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2019-12-06 11:09:03

本文原载于《文物春秋》200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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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处于东北和华北文化区的交汇地带,其新石器时代文化从距今10000多年一直延续到大约距今3800 年。除雪山一期文化对外影响稍大外,其余时候并未形成强有力的中心。由于北京地区所具有的边缘地带的特点,使其不时成为多种文化因素汇聚的熔炉,以及联系东北、北方、中原、海岱文化系统的纽带,对“中国相互作用圈”的酝酿、形成和早期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北京地区地处华北平原北缘长城沿线附近, 自然环境和文化面貌敏感多变而又自具特色, 现已发掘和重点调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有 10 处左右。本文拟从宏观角度对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文化特色和历史地位略作讨论。需要说明的是,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 本文基本采用严文明先生的划分方案[1]。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现于门头沟东胡林[2]和怀柔转年[3],绝对年代在距今10000年以前。在东胡林发现火塘等用火遗迹。墓葬葬式仰身直肢,有二次葬。随葬有螺壳组成的项饰和牛肋骨串成的骨镯,可能都属于墓主人生前佩戴的饰物。墓主人属于蒙古人种,仍具有某些原始特征。

作为主要生活用具的陶器基本为夹砂褐陶,器表斑杂,火候不均,质地疏松,陶胎中夹杂大量石英颗粒。器类可能属筒形罐和盂类。内壁粗糙,外表稍光滑。除个别口沿外有附加堆纹和鋬状装饰外,其余基本为素面。主要为泥片贴筑法制作。还有个别的石容器残片。在北京以西的河北阳原于家沟,发现一件素面陶器器底[4],以南的河北徐水南庄头则有绳纹陶器[5]。再放大眼光,华南江西万年仙人洞最早可能存在一个无文陶器的阶段,其后大部分时间则流行绳纹;日本、西伯利亚最早也有一个“无文陶”阶段[6],后来则流行压印几何纹。现在还无法确定北京早期文化相当于日本、西伯利亚的哪一阶段,也无法确定北京早期文化的素面风格是时代较早的表现,还是地方特征。

东胡林和转年遗址出土了大量细石核、细石叶、圆头刮削器、雕刻器等细石器,此外还有打制的砍砸器、尖状器,以及磨制的石斧、石锛、石磨盘、石磨棒。细石器主要与狩猎有关,在东胡林发现不少鹿骨,鹿可能为主要狩猎对象;当时的北京为针阔混交林植被,气温较现在略高。石斧或许与农业有关,石磨盘、石磨棒可能与农业或者密集采集有关。日本、西伯利亚的陶器虽然早到14000年以前,但长期属于渔猎经济,因此,北京地区有可能是东北亚最早产生农业的地区之一。

北京处于面向东北文化区和中原文化区的交接地带,文化上有一定的过渡性,也可能是当时有农业的文化区的北界,对于联系两大文化区有重要作用。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明确者有偏早的平谷上宅第8层和偏晚的北埝头F2类遗存[7],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8]。该类遗存的陶器为黄褐色夹砂筒形罐,主要用作炊器。上宅第8层的筒形罐为“三段式”纹饰:上部饰旋纹,中部饰压印点纹,下部饰网状压印纹或刻划纹;北埝头F2的筒形罐上部饰横向“之”字纹,中下部饰纵向“之”字纹。它们应当属于兴隆洼文化的不同阶段。

北京中期陶器与早期的素面陶风格显然有别。我们知道,西辽河流域在兴隆洼文化之前或者其初期,还有一个以素面陶为主要特征的所谓“小河西文化”,或者这么一个阶段,年代上限可早到接近公元前7000年。北京地区的上宅早期类遗存是从西辽河流域扩展而来,还是由转年一类早期遗存经过相当于“小河西文化”阶段的素面陶遗存发展而来,目前无法确定,但其与东北地区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则是肯定的。

在北京南部,至今尚未发现中期文化遗存。但在北京地区以南的河北武安磁山[9]、容城上坡[10]遗址发现有中期遗存,即以盂类器为代表的磁山文化遗存。北京南部如果存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自应属于兴隆洼文化或者磁山文化。

北京北部陶器以筒形罐为主,无论南部主要陶器为筒形罐还是盂,两者都还是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即面向东北的文化系统。与中原地区以素面陶壶、钵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山东地区以素面直腹釜为代表的后李文化,两湖地区以绳纹侈口釜为代表的城背溪文化,都有较大差别。

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虽属于筒形罐—盂这个大的文化系统,但筒形罐和盂各自所代表的文化毕竟还有所区别,北京正好处于二者的过渡地区,成为联结中原和东北的纽带,对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初步形成有着重要意义[11]。

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的文化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的遗存在北京有较广泛的分布,以北部的平谷上宅第4至7层遗存、平谷北埝头F1类遗存[12],以及南部的房山镇江营新石器第一期遗存为代表[13]。属于北部文化的14C数据有4个,木炭样品出自上宅T1④、T0706⑤、T0309⑦以及北埝头F2,绝对年代分别为公元前5321~前4849、公元前4891~前4582、公元前5453~前5230、公元前5200~前4802年[14],彼此比较接近。属于南部镇江营一期的数据有3个,出自H1095、H1067②、H1074①,绝对年代分别为公元前8054~前7533、公元前6998~前6425、公元前5237~前4948年[15],前两个数据明显偏早,应当舍弃不用,总体看来,该阶段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300~前4600年。

该阶段南、北部明显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北京北部以平谷上宅第4至7层为代表的遗存,被发掘者称为“上宅文化”,实际上属于赵宝沟文化系统。在北埝头发现近椭圆形的半地穴式狭小房屋。陶器有筒形罐、深腹钵、圈足碗、勺等,多为夹砂(滑石)褐陶,稍晚也有泥质红陶的碗、钵类。夹砂陶器表多装饰有抹压条纹、划纹、压印“之”字纹、篦点纹等,组合成双钩、叶脉、三角形等图案。北京南部以房山镇江营新石器第一期为代表,被发掘者称为“镇江营一期文化”[16],实际上当为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初始阶段。陶器为圆腹釜、钵、盆、双耳壶、镂孔支脚、镂孔足鼎、勺等,仅钵就有圜底、小平底或三足等不同形制,有的钵还有把手。釜类多为夹砂,红顶钵、盆类则为泥质。几乎不见任何纹饰,崇尚素雅风格。陶器以外,南北部文化在宗教习俗和艺术取向上也有明显分别。上宅有陶或石质耳珰形器、石猴形饰件、石枭形饰件、小石龟、蚕形饰、海马形饰、陶塑猪头、陶鸟首形镂孔器、石或陶羊头形饰,总体上擅长圆雕镂孔,多见像生艺术品,可能与某种宗教信仰有关。有人甚至将这类石制艺术品与玉器联系起来[17]。镇江营则缺乏这类艺术品,显得单纯质朴。无论是北部文化还是南部文化,都有磨制石斧、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或许与农业有关;细石器则代表着北方狩猎模式[18],网坠与捕鱼有关;此外还有木工工具石锛、凿等。石刀等专门农业工具的缺乏,或许表明农业不甚发达,其经济方式可能属于农业与渔猎采集经济并存。

在西辽河流域,赵宝沟文化明确由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北京北部的赵宝沟文化自然也不例外,但南部的镇江营一期类遗存的来源则需要讨论。发掘者将镇江营一期的年代上限定在距今9000年左右,认为其直接由南庄头类早期遗存发展而来。实际上,镇江营一期的主要器类陶釜,和山东地区北辛文化早期者基本一致,而北辛文化的前身后李文化就一直以釜为特色。所以,说镇江营一期类遗存是北辛文化北向扩展的产物是有道理的[19]。但镇江营一期流行钵、壶,这应当与晚期磁山文化的传统有关———晚期磁山文化因为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强烈影响而流行钵、壶类器。可见,镇江营一期遗存是北辛文化北上后融合磁山文化的产物。

在此阶段以前,北京地区文化基本属于面向东北的文化系统,此后则逐渐成为东北文化系统和黄河流域文化系统南北共存的地带。通过北京地区而使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联系在一起,二者相互交流,共同促进,这样才基本形成更大范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

四、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遗存,在北部以偏早的平谷上宅第3层和偏晚的密云燕落寨遗存为代表[20],在南部以镇江营新石器第二期为代表。该阶段尚未有直接的14C数据,按照其他地区后岗类型的数据,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4600~前4000年。

陶器均以夹砂的圆腹釜、钵、盆、壶、镂孔支脚、镂孔足鼎为主,红顶钵、盆多为泥质,明显承袭镇江营一期类遗存;新出现的陶敛口壶、勾状小纽罐以及带状红彩等,则属豫北冀南后岗类型因素。早段还保留了较多的抹压条纹筒形罐等“上宅文化”成分。陶器仍素雅单纯。可能与农业有关的磨制石斧增加,仍流行石磨盘、石磨棒,与狩猎有关的细石器明显减少,还见有与捕鱼有关的网坠等。其经济方式应当以农业为主,渔猎经济作为补充。

该阶段文化格局上最大的变化是北京南北部文化趋于一致。究其原因,应主要缘于黄河流域文化的北向扩展。这使得北京地区大部成为中原文化的组成部分,甚至借此而对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出现大量红顶钵类器物。总之,北京文化的中原化为东北地区文化最终纳入整个“中国相互作用圈”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晚期晚段,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前3500年。这时,北京地区文化呈现基本“空白”或者十分衰弱的状态,以至于尚未发现明确属于该时期的代表性遗存。而在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此时文化却有空前的发展:以晋南豫西地区为根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向周围不断施加能量,不但使得仰韶文化各类型的文化面貌空前一致,而且其影响也北逾燕山,东达海岱,东南至江淮,南达江湘,这与《史记》所载黄帝所至之处何其相似!在庙底沟类型越太行山东向扩展的背景下,分布在太行山东麓的后岗类型宣告衰败,河北平原地区除磁县钓鱼台等少数与庙底沟类型近似的遗存外[21],大部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北京地区也不例外。北京以至于冀西北一带,在古史传说中属于“涿鹿”之地,则这一文化巨变或许就是“涿鹿之战”的具体反映[22]。或许正是由于庙底沟类型所代表的黄帝势力的东北向扩展,才使河北平原的文化发展受到严重破坏,使北京文化空前中衰。

五、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文化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在北京地区分布着以昌平雪山一期为代表的雪山一期文化[23]。同类遗存还有镇江营新石器第三期遗存、海淀燕园遗存等[24]。根据对雪山和燕园遗址木炭标本的测定,分别为公元前3640~前3374年和公元前2858±100年,显示其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600~前2900年[25]。

雪山一期文化在北京地区的兴起,标志着北京文化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陶器中加砂陶明显多于泥质陶,以褐色为主,灰、黑陶少量。崇尚素面,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少见绳纹等拍印纹饰。彩陶图案有垂带纹等。陶容器绝大多数为平底,少数带圈足,不见三足器,种类主要有素面侈口罐、素面高领罐、高领壶、筒形罐、弧腹盆、敛口钵、豆等。装饰品有石环等。这时北京南北部的些许差别,比如南部陶器多夹云母等,不过是局地环境略有不同的反映。从石斧、石锛、石凿、石磨盘与石磨棒,以及细石器镞等工具的发现来看,其经济方式应以农业为主,兼有北方式的狩猎。

雪山一期文化分布在燕山南北的海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本身有早、晚期之分。各地的雪山一期文化遗存有着基本一致的文化面貌,如葬俗多为较宽短的土坑竖穴墓,有少量偏洞室墓;墓主人均仰身屈肢等。但也存在地方差异,早期以河北平山中贾壁类遗存为代表,可称为中贾壁类型[26];晚期海河流域以河北容城午方早中期遗存为代表者可称为“午方类型”,在西辽河流域以敖汉旗小河沿遗存为代表者可称为“小河沿类型”。北京地区的雪山一期文化属于晚期的午方类型。从来源看,雪山一期文化早期的中贾壁类型,应当是在冀中地区正定南杨庄一类遗存的基础上,受到庙底沟类型的影响变异发展而来[27]。进入后期,又从滹沱河流域北上至北京地区,并进一步扩展到西辽河流域,融合和代替了原红山文化,使西辽河流域的文化发展方向出现逆转。不过就现有资料,还不能显示出来自滹沱河流域的午方类型是否融合了北京当地庙底沟类型阶段的因素。

雪山一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山东大汶口文化、晋中义井类型、内蒙古中南部海生不浪类型的因素,极大地丰富了其文化内容,表现出多元文化的特点。这是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首次真正表现出地方特色的时候。以北京为基点向西辽河流域的扩展,又是雪山一期文化颇为强盛的证明。虽然暂时还缺乏聚落形态和墓葬方面的资料,但从其多元及强势的文化特点可以推测,当时的北京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可能明显加强,北京文化已迈开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正是在雪山一期文化的强势作用下,燕山南北文化融为一体,东北地区文化最发达的西辽河流域与中原文化已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对“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巩固和发展自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大约公元前2900年以后,北京地区农业文化基本中断。实际上,此时从内蒙古中南部的岱海地区到整个西辽河流域,都出现文化中衰现象。推测应当有以狩猎采集为生计的人群长时期占据这片广大地区,他们在北京文化史上的意义还无法恰当估计,但以前长时期积累的文化传统又一次面临中断,却是不可小视的事情。

六、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文化

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在北京地区分布着以昌平雪山二期为代表的雪山二期文化[28]。同类遗存还有镇江营新石器第四期遗存。该阶段没有直接的测年数据,根据周围龙山时代的年代,其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1900年,但下限也可能更晚。从镇江营H1388出土的鼎足看,上有多个指窝纹,与二里头文化早期这类似。顾其下限有可能晚至二里头文化,绝对年代或许可晚到公元前1800年。

北京地区雪山二期文化也有早晚之分:早期仅见于镇江营新石器时代第四期的早段,陶器多素面,有绳纹、篮纹,以夹砂褐色为主。晚期以夹砂褐泥质褐陶为主,其次为泥质黑皮陶、灰陶和里外透黑的纯正泥质黑陶。素面和磨光陶不少,也有不少绳纹、篮纹、旋纹、方格纹、附加堆纹、划纹、戳印纹等,出现轮制器物。陶容器有平底、圈足、三足器,种类复杂,有双鋬鬲、翻缘甗、斝、鸟首形足鼎、甑、深腹罐、矮领瓮、豆、高领壶、高柄杯、曲腹盆、平底盆、双腹盆、平底碗、折盘器盖等,还有装饰品环。从功用来说,专门化程度很高,仅炊器就有五大类之多,用作盛储器的盆有三四种形制。龙山时代是个陶器普遍灰黑化的时期,但北京地区却有较多褐陶,实为一大特色。从平底盆来看,为轮制褐色,轮制技术和南部地区无异,只是烧成的时候偏好氧化焰。从石斧、石刀、石锛、石凿、石磨盘与石磨棒、陶纺轮,以及细石器镞、刮削器等来看,经济应以农业为主,兼有北方式的狩猎。尤其是石刀的较多出现,为农业发达的明证。

和后岗二期文化一样,雪山二期文化有翻缘甗、斝、深腹罐、平底碗等常见于河北平原的因素,也有贯耳器、轮制风格、黑陶及鸟首足鼎、矮领瓮、高领壶、豆、高柄杯、折盘器盖等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因素,还有少量双鋬鬲等北方地区老虎山文化因素[29],这说明其主要成分来源于中原海岱地区,也有北方因素。雪山二期的一件方格纹筒形罐,将中原龙山文化常见的方格纹拍印于东北文化区早先流行的筒形罐之上,土洋结合,十分特别。

总体来说,雪山二期文化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兼有东方、北方风格,是一种多元因素的文化,也是一种颇为活跃的文化。仅从陶器器类的空前复杂化,也可推想其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以及社会分工和社会阶层的存在,当时应已进入初期的文明社会。由于该文化以北当时可能不存在农业文化,因此,北京地区就成为了对抗燕山以北非农业民族的前沿阵地。

七、环境变迁与文化发展

从距今10000多年前开始,一直到约公元前1800年,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跨度长达万年左右。迄今为止,这样长跨度的文化序列也只在华南、华北的少数一些地区能够找到。但由于北京地处东北和华北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有时甚至直接面对北方非农业文化,所以除雪山一期文化对外影响稍大外,其余时候多半都更多地接受外来的影响,始终未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尤其是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类型时期,其农业文化传统还基本中断。显然,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并不存在一个稳定、持续的文化发展序列。也正因为北京地区所具有的边缘地带的特点,使其不时成为多种文化因素汇聚的熔炉,以及联系东北、北方、中原、海岱文化系统的纽带,对“中国相互作用圈”的酝酿、形成和早期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也做出了特有的贡献。有些时候,北京地区还成为农业、非农业文化区之间的缓冲地带,对中原地区农业文化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事实上的屏藩作用。

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全新世以来气候的演变存在必然的联系。全新世以来,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存在多次干冷、暖湿的波动[30]:气候渐趋暖湿至最高峰,然后逐渐下滑。具体来说,全新世初期向暖湿方向发展,至公元前6700左右出现一次干冷期[31];此后水热条件回升,至公元前5100年左右再次变得干冷[32];此后回升,出现公元前4500~前3500年大约千年的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公元前3500年左右趋向干冷[33],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降至低谷;此后回升,至公元前2500年左右稍趋暖湿[34];公元前2300年左右又向干冷方向发展,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降至低谷;此后稍回升,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变得稍暖湿[35],公元前1500年后渐趋干冷,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跌至低谷;此后回升至稍暖湿,持续到公元前后。总体上以中间公元前6500~前1000年这一段最为暖湿,故又被称为“大暖期”[36]。

现在看来,陶器的起源与农业无必然关系,但肯定应当与相当程度的定居有关。在距今16000年的华南、日本、西伯利亚等地已明确出现陶器,华北包括北京地区的陶器也有早到15000年以前的可能性。最早的陶器作为炊器,在日本、西伯利亚可能用于蒸煮坚果或精炼鱼油,在华南或者北京,则可能与蒸煮粟、稻类谷物有关[37]。13000年前后气候向暖湿方向发展,以及11000年前后“新仙女木事件”的极端干冷,恶化了大型喜冷湿哺乳动物的生存环境,使得人们开始转向狩猎中小型动物,以及流行细石器技术。同时,人们尝试着寻求新的食物途径,从定向采集发展出早期农业。10000年以后气候的再次回暖,才使农业真正有机会发展起来。北京地区陶器和农业的起源或许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在北京地区乃至于东北地区的广泛分布,与当时较为暖湿的气候环境有关。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北辛文化北上,是北京地区环境向暖湿转变的直接表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的庙底沟类型阶段,恰值气候最为暖湿的时期,北京文化却极度中衰,则大半出于人为的原因,但也不排除当时华北平原洪水泛滥、沼泽纵横给人类造成灾难的可能性。公元前第3千纪初期北京文化的中断,与当时气候进入干冷之低谷期明显存在关联。而龙山时代北京文化的再次繁盛,又与公元前第3千纪中期气候的回暖有关。

注释:

[1]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2] a.周国兴、尤玉柱:《北京东胡林村的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72年6期;b.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东胡林人及其遗址》,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3] a.郁金城、李超荣等:《北京转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北京文博》1998年3期;b.李超荣:《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发现》,载《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卷),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7~79页。

[4] 李珺、王幼平:《阳原于家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96页。

[5] 保定地区文管所等:《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

[6] [日]堤隆:《日本列岛晚冰期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陶器起源》,载《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65~79页。

[7] a.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8期;b.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文物》1989年8期。

[8] 上宅T0508⑧(木炭)所测数据为公元前5480~前5230年,数据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7页。表中14C数据采用1988年国际14C会议确认的高精度树轮校正表校正。

[9]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1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容城县文物保管所:《河北容城县上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7期。

[11]这一概念由张光直先生提出,指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发生连锁关系的现象。见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

[12] 同[7]。

[13] [1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4] 数据出处同[8],第17~18页,14C数据采用1988年国际14C会议确认的高精度树轮校正表校正。

[15] 数据经校正,见[13],第429页,附表2。

[17] 齐心:《北京先秦玉器文化初探》,载《北京文物与考古》第5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92~98页。

[18] 上宅遗址的石柄石刃刀也当属于与狩猎经济有关的工具,与其他地区发现的骨柄石刃刀功能类似。

[19] 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4期。

[20]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12页。

[21] 严文明先生称其为仰韶文化钓鱼台类型(《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载《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55页)。

[22] 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4期。

[23] a.《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四年级在京郊实习———发掘到新石器时代至辽代文化遗址》,《光明日报》1964年4月2日;b.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22~24页。

[24] 岳生阳等:《燕园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先秦考古)。

[25] 韩建业:《论雪山一期文化》,《华夏考古》2003年4期。

[26] 滹沱河考古队:《河北滹沱河流域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93年4期。

[27] a.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正定南杨庄遗址试掘记》,《中原文物》1981年1期;b.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正定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28] a.同[23]a;b.同[23]b,第24~25页。

[29] 本文所谓北方地区,特指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冀西北地区。见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30] 关于全新世环境演变,除特别注明外,均依据:a.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b.施雅风、孔昭宸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c.史培军:《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鄂尔多斯地区晚第四纪以来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科学出版社,1991年:d.周廷儒、张兰生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及预测》,地质出版社,1992年。

[31] 刘清泗、汪家兴、李华章:《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湖泊演变特征》,载《区域·环境·自然灾害地理研究》,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32] 史培军等:《10000年来河套及邻近地区在几种时间尺度上的降水变化》,载《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运行规律研究文集》,地质出版社,1991年。

[33] a.赵邡:《甘肃省天水市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载《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b.孔昭宸等:《北京地区10000年以来的植物群发展和气候变化》,《植物学报》1982年24卷2期;c.杨怀仁、谢志仁:《中国近20000年以来的气候波动与海面升降运动》,载《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第二集),地质出版社,1985年。

[34] 杨怀仁、徐馨:《中国第四纪古环境与古气候》,载同[33]c。

[35] a.张景文、赵希涛等:《14C年代测定与中国海陆变迁研究的进展》,《第一次全国14C学术会议文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b.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科学出版社,1998年。

[36] 同[30]b。

[37] 赵朝洪、吴小红:《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载《考古学研究》(五),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