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谱系

2019-12-06 11:10:19

本文原载于《华夏考古》200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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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夏代晚期和商周时期文化从约公元前1800年一直延续到秦统一,可以分为6个大的发展阶段。南部平原农业文化和北部山区畜牧文化长期共存,多元文化系统的碰撞和融合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在此过程中,筒腹鬲、褐陶等地方传统因素得以长久延续,同时来自中原的文化影响不断加强,至战国晚期整个北京地区都基本纳入中原文化系统。

本文所谓“夏商周时期”文化,指北京地区从夏代晚期到战国时期的文化,在夏代晚期至春秋时期为青铜时代,战国以后为早期铁器时代[1],其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800~前221年[2]。北京地区地处华北平原北缘长城沿线附近,自然环境和文化面貌敏感多变而又自具特色,现已经发掘和重点调查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有30余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该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略作讨论。

一、夏晚期至早商时期文化

北京地区夏晚期至早商时期文化,以昌平雪山第三期[3]和张营第二期[4]、房山塔照第一期遗存为代表[5],包括房山镇江营商周第一期遗存和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6]、密云凤凰山墓葬等[7]。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800~前1300年。

陶器以夹砂褐陶占绝对优势,夹砂灰陶其次,泥质灰陶很少。器表以拍印绳纹者为主,素面或压光其次,还有划纹、附加堆纹、圆圈纹、蛇纹、镂孔,以及少量几何纹彩绘陶。器类有鼓腹或弧腹鬲、筒腹鬲、折肩鬲、折沿鬲、翻缘甗、大口折肩罐、大口瓮、罍、高领罐、假腹豆、矮圈足簋、折腹盆、钵等。生产工具和武器以斧、锛、凿、铲、钺、刀、镰等磨制石器为主,还有凹底三角形镞、刮削器等细石器或打制石器,环首刀、带翼镞、刻刀、锥、凿、倒钩叉等铜器,纺轮、陶垫、陶拍、网坠、袋足模具等陶器,以及镞、锥、针、针管等骨器,装饰品则有铜喇叭口耳环、铜指环、金耳环等。还发现一些可能与铸铜有关的臼、勺、杯等小型石容器,以及石、陶范等铸铜用具。

该类遗存曾分别被发掘者称之为“雪山三期文化”或“塔照一期遗存”。韩嘉谷先是将包括北京在内的该类遗存称作“燕山南麓土著青铜文化”大坨头类型[8],后又改称大坨头文化[9]。这一名称得到较多人的肯定[10]。实际其总体与西辽河流域同时期遗存大同小异,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范畴[11],并有过“燕山类型”[12]、“燕南类型”[13]等称呼。本文同意将整个燕山以南和滦河流域该类遗存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类型[14]。即使同为大坨头类型,也还存在区域性差异。仅就北京地区而言,北京北部的雪山、张营类遗存,就和北京南部的塔照类遗存有别,如前者夹砂陶含滑石屑者少见,鬲类多无实足根;而后者夹砂陶普遍含滑石屑,鬲类流行实足根等,据此或可划分地方亚型。

从陶器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类型主要是在当地雪山二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前者早期的主体陶器鼓腹或弧腹鬲、甗、深腹罐、鼓肩瓮等,也是后者的主要器类,且都有翻缘侈口的特征;其中鬲都有饰绳纹和素面两种,也都存在某些鬲足跟外撇的现象。前者的折腹尊和簋,也和后者的折腹盆、圈足盘近同。不仅如此,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药王庙类型的源头,也主要应当在雪山二期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最早主要还局限在京津唐和西辽河流域,稍后已经扩展至壶流河流域,北京地区的大坨头类型在这次文化的西拓过程中或许起到前锋作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期,药王庙类型向南渗透明显,其筒腹鬲、鼓腹鬲较多出现在燕山以南地区。以北京地区为基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南扩展到南拒马河和易水流域,和冀中南地区的先商文化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另外,从西辽河流域内蒙古赤峰大甸子墓地出现较多爵、鬶、盉等中原腹地因素来看[15],二里头文化三期所代表的晚期夏文化曾对北方地区产生过强烈影响,这种影响极可能也是通过北京地区而完成。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来自中原的早商二里岗文化,尤其是二里岗上层文化强烈北渐,将易水流域纳入早商文化范围。相应地,在北京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类型当中,出现较多折沿实足根鬲、假腹豆(及其“十”字镂孔装饰)等典型的早商文化因素,而且以靠近早商文化区的北京南部最为明显。另一方面,张营出土一定数量的厚背弯身石刀、蛇纹鬲以及花边鬲,当属于朱开沟文化晚期因素[16],表明内蒙古中南部青铜文化的影响已经渗透至此。从河北宣化李大人庄同时期遗存常见花边鬲来看[17],这类朱开沟文化因素极可能是沿着岱海-洋河-南口一线进入北京昌平一带。

二、晚商时期文化

晚商时期文化,以房山塔照第二期遗存为代表,包括房山镇江营商周第二期、平谷龙坡早期[18]、昌平雪山第四期、平谷刘家河铜器墓遗存等[19]。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300~前1050年。陶生活用具仍以夹砂陶占绝大多数,泥质陶较少。仍以红褐陶稍多,但灰陶明显增加。器表以交错绳纹最为常见,多粗而僵直,其次为旋纹、附加堆纹、划纹等。器类有花边高领鬲、袋足鬲、柱足鬲、侈口甗、小口瓮、大口折肩罐、豆、甑、盆、钵等。最有特色者为口沿外箍一周附加堆纹的高领花边鬲。刘家河墓葬随葬一批重要青铜器,容器有小方鼎、旋纹鼎、饕餮纹鼎、鬲、甗、爵、卣、斝、盉、三羊罍、饕餮纹瓿、盘等,还有铁刃铜钺、铜人面形饰、铜泡、铜当卢、喇叭口金耳环、金臂钏、金笄等武器、马具或装饰品。还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最显著的变化是花边高领鬲的领部由矮变高。大约早期相当于殷墟一、二期,晚期相当于殷墟三、四期。这当中刘家河墓葬的年代曾有较多争论。发掘者认为其为二里岗上层时期,下限不晚于殷墟一期;邹衡认为其时代下限在殷墟二期(武丁时期)[20];李伯谦、朱凤瀚等认为在殷墟一期[21]。从小方鼎、旋纹圆鼎、鬲、罍、盉、瓿、爵等器与中原铜器的对比来看,当以后一种判断更为准确。

这类遗存一开始被认为属于商文化[22]或夏家店下层文化[23],后来一般将其划归张家园上层文化或围坊三期文化。由于其与西周以后以张家园上层为代表的遗存有明显差异,而张家园上层类遗存和以北京为中心的西周燕文化大同小异,因此以将其归入围坊三期文化为宜[24]。

围坊三期文化也还存在区域性差异,甚至北京地区本身也有所不同:永定河以南的塔照二期类遗存,陶器均含滑石粉末,高领鬲直领甚高,还有折沿袋足鬲;永定河以北的龙坡类遗存陶器只有少数含滑石粉末,高领鬲直领略高,不见折沿袋足鬲。如果放大眼光,会发现前一类遗存向南分布直达冀中易水、唐河流域,后一类遗存向东和东北还延伸到天津、唐山和滦河流域。据此还可将其划分为塔照类型和围坊类型。

围坊三期文化是在当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前者早期的主要陶器都可以在后者中找到原型,甚至永定河以南的塔照类型和以北的围坊类型,都各自与当地早先遗存有更多联系。但围坊三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类型也存在明显差别,突出表现在前者鬲类口沿明显变高出领,花边鬲盛行,而后者鬲类只是折沿或翻缘,没有明显的领部,鬲口沿饰花边的现象也还很少见。

从文化局势来看,从晚商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最显著者,是原先同样分布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的冀西北地区,已经很少见到晚商时期的聚落遗址,而是采集到铜鹿首青铜短剑等零星的北方式青铜器。与其同类的羊首短剑、环首刀、铃首刀、鹿首刀、管銎斧等北方式青铜器,还发现于河北青龙抄道沟等地[25]。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会发现晚商文化的全面南缩和北方畜牧文化的大幅南进几乎发生在整个北方长城沿线。这一带普遍由原先广泛使用陶、石器骤然转变为流行短剑、刀、泡等北方系青铜器[26]。这类青铜器的早期形态虽已早见于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但较为成熟的形态却以朱开沟文化晚期者最早。具有铃首、兽首等特征的刀、剑,伴随着陶花边鬲,则流行于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的西岔文化和李家崖文化等,这些都是晚商以后程度不同地继承朱开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半农半牧文化或畜牧文化。

这样看来,抄道沟类遗存在北京北部燕山地区的出现,有可能是朱开沟文化的后继者人群向东拓展的结果。抄道沟类遗存中已发现花边鬲,北京附近围坊三期文化和西辽河流域魏营子类型中花边鬲的突然增多,就可能是通过张家口等通道传播而来[28]。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韩嘉谷将北方系青铜器和花边鬲视为联系中国北方长城文化带的标志[29]。另外,刘家河所见喇叭口金耳环、两端压扁的金臂钏等,仍应是先前来自西方的草原文化因素的延续。

同样由于抄道沟类遗存人群的南向压迫,围坊三期文化也只好以北京为基地向南拓展,不但占据了原属商文化北界的易水流域,甚至还将其范围扩大到接近商王朝核心区的冀中唐河流域[30]!典型的商文化被压缩至定州以南。但这并不能妨碍商文化因素向燕山南北的流播。约当殷墟一期的平谷刘家河墓地不但见有大量商文化传统的青铜礼器,而且铜人面形饰与安阳西北岗出土者相似,铁刃铜钺也在河北藁城台西商文化墓葬中见有同类器[31]。殷墟二期以后,商文化青铜礼器也还出现在更北的滦河流域乃至于西辽河流域。

三、西周早中期文化

该时期北京地区主要分布着燕文化和白浮类遗存。前者以房山琉璃河西周早中期遗存[32]、镇江营商周第三期遗存为代表,包括平谷龙坡晚期、刘家河T3④组遗存[33]和顺义牛栏山墓葬等[34],后者以昌平白浮村墓葬为代表[35]。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050~前850年。

西周早中期燕文化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细砂陶和泥质陶,以器表褐或灰色为主,灰陶比例进一步增多。盛行交错绳纹,也有附加堆纹、旋纹、划纹、戳刺纹、压印纹等。实用的大型筒腹鬲、甗、甑的口沿外和甗的腰部,均箍一周压有绳纹的附加堆纹。常见陶器有鬲、折沿甗、深腹盆、浅腹盆、小口瓮、罍、小口罐、甑、鼎、簋、钵等。其中鬲又分筒腹鬲、联裆鬲、袋足鬲,簋分矮圈足簋和细高圈足簋。墓葬和居址陶器存在差别。随葬陶器多为中小型灰陶器物,主要有联裆鬲、袋足鬲、小口罐、簋、豆等,双耳壶、三足瓮和带扉棱的仿铜鼎、仿铜鬲不见于居址,不少为明器;居址陶器多为高大厚重的褐陶器,器类繁多,筒腹鬲、折沿甗、深腹盆、浅腹盆、小口瓮、甑、钵等不见于墓葬,均为实用器。此外,早段个别墓葬还见四系尊、豆等原始瓷器。青铜器主要出土于琉璃河、牛栏山等西周早期墓葬,礼器以鼎、簋为核心,其次为甗、鬲、爵、盉、觚、觯、尊、罍、卣、壶、盘、匕等,器腹内壁时见铭文。还有武器戈、戟、剑、矛、镞、胄,工具斧、锛、刀、凿、锥,以及车马器和装饰品等青铜器。此外还有漆器、玉器、骨角器、象牙器、蚌器、玛瑙器、水晶器等。

琉璃河墓葬随葬品与关中西周文化遗存很是近似,不少青铜器铭文中还有“匽侯”二字,故属于燕文化无疑。而镇江营等居址遗存则有不同认识:或认为其所流行的褐陶大体筒腹鬲、甗、甑等器物富于地方特色,属于张家园上层文化;或认为这类陶器正是燕文化的组成部分。从琉璃河居址区的发现来看,和镇江营一样流行这类褐陶实用器物,可见第二种认识更符合实际。

昌平白浮村墓葬的礼器、武器、车马器等青铜器,以及玉器、陶联裆鬲和有字甲骨等,都与琉璃河大墓面貌类似;但有一组青铜武器和工具却基本不见于燕文化,他们包括有銎条形刀、管銎戈、管銎斧、铃首剑、鹰首刀、蘑菇形首剑、鹰首剑、马首剑、盔等,显见墓主人特别在意其不同于燕人的方面,不宜将其简单归入燕文化。同样,这类北方式的刀、剑、斧类青铜器也不见于张家园上层类遗存,也不宜将其归入所谓张家园上层文化。本文暂称其为白浮类遗存。

发掘者曾将琉璃河西周早期燕文化的陶器分为周文化、商文化、土著文化和混合文化四组因素,并认为以前两组因素占据主体[36]。将这个分析方案扩大到包括镇江营遗存在内的整个北京地区西周早期燕文化,也还大致不差,但也有调整的必要:其一,构成普通日常生活用品主体的筒腹鬲、侈口甗、小口瓮、小口罐、单箅孔甑、斜腹盆、鸟首形耳罍等,都可在当地早先的围坊三期文化中找到源头,口沿外饰附加堆纹花边的风格也彼此相若,这表明西周早期燕文化是在围坊三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二,西周早期燕文化中虽出现较多类似于关中周文化的因素,但这些陶器主要以随葬品的形式出现,在居址中则仅流行联裆鬲,且其比例最多与筒腹鬲相当。其三,西周早期燕文化中出现较多类似于殷墟商文化的因素,如袋足鬲、肩部箍附加堆纹的小口瓮、折线纹罍、弧腹盆、双耳或四系壶、大箅孔甑、矮圈足簋等,普遍见于居址,其中袋足鬲和矮圈足簋还见于墓葬,但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仍稍次于土著因素。其四,土著文化、周文化和商文化因素的分法也都是大体而言,其实很多器物都互相融合、有机联系,总体表现出明显的地方性特点。总之,以北京为中心的西周早期燕文化,是在当地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大量周文化和商文化因素而形成。此外,白浮类遗存的青铜礼器、车马器和陶联裆鬲等主体因素显然来自于西周早中期燕文化,但其铃首剑、鹰首剑、马首剑、鹰首刀、管銎戈、管銎斧等则应于先前的抄道沟类遗存有承继关系。

西周早中期北京一带的文化格局又发生很大变化,这主要缘于周文化的强力北向推进。由于商王朝的灭亡和西周王朝的建立,以及西周封建制度和迁殷移民政策的推行,北京中南部及其附近平原地区都基本被纳入广义的周文化范畴,标志着西周燕文化形成。北京以外易水、滦河流域和天津等地燕文化遗存的构成因素,均与琉璃河和镇江营遗存基本相同,有些墓葬出土两端压扁的金耳环、金臂钏等,表明墓主人可能为土著身份,但已经接受包括青铜礼器、陶器在内的主体的燕文化,没有必要再单划出一个张家园上层文化。

再向外围的西辽河流域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在相当于西周早中期的辽宁喀左北洞沟等遗存中[37],发现不少燕文化系统的青铜器,这或许反映燕国对大凌河流域一定程度的控制。但燕山一带的畜牧文化继续存在。昌平白浮墓葬兼具燕文化和北方畜牧文化特点,墓主人着意维持其自身传统的程度非张家园上层墓葬可比。昌平山前地带正是这两大文化系统碰撞的前沿阵地,草创期的燕国实力还比较有限。

四、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文化

该时期北京地区主要分布着燕文化和西拨子类遗存,前者以琉璃河西周晚期和镇江营商周第四期遗存为代表,后者以延庆西拨子铜器窖藏为代表[38]。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850~前650年。

燕文化陶器大多数为夹细砂灰陶,其次为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灰陶比例猛增。夹砂陶仍盛行竖绳纹,泥质陶则多素面压光或饰旋纹。常见器类有袋足鬲、联裆带足跟、鬲、高圈足簋、小口罐、小口瓮、深腹盆、浅腹盆、甑、钵、豆等,其中袋足鬲竟能占到陶器总数的一半以上。这时随葬陶器仅有中小型的联裆鬲、小口罐、簋、豆等,基本属于明器;而居址陶器大小不一、器类繁多,均为实用器,袋足鬲、小口瓮、深腹盆、浅腹盆、甑、钵等多数器类并不见于墓葬。该时期燕文化中先前流行的重要土著生活用具花边筒腹鬲和甗消失,褐陶大减,表明土著因素进一步受到削弱。

西拨子类遗存包括三足釜(鼎)、环首刀、有銎斧、有銎戈、锛、凿、锯齿柄匙、钩、锥、耳环、泡、重环纹鼎等铜器。这当中的重环纹鼎虽属于西周晚期燕文化因素,但其余大部分器物都具有浓厚的北方青铜器风格,显然不能将其纳入燕文化范畴。值得注意的是,西拨子所见铜鍑深直腹的特点很类似新疆巴里坤兰州湾子[39]和陕西岐山王家村的[40],而其年代则明显晚兰州湾子[41],其源头当在西北地区。

从文化局势来看,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燕文化稳定发展,不但作为核心地带的北京南部一带的土著文化因素基本消失,周文化和商文化等因素融合更加紧密,而且周边河北易水流域和天津、唐山平原地区的燕文化的土著色彩也基本不见。但燕文化的范围仍没有明显的扩大,和北部燕山山区畜牧民族的关系仍大体如前。此外,春秋早期畜牧成份较重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已从西辽河流域拓展至北京北部,和燕文化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五、春秋中晚期文化

该时期北京地区为农业经济的燕文化和游牧经济的玉皇庙文化南北并存的局面。前者明确者仅有相当于春秋中晚期的房山丁家洼居址遗存[42]和春秋晚期的顺义龙湾屯墓葬[43]。后者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以延庆玉皇庙墓地遗存为代表[44],还包括延庆葫芦沟、西梁垙墓葬等[45]。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50~前475年。

丁家洼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灰陶其次,褐陶明显增加,流行绳纹。主要器类为鬲、盆、豆、罐、尊,以及甑、瓮等。其中鬲又分袋足鬲和柱足的燕式鬲两类。龙湾屯铜器有蹄足鼎、高圈足双耳豆、圈足簋、短茎剑、长胡戈、车軎等。春秋中晚期燕文化基本是春秋早期的延续,生活实用器袋足鬲、小口罐、小口瓮、深腹盆、浅腹盆、甑等陶器都存在清楚的承接关系,燕式鬲也是由实足根鬲发展而来[46]。但也存在差别,如前者中高圈足簋消失,新出细柄豆、折肩尊、折肩罐等泥质素面陶器等。尤其高圈足的周式簋这种姬周最具代表性的陶器的消失,可以看作是周王室衰微的标志之一。春秋中晚期燕文化除占据北京平原外,还东至唐山,南达保定,基本仍以燕山以南至唐河流域为其分布范围。这时燕文化的统一性进一步增强,对玉皇庙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47]。

玉皇庙文化陶器很少,主要为素面夹砂红褐色的扁腹罐和圆腹罐等。流行青铜器,包括容器、武器、工具、马具、装饰品等。绝大多数为直刃短剑、削刀、斧、锛、凿、锥、针、镳、衔、节约、耳环、牌饰、带扣、带卡、带饰、泡饰等北方式青铜器,也有少量是中原式的鼎、罍、盘、匜、戈等。其中直刃短剑剑首以双环、单环、双环蛇形、双眼圈形者为主,剑首、柄和格上常见各种动物纹装饰。牌饰和带饰基本都浮雕虎、马、犬、鹿、野猪等动物形,以虎、马最多。此外,还有个别尖首刀币。也有少量黄金的虎形和马形牌饰、月牙形项饰、螺旋形耳环、喇叭口耳环等。

当时差不多整个燕山山地都是玉皇庙文化的势力范围。放大眼光看,北方长城沿线和玉皇庙文化第一期接近的遗存,还有东部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遗存,和西部鄂尔多斯高原的桃红巴拉文化西园类型。玉皇庙文化第一期中和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等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遗存类同者[48],有立兽首短剑、曲刃剑、齿柄刀、螺旋形耳环、团兽形扣等,可见夏家店上层文化对玉皇庙文化的形成显然有一定贡献[49]。玉皇庙文化第一期和西园类型共有的器物有鍑、单环首刀、锛、凿、三翼有銎镞、两端双环马衔、月牙形项饰、螺旋形耳环、带钩、带扣、卷云纹带卡、放射纹泡饰、环以及野猪形、铃形、匕形坠饰等[50],西园类型的东进很可能对玉皇庙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玉皇庙文化绝非夏家店上层文化、桃红巴拉文化西园类型等的融合体。玉皇庙文化中占据主体的双环首蝶翅形剑格短剑、四虎纹长方体管具,以及联珠棍形、锥形、凿形、鸟形、人形坠饰等,就都并不见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和西园类型,因此,玉皇庙文化很可能主要就是在当地畜牧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关于玉皇庙文化的族属,发掘者靳枫毅认为属于山戎[51],林沄认为属于狄人所建的代[52],韩嘉谷认为属于白狄[53],陈平认为是北狄之无终戎[54]。齐桓公伐山戎事件发生在春秋早中期之交,表明山戎在春秋早期已经非常强大,直接威胁到燕的安全,而玉皇庙文化则从春秋中期才开始兴起,因此不大可能是山戎遗存。实际上玉皇庙文化至战国初期以后才趋于灭亡,正好与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75年)灭代的记载吻合[55],而且作为玉皇庙文化大本营的延庆妫水地区早就有“代谷”的称谓[56],故我们更倾向于玉皇庙文化属于狄人之代文化的说法。春秋中晚期长城沿线畜牧文化势力强劲,和西周时期相比明显有外扩南移趋势,玉皇庙文化也不例外。其向西南方向的扩张,已将冀西北蔚县、晋东北浑源一带纳入代文化范围。再向南对河北中山国文化产生影响。

春秋中晚期,分布在北京地区大部的燕文化和北部延庆山区的狄人文化南北对峙。北京外城西南有可能为燕国的政治中心,规格较高的玉皇庙墓地则可能是狄人首领的墓地。这样的对峙局面,使北京地区的战略地位显得异常重要。当然,春秋时期燕文化毕竟已占据北京大部,土著文化因素日趋衰亡,周文化因素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各聚落间文化上的差异基本消失,燕文化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就连玉皇庙文化乃至于西辽河流域的青铜文化当中,也逐渐开始使用燕文化礼器,可见其上层人物一定程度上在接受燕文化观念,燕文化显然已成为华北、东北地区的优势文化。以北京地区为核心,燕国通过文化传播和渗透的方式,逐渐同化、消融北方非农业民族,为下一步的北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战国时期文化

战国时期随着燕文化的强势扩张,玉皇庙文化基本衰亡。燕文化以怀柔城北墓葬[57]和房山镇江营商周第五期遗存为代表,包括昌平松园战国墓葬[58]和半截塔东周墓[59],房山琉璃河战国遗存、岩上“战国时期墓葬”[60]、南正战国遗存[61],以及原通州中赵甫(现属河北三河市)[62]、丰台贾家花园[63]等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见于房山窦店、蔡庄古城和黑古台等遗址[64],宣武区广安门外遗址[65],西城区白云观遗址[66]等。绝对年代为公元前475~前221年。

陶器有日常生活用器和仿铜礼器的区别。日常生活用器以夹砂灰陶和褐陶为主,有少量泥质灰陶。纹饰以绳纹为大宗,也有附加堆纹、旋纹、弦纹、饕餮纹、圆圈纹等。器类包括鼎形燕式鬲、釜、尊、绳纹罐、小口折肩瓮、盆、盆形甑、豆、钵、单耳杯等容器,以及建筑构件筒瓦、板瓦、饕餮纹半瓦当、绳纹方砖、圆形井圈等。其中陶釜数量最多,占陶容器的将近一半。仿铜礼器基本为泥质灰陶,常见旋纹、螺旋纹、云纹、“S”形纹、菱格纹、三角形纹、波纹、兽面纹、动物纹等多种纹饰,尤以波形、螺形、锯齿形的暗纹富有特色,还有的布满云纹红色彩绘,装饰华丽。器类包括鼎、豆、壶、盘、匜、簋(方座簋)、盨等。青铜礼器包括鼎、豆、钫、敦、匜、匕、勺等,还有武器、工具、车马器、装饰品、杂器等,以斧、镢、镰、凿等铁器的出现最引人注意,此外还发现大量燕国钱币“匽刀”。

战国时期燕文化显然是春秋燕文化的延续,大部分陶器都一脉相承,只是形态上略有变化,如燕式鬲内底部的足窝消失、底由圜而平,釜口变敞、壁变斜等。青铜礼器和仿铜礼器鼎、豆、壶、盘、匜等也都继承了春秋时期的基本组合,纹饰彼此有传承演变关系,只是战国中晚期以后才新出方座簋、敦、钫、长颈扁腹壶等。但此时才较多出现的铁器,显然应当是受中原等地文化影响的结果。因为黄河上中游发现人工铁器的年代可以早到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而新疆受西方影响,早在公元前1千纪以前就进入早期铁器时代[67]。

战国时期燕文化的主要分布范围除北京平原,还包括河北中部拒马河、易水至唐河以北,以至于天津在内的广大地区。不过在廊坊、唐山、天津等地也有少量三足罐(鬲)等土著特色器物,暗示其墓主人原来或许也与戎狄有关。战国时期燕文化和北方畜牧文化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战国早中期,以北京平原燕文化和蓟城燕上都为根基,燕文化已经北向扩展到北京全境。强势的燕文化继续向北强力扩张渗透,实际上已将燕山地区基本纳入其势力范围,凌河和下辽河流域则深受其影响。只是这时的拓展还比较平和舒缓,许多土著仍留居当地,其文化也部分融入燕文化当中[68]。战国晚期燕文化向北方和东北方大规模扩张则更为剧烈,短时间内就将冀东北和包括内蒙古东南部、辽宁南部在内的辽河流域南部地区都囊括其中,并在其北部边界修筑了燕北长城。这应当是大规模军事政治行为的结果,与燕将秦开逐走东胡、拓地千里、筑长城并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的记载吻合[69]。

注释:

[1]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2):82~91.

[2] 北京考古四十年将整个战国时期都归入青铜时代。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3] a.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四年级在京郊实习,发掘到新石器时代至辽代文化遗址。见:光明日报,1964-04-02.b.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31

[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35~174.

[6]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等.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1):59~60.

[7]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33.

[8] 韩嘉谷.京津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发展的一点线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220~229.

[9] 韩嘉谷.大坨头文化陶器群浅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29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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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1):111~144.b.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42~244.c.张忠培等.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58~78.

[12] 同[11]b.

[13] 李经汉.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和类型.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163~170.

[14] 李伯谦.论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124~142.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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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平谷县龙坡遗址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6).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0~21.

[19]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11):1~7.

[20]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4.

[21] a.李伯谦.张家园上层类型若干问题研究.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31~143.b.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655.c.李海荣.京、津、冀出土商代青铜器的分期及文化因素分析.华夏考古,1996,(1):42~54.

[22]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11):1~7.

[23]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4.

[24] 刘绪,赵福生.围坊三期文化的年代与刘家河M1的属性.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46~152.

[25]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青龙县抄道沟发现一批青铜器.考古,1962 (12): 64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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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李伯谦.张家园上层类型若干问题研究.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31~143.

[29] 韩嘉谷.花边鬲寻踪——谈我国北方长城文化带的形成.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41~52.

[30] 保定地区文管所.河北唐县洪城遗址的调查.考古,1996,(5):32~34.

[31]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考古,1973,(5):266.

[32] a.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b.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5):405~416.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1):20~31.d.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5年琉璃河遗址墓葬区发掘简报.文物,1996,(6):16~22.e.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7,(6):4~13.f.楼朋林.琉璃河遗址2001年度西周墓葬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5).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73~79.g.琉璃河遗址新发掘的西周墓葬.200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42~46.

[33]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平谷刘家河遗址调查.北京文物与考古(3).1992:51~63.

[34] 程长新.北京顺义县牛栏山出土一组周初带铭铜器.文物,1983,(11):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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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庞文龙,崔枚英.岐山王家村出土青铜器.文博,1989,(1):91~92.

[41] 兰州湾子铜鍑属于哈密天山北路文化范畴,下限当不晚于公元前1300年。见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4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丁家洼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14~228.

[43] 程长新.北京市顺义县龙湾屯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8):701~704.

[4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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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包头西园春秋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1):13~24.

[5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8):17~35.

[52] 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1、2):12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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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陈平.略论“山戎文化”的族属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1995,(3):63~76.

[55] a.“赵襄子元年……遂兴兵平代地”。见:司马迁.史记•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1793.b.“赵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见: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2885.

[56] “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谷”。司马贞正义指出代谷即今妫州。见:司马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2633~2634.

[57]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5):21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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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昌平半截塔村东周和两汉墓.考古,1963,(3):136~139.

[60]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岩上墓葬区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143.

[6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房山南正遗址——拒马河流域战国以降时期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62] 程长新.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8):694~701.

[63]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丰台区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78,(3):88~90.

[6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拒马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89,(3):205~218.

[65] 赵正之,舒文思.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7,(7):74~75.

[66]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3):167.

[67] 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68] 郑君雷.战国燕墓的非燕文化因素及其历史背景.文物,2005,(3):69~75.

[69] “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2885~2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