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的“文凭”

2019-11-22 19:41:48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16年12期

全文约6600字,阅读时间约17分钟

文凭是现代社会教育的产物,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被贴上从小学到博士等不同级别的标签。那么,人类诞生之初是如何对技术水平进行认定的呢?回到旧石器时代我们能获得什么“文凭”呢?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时空穿越,但人们可以通过实验考古来模拟早期人类打制石器的技术。

我们今年到陕西洛南做石器实验,没料到正好赶上高考,差一点没订上宾馆。高考临近,偌大的洛南县城安静了许多,广场舞居然也停了,有关高考的新闻更是不绝于耳。有人说别那么太在意,不过是未来四年换了个玩游戏的地方,最后拿着一纸文凭算是毕业了。这么说很是有些夸张,我自己所经历与看到的大学生大多是好好学习的,不然,那一纸文凭还是不容易拿到的。文凭是一个人受教育的标志,是一个人最初进入社会的凭证。当然,文凭毕竟是晚近才有的事物,更早的时代不得不依赖其他东西。比如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少年的标志是能够放牛,成年的标志就是能够扶犁耕地。我这里关注的是旧石器时代,极其渺远的过去,用“文凭”作为比喻,意在说说人类石器打制技术的进化。

洛南盆地是迄今为止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旧石器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一个区域,截至目前,在洛南盆地已发现旧石器遗址超过 300 处,特别是在张豁口、郭塬、十字路口等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多次发现西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流行的阿舍利石器工业类型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等工具组合,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阿舍利工业器物最为集中的发现,为探讨远古人类的演化、适应、迁徙和互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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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验场地(洛南花石浪遗址附近)砾石分布状况

砍砸器——打制石器的“小学阶段”

从人们的常识来看,打制石器似乎不是什么难事,不就是从石头上打下一些石片或是把一块石头打制成可以使用的工具么?做石器实验多年,我逐渐有了些心得体会。常识是靠不住的!石器打制虽然不复杂,但是要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在石器打制技术中,大抵没有比从石块上打下来一块石片更容易的了。然而,作为石器打制者,你首先需要找到合适的原料,并不是随便捡一块石头就能用的。这块原料首先要适合打制石器,比如说它有足够的硬度。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它的原料性质。什么意思呢?以燧石为例,它非常适合打制石器,因为它各向同性,即质地均匀,从哪个方向上剥离石片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只有很少的石器原料是这样的,如黑曜岩、燧石、玛瑙等。我们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石英、石英岩并不是如此的,这是我最近在石器实验过程中的一个发现。按常理说石英岩应该是上佳的石器原料,不仅坚硬,而且韧性好,但是它通常只是在一个方向上容易劈裂,形成流畅的石片疤,而在其他方向上则相对晦涩,这可能与石英晶体的方向有关。

仅仅了解到石料的性质还不够,你还需要找到合适大小与形状的原料。大多数情况下,河流漫滩、阶地以及干涸的河床上都能找到大量的砾石。不过,这只是针对河流的上中游而言的;河流的下游,由于河流流速缓慢,搬运能力弱,通常只能见到不堪一用的小砾石。一般的河流砾石大多浑圆,没有很好的受力点,因此,就需要选择一些扁平的或是有棱角的砾石。其实,这些都还只是打制石器的第一步,即便是同一种原料,细微的差别也可能影响巨大。在洛南盆地,同是石英岩,深色的质量最好,浅色的要稍逊,不过都要好于石英。我们看到的考古标本也表明古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就选择深色的石英岩来打制石片。

摔碰法

找到了合适的原料,你还需要想办法把它打开,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技巧,都需要反复尝试才能掌握。最简单的办法是搬起石头摔向另一块石头,这就是所谓的摔碰法。使力的方法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把石头举过头顶从上往下用力往下摔;另一种把石头举在肩侧,利用腰劲甩出去。前者男性常用,后者女性更适合。两种方法都有效。不过更重要的是握持石头的方式,这决定你将得到什么样的产品,比如摔碰一件扁圆的砾石,横着摔下可能就是断成两截,若是纵向碰撞,得到的可能是两件大石片。大石片是制作其他工具如砍砸器与手斧的好原料。

碰砧法

你还可以找一块有棱角的大石头作为石砧,握着你要打击的石头在石砧的棱角上用力磕碰,这就是所谓的碰砧法。碰砧法的可控性比摔碰法要高,不过力量要小一些,它可以生产一些宽石片。碰砧法尤其适用于扁平的砾石,三两下就能够生产出一件砍砸器与若干锐利的石片。

锤击法

还有一种方法称为锤击法,就是找一块称手的石头当石锤,然后从目标石头上打下石片来。不要以为随便捡一块石头就能当石锤,必须是石质坚韧的石头。我们在洛南的实验表明,深色的石英岩砾石比较适合,浅色的石英岩比较脆,很容易在敲打的过程中破裂。长条状或是圆角砾石都是可以的,重量在六七百克的样子,太重了操作起来不灵活,太轻了打击力量不够。你可以把目标石头放在你的大腿上,也可能把它放在石砧上打击。前者更灵活一点,不过大腿要受点苦,一天下来,大腿会被打得淤青。

一般说来,锤击法的准确性较之碰砧法更高。为什么只是提“一般说来”呢?因为锤击法的难度更大,不是抓起石锤往下砸就行的。抓握石锤的位置要反复测试,落锤的地方也要反复测试,然后用力砸下。石锤落下的方式可以分直线形与弧形两种,两者产生的石片是不一样的。后者可以在台面角较大(也就是石头比较圆钝)的时候打下来石片,就像用锄头挖土一样。握持石锤的方式也可以分两种,一种握实,从上往下砸的时候就要用到这种手法;另一种是用空握,即用手指抓握石锤,掌心是空的,打击目标石头时如同刨土。虽然说的有点琐碎,不过这些都是切身的经验之谈,比教科书更实际一点。

需要特别提醒的地方就是,这三种方法各有利弊,通常是需要综合运用的,三种方法并不相互排斥。当你掌握了这些方法,你也就能够顺利从目标石头打下来石片了,可以把一块砾石打成砍砸器,用它来砍伐树木、敲骨吸髓。由此,你就可以拿到旧石器时代的小学毕业“文凭”了!

阿舍利文化是旧石器文化中的一个阶段,流行于距今大约 170 多万年 ~20 万年前后,因最早发现于法国亚眠市郊的圣阿舍利遗址而得名。其石器特点是左右对称,多类型组合,其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工具就是手斧。这种工具一端较尖较薄,另一端略宽略厚,是史前时代第一种两面打制、加工精细的标准化重型工具。

阿舍利工业——打制石器的“中学阶段”

中学阶段的代表就是所谓的阿舍利工业,除了小学阶段掌握的砍砸器之外,还需要掌握手镐、薄刃斧、手斧、石球的生产。旧石器考古中盛传一条“莫维斯线”,那是美国学者莫维斯20世纪中叶划分的,他认为非洲、欧洲、南亚有阿舍利工业,东亚流行的还是老一套,即小学阶段的砍砸器传统。近些年来,中外学者似乎又有点关注这条早已过时的分界线,提出这条线从一般意义上说还是有的,但是不那么严格,因为在中国百色盆地,还有洛南盆地都发现了类似阿舍利工业的石器技术。

曾几何时,对于这条线我有些学科之外的想法,正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近现代中国落后,连带着中国的旧石器时代都非常落后,似乎一直都处在小学阶段。有学者用“backwater(死水)”来形容中国旧石器时代,这种面貌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有所改变,那也是因为现代人(Homosapiens)的扩散所带来的。因此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我都感到有点惭愧!不过美国学者杰弗瑞•朴普(GeoffreyPope)等曾出来解围,说中国(主要是南方)那个时候流行的是竹木工具,不需要阿舍利这样的石器技术。对此观点,哈佛大学欧弗•巴尔•约瑟夫(OferBar-Yosef)教授等还真做了实验进行验证。

然而,最近我的想法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倒不是什么醍醐灌顶,而是从石器实验中得到的体会。其中一点就是,要承认石器原料的局限。还是以洛南盆地为例,这里有极为丰富的石器原料,石英岩的品质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这里还有大块的石英,洛南县花石浪龙牙洞遗址曾经出土数以万计的石片,现在看起来还是那么晶莹剔透。石英岩是石英的变质岩,受过高温高压的改造,石英的晶体熔解了,所以石英岩的质地更均匀,加上渗入其他矿物,俨然变成的“合金”,更有韧性。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石英晶体变小,并不是消失了,所以打制石片时我们发现,从某个方向打击时非常容易剥离石片,但换个方向就变得很困难。前面已经提到,石英岩不是各向同性的。这项性质对于制作手斧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手斧的另一个名称叫做两面器,就是从正反两面加工的石器。洛南的手斧大多有个圆钝的底缘,所以又称为手镐型手斧。为什么不生产成类似欧洲那种经典的泪滴型手斧呢?动手做过实验之后就会发现,用石英岩为原料制作手斧,要把底缘除掉是困难的。不是说不能做到,而是这么做风险很大,很容易把手斧打断。古人因地制宜,制作了手镐型手斧。

手斧俨然是旧石器时代“中学阶段”的王牌标志,欧洲那种用燧石打制的、对称的手斧出现在各种教科书上,相关的解释从瑞士军刀到性选择的象征,众说纷纷。其实打制手斧并不困难,如果有合适的毛坯的话,不超过10分钟也就能打制出来。所谓合适的毛坯,也就是大石片、较薄的断块或是砾石。我们知道生产大石片可以选择摔碰法,并不难获得。摔碰大石块(10千克左右的)可能同时得到手镐、薄刃斧、石球等工具的毛坯,一举而多得,何乐而不为呢?我将其称之为“工具链”。例如三棱尖的手镐毛坯就是摔出来的,你不可能通过直接修理得到一个三棱尖,因为目前发现的考古标本的三棱尖上都没有修理疤痕。

石球——打制石器的“高中阶段”

对于打制石球而言,摔碰产生的断块是制作石球的最佳毛坯。从常识来看,捡一件近似圆形的砾石稍稍加工可能是最省事的。然而,这种常识是错误的。我们做过比较实验,用近似圆形的砾石做毛坯来制作石球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这样的毛坯没有棱角,也就是没有台面,找不到施力点。摔碰所得的断块毛坯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到处都是棱角,很便于加工。所以,摔碰法是制作石球所必需的方法。

图①摔击三块砾石产生的六件断块

图②利用锤击法打制石球毛坯

图③通过对敲来琢制石球

图④用碰砧法琢制石球

利用六件断块生产的六件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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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制石球的四个阶段特征

许家窑遗址位于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文化遗物以石制品为主。石器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砸器和石球等。石器普遍较小,多采用锤击法打片,以刮削器为主体的小石器工业并兼有大量的石球是其突出特色。遗址年代为距今 12.5 万~10 万年。

在动手打制石球之前,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会认为打制石球比打制手斧容易,尤其这么些年的熏陶,欧洲手斧的那种完美对称、均匀细腻让我们认识到那才是旧石器时代“艺术品”,那才是旧石器时代技术的典范。不幸的是,这样的思维定式靠不住!实际上,打制石球较之打制手斧要困难得多!打制一件1千克左右的石球(绝大多数考古标本都是这个重量的),你所用的毛坯要大得多,我们实验中所用的断块一般都是3.5千克左右的,因此在打制过程中你需要除掉2.5千克的石料。更具有挑战性的是,随着石球逐渐成形,你能够利用的台面越来越少,你打片的台面角越来越大。有些时候,你还没有把石球毛坯减到1千克,石球已经成形了。这不是说你已经大功告成,而是失败了,因为太大的石球根本没法抓握,也不可能扔得很远。你必须继续给石球毛坯减肥,此时仍采用锤击的方法是不行的了,你必须下点狠心,用碰砧法。握着石球的毛坯一端,把另一端往石砧上磕碰。这样做比用石锤打击力量更大,更有可能剥离石片。此法很有效,往往可以让打制者绝处逢生。本来以为没有剥片可能的,结果碰下来一大块石片,新的台面产生了,你可以继续使用锤击法了!需要提醒的是,这种方法也有风险。碰砧法的准确性不是那么太高,搞不好剥离下来石片太大,石球毛坯一下子变得太小,导致前功尽弃,让人后悔不迭。

或许有人认为标准的泪滴型手斧形制十分规范,也就是高度对称,需要古人的头脑中有一个完美的模板以及良好的手脑控制。在这方面,石球的难度仍然更大,要保持球体足够圆,就不能把不该除去的部分除去,还必须把需要除去的地方除去。为了做到这一点,打制者每一次打片时,都需要考虑石球的整体形状。尤其在要除去必须除去的部分时,打制者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因为你可能根本没有台面可用。

陕西汉中发现的石球

打制石球所需要的时间与力量也不是打制手斧所能比拟的,拿我自己来说,假如都拿到合适的毛坯的话,我5到10分钟就可以打制出一件类似洛南所见的手斧,但是我一般需要半小时才能打制出一件类似洛南所见的打制石球。这里还需要说的是,洛南、汉中、丁村都有琢制过的石球。当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石球的时候,简直都不敢相信这是旧石器时代的东西,我猜想它们可能是明朝张献忠的队伍曾经用过的炮弹。表面如此光滑,形制如此规整,显然不是短时间能够加工好的。我们的实验表明,要把石球表明琢制光滑,最少也要一个小时(取决于打制石球本身是否已经足够圆以及琢制过程中的力量)。另外,原料极其重要,相对而言,石英的脆性更好,更容易琢制成十分圆滑的石球。丁村的史前居民选择较软而且脆性好的石灰岩,而没有选择坚韧的角页岩,只是生产其他石器工具时才会用它。

鉴于石球制作上的困难,我把手斧定为初中水平,石球定为高中水平,尤其是琢制过的石球。石球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分布较之手斧要广泛得多。北方的许家窑遗址就曾出土成千的石球,丁村也有精品发现,洛南盆地简直就是石球的“窝”,安徽、湖北、湖南等15个省份都有发现。这意味着什么呢?它至少可以说明两点:其一,中国旧石器时代并非缺乏所谓阿舍利工业的技术,连石球都能够生产,生产手斧完全不成问题,没有生产手斧很重要的原因是原料的限制,另外是不那么需要。其二,如果没有技术上的障碍,加之石球又广泛分布于中国南北方,所谓的莫维斯线,所谓东亚始终流行砍砸器传统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

洛南盆地出土的石球

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细石核,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旧石器研究中的“工业”指特定生产工艺的产物。在考古学中,是指具有相同原料类型(如石制品)、经历大体相同技术过程(如打制石器)的一类人工制品。

石核是用于生产一个或多个石片的石头。石片是从石核上剥离下来的部分,认识石片时需要识别出一些特征,比如打击点台面,或放射性线、同心波等腹面特征。石叶为长条形薄石片,一般的定义要求长至少是宽的 2 倍,而且两侧基本平行,较严格的定义指采用间接打击或压制技术从石叶石核上剥离的石片。

细石叶——打制石器的“高等教育阶段”

石器技术要进到大学程度还需要落在石片生产上,寻找更优质的原料,认真地预制台面,然后打制出自己理想的石片来。这个过程除了花费时间之外,需要更精细、更准确的动作控制。生产出来的石片可能直接使用,也有可能是镶嵌在木柄、骨角柄上使用的。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系统地做过相关的石器实验,所以也就不多说了。这无疑是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学习与研究的方向。

还记得1997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工作,到泥河湾盆地与呼和浩特大窑遗址考察、采集原料,我打算做细石叶技术的实验。当年我的硕士论文就做的是泥河湾盆地两个遗址细石核的研究,有这个想法也是自然的。我的实验半途而废,其实是失败了。我仅打制出一件细石核来,剥离下来两三片细石叶。这种技术太难控制了!细石核很小,难以夹持,台面加工需要十分小心,顶住台面的鹿角尖往往还不够硬(有实验者用铜棒代替),敲打鹿角尖的力量、方向都需要十分讲究。更要命的是,所利用的原料还需要十分细腻、均匀,有杂质、裂缝绝对不行。我把细石叶技术列为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技术的皇冠,是博士程度的。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中,我还没听说谁能复制出这种技术来。当然,使用黑曜岩和玻璃等原料,运用直接打片技术打制石叶不能算数。

曾经在辽宁省博物馆见过一件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细石核,深红色燧石质,长长的圆锥形,长度7.8厘米,直径1.5厘米,剥离细石叶的竖脊十分整齐。像这样的细石叶技术已经达到了大师级水平了,这是我所见过的水平最高的打制石器技术产品。如果在前面冠以全世界,我觉得也不是很夸张的。北美的克鲁维斯尖状器、欧洲的梭鲁特尖状器的加工水平也很高,但跟这件细石核相比,还是要逊色一些。不过,这件器物已经是超出了旧石器时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能独孤求败了。它代表一个时代技术的终结。

从石器技术上还是很容易看出进步的,虽然在后现代语境中历史进步论显得有点幼稚。从摔碰法到加工细石叶的间接打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打片技术的精确性不断提高,也就是说,打片者对技术过程的控制程度在不断提高,技术的复杂程度不断攀升。经过多年的练习,我的打制石器水平终于达到了高中程度。下一步我需要考虑一下大学水平的石器技术了,也许有一天我能够实现二十年前的梦想,达到博士水平,运用间接法从燧石乃至石英岩上打制出细石叶来!大师那个程度,此生无缘,就不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