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重修北岩院记》新探

2019-12-03 09:01:40

作者:曾涧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 文物春秋

全文约6957字,细读大约需要17分钟。.


【关键词】《重修北岩院记》;四川资州;唐代;摩崖造像;窦滂

【摘要】四川省资中县北岩摩崖造像,是一处规模较大、数量较多而集中的石刻造像群。《重修北岩院记》是记载唐代资州北岩佛教发展历史的重要石刻文献。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材料,可考知碑中“前定边节制大夫、扶风公”为窦滂,北岩摩崖石窟第30龛的造像年代在咸通末年。同时,订正《资治通鉴》中记载窦滂由定边军节度贬康州司户实为“斥徙”资州刺史的错误,并增补《唐刺史考全编》资州卷任职刺史一则。

四川省资中县北岩摩崖造像,位于县城东北0.5公里的重龙山山麓,又称重龙山造像,是一处以中唐至五代时期造像为主的石刻造像群,规模较大,数量较多而集中,现存造像1600余身,共编号162龛,大部分保存较为完好。1980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重修北岩院记》是记载唐代资州北岩佛教发展历史的重要石刻文献,向为研究巴蜀佛教石窟历史的学者所重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对该碑的认识基本停留在单一的介绍上,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却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近些年,胡文和先生《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1]45—46、刘长久先生《中国西南石窟艺术》[2]、龙显昭先生《巴蜀佛教碑文集成》[3]等均记载了该文,然俱止步于录文,少于探析,且在录文上还有个别文字迻录和标点上的疏误。故笔者不揣谫陋,对《重修北岩院记》作新的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重修北岩院记》首见载于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其卷一五七“资州”下“碑记”云:“《重修北岩记》,唐邵泰文。”[4]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八“资县”条引《碑目》云:“邵泰修《北岩寺碑》《洗公石马塔院碑》《滴水岩结界碑》,俱在本寺。”[5]129《北岩寺碑》,应即《重修北岩院记》碑,可知原碑立于北岩寺内。然碑之形制及内容,以笔者管见,自宋至清中叶,并无文献记载。直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刘喜海《金石苑》问世,此碑的详细情形才始为人知。刘氏云:“(碑)刻在资州。……石高二尺五寸,两段,共广六尺四寸。四十三行,行十七八至二十一字不等。字径寸余,行书,左行。”[6]6335—6336此后,清代文献学家陆心源补辑《全唐文》,依刘氏所著,将《重修北岩院记》补入《唐文拾遗》。成书于民国十八年(1929)的《民国资中县续修资州志》未收录此碑文,其卷一《古迹》称:“邵泰《修北岩寺碑》,今佚。”[7]20可知清末民初此石已不存。

为便于探讨,兹据《金石苑》所载,将全文抄录标点如下(□表示缺一字,■表示缺字数不详)。

重修北岩院记

前州衙推、将仕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邓■

资中郡城□□□□数百步之近,有灵岩□□,盖建中四□□□□□智之所开创也。前□□顶有寺曰□□□□□地之上方矣。洎会昌五岁,诏□□□□□有渎其教,而列刹□□其制者大□□□□□留一寺,余悉除去□岩□构皆□□□□□。大中改元,屡降□□所■时郡邑申闻□□■兹岩胜境,宜重兴□□■阳公以清净化民,□□■心释教,无何梦中□■补前规□■右有所诣■□果很其□■□满前志□■焉。佺公薙草植木■建佛阁、钟楼、斋厨总一十三间。力□未周,茅茨相半,佺公以咸通六年七月奄□化灭。其时,前定边节制大夫、扶风公方莅兹郡,以灵岩绝境为郡邑赏胜之地,若非名德,难副众望,沉吟精选,遂辟开元寺高行僧元皛住持焉。

公俗姓谢氏,敏慧之德,发自龆龀。剃落受具,爰从弱年。尽节师资,苦心戒行,操禀真悫,言无矫妄,寒松孤鹤,可以喻其高洁矣。自膺是选,乃坚发弘愿,刻意增修。或随缘化诱,积微成著;或率励徒弟,尽力□□。手足胼胝,未尝倦怠。所受坛施,除粗衣粝食之外,一毫一粒,悉归营缮。于是宏材名匠,有求必至,因高就下,独得形势。以心自相授,偶运雕镌斤斧之思焉。数稔之内,建立尊胜幢二所,佛阁、讲堂、斋堂、僧房、门屋总二十三间,皆宏丽显敞,克壮前规。喜近檀越,归心善诱,依崇岩,镌众像,总一百三所。其余院内石幢,峭壁佛阁,前后门屋,岩□石桥,规画广袤,已在心匠。将毕志愿,期于异日克就其功矣。时也讲堂初成,岩秋景清,修竹万竿,新池一泓,星龛照灼,月殿丹雘,洞彻氛埃,光映林壑,语兹势胜,即四时之物象可知矣。大矣哉!皛公之赡智宏规,实法门之柱石,苦海之舟航,非心镜同明,情田广辟,诱人于善路,拯物迷津,讵能臻于此乎?

师以憀时因瞻礼,目击营建,固求纪事,难以庸浅为辞,是用直书盛绩,期不泯于贞石也。

咸通十二年八月一日记。

是碑之作者,《舆地纪胜》作邵泰。不少学者据而书曰“邵泰《重修北岩院记》”[1,8,9,10,11]。然此碑撰者一行题云“前州衙推、将仕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邓■”,是知该碑之作者姓“邓”。而记末云“(皛)师以憀时因瞻礼,目击营建,固求纪事,难以庸浅为辞,是用直书盛绩,期不泯于贞石也。”故陆心源以为“当是姓邓名憀也”[12]。龙显昭先生《巴蜀佛教碑文集成》中收录时署名即作邓憀[3]。可见,此碑之作者应是邓憀,《舆地纪胜》作“邵泰”应该是错误的。然王象之何有此误呢?《舆地碑记目》卷四《资州碑记》:“重修北岩诗,唐邵泰文。”[13]乾隆《四川通志》卷二七《直隶资州》“古碑记附”条:“《修北岩诗》,唐邵泰撰。”[14]似邵泰另撰有《重修北岩诗》。王象之或因此而不察,误以《重修北岩院记》也为邵泰所作。

碑之前半部文字残泐较多,然其内容大略可知。北岩摩崖石刻,唐建中四年(783)始由某智禅师开创。至会昌五年(845),武宗毁佛,未能幸免。宣宗继位,改元大中,阳公主持,有所恢复。阳公圆寂,佺公继任,初具规模。佺公以咸通六年(865)化灭,而“前定边节制大夫、扶风公方莅兹郡”,“遂辟开元寺高行僧元皛住持”。皛公“坚发弘愿,刻意增修”“数稔之内”“克壮前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扶风公”的“沉吟精选”。然此“扶风公”为谁,碑无明文,刘喜海案云:“节制大夫、扶风公,未书姓名,无可考。”[6]6336今之研究者未审而多从之。惟胡文和先生在《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一书中有所阐发:“据咸通十二年(871)资州刺史邵泰所立的《重修北岩院记》碑载:此处造像始于中唐建中四年(783)。……咸通七年(866),邵泰任资州刺史,召僧人募资营修,至咸通十二年,建‘僧房门屋总二十三间’‘依崇崖镌众像总一百三所’。由此可知:北岩造像最兴盛时期是唐咸通年间。”[1]45胡文和先生虽未明示“扶风公”为谁,然从其叙述看,显然他认定“扶风公”即邵泰。而胡先生提供的唯一证据,即《舆地纪胜》所谓“《重修北岩记》,唐邵泰文”。断“北岩造像最兴盛时期是唐咸通年间”,极为精当,然定“扶风公”为邵泰,则显依据不足。

按《重修北岩院记》云:“前定边节制大夫、扶风公方莅兹郡”,则此“扶风公”,前为定边军节度使,随例兼御史大夫,故称“定边节制大夫”,后由定边军节度使徙任资州刺史。定边军设置的时间,《新唐书》卷六七《方镇四》记在咸通八年(867)[15]1887。而《资治通鉴》则系于咸通九年(868),其卷二五一云:“夏,六月,凤翔少尹李师望上言:‘嶲州控扼南诏,为其要冲,成都道远,难以节制,请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嶲州,以邛州为理所。’朝廷以为信然,以师望为嶲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统押诸蛮并统领诸道行营、制置等使。”[16]8242考《文苑英华》卷四五七郑畋有《授李师望定边军节度使制》:“朝议大夫、前凤翔少尹、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师望,……可嶲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边军节度使、眉蜀邛雅黎等州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并统领诸道行营兵马制置等使。”[17]2326—2327所书李师望之前后职衔,与《资治通鉴》所载正相符契。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郑畋,咸通九年五月二十日,自万年令入。二十四日,改户部郎中充。八月十一日,守本官知制诰,依前充。”[18]是知郑畋此制之作,必在咸通九年(868)五月二十日入为翰林学士之后。则定边军始设之时,当以《资治通鉴》为是,其首任节度为李师望。胡文和先生谓“咸通七年邵泰任资州刺史”,其时定边军尚未设立,其说似欠妥当。而据《资治通鉴》卷二五二所载,咸通十一年(870)正月癸酉,“废定边军,复以七州归西川”[16]8277。《新唐书》卷六七《方镇四》同,惟无月日[15]1888。可见,定边军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实际上不足两年。复考《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咸通十年(869)十月,“初,南诏遣使者杨酋庆来谢释董成之囚,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欲激怒南诏以求功,遂杀酋庆。西川大将恨师望分裂巡属,阴遣人致意南诏,使入寇。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朝廷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16]8272《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下》亦称:“邛距成都才五舍,嶲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缓急首尾不相副,而师望利专制,讳不言。裒积无厌,私贿以百万计。又欲激蛮怒,幸有功,乃杀酋庆等。既而戍士怒,将醢师望以逞,会召还,以窦滂代之。”[15]6285证知继李师望任定边军节度使者为窦滂。

窦姓本出自夏朝少康。扶风窦氏,自汉光武帝始,起以军功,成为沿袭百年的外戚世家。进入李唐,扶风窦氏仍为名门望族。在唐人诗文碑刻中,称扶风为窦氏而不名者,不胜枚举。《重修北岩记》称“定边节制大夫、扶风公”,与窦滂之姓及官历完全吻合。故知《重修北岩院记》之“定边节制大夫、扶风公”,必即窦滂。

窦滂家世不见典籍,无从探索,然其出刺资州前后的仕履大体可以考知。孙樵《孙可之集》卷八《唐故仓部郎中康公墓志铭并序》:“咸通八年,诏拜大理少卿。明年,迁尚书仓部郎中,充西川宣谕制置盐铁法使兼西川供军使、赐紫金鱼袋。……会西川节度使刘公以疾薨,戍兵日至,军储不给。糗无常价,而度支有定估。遂乘传诣阙,且请与度支计事。无何,诏以窦滂代公。公遂守仓部郎中,会窦滂逗遛不以时之任,朝廷欲以警之。其年十一月遂贬公为澧州刺史。”[19]“西川节度使刘公”为刘潼。刘潼,咸通七年(866)三月二日戊寅任西川节度使,见《资治通鉴》卷二五〇[16]8236。咸通九年(868)九月八日戊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卢耽为西川节度使,见《资治通鉴》卷二五一[16]8244。证知刘潼之薨,即在咸通九年八月。窦滂代康公“充西川宣谕制置盐铁法使兼西川供军使”,当在此后。至迟明年即咸通十年(869)年初,窦滂即被召回京师,出任太府少卿,十月,定边军节度使李师望征还,窦滂遂代为定边节度。

而窦滂代为定边节度后,“沓冒尤不法,诛责苛纤甚师望。时蛮役未兴,而定边已困”[15]6285以后一段事迹,《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20]673、《唐会要》卷九九《南诏蛮》[21]2095、《册府元龟》卷九八七《外臣部·征讨第六》[22]11592等记载大致相同。今征引《资治通鉴》于下,以见事之本末:咸通十年(869)十月,南诏酋龙倾国入寇,“十一月,蛮进寇嶲州。……(窦)滂遣兖海将黄卓帅五百人拒之,举军覆没。十二月……陷嘉州。……窦滂自将兵拒蛮于大渡河,骠信诈遣清平官数人诣滂约和,滂与语未毕,蛮乘船栰争渡,忠武、徐宿两军结陈抗之。滂惧,自经于帐中。徐州将苗全绪解之,……全绪与安再荣及忠武将勒兵出战,滂遂单骑宵遁。……蛮进陷黎、雅。……滂奔导江(唐县名,今四川省都江堰东)。邛州军资储偫皆散于乱兵之手,蛮至,城已空,通行无碍矣。”[16]8273—8274西川之民闻蛮寇将至,争走奔入成都。节度使卢耽召彭州刺史吴行鲁与前泸州刺史杨庆复共同守备。咸通十一年(870)正月二十日癸酉,“蛮军抵成都城下。……时兴元六千人、凤翔四千人已至汉州,会窦滂以忠武、义成、徐宿四千人自导江奔汉州,就援军以自存。……时成都日望援军之至,而窦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继陷没以分其责。每援军自北至,辄说之曰:‘蛮众多于官军数十倍,官军远来疲弊,未易遽前。’诸将信之,皆狐疑不进。……二月,……朝廷贬窦滂为康州司户。”[16]8277—8278依据《资治通鉴》之记载,窦滂因为败军失地、阻兵不前,而由定边军节度贬康州司户。但《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下》所述则不同:“窦滂亦以其军自导江来,将与大军掎角,然战不甚力,小不胜即保广汉。自以失定边,觊成都陷,得薄其罪。会有诏斥徙,军遂无功。”[15]6286—6287窦滂“战不甚力”,并未贬黜,只是“有诏斥徙”。斥者,责也,败兵弃地,诏责其失;徙者,迁移、调动也。恰与《重修北岩院记》“前定边节制大夫、扶风公方莅兹郡”的记载相印证。是知窦滂实由定边节度使“斥徙”为资州刺史。《资治通鉴》的记载是错误的。而《新唐书》于“斥徙”之后续书“二月”,知窦滂“斥徙”之时,必在二月以前,或即在是年正月二十日癸酉,废定边军时。《资治通鉴》记在二月,亦误。其贬康州司户,应当是在出刺资州之后的事。

窦滂出任资州刺史,还可以从北岩摩崖造像石刻题名中得到佐证。王熙祥、曾德仁先生在《四川资中重龙山摩崖造像》中云:“第30龛,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龛左壁题‘……日刺史窦滂造’。窦滂其人史无记载。从造像风格看,很接近上述像龛,似介于中、晚唐之间。”[23]云“窦滂其人史无记载”,似偶失检,然揭示的内容却为“扶风公”为窦滂的论定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证据。石龛题名之资州刺史窦滂,与《重修北岩院记》之“扶风公”窦滂,时代相当,显为一人。其第30龛的造像年代,王熙祥、曾德仁先生判断为“介于中、晚唐之间”,或者“中唐”[24],似也未恰。据上引文献,可以确知为咸通末年。而王熙祥、曾德仁先生在《四川资中重龙山摩崖造像》中以造像风格、组合及特征为依据判定的北岩其它佛龛的造像年代,或也可以据此而作相应的修正。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全编》卷二三三《资州(资阳郡)》[25]失收窦滂姓名,同样也可据此而补著窦滂之名于咸通十一年至十二年。

窦滂先充西川宣谕制置盐铁法使兼西川供军使,后又出任定边军节度使,统押近界诸蛮,谙熟云南人文地理。《新唐书》卷五八《艺文二》载“窦滂《云南别录》一卷”[15]1508,《宋史》卷二〇四《艺文三》同[26],应该是他卸任定边军节度使后的作品。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云:“窦滂《云南别录》一卷,叙南蛮族类及风土。”[27]《资治通鉴》开元二十六年《考异》两引窦滂《云南别录》,贞元十年亦引用之。可知该书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此书清初尚有传本,惜今已佚[28]。

还需说明的是,从时间上看,元皛的住持并非出自窦滂之选辟。元皛以咸通六年(865)七月佺公化灭后续住,而窦滂咸通十一年(870)正月始由定边节度徙任资州刺史,因此,元皛的住持与窦滂无关。邓憀推美之词,盖因窦滂时在刺史任上之故。元皛虽非窦滂选辟,然从一个侧面反映窦滂就任资州刺史以后对元皛主持的北岩摩崖造像开凿的重视和支持,而现存北岩第30龛造像窦滂的题名,更清楚地表明窦滂对佛事相当的迷恋和虔诚。这种虔诚,除了受当时佛教盛行的大环境影响以外,还与窦滂咸通末年自身特殊的经历有关。窦滂兵败大渡河,失定边七州,单骑宵遁,退保汉州,几死者数矣,九死一生而仅遭“斥徙”,在他的心中肯定认为少不了佛力的作用,因此造像追报佛恩,题名一心奉养,祈福北岩,深心永念,冀望佛佑平安,就不难理解了。窦滂为政一方,身体力行,无疑对民众的信仰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客观上也推动了北岩以及整个资州的佛教发展。


注释:

[1]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2]刘长久.中国西南石窟艺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54.

[3]龙显昭.巴蜀佛教碑文集成[M].成都:巴蜀书社,2004:71—72.

[4]王象之.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1992:4273.

[5]曹学佺.蜀中名胜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6]刘喜海.金石苑[M]//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7]吴鸿仁,黄清亮,等.民国资中县续修资州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26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20.

[8]林建曾.世界三大宗教在云贵川地区传播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178.

[9]朱飞.四川广记:第1卷[M].成都:天地出版社,2008:707.

[10]向世山.隋唐时期四川佛教发展扫描[M]//觉醒.觉群佛学:2014.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182.

[11]阮荣春,等.从天竺到华夏:中印佛教美术的历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88.

[12]陆心源.唐文拾遗[M]//全唐文: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63.

[13]王象之.舆地碑记目[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567.

[14]黄廷桂,张晋生.四川通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515.

[1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7]李昉,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18]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M]//傅璇琮,施纯德.翰学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50.

[19]孙樵.孙可之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87.

[20]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1]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2]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3]王熙祥,曾德仁.四川资中重龙山摩崖造像[J].文物,1988(8):19—31.

[24]王熙祥,曾德仁.资中重龙山摩崖造像内容总录[J].四川文物,1989(3):34—40.

[25]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26]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5155.

[27]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303.

[28]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2辑[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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