都是八面塔,构图是七佛一菩萨,按照佛教右绕佛塔的崇拜仪轨,其顺序应该是顺时针排列(从右到左)。朝阳北塔出土的经幢上有七佛形象和榜题,其顺序就是顺时针排列。敦煌绢画北宋淳化二年的《报父母恩重经变》图上部绘有七佛,每个佛像旁边都有榜题,不过排列顺序是从左到右依次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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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宋庆塔(北凉)

总结起来,一般可以环绕礼拜的七佛,排列方式是从右到左按照顺时针方向排列,这不仅符合佛教右绕礼拜的仪轨,也符合我国传统的书写方向。如果是在同一个画面里,七佛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同时礼拜的,一般以突出释迦牟尼佛为主。但通常的情况都是群体意义大于个体意义,七佛之间没有显著区别。具体到奉国寺七佛,现在没有什么原始的证据证明七佛的排列顺序,我们只能根据外观来判断。其中最西面一座佛偏袒右肩,不像其他六位那样穿通肩袈裟,并且脸稍微向西偏,我们认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因为他是过去七佛中有特别意义的一位。目前通行的观点是当中一位是毗婆尸佛,然后两边按照昭穆次序依次排列七佛,这样下来最西面一位正好是释迦牟尼佛。这种排列顺序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祭祀祖先时排座次的习惯,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考虑到依次礼拜七佛的话,如果说三尊五尊问题尚可克服,七尊佛的依次礼拜就会造成行动流线上的极大困扰,特别是在礼拜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更不要说绕转礼拜了。因此本文认为七佛顺序应以从东到西的排列为是。至于居中大佛的高度稍高,则应该是出于视觉艺术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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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奉国寺的七佛

佛教内涵的呈现模式

作为宗教建筑,除了提供宗教活动的场所,第一要义就是展现宗教的教义和历史,明显的例子如教堂建筑中描述圣经故事的彩色玻璃花窗。在佛教建筑来说,对此有个专有名词叫做“表法”,可以理解为“形象地表达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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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奉国寺大殿内景

具体到奉国寺大殿之中,不能不提及它梁架上保留着的最初的辽代彩绘。对这些彩绘前辈专家多有赞誉,主要是从历史古老、纹样罕见、彩绘制度和艺术成就去评价。但若回归到奉国寺大殿建设的那个历史时代,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些彩绘呢。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佛殿彩绘模式,而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和大殿中的七佛、十四尊胁侍菩萨、两位护法天王,以及佛座下的力士、神兽等等一起构成一幅“七佛说法图”。甚至,还应该有七佛头顶上悬挂的精美华盖,只是因为岁月消磨而难觅痕迹了。在这幅画面中,七佛依次列座,最东面一尊双手结定印,表示过去诸佛已进入涅槃之中,然后渐次移动双手,右手幅度较大而左手较缓,至中间一位佛,右手作说法印表示正在宣说佛法,到最西侧的释迦牟尼佛,右手作与愿印表示满足众生的愿望。释迦牟尼佛又面部稍偏向右方外侧,配合右手的与愿印似在延请虚空之中将要到来的未来佛——弥勒菩萨。整个七佛的构图组合端严流畅,可谓是表述过去、宣说当下、和开启未来的一次完美说法。诸位胁侍菩萨或侧耳聆听或抬头仰望,似在静思佛祖的教诲;两位护法的天王全身甲胄孔武非常,面部上扬而目光下视,充满睥睨外道震退群魔的英雄气概;须弥座各面的力士正在奋力扛举着佛祖的莲座,而同样负重的神兽姿态更为生动,它们转动颈项,睁大琉璃镶嵌的眼睛,仿佛要努力听懂些什么;此时梁架上的飞天正在从各个方向朝着佛祖飞来,身上缠绕着飘带和祥云,在祥云之间还有大朵的花朵……

曾经有人提问,目前已经彩绘无存的柱子上当初画的是什么纹样呢,笔者忍不住脱口而出:恐怕是纷纷下落的花朵吧。这一点虽无十分的把握,但“天人散花供养”却是符合奉国寺大殿中这幅“七佛说法图”的意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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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朝阳北塔塔身

其实这幅说法的画面并非奉国寺大殿所独有,在其他辽代佛教文物中都能看到踪迹。特别是奉国寺周边的众多辽塔之上。在这些辽塔的塔身部分一般都装饰着佛像,其构图模式都和奉国寺保持着一致:每尊佛像都背靠焰光,头悬华盖,左右菩萨侍立,上方飞天凌空,甚至在佛塔基座的部分,须弥座的壸门之间有神兽探出头来,都和奉国寺大殿佛座的风格一样。这一经典的构图在辽代佛教建筑中是非常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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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义县八塔山

谈到这一点,还需要提到奉国寺附近八塔子山上的八塔。义县的八塔是汉地少有的“八大灵塔”的建筑孤例,据考证与奉国寺兴建于同一时期。所谓八大灵塔,就是纪念佛祖一生中八个重要地点和事件(八相成道)的塔[2]。八塔与七佛大殿的同时兴建不是没有关联的。在佛教经典中,过去的六位佛和释迦牟尼佛的本生故事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同是“八相成道”。佛教认为诞生、成道、传教、涅槃等不是释迦牟尼的个人行为,而是过去诸佛都有的共同体验,八大灵塔不仅是对释迦牟尼佛的纪念,也是对过去诸佛的纪念[3]。这样,八塔崇拜在我国发展传播开来,众多佛教艺术形式中都表现八塔,便于人们在意念中进行圣地巡礼。至今小型的八塔仍是流行的佛教供养对象。在《观虚空藏菩萨经》中要求人们称念佛名,其中包括过去七佛,又说“人间八塔念礼亦令人得现世福。”又根据密宗三大经典之一《苏悉地经》,八塔在密宗修持当中也有重要的作用。七佛和八塔,既在显教中有表述教史的作用,也在密修中有实际的加持功能,正体现了辽代佛教显密圆融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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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朝阳北塔塔幢七佛,引自《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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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 朝阳北塔塔幢八塔,引自《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

离奉国寺大殿不远的著名的朝阳北塔,始建于北魏太和年间(485年前后),辽初和辽重熙十三年(1044)两度维修,在地宫内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石经幢,幢身上有七佛八菩萨和八大灵塔的雕刻,同时朝阳北塔塔身上也装饰有八大灵塔图案。内蒙古巴林右旗的庆州白塔建于辽重熙十八年(1049),此塔中内藏100多件小型法身舍利塔,许多塔身都雕有七佛,而庆州白塔的塔身上则装饰着八大灵塔。辽宁兴城白塔,创建于辽大安八年(1092)塔身浮雕八大灵塔,据附近出土的《塔记》记载,“觉华岛海云寺空通山悟寂院创建舍利塔……并镌诸杂陀罗尼造塔功德经,九圣八明王八塔各名及偈,一百二十贤圣五佛七佛名号”。还有位于北镇的崇兴寺双塔,是七佛和八菩萨的组合,等等。可以说七佛八塔是辽代佛教艺术的一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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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 庆州白塔内出图七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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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 庆州白塔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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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 崇兴寺西塔

在佛教艺术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可以说奉国寺大殿中所营造的佛国境界、以及七佛本身和不远处的八塔,共同构成了辽代佛教艺术乃至中国古代佛教艺术最经典和宏伟的范例之一。虽然别的地方也有同样的构图、或七佛和八塔的主题,但是都不能和奉国寺大殿、八塔山这样在规模和庄严程度相比。特别是七佛,我们不能以为七佛崇拜只是辽朝佛教的特点,在对面的宋朝,除了前文提到对七佛经典的翻译,以及正定隆兴寺“大觉六师之殿”的营建,还有浙江瑞安近年发现的宋兴福寺七佛塔(1258-1261),七座塔均高2.8米左右,每一座各有过去七佛的名称榜题。七佛信仰远比我们了解的要宽广,佛教信仰形式远比我们默认的要丰富,这正是笔者探究七佛过程中得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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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八 浙江瑞安宋兴福寺七佛塔

日本学者也是最早的辽代佛教研究者之一的野上俊明指出辽代的佛教特色为“以华严为中心,显密圆融,八宗兼学。”并且盛赞辽代“佛教得到隋唐时期未曾有过的灿烂发展。”可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相比之下,我们国内学者对辽代的佛教定义为“不专一经一宗、颇有诸经皆通的倾向”和“密教振兴,显密结合”。表面看起来评语似乎一样,但是语言的背景却不甚相同。后者是在默认当时的佛教状况已经分别专一经一宗,而且密教已经衰落了。这种情况的确是后来中国大陆佛教发展的趋势,但用来介绍辽代佛教却不太合适。在隋唐时期,佛教汉传各个宗派分别开宗立派,佛教理论发展一片繁荣,恰恰是是因为当时的佛教是没有什么宗派之见的圆融通教。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经典翻译和理论发展的繁盛时代,这一时期寺院,除了有公共的寺庙主体崇拜空间,周边还下设分各院,各院传习的法门或职责各有侧重,比如律院、禅院、译经院、大悲院、弥陀院等,堪比现代大学中学院的设置。正是在这一片兼容并包的氛围中,当时的高僧大德很多都是精通数宗,这样才产生了天台判教、分别八宗的理论梳理。流风所及,日本很多僧团如东大寺就以“八宗兼学”为自己的学风。

辽代佛教未受会昌法难的影响,上承盛唐的胸襟和气魄,并对佛教理论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推动和发展,诞生了如《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这样的著作,其倡导显密融合的准提法门对后来的汉传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明清寺院之少有巨制,也和佛学理论发展的趋势不无联系。如果翻阅地方史志,可以发现在明初掀起了一阵“院”改“寺”的风潮,恰如今日之“学院”改名“大学”,从此有些寺院开始“小马拉大车”,在殿堂设置上渐渐混乱了制度和失去了特色。当然这末一句属于笔者的想当然推论,先立此存照,以备日后摸索和检验。

结语

研究中国建筑史,最珍贵的资料就是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古建筑,在这些建筑当中,佛教建筑占了很大比例。如果研究佛教建筑却撇开不考虑佛教本身,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因为真正古老范例的稀少,也因为研究的不够,有一本关于佛教建筑的书中竟有“历代佛寺虽有大小之别,形制区别却不太大”之语。再联想到当下国内佛寺兴建甚为蓬勃,造像比高、殿宇比大,你要唐风、我追皇家,几乎全从形式考虑,而很少考虑要弘扬的教法和要修行的仪轨。如果说,殿身十一间加副阶环廊一共十三间尺度失控的重檐佛殿是不懂传统建筑的美学和礼制原则,在佛巨像前拜佛之处恰恰看到佛面孔被牌坊挡上是不懂传统建筑的空间精神,礼佛大台阶正对着公共卫生间是纯属意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笑话建筑师同行们一概以“伽蓝七堂”考虑寺庙设计是否有些强求。但从积极的一面来看,现今传统或仿古风格的建筑营造中寺庙建筑占了很大比重,当下建设的不如人意之处正提醒了我们传统建筑历史研究的不足,如果借着信仰的力量,仔细在历史遗产中追索,努力在现实营造中求证,以佛教建筑带动整体传统建筑空间精神的复兴,也未可知。

清末民初时期的佛教泰斗太虚大师曾经有言“教即文物”,并指出这文物范围包括文献古籍和法器、造像、石窟等佛教文物。中国佛教协会的曙祥法师为此撰文阐释说“古籍属于有字的遗教,其它文物属于无字的遗教。”这个说法可以说是中肯的。按照这样的理解,佛教文物建筑当然是佛祖遗教。同样也可以反向思考,如果不理解佛的遗教,又何以理解佛教建筑呢。

辽宁义县的奉国寺七佛大殿和八塔,在并非名都巨邑的宜州古城幸存下来,是我们现代人的幸运,我们可以凭借它的启示,去思考一个可能远比我们想象要丰富的佛教建筑世界。

主要参考文献:

《杂阿含经》

《长阿含经》

《华严经》

《义县奉国寺纪略》影印本

《三千大千世界》王海林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2年

《西天伽蓝记》篠原典生 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义县奉国寺》建筑文化考察组编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8年

《辽金佛教研究》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编 进程出版社 2012年

《桑奇三塔》扬之水 三联书店 2012年

《文物是重建中国佛教的基础——略谈太虚法师的文物观》曙祥法师 2015年

注释:

[1] 这一资料来自大觉六师殿前的说明牌,但是笔者尚未在清抄本《敕建隆兴寺志》中发现相关材料。说明牌同时还说大觉六师殿是七间殿,这一点在寺志里记载为九间殿。应以九间殿为是。寺志中佛像一栏指出大觉六师殿中主尊为金装佛像三尊高一丈六尺,金装菩萨四尊一丈六尺。可能是记录错误或后代将佛像改塑为菩萨,一般佛教造像中没有菩萨和佛像等高的惯例。依据“大觉六师”的殿名,大觉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称呼,佛殿中应该是释迦牟尼和他之前的六位佛,即过去七佛,又据传大觉六师殿又有“七佛殿”之称,因此还是引用了殿前说明牌的说法。

[2]这八个地点,据八大灵塔名号经说:“一、佛生处,迦毗罗城龙弥你园。二、成道处,摩迦陀国泥连河。三、转法轮处,迦尸国波罗奈城鹿园。四、现神通处,舍卫国祇陀园。五、从忉利天下处,桑伽尸国曲女城,佛忉利天安居竟,自七宝宝阶降下处。六、化度分别僧处,在王舍城,提婆达多作破僧,僧众分离二处,佛化度之使归一味处。七、思念寿量处,毗耶离城(译言广严),佛在此思念寿量,将入涅槃。八、入涅槃处,在拘尸那城。”《心地观经》等经中也有类似记载。这八座塔也有简单称为:莲聚塔、菩提塔、四谛塔、神变塔、降凡塔、息诤塔、尊胜塔、涅槃塔。在中国,比较有名的八大灵塔是塔尔寺的八塔和藏北八塔,在青藏和内蒙等藏传寺院一般都建有八塔。

[3]八塔崇拜就是佛教在印度的圣地崇拜。在佛教历史上,是从四大圣地(佛生处、得道处、转法轮处、般泥洹处)逐渐发展成八大圣地的。因为过去诸佛都是八相成道,因而发展出“四定处四不定处”的说法,就是菩提树处、转法轮处等四个地方是一切诸佛都在这个地方,而佛生处和涅槃处等四个地方则是不同的佛在不同的地方,这“四定处四不定处”在不同的时期和经典略有差异。圣地崇拜传到中国,就体现为八塔崇拜,因为中国本土并没有这八处佛教圣地,难以实现人们圣地巡礼的愿望,于是这八塔便作为八大圣地的象征,来供人们进行崇拜。同时,因为这八塔已经脱离的具体的地点限制,成为佛一生中八个事件的象征,因此中国的八大灵塔崇拜完全可以理解成过去一切诸佛本生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