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绵阳北山院地藏十王龛像

2019-11-22 10:34:08

全文约9000字,阅读时间约20分钟

本文刊登于:《敦煌学辑刊》2008年04期

摘要:四川绵阳北山院摩崖9号龛为存世最早的晚唐地藏十王龛像。对此龛构成的分析与介绍, 可以推动敦煌本《佛说十王经》及此题材窟像的研究。

关键词:地藏菩萨;十王;十王经十王造像;地藏菩萨经

四川绵阳北山院摩崖造像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晚唐地藏十王龛像, 前此虽有刘佳丽、文齐国的报导, [1]却未刊发图片, 其介绍论说也简略, 实不足以表达此龛地藏十王像之重要。因笔者曾赴现场考察, [2]其雕造的精美完整、构图的旋绕意趣, 年代在同题材最早, 颇使人惊叹。龛像还可与新刊布的安岳县圣泉寺地藏十王龛像比照, [3]并及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图式与细节, 这对认识、研究地藏十王龛像与经画的整体状况极有好处, 所以撰成此文以作探求。

一、龛像状况

四川省绵阳市的北山院是一处重要的唐代摩崖造像,位于绵阳市以东5公里魏城郡镇以东山坡上,窟群最集中处有10龛像与2方刻经。其第9号龛为地藏十王像,其附近还有数龛。十王龛高145、宽240、深约20厘米,足见其尺度很大。这个龛的特点是大龛里又划分成方格小龛,具体布列呈为上下两层、横隔二列六格小龛,这二层下方还有浮雕组像,但仅侧重于一边。此龛的一侧约有47厘米宽,也有浮雕供养人等。除正中下龛格仅雕一尊主像外,每格中均雕两像。上层正中龛内所雕正是阎罗王与地藏菩萨,这些冥王多坐公案后,并有两侍伺伴二旁。其公案之前也多以浮雕手法刻出刑惩及善信等场景。其龛格隔断之处等铭刻着榜题,标明了冥王的序次名称所在。全龛经彩画,仍存诸王及仆从衣饰的青绿及案前的丹红色(图1)。


图1 全龛图景

造像依山势,其山原有北山之名,有寺古名北山院,龛像因而得名。诸龛方位背东南面西北。全龛右侧(依龛内雕像左右)一端深约47厘米,刻有已残泐的供养者像及冥王题铭,龛左端残损无侧面。全龛雕饰华美细丽。龛东内侧上部镂刻出供养人,头面已残,还可见出其原应具软脚幞头,身着圆领束腰袍服,其右手下持腰带,左手上持板或书卷于胸前。其下部又一层壁面显出原刻有两像,一为直立者较高大,其外侧一曲身求告者,亦应为供养人,但存已被凿平之迹(图2)。此龛的榜题均以某七某王的形式刻出。在这个龛侧施主内,还铭出“一七秦广王”与“二七宋帝王”,所刻的第一七王在上、二七王在下,对应着正面主龛东边的两个龛格的东侧之像。由此可比定的第一位秦广王,戴高冠,以蓝绿色染上下边,怒目圆睁,尚存眉目描画痕迹。其身著交领黄色袍服,双手正在胸前抱着笏板。冥王身旁的掌善掌恶两位童子,抱着善、恶案卷,分别侍立案后王旁。其面容圆双耳旁盘髻,上着交领袍,下为裙服,一为绿衣蓝边,一为紫衫。其案前染为红色,有善男与恶女对立,均着窄袖袍服。男子侧身双手抱拳如揖立,冠前飘起一朵云头,有小佛像趺坐,具项背光。这应是表现生前造像写经的善人。对面一恶女戴长枷,其左手扶枷,左手上举至发髻处。其前下方有残损痕,地上置一空枷尚完好。其下龛格中右端对应侧刻“第二宋帝王”者长须至胸,双手置案上展开卷宗。众所周知,二七所过处是初江王,此龛格两边榜题却将“初江”与“宋帝”错置。“三七初江”王紧邻二七冥王而坐,双手奉笏,两童子抱卷宗姿态有别。此两王案前雕刻另属一组,容后释。第四位“四七五官王”则上升与第一秦广王并坐,其手或指或停,身旁一执扇童子亦以手指外,似正传达审断指令。案前两位狱卒各持一器压向被穿插柱上之人,曲折其体至极端。

2.png

图2 龛侧情形

此王榜题上方刻铭着“五七阎罗王”之名。其龛格另一边,阎罗双手合十坐案后,至少有六人胁侍,气度凛凛。其身后立四人有两人撑扇,身旁一童持卷、一童抱镜,镜钮朝前所以垂下璎穗,此应为业镜。二武将分别柱剑、举斧侍立在中间。与阎王并坐的是地藏,两者均有华盖在顶(图3)。菩萨光头露顶,大圆项光在后镶涂红色边,垂两足径坐莲座,右手护在胸前,左手放膝上依压着内衣垂带。两供养菩萨侍侧,戴宝冠、佩项圈。内侧胁侍菩萨双手抱持花枝,上有一朵绽开的小花。外侧胁侍右手置胸前伸出食中两指,左手则托一莲花苞于腹前。地藏应慈眉善目惜已残泐。而阎王罗却满面髯须,尽显大王威风。其地藏旁龛格铭记下为“敬造地藏菩萨一座”,上为“六七变成王”。对应左边龛格中右像,大王面容冠帽及案前均遭水泐,其两手交握案上。此龛格因易淋雨均无色彩保留。案前戴枷者坐地双手反绑缚于柱,其面前所对立一人为狱卒或善者已不可辨。旁边的七七太山王因侧上方石残,题铭不存。但大王举笏板已抵髯,神情庄重。这两位王者所侍童男女,内均平举、外都高奉善恶簿文卷。太山案前有善男信女侍立,其中间一乘云而下的圣者,形象却似拿着莲枝、立于莲台之上观音菩萨。信女身前似又有一跪对者,仅有身形轮廓依稀可辨。

3.png

图3 地藏菩萨与阎罗王

其下龛格颇残泐,太山王下方的百日平等王双手笼袖中分压案上,面容与身旁童子一无痕迹。榜题在内侧龛格的“一年都市王”与右侍童子面容都毁坏,但冥王双手持笏与童子双手抱簿卷还是清晰无误的。正中下方龛格内的“三年五道转轮王”虽无铭,但独踞案中,戎装,两旁各有狱卒押跪伏者及吏判奉卷身份明确。其王戴盔披两铛甲,两手扶案袍袖扬起,表情振奋,审断神情跃然。五道轮王两侧众人达十四数。其右两狱卒押伏一人跪地低头,一文吏交手立案旁,后三者为武人,龛边一个执棒,王身后者戴冠抱弓与剑。王身左数人面均残,后有一人执棒,一人着圆领袍,下摆挽于腰间;前有一吏曲身奏事于王,其身后一卒押一人,面向冥王似正待命,听候发落,表情生动,团曲似戴着枷者的身体部分残坏了,似与两腿不太合。

这两个龛格下均无像,而初江、宋帝王案前与再下方则雕造出一大组群像,几个明显的戴枷受罪者与发如芒刺的鬼卒,一望而知是表达恶道等场景,但仔细看来,其实横亘的云头为界,上下内容鲜明有区别;其实这里所表达的虽非必为轮回,却也具有五道六趣之意蕴。云头是从龛最下角升起而向里飘浮,上有四人可分两组,两位结跏趺坐者,似为男女形貌,男者左手当胸而右臂曲手上又出云,头上似有高肉髻但有一束发带痕。女者双手笼袖合胸前。发髻更为高耸。旁边二人体型均小些,均着幞头,一似侧身跪姿而双手当胸前,另一人略似胡跪而回首,两人似对谈。从敦煌十王经图与同题雕刻等可比定其应为表达天道与人道。内侧两人更有意趣,其戴着长枷者躬身向前手接一物(应为钵),著袍服而立的施与者则两手前伸,以左手递出。这个场面的基本元素在很多图像都有出现,即目连下地狱饿鬼道中饷母以食,但施食者非为僧形,明显不是目连、非为僧形,而是如上面雕刻中的善恶童子般,头发两耳侧结有发髻。所以此处母题可以比定为“施饿鬼”,又因其并非一个独立场景,应在此组图像中表达“饿鬼道”。其下方则为四扛枷与二鬼卒。云头起处有愁眉长须者被一鬼卒压其颈上之枷。中间两个戴枷者,一短髭而怒目,一苦脸者似仰首求告,又一鬼卒则双手持一粗槊长枪作前刺状,其面前一戴圆形长枷者面貌如年轻且显恐惧容,其身旁伸出一物颇不像其手臂反而很像是一蛇。这两位鬼卒头皆怒发四散出如焰如刺。因为此龛雕刻中并无牛头马面者之流,所以此二卒形貌分外刺眼醒目。不过这种鬼卒形貌也并非十分罕见。S.3961号十王经图就有这类形像鬼卒,只是所画发刺较细,不若雕刻更为强烈而已。[4]综合这组雕刻而言,确可比定于五道轮王所掌之五趣或六道。缺少阿修罗道当定比为五趣,虽然仍缺少畜生道,但其最基本元素仍然具备,而且此刻还有联系于侧壁,即上述天道人物手中出云转向侧壁,现仅余一些纹路(或以云气展向供养人下方,以示福佑之意),其下方还有一些浅刻痕迹又连于云头起处,所以可以将此处比定为寓意轮回之道图(图4)。

4.png

图4 轮回图组雕

另外在龛前还横放两块石条,上镌千佛。但石条是可移动之物,所以应与此龛无关。

二、敦煌经图相关情形

敦煌本《佛说十王经》缀补研究近年很有收获,在笔者缀考后,[5]又续有俄藏《阎罗王授记经》残片中比定出数件成果。[6]由于此经具图赞之本尾题为《佛说十王经》,文本则只称《阎罗王授记经》,所以也可将具图本称为《佛说十王经》。将《佛说十王经》缀合后的最大收获即知敦煌数本均无残缺,比照可知其实分两组,即卷首为释迦授记于阎罗、卷中具有六菩萨的14幅图组;与卷首图为地藏十王、卷中无六菩萨图的13幅图组。前者有法国所藏P.2003、P.2870、日本所藏董文员绘卷,[7]甚至还包括敦煌本之外的云南大理本,曾藏庐山开先寺,现藏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8]后者则有法藏与英藏合璧的P.4523+W80(无文字),英国所藏的W78+W212+S.3961。[9]两组图式的区分,对理解此经图的发展过程极有好处。因为释迦为阎罗王授记的卷首图内容,虽然符合于此经开首的经文内容,而且显然体现出伪经依托佛说的特点,但是极为少见,存世恐仅只有这几件。因为随着地藏菩萨信仰的发展,阎罗授记很快就为地藏统领十王所代替。除了卷首图外,这两组图中的六菩萨图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六菩萨图是以地藏菩萨为首,当地藏在卷首图中以主宰形象出现后,其六菩萨中的地藏像就似无必要,[10]所以连同六菩萨一起被取消了。因而,无论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每件的断代状况如何,第二组之作或早于第一组中之作,但其逻辑上演进的次序,必是第一组在先,第二组在后。这不仅仅是对年代学的研究有所辅助,更重要的是说明其背后地藏菩萨信仰的上升发展,有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说明作用。

因而结合早期的石窟雕刻作品,对了解地藏菩萨信仰发展状况,地藏十王图式的演进状况,都是很有必要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对敦煌本《佛说十王经》的考察,可知几乎所有的图本,并具赞词本,都署有“成都府大圣慈寺沙门藏川述”。而纯文无图赞的《阎罗王授记经》一般均无此记,唯具一个例外就是P.3761像册子本。此件虽无图像,其文却具有赞词,是同于图赞的文本,所以可属图赞本系统。又图本中P.4523+W80纯图无文,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将这两件视为一件图文本看待。[11]这些图本的藏川署名前之“誓劝有缘以五会启经入赞念阿弥陀佛”,[12]更是清楚地点出其与中唐法照所创净土五会念佛法的关系,此藏川应是持五会念佛法的净土宗僧人。当然诵《十王经》图赞决不局限于净土僧众,而是在一般民众中也广为流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图赞本《佛说十王经》的署名说明其产生于四川成都的背景。这就提示了我们成都周围、四川盆地石窟摩崖中地藏十王龛像的重要性。其可以成为敦煌本《佛说十王经》研讨的最重要辅助线索,甚至成为更主要之线索。

事实上也是,四川成都周围所存地藏十王像,确实较现知敦煌本《佛说十王经》的年代更早,有晚唐遗存——绵阳北山院与资中西崖造像。若从更广阔的域时来看,则知其续于五代时之川中安岳、两宋时渝地大足,形成水波式的扩散涟漪,而其年代愈晚就敦煌本《佛说十王经》差别愈大;实即其愈早者距敦煌图式形象愈近,其中情形颇可玩味。

三、时代与布局特点

北山院所在的魏城郡据说即北魏时绵阳所在地。而此处龛群至少存三处唐代纪年,可知其凿造必在唐代。此处也名大佛寺,现在遗存中还有一很大的佛手残件,其像即弥勒大佛。现在龛像起首即为补塑大型布袋和尚像。其侧具有唐乾符四年(877)题记,题记内容有:

敬造弥勒大像一躯……乾符四年十月二日造……

其第6龛摩利支天像侧上龛沿有乾符七年(880)题记,其中说到“建置北山院”,还有“趣托于何道”及“十念往生”等句。[13]第9号地藏十王像与其旁第10龛间的龛沿上有中和元年(881)所铭题记,题记高39、宽13厘米,字径14厘米。文中有:

不幸遇……成就愿平善达/……讫斋表庆毕中和元年十……

按“乾符”本无七年,至六年止。其后为“广明”,但仅一年,随之改“中和”。以这几龛造像与题记位置对照。这个第9龛地藏十王造像,凿造时间就应在乾符七年(880)至中和元年(881)之时。这个纪年应为现所知地藏十王龛中最早者。又此第10号龛中雕三圣僧像,泗州大圣、宝志与万回,亦为此题材早者。[14]第10号龛是后有大片凿平为壁面,其宽约390厘米。刻《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卅二分本。再后北端未加修平的壁面,又刻有一经为《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刻文。原报导误为《金刚经》校验本,但其实壁面上尚存数重要字迹,即“佛顶尊胜陀罗尼”、还有“……大师译”、“文炅书”字样。现藏经中此本的序言中有多则唐代灵验故事,提到如意二年(693)、开元十五年(727)、长庆元年(821)、元和十四年(819),还有惠琳从成都西经藏得感验传记事等说。此经序跋说到金刚智或善无畏译本。据传此经较最流行的佛陀波利译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多九句九十六字,因而灵迹颇多。[15]

又此龛像的服饰特点也有浓厚唐代特色。冥王身着交领衫,下为袍,与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维摩经变》下方唐代帝王、朝官服饰同,阎罗王大袖多出一道花饰,所冠似进贤或进德冠。身旁童子衣装更清楚,下裙有两层。善恶童子发式,可见于西安韩森寨唐墓壁画、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壁画也很近似,唐墓陶俑中也有不少。[16]余形像多有着软幞头者,如龛侧上方供养人,下方轮回图组雕中两人等。菩萨则宝冠,天衣帛带披垂,亦同唐代雕塑。

绵阳北山院之地藏十王龛的构图布局,是十分有特点的。且不说其分大龛为小格之别致,这种形式亦相当少见。仅其十王安排序次,也很独特。此龛分隔小格上铭出了多数冥王之名。只缺第七太山王、第八平等王与第十五道转轮王之名,但由排列序次规律,其组成次序十分清楚。由北端上方的第一秦广王开始,而后下降到下方龛格第二王,再南移到第三王;又上升回第一王旁,为签第四五官王。再平移至正中上方的第五阎罗与地藏菩萨并坐,续移动到南边龛格第六变成王。在此处没有向下排次,而是平移到旁边为第七王;至龛沿处再下移至下方龛格,为第八平等王。其旁坐第九都市王。所余仅正中下方的第十位五道转轮王了。由五道转轮王后,还可再向下方北端,联结具有五趣轮回意蕴的组雕。龛侧壁供养施主,可以稍独立于十王序列外,也可以由轮回组图中云头线索而一并联结。由此完成全龛的布局组成。读者不难发现,这个构图形成了一个略呈横倒的S形(图5),而且与笔者及四川安岳文管所廖顺勇共同调查的安岳圣泉寺地藏十王大龛像颇为相似。

5.png

图5 龛像诸王序次构图

此龛中所铭题记,均为以十王斋日为标准的日期来称呼十王。若“一七秦广王”至“一年都市王”。这更说明其依照《佛说十王经》,据以布列。虽然其中“二七”与“三七”的“宋帝”与“初江”有错置。从经卷与龛像的关系来说,经卷中由一至十,从一七到三年,横向依次一条线形展开,确无别样。但龛像就大不相同。龛像若一线展开,十分不利,特别在尺幅较大的情形下。那么如何在常见龛形中布列好诸王龛像,确要费些心思。而这种倒S形构图,兼及圣泉寺造像,确是考虑到十王经卷之情况,不仅列出十王,使其避免简单或单调的上下式或左右式,而是曲折变化,还将其经卷卷尾也加表现了,实属珍贵难得。

更重要的是由此窥见地藏菩萨信仰演进的状况。我们从北山院地藏十王龛可知其独特性。这种构图安排与造凿均不见以后的龛式,甚至绘画图式也没有类似表现。这种特点又实在反映其在同题材中年代为最早之特性。前此一些论著所说的唐代地藏十王像,均不准确。细查都不是敦煌本《佛说十王经》系统的十王像。其形态或为花瓶中升起莲花之枝,上有多躯小像;或为地藏手掌升起云头,云中有小佛像。如四川广元千佛崖806号释迦、多宝佛窟附38号龛,即为地藏菩萨半跏坐姿,右手上扬左手置腹前腿上,两手均已残。但双手各升起一云头,云上各有五躯小型坐像。[17]时代推断约在唐开元年间。其时代约同的千佛崖746号窟附9号龛,地藏菩萨形态略同于上像,却仅在右手升起云头,上置七身小佛像。通江千佛崖29号为阿弥陀变相龛,其右壁下有一龛,地藏舒相坐,两侧出云头各有五小像,与上述广元多宝佛窟中地藏龛相似,年代且更早至初唐。[18]这类造像原有确切含意还可再加探讨。[19]

北山院此龛像与《佛说十王经》卷相较,特别是我们分析的两组十王经图,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没有类似卷首图的像式。而安岳圣泉寺则大不相同,安岳圣泉寺地藏十王龛,整体大式即已如十王经图卷首,且是第二组的地藏十王图,而其地藏座下又似十王经图卷尾部分,可谓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十王经图。而北山院此龛,最突出的形象只是地藏菩萨与阎罗王并坐,而不是地藏菩萨统领十王。我们上述敦煌本《十王经》之两组,反映的正是地藏菩萨信仰上升,由卷首图的释迦授记阎罗,卷中仅为六菩萨之一,而演进为卷首图中的地藏统领十王。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地藏菩萨来与阎罗王并坐。这个进程不仅体现在画面上,还有一个中土撰述佛典、一个很短小的伪经《地藏菩萨经》作根据,实现其前来并上升统领的过程。《地藏菩萨经》这部小经在敦煌文书有近30件,董文员绘《十王经》卷前也抄有一卷。其中说地藏以天眼观地狱,以慈悲心恐阎罗审案不公、太忙出错等四个理由,[20]所以前来与阎罗并坐审案。《十王经》图就此也多有表现。若第一组中P.2003图中尚无,但P.2870图中即有,而且地藏与阎罗坐在相连的帐龛中;董文员绘卷中自然也有,地藏同前被帽执锡杖,但另坐于堂中。第二组的P.4523图地藏仍坐堂中,为光头形像;S.3961内,设一大帐阎罗居中,地藏与文吏在其左右(图6)。由此可知,唯P.2003一件无此并坐图,余者皆有。但是虽则此四卷具并坐图,却无北山院龛像之突出。以北山院雕像之大,使其更具震撼力。从其地位与安排而言,此地藏与阎罗并坐实与前叙两种卷首图相伯仲。所以,从地藏菩萨信仰上升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P.2003排最前,其中仅有六菩萨中地藏。而北山院雕造可排其于《十王经》第一组与第二组之间,即在“释迦授记阎罗”与“地藏主宰十王”之间,补入此“地藏与阎罗”为主的十王形象,恰能更细微地反映出地藏信仰上升的过程。

6.png

图6a 敦煌本S.3961 地藏与阎罗并坐

7.png

图6b 敦煌本S.3961 地藏与阎罗并坐

小结

由上述情况可知,绵阳北山院的地藏十王龛,仅南端石质薄而残泐,但全龛基本完好,华丽高大,细节丰富,在现知所有地藏十王龛像中已属难得,更可贵的是其旁龛沿具多条唐代题记,综合风格特征,其凿造应在唐广明元年至中和元年(880—881)之时,是早于现存敦煌诸本《佛说十王经》的晚唐佳作。北山院造像在《四川文物》发表后,虽有不少论著提及,[21]但实缺少实在研究,重视程度的确不高。

此龛造像的构图布局很有特点,由诸王排列可知其回环波起的构成,略似倒S形,其构成与安岳圣泉寺地藏十王像确有相通之处。但其整体形态上仍有更强烈的早期特点。因为地藏信仰兴起以后,发展很快,从四川摩崖与敦煌《佛说十王经》相互对照与结合,可以见出地藏信仰上升发展的节点。譬如此大龛中分小龛格,最主要龛格即刻地藏菩萨与阎罗王并坐,也可以说是以地藏与阎罗并重的十王龛像。这个地藏菩萨与阎罗并坐的细节在敦煌本《十王经》图中除P.2003一件外皆有,但在此龛更为突出。此后地藏菩萨皆上升为统领主宰十王,地藏只有与观音菩萨并列的情形,不会出现如此情形了。又此龛仍然体现出展开敦煌经图卷的意蕴,具有轮回部分组像,但其早期雕刻特点也很明显。一般十王图中施食或施救图像都出现在图卷之尾,六道轮回饿鬼处不含施食者,而此龛雕刻别出之处即以施食示饿鬼道。而且此图式中也含有目连救母的母题,由此可以促进对后期所出现的相似母题及相关图式的研究。总之,此龛雕造,无论其于美术、于佛教、于十王图像之价值均莫大焉。

注释

[1]文齐国《绵阳唐代佛教造像初探》,《四川文物》1991年第5期。刘佳丽《绵阳北山院摩崖造像述略》,《四川文物》2000年第6期。

[2]2005年7月曾赴绵阳考察,11日至北山院与碧水寺查勘造像与刻经,得到绵阳市文管所唐飞馆长与宋建民的支持帮助,特为致谢。

[3]张总、廖顺勇《安岳圣泉寺地藏十王龛像》,《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2期。

[4]笔者在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目阅S.3961时,注意到此卷中数鬼卒有头发外刺的特点。

[5]张总《阎罗王授记经缀补研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6]党燕妮《<俄藏敦煌文献>中<阎罗王授记经>缀补研究》,《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此文所缀合一件文字本《阎罗王授记经》俄藏别本很有价值。

[7]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美术纪念馆所藏之敦煌藏经洞出品。早年流出后曾经日本佐滕汎爱氏收藏,再经日本山中商会购得转至和泉市该馆的。此卷尾有作者董文员的署名,因可称为董文员绘卷。不过至今仍有人将此件称为佐藤本,毫无道理。

[8]张总《阎罗王授记经缀补研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但原刊将庐山开先寺误为开元寺。

[9]笔者缀合时原采用的是英国国家图书馆编号。Ch.cii.001=W.80,Ch.cii.00404=W.78,Ch.xi.001-2=W.212。W即魏礼《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Weley, 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urelStein)编号。王惠民《中唐以后的敦煌地藏图像考察》(载《敦煌研究》2007年第1期)并采用了魏礼编号,本文亦采,因较简洁之故。

[10]此六菩萨为地藏、龙树、救苦观世音、常悲、陀罗尼、金刚藏菩萨。

[11]敦煌插图本《佛说十王经》经缀合后全为完璧,唯此P.4523+W.80纯图无文,而P.3761又仅文无图,却又是具有赞文的文本。这种册子本便于携带,使用时往往要配合图画。所以可以设想,此两件敦煌文书可以配合使用。

[12]“五会念佛”是以五种声音念阿弥陀佛。参见张先堂《敦煌本唐代净土五会赞文与佛教文学》,《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拙著《地藏信仰研究》“净土五会法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22—429页。

[13]第6龛主像为三头六臂,前有头顶猪头与象头冠的胁侍,应为摩利支天的战神形像。但此题记中有“阿弥陀佛”等,或为第五龛像题记。此龛造像在摩利支的有关研究中尚未得到注意。

[14]此龛主像三尊式五像,其中南沿像为圣僧宝志,肩扛杖上有剪刀尺矩等。主佛头面毁,为泗州大圣,具二胁侍。龛沿前有二着俗装幞头袍服的供养人像。由于此题材所据《僧伽和尚经》出现于晚唐前后,大足北山177窟三圣僧像为北宋所雕,此龛与夹江千佛洞91号龛,时相近且有纪年佐证。参见马世长《大足北山177与176窟》,《2005年重庆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15]《大正藏》19册,No.974C《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经》。笔者查录石刻经文,与此相符无误。

[16]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发图23、发图29、发图35,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26、227、229页。

[17]雷玉华、王剑平《广元石窟千佛崖》仅主张可能为地藏十王题材,此著所列广元皇泽寺44号残损较重,倒有可能是地藏十王像,不过由其诸王奉板列两旁的形态看,应较中晚唐更晚些。

[18]丁明夷《川北石窟札记——从广元到巴中》,《文物》1999年第6期。

[19]因为龙门石窟敬善寺窟口杜法力等所施造像中虽无地藏,却有阎罗、太山等王,还有业道像。其形态也多如小佛般的形态。所以笔者颇疑此类像或可归入业道之像,但还要再加深入探讨。

[20]据《地藏菩萨经》地藏从南天来的四项理由为:一者为恐阎王断罪无凭,二者恐文案交错,三者未合死,四者受罪了出地狱迟。参见拙著《地藏信仰研究》,第108页。但“出地狱池边”应改为“出地狱迟”。因《大正藏》第85卷所录《地藏菩萨经》为“池边”,但更多的文本中为“迟”,显然后者文意更确。

[21]王惠民《中唐以后敦煌地藏图像考察》(载《敦煌研究》2007年第1期)有提及。陈佩姣(释见徽)《唐宋时期地藏菩萨像研究》,四川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中国硕博士论文库/中国知网。李已生《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第7卷《大足》,重庆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