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中轴线建筑

2019-11-20 10:03:07

本文原载于《北京学研究》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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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旧城的城市中轴线是北京旧城总体布局的核心,在北京的历次规划中都是保护和发展的重点。本文通过文献和图片等相关资料,对中轴线上已经消失的传统建筑进行追述。着重论述了永定门、天桥、正阳门、皇城地区的历史变迁和修缮状况。希望中轴线的历史风貌保护工作深入开展,并对北京的中轴线、皇家坛庙、胡同等特色文化遗产申请《世界遗产名录》有所稗益。

关键词:北京;中轴线;消失的建筑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了大量古都城市建筑。其中轴线景观所构成的不同区域、不同建筑功能和以它为中心所形成的左右对称的城市格局,仍能使人们穿越时空,领略这座五朝古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自1982年北京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即大力开展。[1]20世纪90年代初制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将北京城中轴线及其建筑列为首要保护内容,200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的修编,进一步深化了对北京名城的保护工作,提出了名城整体保护的理念,实施“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古都保护发展之路。2010年市委市政府采取四城区合并的办法,加强了对名城的保护管理工作,提出中轴线申遗的工作目标。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关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特别指出,要着重围绕“一轴一线”,打通重要节点,回填历史元素,恢复经典风貌,重构历史文化美丽走廊。这“一轴”即指北京旧城的南北中轴线,这条轴线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丰富的文化遗存,构成了古都风貌的脊梁和精髓。

一、中轴线的概念与文化价值

我国轴线对称的城市建造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没有“轴线”一词的记载。但纵观中国古代的建筑布局和城市规划,这条轴线是确实存在的。中国第一位撰写本民族建筑史的学者乐嘉藻(1868-1944)在其著作中就提到了“中千之严立与左右之对称”。1932年梁思成先生在《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一文中首次运用“中轴线”的概念描述中国古建筑中的院落组合,并强调中轴线多为南北向布置,主要建筑排列其上,左右以次要建筑对称均齐地配置。乐嘉藻是传统文人,梁思成则是第一代系统接受西方建筑学熏陶的华人专家。“轴线”一词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应用当与其中西合璧的教育背景不无关系。无论乐氏之“中干”,抑或梁先生的“中轴线”,所讲均是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的主体建筑,如殿、阁、门、楼等。因此,“轴线”的概念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指沿轴线排列的实体可辨的建筑群组,谓之实轴;一指城市主要街衙干道的轴线,谓之虚轴。这种阴阳交错、虚实结合的轴线布置,共同构筑了北京城中轴线上的传统建筑风貌。

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纵贯四重宫网(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的主要城门,并将宫殿、苑囿、皇家坛庙等重要建筑有机地连为一体,关乎江山社樱,号为“龙脉”。建筑大师梁思成对这条笔直的中轴线情有独钟。他曾这样赞叹道:“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

北京的中轴线继承了自曹魏邺城以来历代都城的特点,在南北轴线上陈列的都是体量高大、功能突出、造型精美、气势恢宏的主体建筑,并以此彰显王权的显赫地位,对全城的规划布局和立体结构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条轴线空间远近开合,建筑起伏跌宕,高大的宫墙、雄伟的城楼、严整的街道有机地结合起来,有着音乐般的韵律之美。其建筑色彩丰富生动,金砖碧瓦、玉柱丹扉、绿树灰墙交相辉映,宛如天然图画。

英国学者爱孟德·倍根在其《城市的设计》一书中曾说:“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作品,大概就是北京了,这座中国的城市是设计作为皇帝的居处,意图成为世界中心的标志……在设计上它是如此的辉煌,对今天的城市而言,它仍是提供丰富设计意念的一个源泉。”[2]。从城市规划设计的角度讲,倍根所言非虚。在明清时代,北京南北中轴线上是金碧辉煌、雕栏玉砌的紫禁城和正阳门、钟鼓楼,中轴线两侧,是掩映在万顷碧波之中,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民居,城市周围是高大巍峨的城墙,勾勒出雄伟壮阔的城市天际线,确是人类城市设计的伟大杰作。中轴线上汇聚了五朝古都中最具价值的众多代表性文物建筑,是北京城市格局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内容。它的丰富性、多样性是文化遗产的宝库,是城市中动态发展的遗产,具有持久的鲜活性与旺盛的生命力,确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3]。

二、北京城中轴线上消失的历史景观

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第61条“旧城整体保护”第1项规定:“保护从永定门至钟鼓楼7.8公里长的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传统风貌特色”。[4]应当肯定这是抓住了保护北京旧城的重中之重。但中轴线上的“传统风貌特色”几经变化,为此,笔者仅就近代以来中轴线上消失的建筑试作论述。

(一)永定门

永定门是明清北京城外城中央的城门,是北京城市中轴线的起点。该门始建于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增筑瓮城,未建箭楼,初建时永定门为五开间,单层重檐歇山顶。这从1693年《康熙南巡图》及1750年《乾隆京城全图》中可得印证。

乾隆三十一年(176年)年改建城楼,为面阔七间,三重檐歇山顶楼阁式建筑。瓮城上建三间七窗,单檐歇山式箭楼,形制与外城其他各门箭楼无异。永定门是中轴线南端正门,其城楼体量在外城七门中最为高大雄伟,故永定门城楼与箭楼的比例相差较大。永定门城楼、箭楼和瓮城,于20世纪中叶被拆除。拆除城门后,取直疏浚了护城河道,展拓了道路。20世纪90年代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战略决策下,为明确标示北京古都中轴线的起点,遂有恢复永定门之议。2001年开始着手进行了建筑方案设计,几经周折,项目确立。2003年由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设计所担任复建设计。在考察永定门城楼的原址过程中,利用了1954年北京市房管局测量队测绘的地形草图和1955年北京市地形图,这成为在原址复建城楼的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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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1924年所著《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载录了永定门的实测图纸和部分历史照片,较准确地反映了永定门经清代重建后的面貌。在永定门重建方案设计中,城楼的控制尺寸按该书图纸和文字记录确定;对于缺少尺寸记载的部分,则按照片所示的比例关系推敲确定;建筑细部的处理,参照现存的时代相近的同类建筑实例和清代建筑工程惯用手法进行设计。进入初步设计阶段后,建筑各部尺寸、做法,又根据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所藏资料做了进一步的修正。

城楼造型及细部设计以充分尊重历史真实为基本原则,一概保持历史原貌。针对古建筑结构弱点,设计在隐蔽部位增加了必要的加固措施。同时,为满足现代使用功能方面的要求,在城台城楼以外的部分,安排了管理用房,在城楼和其他部分,设置了照明、供暖、给水、卫生、排雨排污等设施。

城台以及相连的东西墙采用传统的砌体结构建造。城台实心做法;东西两段城墙外砌砖石,内部留空安排必要的管理机构用房和竖向交通空间。两段城墙北面各设出入口,内部设登城的蹬道,通向城楼。

由于用地限制和规模控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的登城马道、箭楼和瓮城均无法恢复。为反映出历史上城楼和城墙与登城马道、瓮城的相互关系,特在城台四周和一定范围的广场地面上用直白标点的形式,标示出原来登城马道、瓮城的位置和走向,并刻石说明。2004年3月至2005年10月,由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施工复建永定门城楼,至此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的中轴线南端标志重新确立。

(二)天桥双碑

沿永定门向北,至先农坛和天坛北坛墙外,原有一条自西而东的水沟称为龙须沟。在中轴线上跨河而建一桥,名天桥。因天桥在东西龙须沟中间,故天桥又有“龙鼻”之称。此桥是为天子南郊祭祀通行专用,两侧设有边桥供民人交通往来。此桥原为木桥,在《乾隆京城全图》中此段剥蚀不清,难辨形制。约在乾隆十八年改造天坛时,改为单拱石桥。1906年修筑外城马路时,降低了桥拱,1927年铺设电车轨道垫平桥面,仍保留石栏板。1934年后,由于拓宽马路拆去地面构件,天桥基址被埋入地下。

在《天桥一览》序言中记载:“闻父老言,桥之两侧,旧各一亭,内有方石幢一。咸丰年犹在,至同治,其一移桥东某寺。又一置桥西斗姥宫,至今尚存。迄光绪间,仅余二亭之三合土基址而已,今则并基址亦渺不可寻矣。”

在张次溪先生记录的这段旧闻中,桥东某寺应为今红庙街78号院。该院名曰弘济院,俗称红庙,建于清顺治年间,属私建僧庙。该院内的石幢就是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正阳桥疏渠记碑,记载了乾隆年间整治天桥南河道工程的经过,故此碑置于天桥附近理所当然。

又据北京市档案馆藏《外五区弘济院僧智峰关于登记庙产请发寺庙凭照的呈文》中寺庙法物登记条款上明确记载有“汉白玉石幢一座,高约二丈,方约四尺,系清朝乾隆五十六年所建。”[5]也与正阳桥疏渠记碑的形制、纪年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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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次溪所提到的桥西斗姥宫现已不存。在今永安路东口路北59路公交车站北侧,有一条死胡同,名永胜巷,即原斗姥宫的西夹道。由此可以大致判断出斗姥宫的位置。

据民国《晨报》记载:“先农坛石幢,旧在前门外天桥西路北之斗姥宫内,因便于保存,乃移置于先农坛外坛之坛墙下。后外坛拆除,古柏地亩皆标卖,乃又将幢石迁移于内坛,即今址也。惟幢顶、幢石、幢座,皆拆卸,凌仆瓦砾篙草中,一代文物,长此抛弃,则殊可惜!”[6]由此可知,斗姥宫之石幢即为新中国成立后深埋地下30余年,与燕墩形制相同的乾隆御笔“皇都篇,帝都篇”石幢。2005年初,该幢终于在先农坛北坛门附近重见天日,现置于首都博物馆东北侧广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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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间诗人邵葆祺在其《同人游天桥池上》中留下了“四角亭深十丈碑,拜手如披郊祀志”的诗句,从而指出了天桥碑亭的形制。又据一张嘉庆年间绘制的北京城图[7]显示,在天桥南端东西两侧确有两座攒尖顶碑亭存在。从而进一步印证了张次溪先生在《天桥一览》中记载的天桥两侧置有石幢一事的准确性。由此可见,现首都博物馆前的乾隆御制碑与天桥东红庙街78号院内的正阳桥疏渠记碑,原本应是立于天桥南端两侧碑亭之内,它们应是清代中后期北京城中轴线上重要的建筑景观。

(三)正阳门改造

旧京俗语有云:“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前门是正阳门的俗称,由此俗语可以看出正阳门的形制与崇高地位。

正阳门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缘,是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现存城楼与箭楼,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正阳门箭楼前原有护城河,河上有三路石桥,桥身微拱,围以石栏。1919年加宽桥面,改造为混凝土结构。后因铺设有轨电车,拆除地面遗存。正阳桥南侧有五间跨街牌楼,绿琉璃瓦庞殿顶,六柱冲天。面阔35.1米,高1.5米,其体量之大为北京跨街牌楼之冠。当心间跨度9.75米,楼体正中嵌满汉双书“正阳桥”匾额。1935年,此牌楼改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1955年遭拆除。2008年前门大街改造为步行街,又在原址复建。

正阳门是北京内城的正门,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之意,其规模是内城九门中最大的。正阳门城楼占地3047平方米,坐落在砖砌城台之上,城台南北上沿各有1.2米的宇墙。城楼为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重檐歇山三滴水结构;面宽七间,进深三间,上下有回廊;楼身面宽36.7米,进深16.5米,高27.3米,连同城台通高42米余。箭楼占地面积2147平方米。重檐歇山顶,灰筒瓦绿琉璃剪边、上下共四层,南楼北厦;南侧面阔七间,楼高26米,连城台通高38米余,是北京城所有箭楼中最为高大雄伟的。

在内城九门中,只有正阳门箭楼当中辟门,此门只在重大典礼时为皇帝开启,因而标示其突出地位。平民由瓮城东西两侧的闸楼出入。闸楼面阔三间,单檐歇山顶,每层开六个箭窗,共二层。1916年修铁路,拆除了瓮城、闸楼,并对正阳门城楼及箭楼进行改造,由德国建筑师罗克格(Curt Rothkegel)主持设计,增加西式装修元素。1990年箭楼开始对外开放。同时对城楼进行维修,将东西斜坡马道改为水泥台阶,加建了东侧楼梯、办公用房等。次年城楼亦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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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内城的九门中,仅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得以保存。正阳门城楼在1900年被毁后,参照崇文门城楼增高、修复,保存了明代城楼的形制特点。从这一角度看,正阳门城楼、箭楼的历史价值尤显珍贵。1916年的改造项目,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变迁,也是历史信息的珍贵组成部分。正阳门历来是北京的象征之一,是北京城中轴线空间上的重要节点,也是城市景观线上重要的景观视点之一,具有重要的景观价值及历史地标作用。

(四)皇城变迁

正阳门北侧过棋盘街,就进入皇城范围。皇城南门为大清门,两侧为红墙黄瓦的皇城墙,向北延伸至长安街,由天安门两侧东西转折。形成T字形广场,东西两端分设五间三券,歇山黄瓦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T字形广场东西两侧各有14间通脊连房,是中央衙署临时办公之所,俗称千步廊。1913年拆除了此段千步廊和皇城墙。1959年改造天安门广场,又将大清门拆除。

紫禁城神武门外原有北上门五间,单檐筒瓦歇山顶。西侧有景山官学。1956年,拓展景山前街时一并拆除。景山后有寿皇殿建筑群。该建筑原位于中轴线东侧,乾隆十四年(1749年)移置山后正中,为皇家祭祀的“九坛八庙”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寿皇殿建筑群成为北京市少年宫。1981年4月10日晚9时许,寿皇殿前戟门内,因夜间充电设备无人看管,造成电器起火,引燃了古建。火灾导致寿皇殿戟门及其周边六七棵金代古柏化为灰烬。直至1985年,才花费110余万元复建起来,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8]

景山以北的地安门内大街两侧旧有内皇城墙,墙南北两端均有二层雁翅楼。地安门俗称“后门”,是皇城北门,门两侧连接皇城北墙,原址在平安大街与地安门外大街十字路口中间,建筑为单檐歇山顶,黄筒瓦,面阔七间,中间启三门,面阔38米,进深12.5米。地安门内东西两侧各有雁翅楼一座,为二层连楼13间,原为内务府满、蒙、汉上三旗公署。

1954年12月,为了疏导城市交通将地安门拆除。1955年2月3日路面竣工。将拆除地安门的门窗、梁棺、柱凛等统一编号登记,连同砖石琉璃件等运往天坛,计划在天坛北门内原样复建。不料,随后天坛内发生火灾,地安门的木质材料全部化为灰烬,造成了永久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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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保护中轴线景观的建议

北京传统中轴线上汇聚了古都最具价值的众多代表性建筑,是北京城市格局和历史风貌的集中体现。这些建筑从明清皇家宫苑,到现当代大型公共设施,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最高建筑艺术成就。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就是沿着这条中轴线,用烟花做出大脚印效果暗示沟通历史,走向未来。这些建筑既是文化古都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

北京的中轴线是动态发展的线性文化遗产。它的保护需要强调空间、时间和文化因素,强调线状各个节点共同构成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以及其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北京城中轴线上传统建筑的描述,可以总结出一些保护北京城中轴线文化遗产的建议。

几百年间中轴线景观的变迁,是城市生活载体新陈代谢的客观现实。它既是历史古都的文化积淀,又是现代国际城市的主干,因此,它的保护应该遵循从历史到现代,从传承到创新的发展规律来进行,使灿烂的文化遗产能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发展接续文化基因,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宏伟蓝图提供文化原动力。京师首善,垂范天下,中干严立,以正四方。中轴线是北京的灵魂,国家的象征。保护北京城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其建筑(实轴)与道路(虚轴),还必须保护其周边的文化地带,以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高标准,严格控制过度的土地开发、商用行为,以此有效地保护古都历史风貌。

中轴线的历史风貌保护,需要点、线、面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微观管理。以节点贯通路线,以路线分划出不同级别的文化保护地带,由表及里,严格进行保护规划建设。注意保护文化地带内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避免人房分离,防止活体的北京地域文化被人为割裂,使之有效传承。

中轴线景观的恢复工作,需要具体论证,严格控制。像天桥双碑就可以重新移至天桥路口保护起来,以壮中轴线威仪。至于地安门南移复建之议,愚意以为不妥。复建不在原址,有违文物保护的最基本原则,容易造成信息误导。若在原址路口则妨碍交通,在原址设立隔离墩式标志物即可。

目前中轴线景观的保护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仿古商业街抹去了真实的历史记忆,使虚假的“老北京文化”沦为旅游开发的副产品;另一方面,是真正的传统院落、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代之以理想化的“传统四合院”,为新的上流社会提供高档会所和住宅,从而抹去了真正的文化传承。中轴线的历史风貌保护,需要点、线、面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微观管理。以节点贯通路线,以路线分划出不同级别的文化保护地带,由表及里,严格进行保护规划建设。注意保护文化地带内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北京城中轴线不仅是文化文物管理部门的责任,更需要调动社会上的一切积极因素。主要涉及政府扶持、政策优惠、媒体宣传、专家论证、大众参与、舆论监督、社会公益等多种形式,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人心,提升我国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注释:

[1] 见《北京晚报》2011年3月12日27版。

[2] 转引萧默编著《巍巍帝都 北京历代建筑》第6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 见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单霁翔《关于推动北京传统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http://www.sach.gov.cn/tabid/1242/InfoID/279995/Default.cspx

[4] http://www.bjghw.gov.cn/web/static/articles/catalog-349/article-6198/6198.html

[5] 见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2-8-17。

[6] 见董纪平先生主编《先农坛史迹资料选编》第257页引《晨报》内容,学苑出版社。

[7] 见冯小思《老地图老北京》第51页,燕山出版社,2005。书中标示此图为雍正年间绘制,有误。

[8] 此图据景山公园内展板说明。

参考文献:

[1] 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2] 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一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3] 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4] 张次溪:《天桥一览》(序言),中华书局,1936。

[5]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6] 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修埂堂书店,1951。

[7] 严葭淇:《地安门为“龙脉”复建》,《华夏时报》,2011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