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草原民族的青铜列鼎

2019-11-15 10: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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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文物背后的故事》


1975年,解放军在北京市延庆县西拨子村取土修路时,意外地在地下一米深处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坑,坑内出土了包括工具、兵器与生活用器等共52件青铜器。根据器物风格与特征判断,这些铜器很可能是春秋时期(前8-前5世纪)居住于北京北部地区的一支北方草原民族——山戎留下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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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博陈列的八件小青铜鼎

这批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11件青铜浅腹鼎(图为首博陈列的8件)。这些小铜鼎通高11-18厘米,口径15.6-22厘米,乍一看就像有三只脚的铜锅。器身表面没有纹饰,三足中空呈半管状,做工粗糙,其质朴、粗犷的造型与工艺风格均带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文化的烙印。鼎腹小且浅,适于焙鱼、烤肉,也体现了北方草原民族的饮食习惯。最为奇特的是,这套铜鼎外形相同,个头却有规律地一个个递减,显然是有意为之。

这套小铜鼎甫一面世便吸引了专家学者的注意。因为铜鼎是中原文化的一种典型铜器,北方草原民族本无铸造铜鼎的传统;而且这套青铜鼎的造型、工艺与功能均迥异于中原铜鼎,非常罕见。专家指出,这套全国仅见的铜鼎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真切地再现了在那遥远的青铜时代,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相互依存、彼此交融的历史。

今人在赞颂华夏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时候,却常常忽视了母亲河还哺育了另一位“兄弟”。两个兄弟民族一南一北比邻而居,南边的专事农桑,北边的与马羊为伴。虽然几千年来两兄弟纷争频仍,但最终融为一家,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这位北方的兄弟,便是驰骋于广阔草原的“胡人”——草原民族。

草原民族是包括多个族群、语系的混合体,驰骋于东起蒙古高原、西至欧洲多瑙河下游之间的广阔草原上。居住于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主要栖息于东北、华北北部、西北即“三北地区”。草原民族的经济结构最初是农牧混和经济、辅以渔猎,过着半定居的生活。大约在4000-3500年前(夏、商之际),三北地区的气候由温湿变得干寒,草原民族被迫放弃农业,逐渐形成了适应新气候的游牧或半游牧经济。“游牧民族”一词由此而来。

中原华夏民族将北方草原民族统称“胡”人,“胡”是一个音译词,其发音在草原民族语言中就是“人”。中原又以戎、狄、胡、匈奴等称呼区分草原民族的各个大族群, “戎”、“匈(奴)”与“胡”同音、同义。

“山戎”顾名思义,指居于山地的一支戎人部族。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夏、商时期,山戎便栖息于东北辽河流域,并随着向南迁移与扩张,逐渐与北京地区的周王朝诸侯国燕国接壤,并成为两周时期(前11世纪中叶-前221年)北京北部的草原民族中势力最强的部族之一,从此开始了与代表中原文化的燕国长达千年的纠葛。山戎何时来到北京地区,又何时神秘消失,而今均已成迷,我们只能从古文献的点滴记载中寻觅山戎的足迹。

史书记载山戎“射猎禽兽为生”,“随畜牧而转移”,是典型的以畜牧、渔猎为生的游牧部族。春秋时期(前771年-前476年)的山戎颇为强大,与之紧邻的燕国却是一个弱国。山戎军队屡屡对燕国进行骚扰和掳掠,成为燕国的一大心腹之患。为了躲避山戎兵锋,燕国一度被迫将都城从北京南迁至今河北雄县,国力日衰。山戎军队甚至大摇大摆穿过燕国远袭位于山东半岛北部的齐国,完全视燕国军队于无物。燕国忍气吞声束手无策,实为奇耻大辱。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山戎要屡屡侵燕呢?其实草原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在几千年里都是争斗不休。一方面是因为中原王朝自恃文明程度高,将草原民族视为野蛮人,长期奴役、欺凌落后的草原民族。另一方面,塞外苦寒之地物产贫乏,畜牧业受气候影响极不稳定,巨大的生存压力使草原民族形成了以掠夺求生存的价值观、尚武轻生的性格。物产丰饶的中原地区自然是草原民族觊觎的对象,北京作为扼守中原的北大门更是草原民族入寇中原的必经之地。

公元前664年,山戎挟常胜之威再次进犯燕国。此次兵势甚大,几欲灭亡燕国。但山戎的好运气走到了头,这次山戎迎头撞上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位中原霸主——齐国诸侯齐桓公!

齐桓公称霸中原、号令诸侯之初,便针对当时周王势微、草原民族屡屡犯边的形势举起了“尊王攘夷”的大旗,齐国也成为中原诸国反击草原民族的急先锋。当时山戎对中原威胁最大,此次更欲灭亡燕国,因此山戎成为齐国重点打击的对象。

齐桓公接到燕国求救急报后挂帅亲征,给燕国解围后又一鼓作气北伐山戎,一直追击至孤竹国(今河北省东北部)才班师。此战山戎元气大伤,从此不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至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山戎逐渐融入了新崛起的东胡等族之中,悄悄地从史书中消失。

不知不觉,历史的车轮碾过了两千多年的岁月。20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延庆县军都山发现了轰动全国的草原民族大型墓地,从而揭开了蒙罩在山戎历史上的神秘面纱。

考古工作者在三个墓地共计发掘了约六百座东周时期的土坑墓,并结合古史有关记载推测这些墓葬的墓主人便是曾栖息于这里的山戎部族。墓地出土了一万余件珍贵文物,其中大部分是具有浓郁草原风情的金、青铜、陶、蚌、玛瑙等饰品、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器,此外还有不少来自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青铜礼器是中原贵族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祭器,同时也是用来标志贵族等级地位、维护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的工具,因而称为礼器。军都山出土的青铜礼器基本都发现于上层人士的墓葬中,可以想见山戎贵族不但非常喜爱这些精美、威严的中原礼器,同时也一定程度接纳了以礼器标志等级和身份的中原礼制。

但最能体现山戎部族吸收中原礼制的物证,莫过于延庆西拨子村出土的成套青铜鼎。鼎是中原农耕文明、礼乐文明的标志性器物,其内涵已远远超越了食器的功能,而成为一种载有宗教意识、等级制度的神器。两周礼制规定,各等级贵族的用鼎数呈奇数等差数列,例如春秋时期的士用一鼎、元士三鼎、大夫五鼎、卿七鼎、诸侯和周天子九鼎(有的文献记载天子十二鼎)。造型、纹饰相同或相似,大小相同或递减的成套鼎称为“列鼎”,以列鼎显示使用者的等级与地位可谓最典型的中原礼器制度。延庆西拨子出土的青铜鼎无疑模仿了中原列鼎,多达11件的数量与周天子用鼎数最接近,因此西拨子这套列鼎应当是某位山戎统治者为自己铸造的,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模仿中原礼制昭告御下万民:权力神授,不可侵犯!

这套青铜列鼎从一个侧面证明,草原民族从中原文化不仅仅吸纳了物质文明,同时也汲取着中原文化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这两种文明共同构成了草原文明向前发展的加速器。

草原文明对中原的影响同样也是显著的,这一影响甚至决定了北京的历史走向。由于长期的民族融合,草原民族的生活习俗、生产技术、文学艺术乃至民族性格,都潜移默化地浸濡了北京地区的华夏民族,因而此地民风素有“胡化”一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著名典故便源于此。早在西汉《史记》与东汉《后汉书》中便记载燕赵(北京与河北北部)人民尚气行侠、乐于助人,等级观念单薄,充分体现出“胡化”的豪迈民风。为此官场甚至有谚语云“仕宦不偶遇冀部”,意思是官员都不希望去燕赵地区做官,言下之意此地民众剽悍不好管理。燕赵人民强烈的反抗意识与平等思想,使得北京形成了特有的奋发向上、开放进取的文化氛围,这是北京得以从北疆边邑跃升为全国首都的重要内因。

西拨子出土的这套不起眼的小鼎,隐含着古代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史实,揭示了多元文化交融对于中国历史、北京历史的推动作用。目前这套铜鼎收藏于首都博物馆,并作为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文物、作为诠释北京发展规律的物证陈列于青铜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