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史的保护史——《建筑保护史》读后

2019-11-08 09:42:28

本文原载于《文物》2016年04期。

全文约5757字,细读大约需要15分钟。

历史建筑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主要类型之一,其保护观念和思想的发展是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远溯文艺复兴时期已有关于保护历史建筑的思辨和实践,发展至今其保护的理念、方法已成为一个知识系统,并通过一系列国际文件推广到全世界,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指导。了解以欧洲为核心的建筑保护历史是认识当代国际建筑遗产保护成就和所面临新问题的基础,也是理解国际遗产保护理念、原则的前提。目前国内较有影响力的文献是芬兰学者尤嘎·尤基莱托(Jukka Jokilehto)所著《建筑保护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Conservation)[1]一书。

尤嘎·尤基莱托是一位常年生活和工作在罗马的芬兰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建筑遗产保护专家,他曾在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ICCROM)、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等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机构任职,多年来参与了大量国际建筑遗产保护修缮及专业培训工作,在建筑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方面兼具经验。1978~1986年,尤嘎在英国约克大学高等建筑研究学院(Institute of Advanced Architectural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York)攻读建筑遗产保护方向的博士学位,在时任学院教务长的德里克·林斯查姆(Derek Linstrum)和时任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主任的伯纳德·费尔登爵士(Sir Bernard Feilden)的指导下,完成其博士论文《建筑保护史:英、法、德、意的保护思想对形成文化财产保护国际化途径的贡献》(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The Contribution of English,French,Ger-man and Italian Thought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Approach to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1999年出版的《建筑保护史》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2]。尤嘎熟悉欧洲哲学、历史学、建筑学以及艺术史等学科的发展史和相关先哲学说,在《建筑保护史》中他通过对关键人物、案例的梳理,分析了以欧洲为主的建筑保护的发展历程,阐述了建筑保护思想和观念的演变过程,使本书成为相关主题的经典之作。正如康奈尔大学历史保护规划项目主任迈克·汤姆兰(Michael Tomlan)所评价,该书是关注这一问题读者的必读书目[3]。2010年,台北艺术大学邱博舜将该书翻译出版[4],向中文世界推介这本有关建筑遗产保护学术史的著作。2011年,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郭旃组织年轻学者共同翻译并出版了《建筑保护史》[5],让中国大陆的遗产保护从业人员、研究者能够方便地阅读该书,系统了解西方建筑保护史,认识当今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框架和格局是如何形成并影响了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保护实践。由于郭旃与原书作者尤嘎在学术上多有交往,在翻译过程中能够与作者反复商议,保障了这个译本的学术质量,特别是“这里面又融入了尤嘎在这本书出版了十几年之后对这本书关键内容的解释和阐述,这使得《建筑保护史》的中文译本更具有了独特的价值”[6]。

本文即以郭旃等人翻译的《建筑保护史》为主,同时参考英文原本和台湾译本,略谈对该书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一些认识。

一、该书体例与内容

全书共10章。第1章审视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历史意识的变化,及其对人们如何认识历史建筑的影响,概述人类遗产观念的形成历程;第2~7章按照历史时段展开,分别梳理从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古典时代、浪漫主义时期到19世纪,不同时期历史哲学、艺术史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术思潮发展对建筑保护观念的影响,引用大量历史文献和相关史实,勾勒随时代发展欧洲对建筑及其价值认识的不断演进和深入,其中第6章专门分析法国风格式修复的思想源流及其具体修复实践,并介绍了风格式修复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第7章介绍以拉斯金(John Ruskin)和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为代表的英国反修复思想的形成及其对风格式修复所进行的批判;第8章介绍奥地利美术理论家李格尔(Alois Riegl)关于价值的经典分析以及以布兰迪(Cesare Brandi)为代表的意大利保护流派的修复理论;第9章分别概述了美国、伊朗、印度、日本等国保护观念和实践历程,并从国际保护机构、教育培训等方面回顾了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的观念交流和国际合作;第10章对全书进行总结,解析真实性、完整性等当代建筑保护领域的关键概念,并描述建筑保护未来发展的趋势。

从书的结构看,作者以时间为轴线组织全书的内容,上溯文艺复兴时期的早期保护实践,下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情况。具体各章节中,作者关注重要人物的保护思想和行动,如温克尔曼(Johan Joachin Winckelmann)、李格尔、布兰迪等重要人物及其学术思想和实践在专门的章节中进行了介绍和讨论,而并非以重要的保护对象或保护项目为主要的组织线索,这样往往一个案例被割裂,在不同的章节中分别论述,导致内容缺乏连续性,读者需要多次翻看以兼顾前后。比如罗马大角斗场的保护这一案例被一分为二,分别在第4.2.3和第4.2.9两个小节中介绍,中间穿插了法国的保护立法、准则以及提图斯凯旋门的保护等内容。方冉在其书评中也曾指出这个问题[7]。

从书的内容看,由于作者强调“现代保护理论的发展是作为一种思想进程演变而来”[8],因此作者的关注点并非具体的实践和技术,所有案例的铺陈都是为了勾勒出保护思想的演变,并置于当时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将建筑保护与艺术理论、哲学思辨和文化潮流的发展变化融会贯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筑保护史》是对与建筑遗产保护相关的思想演变史的整体回溯,描绘了欧洲哲学、历史哲学、艺术理论的发展以及植根于其中并逐渐发展、成熟的建筑保护这一专门领域的整体图景。

《建筑保护史》让我们认识到建筑保护是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内容之一,其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是基于西方哲学、美学、艺术史学、考古学等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如何保护古建筑、保护文化遗产,从根本上说是如何认识遗产、及其价值的问题,是认识论问题,是哲学问题。正如丛桂芹的评价:“尤嘎·尤基莱托的独到与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提供了纷繁复杂的案例和史料背后的哲学洞见。这种哲学洞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采用历史批评的方法和整体性视角,将保护理论中各种要素的起源都置于孕育它们的思想、文化背景中,指出欧洲之所以采用此种而非彼种保护和修复方式,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建筑保护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另一方面,他抓住了建筑保护中的核心问题——历史观的改变和价值的相对性。”[9]

二、保护思想史与思辨的必要

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并非直接脱胎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而是20世纪初从西方“继受”而来。这里借用法律史领域的“继受”一词,“在大陆法系民法学的话语系统中,所谓‘继受’一语,特指一个民族、国家自主决定、采用某个外国的法律制度,为其所有、为其所用……强调‘继受’国的‘自主性’”[10]。中国自19世纪中期被迫打开国门,在与西方世界的交往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其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先进性,于是社会精英开始自主地学习、吸纳甚至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中的科学、技术、文化乃至政治制度,清政府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后决定施行君主立宪是“继受”,包括考古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社会学等在内的现代学科乃至我国的整个现代学科体系框架也都是“继受”。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同样,现代意义的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观念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中国传统并没有像今天这样保护古建筑的认识,到20世纪初才逐渐接受西方将历史建筑当做需要保护的对象这一现代观念,并且相应改变了处理古建筑的方式。身为建筑师的梁思成对这种变化认识得非常清楚,1935年在制定曲阜孔庙的修缮计划时,他明确指出了这种观念变化以及相应改变的处理古建筑的方式:“在设计人的立脚点上看,我们今日所处的地位,与二千年以来每次重修时匠师所处地位,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以往的重修,其唯一的目标,在将已破蔽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工坚料实的殿宇,若能拆去旧屋,另建新殿,在当时更是颂为无上的功业或美德。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却不同了,我们须对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不能像古人拆旧建新,于是这问题也就复杂多了。”[11]这种观念的变化与当时社会背景、相关学术领域发展是何种关系,此后不同时期的保护原则及具体保护技术方法又各有什么特点及有哪些得失,在这些方面都还缺少系统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以《威尼斯宪章》为代表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刚被我国文博领域接触时,保护学界就对已成为国际保护通则的真实性、完整性、可识别等原则有质疑,认为中国传统有其独特性,不应用基于西方思想传统和客观现实的保护理论来指导我们的保护实践,如东南大学陈薇于1989年在《ICOMOS通讯》(ICOMOS Information)上发文[12],对西方传统的希腊神庙和中国传统的曲阜古建筑群在认识和保护上的差异进行了阐述,该文的中文版于1990年在国内发表[13],代表了当时国内保护学界一部分人对国际保护理念的看法。虽然这些国际保护理念逐渐被接受,但在实际保护工作中一直有质疑,最突出的是2002年前后由胡雪岩故居的修缮、复建引发了遗产保护学界的激烈讨论[14]。到2014年纪念《威尼斯宪章》颁行50周年之际,东南大学朱光亚在文中又一次指出“《威尼斯宪章》和中国文化的审美的差异”[15]。我们不能无视东、西方的这种差异,但一方面由于对支撑国际保护理论的思想发展史和所有重要的哲学思辨、艺术史理论等认识不够,缺少对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思想的哲学层面的思辨,常仅就国际文件的只言片语进行字面的理解,而关键术语在文本转译过程中往往有偏差[16],加之缺乏对中国或东方的传统有更深刻的理论认识,更掺杂当前各种现实需求等因素,因此一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认识上的矛盾,导致保护的操作层面出现许多问题,甚至出现“保护性拆除”这种荒谬的说法。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日本存在一定差距,日本有关真实性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国际社会对整个东亚文化遗产保护特点的认识。日本能够提出这个问题与日本文化传统的延续不断及其自有特点的遗产保护体系有密切关系,正是由于日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日本对伊势神宫定期修建的“造替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无形文化财”,日本关于真实性问题的看法和态度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总之,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历程如果从20世纪初算起,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深入的保护史回顾,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保护思想和观念的理性、系统反思。美国学者马克斯·佩奇(Max Page)和兰德尔·梅森(Randall Mason)曾批评美国缺乏有关保护史的研究,指出“美国保存运动历史的批判性研究的缺失已经导致一系列无争议的迷思的产生以及对这一领域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工作的缺失”[17]。同样,我们若要系统地厘清我们的保护思想和理论,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仍有分歧的问题,首先必须开展严肃的保护史的研究,对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清晰、客观的认识。而保护史的研究要将保护史看做一种思想史和社会史,通过繁杂的事例梳理保护的历程如何受到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社会结构以及文化潮流等因素的影响,深入理解中国有关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观念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如何影响了我们保护的实践,同时要具有批判性视角,客观评价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框架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得与失。

三、保护研究的一个思路:从传统文化和思想中寻找突破点

在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史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应给予更多的学术关注,即重审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中有关文化遗产及其价值和保护的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济、政治、信息的全球化将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经济一体、文化趋同,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面临挑战。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也一样,现代保护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保护观念统一化的过程。《建筑保护史》详细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西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为基础的《雅典宪章》、《威尼斯宪章》等国际文件如何通过国际保护运动逐渐为世界多国所接受,成为国际遗产保护实践主要奉行的依据和指导。然而国际社会也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从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新的认识原点,一些地方性知识被重视、发掘,进而对国际思想界产生影响。比如澳大利亚、美国的土著族群独特的世界观打破了西方以笛卡尔“二元论”为基础的对世界的认知,澳大利亚土著认为自然、动物是他们的族亲,是他们血肉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冲击了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建立在二元分割基础上的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相分离的遗产保护框架,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等概念的提出及其在国际遗产保护学界的广泛认同。英国学者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所著《遗产:批判性反思》(Heritage:A Critical Approach)一书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深刻的反思[18]。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中是否也有我们尚未注意到的认识我们自身和客观世界(包括文化遗产)以及二者关系的观念,这需要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方面着力,才能给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找到自己的本土哲学或思想基础,也有可能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在保护观念上提供新的突破点,贡献我们的地方性知识。巫鸿著《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和缺席》一书对中国古代的“丘”、“墟”、“神迹”、“古迹”、“遗迹”、“胜迹”[19]等观念的讨论对遗产保护理论研究颇有启发,他梳理中国古代的“迹”与富有怀古情怀的绘画和诗歌的关系,“对中国本土的废墟观念和时间图像进行发掘”[20],并进一步将它们与城市拆迁、国家遗产等当代问题建立联系。没有受到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古和今二元对立遗产认识范式的制约,这种研究视角为文化遗产保护学界的研究提供了参考,而北京大学孙华对中国的纪念性遗产的研究[21]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中寻找与当代遗产保护观念相关内容的有益尝试。

经过百余年的探索和实践,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方向和专门行业,不断加强的国际沟通和交流也让中国更多地参与到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然而我们相对仍缺少学术上的理论贡献和影响力,更多的是对国际保护学界思潮的追随与回应,比如近年来对工业遗产、文化线路、文化景观、遗产运河等由国际保护学界提出的新遗产类型的关注和讨论。若要实现从文化遗产大国到遗产保护强国的转变,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更多的学术探索,一方面应回顾历史,开展我国遗产保护领域学术史的研究,将保护史作为一种思想史和社会史,深入分析,以了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内在逻辑,并对当代保护实践进行客观评价;另一方面需要像李格尔等西方学者对纪念物(monument)及其价值进行的基础和理性的逻辑分析,重新审视中国传统中认识人自身和客观世界以及二者关系的思想,并在当代遗产保护的语境下建立我们对文化遗产及其价值的认识体系。

注释:

[1] ukka Jokilehto,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Conser-vation,1999.

[2] [芬兰]尤嘎·尤基莱托著、郭旃译《建筑保护史》,第521页,中华书局,2011年。

[3] Michael Tomlan,Book Review: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Conservation by Jukka Jokilehto,APT Bul-letin,2004,35(2/3):78-79.

[4] 尤卡·约崎雷多原著、邱博舜中译《建筑维护史》,台北艺术大学,2010年。[5][芬兰]尤嘎·尤基莱托著、郭旃译《建筑保护史》,中华书局,2011年。

[6]吕舟《世界建筑修复与保护历史的理论巨著:读尤嘎·尤基莱托〈建筑保护史〉》,《中国文物报》2012年4月15日。

[7] 方冉《评Jukka Jokilehto的〈建筑保护的历史〉》,《时代建筑》2008年第6期。

[8] 同[5],第25页。

[9] 丛桂芹《建筑保护发展史的经典之作〈建筑保护史〉书评》,《时代建筑》2012年第2期。

[10]梁慧星《中国民法学的历史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为了中国民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11] 梁思成《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5年第6卷第1期。

[12] Wei Chen, Heritage Conservation: East and West,ICOMOS Information, 1989(3): 3-8.

[13] 陈薇《中西方文物建筑保护的比较与反思》,《东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14] 高念华《关于中国古建的修复问题:对〈威尼斯宪章〉有关条款的认识》,《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26日;高念华《胡雪岩故居修复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陈志华《必须坚持“可识别性原则”》,《中国文物报》2002年8月30日;万润龙《胡雪岩故居挑战〈威尼斯宪章〉》,《中国旅游报》2002年9月18日;《且莫轻言“挑战”》,《中国文物报》2002年10月18日;震亚《对〈且莫轻言“挑战”〉一文的反思》,《中国文物报》2002年11月8日;东日《挑战什么:〈对〈且莫轻言挑战〉一文的反思〉的反思》,《中国文物报》2002年12月13日;张震亚《浅谈胡雪岩故居绿梦亭的复原》,《古建园林技术》2002年第4期;戴笑笑、叶辉《〈胡雪岩故居修复研究〉挑战〈威尼斯宪章〉》,《光明日报》2002年10月4日;林楠、章苒《木构古建:保残还是复原》,《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第41期;罗哲文《科学修复再现辉煌——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文物保护维修工程的实例》,《古建园林技术》2002年第4期。

[15] 朱光亚《〈威尼斯宪章〉的足迹与中国遗产保护的行踪——纪念〈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问世50年》,《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

[16] 比如目前比较通行的《世界遗产公约》中文化遗产三种类型之一的site一般被译为“遗址”,但从对这一类型的界定和已经属于此类型的世界遗产地的特征看,将site译为“遗址”并不合适,遗址在中文语境下比较容易与考古学建立联系,给原本相对中性的site加了时间维度的界定。而邱博舜在《建筑维护史》中将site译作“场所或基地”似更为妥帖,参见[4],第vi页。

[17] Rodney Harrison,Heritage:Critical Approach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2:21.

[18]同[17],第204~226页。

[19]这些可谓中国“前现代”的“不可移动文物”。

[20][美]巫鸿著、肖铁译《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21]孙华《纪念性遗产与纪念碑》,《中国文物报》2014年5月30日;孙华《中国的纪念性遗产》,《中国文物报》2014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