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石刻概述

2019-11-01 16: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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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北京古都风貌与时代气息研讨会论文集》2000.06


北京虽然建城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在前二千年中,北京城市的发展比较迟缓,这与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中原有关。有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北京地区只是作为军事要塞。所以总体上北京的石刻艺术、石刻文化、石刻技术的发展晚于中原及南方。但一经形成即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成熟,形成北京地区独特的风格特征。

北京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中心,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明。所以很多石刻的制作十分讲究,纹饰雕刻也极精美,皆有法度、等级。帝之碑很多,不仅是他们的墓碑、功德碑,还有他们的敕赐碑、诰封碑、圣旨碑、敕建碑等。这些碑刻是其他地区所罕见的。一般都体量很大,选材上要求较高。雕龙刻风、仙鹤、麒麟、狮子、天马、莲花、牡丹、海水江崖等,都有一定的法式。这些都是古代石雕、石刻艺术绽放的花朵,它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一股潮流,同时也有帝王之所好。北京作为都城,碑刻种类繁多,内容包罗万象,其丰富多彩的样式也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有简单一二字的题记,还有整部的《十三经》刻石,和世界上数量最丰的“房山石经”。有蝇头小楷,也有擘窠大字。还有反映个人生平事迹的墓碑、墓志,还有内容涉及人、事众多的记事碑、坛庙碑、会馆碑等,有记录科考办学的儒学碑,也有进士题名碑,有佛、道、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石刻。还有反映民族、经济、文化、科学、农业及治蝗、记录灾异、修桥补路诸多内容的石刻。体裁上有诗词、歌赋、书画等。北京的石刻上起秦汉,下迄民国,历经两千多年。虽然唐、辽、金、元有不少石刻,但以明清两代为最,占全部总量的绝大多数。迄今为止,现存已知的石刻大部分都已纳人国家文化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保护之中。如房山云居寺石经、碑碣,几近一万五千件。首都博物馆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大约两三千件。十八个区县、两个特区文物部门征集管理的也应有数千件。其他博物馆、研究院所、大学等,园林局属各文保单位如颐和园、北海公司、圆明园等亦应逾千件,再加上其他各文保单位,如故宫、历史博物馆、中南海、玉泉山等遗址遗存,原地保护、散落田野的各类石刻的总数应在两万件以上,三千种左右。

北京有一些石刻在全国范围内堪称孤品,其量大质精为他处所无,如房山石经、明清进士题名碑、《孔庙告成太学碑》、清《十三经》刻石、《官员人等下马》碑、《燕京八景》碑、《三希堂法帖》刻石、密云《十面碑》、少数民族文字碑等。法源寺今存唐张不矜撰文、苏灵芝书丹的《悯忠寺无垢净光宝塔颂》、今存文丞相祠中的《唐云麾将军李秀残碑》堪称书法中的绝品。海淀区慈寿寺塔后明线刻《九莲菩萨像碑》、八大处五处清刻《大悲菩萨自传真像》碑,又可称绘画中的精品。雍和宫乾隆《喇嘛说》碑实际上是一篇论述清朝采取宗教政策的文章。清乾隆时期邵瑛《间架结构九十二法》法帖石刻,是一份书法教学的范本,它比后来习见的黄自之帖要早100多年。

北京地区的石刻还体现了它的包容性。其中,尽管有许多石刻并非北京固有之物,但它确实在北京保存已久。所有的这些石刻都是非常珍贵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讨。

一、北京地区秦汉及以前的石刻

在距今约一万至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发现过石斧、石铲、石凿、石纺轮等文化遗物,其出土地点遍布北京的郊区、浅山区、河流、台地和平原地,说明那时北京的先民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原始猎人,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了。它们使用原始的木、石工具,砍伐树木、芟除草莱,播种谷物,进行原始的农业活动。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认为:“艺术之始,雕塑为先。盖在先民穴居野处之时,必先凿石以为器,以谋生存;其后既有居室,乃作绘事,故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说明原始先民所借以谋求生存的石质工具,甚至有的已是早期的石刻形式,最简单的艺术品。当然,从石刻学的角度讲,广义上说所有的经过人工雕凿的石质产品都属于石刻。而狭义上是指那些摩崖、碑碣、墓志、塔幢铭刻及法帖一类的文字石刻。所以,严格地说北京地区此期的文字石刻至今还没有发现,历史上也无明确记载。但北京的周边如河北省平山县三汲镇曾出土的中山国守丘刻石,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文字石刻之一。

秦及以前的北京地区,特别是在商周时期的古燕国,也曾出土了带字的卜甲卜骨,精美的青铜礼器,陶制器皿、瓦当、货币、兵器、工具等,其工具中有斧、锛、凿、削、锥、针等。青铜礼器的制作工艺已非常讲究,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工艺水平。但可能由于石材暂时没有被开发作为建筑用材,北京地区还得不到当时人们的普遍注意,因此石上刻字未能流行开来,目前亦尚未发现。

两汉时期,营建活动大为发展,石材被真正应用到建筑领域中。于是石刻开始广泛流行。

北京地区的文化艺术也有所发展,其工艺水平体现在今天的出土文物中。如丰台区大葆台汉墓出土的透雕玉璧、玉螭虎佩、凤形玉、玉舞人等,雕工之精巧,出类拔萃,虽非石刻,但雕刻手法相近,无非是小巧与粗大的区别。而真正意义上的石刻,建国后也陆续有所发现。如在石景山区老山脚下发掘出土的东汉《幽州书佐秦君神道双柱》及其上所刻《乌还哺母文》、题记等石刻17件。永定河故道被水冲刷出来的东汉石人、丰台区三台子汉墓出土的带有四神及禹遇伏羲浮雕纹饰的画像石墓门等,虽然为数不多,但也是北京早期石刻遗存的佐证。另传汉《韩延寿碑》,史载也在今石景山一带。

二、北京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石刻

此期的石刻在北京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原因多种。其一佛教传入中国,帝王统治者的提倡,老百姓的信奉,因此佛教题材的石刻不少,造像之风极盛。其二,南北朝前后经历了宋齐梁陈,诸侯割据的五胡十六国。易君变国,战乱频仍,刻碑书志,在所难免。其,随着帝王禁碑,民间厚葬,产生了新的石刻形式——墓志,以寄托对死人的哀思。1965年在石景山区八宝山西侧的半公里处出土了西晋永嘉元年(307)的《幽州刺史王浚妻华芳墓志》。志文中有“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之文。我们据此可以推断蓟城城址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部,蓟城的大部分与今北京外城的西北部相重合。志石呈长方形,书法秀美道劲,为研究墓志由长方形向方形过渡的形制及书法字体演变过程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另外,在石景山老山脚下的另一座西晋墓发现了东西排列的三方墓志。志文记叙了均不足周岁的姑叔侄三人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四月二十五日迁葬至此的史实。怀柔县韦里发现的北齐武平二年(571)《傅隆显墓志》,同时出土的还有两块刻字的墓砖。此墓亦为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有纪年的北齐墓葬。历史记载,早在三国魏时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齐靖在蓟城地区屯田种稻,在当时梁山(今石景山)的漯河(今永定河)上修建了一个拦河大坝,称戾陵堰。在大坝的东端开凿引水渠,叫做车箱渠,使蓟城的水量充足,洪水暴涨时又可疏泄,灌溉面积达两千顷之多。当时曾立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和《戾陵遏表》,以及后来北魏裴延作幽州刺史时再修戾遏所立《追荐魏征北将军刘靖碑》等,今天这几件石刻文物均已不见于世。1999年石景山八角村西北发掘魏晋墓一座。有石刻若干:1.墓门二扇,门上浮雕武士执戟及三角纹图案。2.墓室前室内建石帐(椁),全部由后壁、左石壁、地板、顶板五石组成。前檐正面刻绘五个兽头,屋脊四角雕出兽头。壁面虽无片文只字刻写,却有生活画面绘出。3.石兽一件。

迄今在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一处摩崖,也是此时期的遗存,即东魏《武定刻石》,该石刻呈不规则形,位于门头沟区色树坟永定河转弯处的一块台地的自然巨石上,东魏武定三年(545)刻。文中记当年戍边筑城用夫之事。南北朝佛教盛行,其风波及燕蓟。今存的实物不多,仅传世的北魏太和十三年(489)石佛造像一躯。此像背光之后附有纪年及《闫惠端等造像记》题刻。石刻原在海淀区聂各庄乡车耳营,1998年被盗,毁为五段,今已修复,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保存展出。另有今燕山石化区及门头沟区新发现石造像两尊,学界争论不一,此不赘论。传世品在北京者亦有数例,均附有题记:神龟二年(519)《杨对口等造像记》,北齐天宝十年(559)《张聪造像》,北齐武平元年(570)《贾致和等十六人造像》及无年款但具此期风格的造像若干。

三、北京地区隋唐时期石刻

房山地区从隋代的静琬大师开始,在云居寺刻经,代代相承,镌刻不止。当初静琬大师担心有“法难”的危险,故日夜刻经不止,藏之深山。始刻于隋代,盛刻于唐、辽、金三代,终刻于明代末年,历时千余年。所刻佛经1022部,3500卷,刻石15000余块,分别锢藏于石经山九洞和南塔的地穴中。(本卷已有专论,此不赘述)就当时的镌刻水平与数量之丰,价值之高,在全国亦为仅见。即使是到了今天,房山石经的数量也占北京地区全部现存石刻总件数的一半以上。除云居寺刻经之外,房山区磁家务至今仍存有大量的隋唐遗迹,明代无梁殿下的孔水洞中存在隋代的石刻造像及刻经,无梁殿内东西北三壁上连续24米的唐朝大历五年(770)《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浮雕,汉白玉石质,上千佛像分层次布满石壁,菩萨、诸佛、伎乐天万头攒动,出没在山川云气间,甚为壮观。仙佛人物姿态各异,颇具动感,并不像其他石佛造像,千佛一面,往往凭手印才能区别。上方山云水洞存唐辽金及明代旧迹较多。二站村的贾岛墓、祠及据传贾曾出家的云盖寺,虽然今存已无早期的石刻,但它的历史在地方志中记载悠久。经过岁月的沧桑,石刻丢失或被毁弃是可想而知的。今仅存明碑一段、清碑两通、匾一。唐末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割据幽州长达19年之久,后均为晋王李存勖所擒斩。其在大安山所筑“大安馆”,今亦基址无存。另外,房山的大峪沟、云居寺石经山、上方山云水洞亦均存唐代的石佛造像。在整个房山区境内至今尚存有八座玲珑小巧、造型别致,浮雕造像或铭文的唐代方塔。可见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带动了整个房山地区石刻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北京地区石刻的发展。而民俗石刻或其他类石刻,却极少见。只有少量的墓志出土。隋代墓志,在北京范围内,迄今只发现了两合。相比之下,唐志虽然较多,但也少初唐之作。多为开元、天宝、永泰、大历之时。此期的墓志。已基本定型,平面呈正方形,志石不大,边长约50厘米。志盖多为孟顶式,盖顶镌四字篆书题名。四刹线刻花草纹图案,或十二生肖纹饰。志文多行楷,行字不尽相等,随意性强。外罩四框,内界竖格。文字不多,但较规整清晰,一目了然。用字在今天看来已多生僻。志文中还保存有大量的地理沿革与历史事件的史料。联系文中所记当时的地名与今天名称,即可看出其历史地名称谓沿革与变迁之一斑。志文所连带而及的历史事件,有许多又可补正史之缺。今存的碑碣类石刻虽然不多,但很有特点。一个是它的宗教色彩,一个是它的艺术风格。佛教的造像碑,如《比丘尼毛藏妹严行造像》、《宋小儿金刚经》、《袁敬一经之碑》,无论从碑首的造型上,还是从佛造像的雕刻上,以及碑文书法上都体现了这一点。法源寺今存唐书法家苏灵芝所书《悯忠寺宝塔颂》及文丞相祠《云麾将军李秀残碑》,就是两部非常精美的书法艺术作品。前者通篇章法布局颇具法度,字法娴熟,张弛有度,笔意流畅,一气呵成,毫无做作之感。楷行草交替运用,即便是同一个字重复出现时,字法结构上也有所区别。后者则是一篇气韵生动的草书佳作。虽然今已被断作柱础,但其雄浑之势、自然天成之美犹拭目可见。还有一些金石书中曾著录过的碑刻,惜今已见不到其踪影了。如房山磁家务孔水洞唐开元年所立《大房山投龙璧记》,拓片仅存。清乾隆间赵怀玉的《游西山记》:“石景山(即今首钢中石景山)西岩有残石经数版,嵌崖间。其可辨识者,‘《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敬造,元和十四年(819)四月八日建’数十字,余多漫漶。”代远年湮,今天我们已经见不到任何踪迹了。其实唐朝时期北京地区“燕石”(即今汉白玉、青白石一类)不论是在雕凿艺术上,还是在建筑上均已经广泛地使用了。据史料记载,唐天宝末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为了取悦于唐玄宗和杨贵妃,在陕西西安(时称长安)华清池建成之际,特遣使从今北京(时称范阳)往送白玉石雕琢的鱼、龙、凫、雁及莲花、小桥。明皇见到置于池中的工艺品,其“鱼、龙、凫、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结果差点儿惊了圣驾。可想见其雕镂之巧,动感之强了。这些“美石材”为镌刻创造了客观条件。建国初,北京地区在唐信州刺史薛氏墓内曾出土过五件精美的汉白玉石俑,计有鸡、蛇、龙、猴、羊,它们个个线条生动,姿态自然,栩栩如生。在丰台区出土的唐史思明墓翼兽,汉白玉质地,浑圆雕成,双目圆睁,蹲踞之势,既尊严又自然,给人一种大唐气势。作为顺义区城标志的石幢,今已残毁不完。县志记载系唐时故物,浮雕海马瑞兽,海水江崖,纯禀自然。虽时代尚有可疑,文物实为精品。

四、北京地区辽金元时期的石刻

辽金元三代,都是少数民族当政,石刻等文物必然要打上当朝该民族特殊历史背景的烙印。契丹人主南京(今北京),当时只是作为五都之一的陪都,典章制度,民族特性等在石刻上所反映的还不很鲜明,甚至至今在北京地区还没有发现一件契丹文石刻,仍然以汉文化的内容为主。如出土的《秦王发愿纪事碑》、《王守谦墓志》、《韩佚、韩佚夫人墓志》等。仍存原地的有海淀区大觉寺《旸台山清水院藏经之记》,房山谷积山院《辽张君于谷积山院读藏经记碑》、庄公院《辽刘师尼塔铭》,门头沟戒台寺《辽故坛主守司空大师法均遗行之碑》等。辽的南京大体仍沿袭唐代藩镇城的规模,在五都之中它是最大和最繁盛的一座。城周三十多里,设八门,分别是:安东、迎春、开阳、丹风、显西、清晋、通天、拱辰。城中有二十六坊,每坊各建门楼,上面大书坊名,如宾、肃慎、卢龙、棠阴、永平等。虽然迄今的考古发掘尚无一件此类遗物,但我们推想而知,门楼及坊名,很有可能就是石刻题额。另外,当时的寺庙建筑也很发达,有名可考的就有大圣寿万安寺、护国仁王寺、开泰寺、延寿寺、延洪寺、三学寺、仙露寺、昊天寺、黑塔寺、青塔寺等。今存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也是在辽代旧塔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年代文物部门对塔进行全面修缮时,于塔顶部发现了一方有辽代纪年的修缮石刻,即《辽燕京天主寺建舍利塔记》。斗方大小,字体规整,通篇短小精悍。青石质地,纹理细腻。另外,石景山八大处二处辽招仙塔,毁于20世纪初的八国联军。在清理塔基时,人们发现了舍利石函,及塔刹上的汉白玉承露盘。盘底上首横书有头体藏文二行。其下汉字竖书三行:“大辽国公尚父令公丞相大王燕国太夫人郑氏造,咸雍七年八月日工毕记”共30字,证明招仙塔为辽咸雍七年(107)郑氏所造。据考,郑氏为皇亲孟父房之后,耶律仁先之妻。

金女真族定鼎于北京,南与临安(今杭州)对峙。国祚不长,但却留下了不少传说与史迹。金章宗的燕京八景、西山八院,大兴隆寺内飞虹桥、飞渡桥题刻,卢沟桥、西华潭、昌平银山塔林等。海陵王完颜亮弑金熙宗而即帝位以后,为了有效地巩固对华北地区的统治,并打击宫中的旧派贵族对他弑位夺权的不满,他下决心将都城由偏僻的会宁(上京,今哈尔滨东南阿城)迁至富庶的南京(今北京),并派张浩、刘筈等负责燕京的修建工程。官阙制度,模仿汴京。整个工程分为城池的扩建与宫殿的兴修两大部分。天德五年(1153),宫城竣工。海陵正式下诏迁都,改燕京为中都,析津府为大兴府。于是尽毁上京宫殿、宅第,并夷为耕地,所有的宗室也都被迁来中都。从此,北京就成为一代王朝的正式首都,而且一直沿行到了元明清二代。中都的宫阙在原有基础上建设得更完美,规模更宏大,等级更森严。主要的宫殿建筑,是以从城南门丰宜门北通宣阳门、拱辰门的直线为中轴展开的。沿着柳荫匝地的大道进入丰宜门,前面是龙津桥,此桥就相当于后来元代的周桥和明清的金水桥。桥下河水东流,水清而深。桥以燕石构成,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桥分三道,中为御路。由此可见当时石刻雕凿技术的发达与辉煌。

在中都城之西也有一座桥,大抵作为谒陵之桥及为出城而南的交通所设。那就是举世闻名至今仍存的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的卢沟桥。此桥已经多次修葺而非全部原貌,尤其是柱头上的那些狮子,原本一柱一狮,汉白玉雕成。石栏望柱,拱券汲水兽,巍然屹立,颇为壮观,桥面上可以并行十骑。据元代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各处桥梁之美鲜有及之。历博今存元代的《卢沟运筏图》再现了当年卢沟桥的盛景。

海陵迁中都后,卜地于大房山云峰寺兴建陵园,是为金陵(在今房山区)。把包括阿骨打和吴乞买在内的始祖以下十二帝的梓宫迁葬到这里,并设万宁县以奉山陵。其后改称为奉先县,元代又改为房山县。金陵虽然在明代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陵上建筑几乎无存。建国后文物部门进行了发掘,发现《金景陵睿宗圣号碑》,及睿宗景陵的部分雕刻极为精美的神道,其上有雕龙样云石栏板、石阶级等。

金代的统治者也很重视汉族文化,同样对中原文化的典籍、石刻等视为珍宝。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金军在灭亡北宋后,俘虏了徽、钦二帝、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宗室贵戚三千余人,并席卷汴京宣和殿、太清楼和龙图阁的图籍、珍宝和文物而北。其中包括著名的天文仪象之器、歧阳石鼓、九经石刻、宋仁宗篆书的针灸经石刻,定武兰亭石刻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除少数在途中散失外,后来都置放在燕京。如《石刻春秋残碑》、《石刻礼记残碑》,当时置燕京城南金国子学中,明代记载已磨灭不完,清时记载已不复存矣。《针灸经刻石》,后亦失落。建国后,在发掘元大都城墙的工程时,城墙夹馅中又发现了该石刻,共为八石。今已收藏于文物部门。歧阳石鼓,即石鼓文,由于唐时发现于歧山之阳故名。其时代,学者聚讼未诀,总之为先秦故物。当时金人得之汴梁,辇至京师,见其以金涂字,知为贵物。由于后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失落于泥土草莱之中。最终在元大德之末(1307)为大兴府学教授虞集发现,向时宰建议动员军队,以大车十乘载列于元大都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这才算将国之重宝真正保护起来。其后,石鼓除在抗战中被运往西南保管外,直没有离开北京,现在故宫博物院。近几十年,随着考古工作的主动发掘及配合基建工程,北京地区先后又发现了不少重要的金代石刻。如房山区石楼村出土的金《杨瀛神道碑》,丰台区出土的《吕徵墓表》,通州区出土的《李抟墓志》,平谷区出土的《巨构墓志》,西城区阜成门外出土的《董庠灭罪真言刻石》,丰台区出土的《乌古论窝论墓志》、《乌古论元忠墓志》及《鲁国大长公主墓志》与碑等。

元代与辽金相比,可算是更加辉煌的一朝了。国土面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真正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经济上达到了空前的繁盛。元代蒙古统治者在原中都的东北处建立了大都城。这些都促进了京城石刻事业的发展。从1211年成吉思汗伐金起,到1260年忽必烈建立元王朝的半个世纪中,忽必烈由鄂州返燕京后,决定在燕京“修建宫室,分立省部”。至元四年(1267)开始营建中都城。由于金中都旧城经过金元之际半个世纪的残毁,促使忽必烈决心放弃旧城址,而在旧城东北,以金代的琼华岛离宫为中心,兴建一座新的都城。新城选择在高梁河的下游,使宫苑水源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为了运送木石工料,又重凿金口闸,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总之,元大都城是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之一。无论就它的建筑规模、建筑艺术、科学布局和工程水平来看,世界上其他城市都是难于与它比拟的。元大都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城中街道及街坊里巷制度,胡同和四合院,至今还有多处保留原来的格局,还保存着大量的自元代以来留存下来的石雕石刻小品,如石坊额、石门礅、上马石、上轿石、滚墩石、拴马桩、石敢当、戗檐石雕,墙腿石雕刻等。

它的另一个贡献是,皇家园林的兴建。元中统三年(1162)忽必烈下令将金琼华岛加以修整,作为驻跸之所。宫城筑成后,把这里改为万岁山,组成宫苑的主体。至元二年(1265)琢成的渎山大玉海便放置在这里。《辍耕录》载:“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把金水河水吸至山后再汲至山顶,从一个石龙口泻入方池,然后伏流出仁智殿后,从石雕昂首蟠龙口中喷涌而出,东西分流入池。

再有一个贡献就是元大都的水系与桥闸系统的建设。至元二十六年(1289),会通河修凿后,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建成,著名的水利科学家都水监郭守敬重新主持设计了从大都到通州的运河方案。北引昌平白浮村的神山泉,汇合一亩、马眼、玉泉诸水,扩大了运河的水量。并在大都到通州之间增置闸门二十处,以时宣泄。桥闸的修建既解决了漕运用水诸问题,同时它也是石雕石刻与建筑一体的成就,现在仍能见到的万宁桥(俗称后门桥),就是当初二十四桥闸之一。条石铺路,石雕栏板,犹可见当年的遗风遗韵。传说当年拱券下悬“北平”二字石匾,今天早已不见踪影。但在本世纪初整修该桥时,发现了精美的石兽,其上有后至元四年(1344)铭刻,更加证明该桥的年代与价值。

元代的石雕技术也是远近闻名的,当时大都稍南曲阳县的工匠杨琼,是著名的雕刻家,世代为石工,他的玉石雕刻,得到忽必烈的欣赏,赞为绝技。大都的营建中,有许多石雕工程,就是由他来主持完成的。大都的周桥,便是他的杰作。由城南的丽正门入城,往北便是长可七百步直通皇城棂星门的千步廊。棂星门内数十步有河东流,河上建白石桥三座,称周桥。石栏上雕刻龙风祥云图案,石质晶莹如玉。桥体下面还有四条白玉石龙承托。据有关学者考证,故宫今仍存的断虹桥,就是当年周桥的三虹之一。元大都文化传播的非常迅速。中原及南方的理学,首都,域外传来的喇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在今存的石刻中都有所反映。如宣武区牛街清真寺、朝阳区东岳庙、昌平区居庸关、密云县番字牌、门头沟区燕家台、顺义区元圣宫、房山区十字寺等都有重要遗存。体现了元代的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一种追求,以及对他种文化的宽容。但不知是何种原因,元代的墓志至今出土较少,仅有崇文区出土的《铁可墓志》、《张宏纲墓志》、頤和园《耶律铸夫妇墓志》,及房山区出土的《焦珵墓志》等数例。其中《张宏纲墓志》为大书法家赵孟頫所书。

辽金元时期的石经幢,塔幢,是此期的一大特点。北京与中原、南方所不同的是,晚进晚出。从实物遗存来看,除顺义石幢据传是唐代文物外,其他则鲜有发现。辽金的最多,元代次之,其中以门头沟区辽统和十年(922)幢,为最高大,并且完整。高4米余。到了元代的经幢,已将八楞演变为六楞。明清的园林中仍有少量的复仿制品,寺庙中建经幢之风已过。由于时间久远与战乱动荡,完整的经幢巳不多见了。在北京的四郊寺庙遗址附近,常常见有散落田野的莲座、云墩、伞盖、立莲等,幢身是其最重要的部分,上刻经文。也有半经半记、连序带款的。另有塔幢及造像幢等。

北方的辽金时期,中原正值北宋、南宋时期。在社会上,权豪阶层渐渐兴起了一股品玩收藏青铜器与石刻的热潮。从宋到元,随着石刻艺术的发展,逐渐形成并完善了所谓的“金石学”。但受当时研究方法科学与否及研究对象的多少所限,金石学还只停留在著录与列目上,而且金、石不分。

五、北京地区明清时期的石刻

此一时期北京地区的石刻种类最为齐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类别。内容题材也大大丰富了,有许多新生事物于中有所体现。雕凿手法更加纯熟,格式固定。等级制度森严,体量也大小不一。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石刻的最高峰期。此期不仅有大量的地上石刻与地下石刻,还有大量的建筑石刻、石雕及民俗石刻等。按照石刻学的理论,对中国传统石刻进行分类,大致应有十一个类别。北京的石刻也包括了这些类别:明清时期石刻除画像石外,其他均有所体现。

拟分述于下:

1,刻石摩崖类。北京地区此类石刻,以明清时期的遗存居多。其中门头沟区色树坟石佛岭上石窟崖摩刻的明《石古崖修桥补路碑记》,崇化庄明《买地刻石》,木城涧路旁清刻《继序修补道路功德碑》,石景山区八大处明《石佛造像及题记》等为最典型。除此之外,有关民间宗教、帝王巡视、山水题材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郊县名胜或城近帝王园林的山石上,其字体不一,形式各异,内容多样,如大觉寺、北海公园、颐和园等,是北京明清时期特殊的石刻遗存。

2.碑碣类。统指刻字碑一类。实际上古人也试图将碑、碣分开解释,如方曰碑、圆曰碣,我们姑且不去计较。仅从不同的角度再加区分,如按所记内容及功能上去分,有墓碑、祠堂碑、寺庙碑、记事碑、功德碑的不同。如按造型特点,又有方碑、四面碑、龟碑、卧碑、方尖碑、昆仑碑、嵌墙碑、异形碑等的不同。依此期碑类现状及叙述之方便起见,可分述如下:北京陵墓碑遗存最多。如明清帝王陵寝所立之碑。纪念死者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建坟立碑。讲究者,碑上有螭首,下有龟趺、海墁,外罩碑楼。前书死者姓氏、简历、书撰、刻字、经理人姓名,后列出资人官阶、籍贯及捐钱数,阴阳碑额上亦有“万古流芳”、“捐资题名”等。碑框雕云龙图案,海墁刻鱼鳌虾蟹,碑侧及座侧浮雕升龙、海水江崖及麒麟、瑞兽等。墓碑也有墓主人名碑、功德碑、诰封碑、赐谥碑、敕谕碑、谕祭碑等。比较著名的如今存房山常乐寺的明《姚广孝神道碑》,通州区燃灯塔旁的明《李卓吾先生之墓碑》,今存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明故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桑朵而只墓塔记》、清《巴尔达齐碑》,密云县存清《范承勋碑》,顺义赵全营清《武功大夫碑》等。另外,还有一批特殊人物的墓碑,即传教士碑。从明万历年间来华的天主教士利玛窦开始,许多传教士陆续在北京传布天主教义,沟通中西方文化,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的供职于中国朝廷,死后即埋葬在京师的集体墓地。目前仍保存了上百通,主要集中在西城区滕公栅栏原传教士墓地和海淀区五塔寺石刻博物馆碑林中。其中知名者,除利玛窦外,还有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张诚、白晋、蒋友仁等。这些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螭首或方首形,下为方座。额题处镌刻十字或教会标志。碑面阴阳则以汉文及拉丁文合璧书写。明清两代墓碑众多,内容涉及面很广,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人物风俗的重要史料。

坛庙祠堂碑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明清帝王除建宫殿外,也同样重视拜天祭神祀祖,这类建筑多雄伟壮观。如太庙、孔庙、国子监、历代帝王庙、雍和宫,天、地、日、月坛,风、雨、雷、霆、先蚕、先农坛等,素有五坛八庙之称。有些建筑虽已不存,但其碑刻仍有留存。孔庙中的十几座高约七八米的告成太学碑等。国子监中清《十兰经》刻石、《恭勒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成贤街《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雍和宫由乾隆皇帝撰文的《喇嘛说碑》等。祠堂也是封建时代祭祀性建筑,只不过其受用者及等级不同而已,皇帝敕建,达官显贵、地主豪绅或乡民同建的公共性场所。比如今东城区文天祥祠、智化寺(原明王振祠),西城区汇通祠、贤良祠,石景山刚炳祠,房山区黑龙关(原为祈雨祠),通州区曹氏宗祠等,其中都有相关的碑刻遗存。

寺观碑是有关记载宗教场所兴建、重修、四至、传承、戒条等的碑刻。北京的寺庙庵观众多,它们大多历史悠久,今存的碑刻数不胜数。

会馆碑是北京明清时期又一特色。明永乐在北京开科取士,北京也再度成为中央考场,全国举子进京赶考,落榜生在京暂住以待来年。因此,他们联络京官、旅京客商等合力集资购买荒地或官宦私宅改为文人试院。因过去城南地荒不发达,会试举子又出入宣武门,故会馆多集中在今宣武区一带。明嘉靖年间增加外城,使得原本是郊外的城南一带成为发展经济市场的良好环境。清初又在崇文门设税关,使得今崇文区一带云集了一大批工商外来户,此地便成为工商会馆的聚集地。据有关资料显示,北京地区举子会馆与工商会馆多达200余处,至修两广路前尚存上万间馆舍。其中有记事、行规、创修、馆产等的碑刻,如宣武区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重置碑》、下斜街的《全浙会馆重修碑》,崇文区河泊厂附近的《鲁班行会碑》、小江胡同的《创建晋冀会馆碑》等。总之,会馆碑是像北京这样大都市特有的产物,所以在北京的石刻分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研究明清科举制度最重要的实物资料就是现存北京孔庙中的198通进士题名碑,其中明代77通,清118通,另有元代几通,共记载了5多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此外,还有其他内容的题名碑。如明万历十二年(1584)的《户部题名碑》,万历十九年(1591)《太常寺正官题名碑》,崇祯七年(1634)《顺天府儒学题名碑》,清康熙四十二年(1730)《御史题名碑》和道光三年(1823)《满道题名碑》等。虽然这些碑刻今天或存或亡,但它们毕竟是研究明清科举制度、职官制、文化与政治的重要史料。

3.墓志类。明清的墓志形式差别不大,平面呈正方形,汉白玉或青石质地。一般明代墓志中太监墓志较多,清代墓志中规格较大的要多。此期的墓志数量较大,北京地区大约有上千合,著名的有明太监《赵政墓志》、《钱义墓志》、《房能墓志》、《刘忠墓志》等。其他如《明广宁伯墓志》、《明武定侯墓志》、《明沅怀王墓志》、《明遂平公主墓志》等,民间百姓、致仕官僚的更多。清代著名的墓志有《洪承畴夫妻合葬志》、《四川总督苗大生墓志》、纳兰性德(明珠)家族墓志等。

4.塔铭及与塔铭相关的石刻。即指在塔身上镶嵌的塔铭及相关石刻。门头沟的潭柘寺、戒台寺都有塔院。明清时期的僧塔不少,上刻高僧法讳。房山谷积山明代罗汉塔地宫壁刻《明敕赐谷积东庵释迦如来真身舍利碑》、海淀区五塔寺明建金刚宝座塔周身所刻藏梵文经咒等。

5.经幢与坟幢。正如前文所述,元代以后经幢较少见,如石景山区法海寺明《楞严经幢》、《大方广佛华严经幢》,今北海天王殿前东西矗立的清制经幢。坟幢如房山谷积山上的明《太监马公幢》等。

6.造像题记。此期的佛造像及题记大多为明代遗物。如门头沟石佛村的二十几尊造像及部分题记,石景山八大处翠微山麓的造像三尊并题记。

7.买地券及镇墓券。一般为子女为亡去的父母买地安葬的凭据,用以告谓鬼神。一式二份,两块券石的接缝处骑缝刻咒语。买地券亦分石质与砖质二种。北京地区发现得较少。如西城区出土《明王赞墓券》,海淀区出土《明王佑茔券》,宣武区出土《萧公买地券》,丰台区出土《清匡士亮买地券》。

8.刻经。北京的刻经始于隋代,即房山石经,一直到明末。海淀区摩诃庵金刚殿内墙壁上至今仍镶嵌着明代重临集刻的三十二体《金刚经》,共为六十石。另外还有儒经与道经,今存国子监中的清刻《十三经》刻石,清代官订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全部模勒上石,共有1座碑形石刻。道教经有宣武区白云观民国间摩刻元赵孟頫《道德经》刻石。

9.石刻法帖。有明一代,帖学大兴,帝王的好尚,文人墨客的追随,使得后代留下大量的法帖刻石。由于刻石是为了捶拓,所以在选石上很有讲究,大多使用青石板材。今明代刻帖不见遗存,仅保存清代的帖石为多。著名的法帖有清康熙《懋勤殿法帖》,乾隆《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清成亲王永理《诒晋斋法帖》。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民间私刻,如清刘墉《清爱堂帖》、邵瑛《间架结构九十二法》、李鹤年《敬和堂法帖》、冯恕《蕴真堂法帖》及不知名所刻的《滥竽斋帖》、《藏庵帖》等。

10.建筑附属刻铭及其他。包括石匾、额、门窗石雕石刻等。如门头沟沿河城《永胜门》匾,沿河城敌台上的“沿”字号石匾;房山谷积山院内的明代梵文壁藏刻石,西城区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前牌楼坊间梵文六字真言石刻等。明清时期北京的石雕石刻事业既积累了以往的经验,又形成了更大的规模。房山的大石窝,是北京地区最大的采石加工基地,明代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规模,河北的曲阳,素有石雕之乡的美誉,两地互为表里。此地采石机械、石雕工匠云集,既产石材,又从事雕刻,兼及绘事。所出石材既要满足石雕石刻的需求,又要供应皇宫、陵寝、寺庙建筑、园囿别墅的建材。明代亦曾在大石窝石材产地设监办。

明清两代石刻的风格较为接近,作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定都于北京,呈现一统江山的王者气派,帝王风范显示得特别充分,而且定型化、规格化、等级化。为众人所熟知的名胜古迹中的碑碣、石刻、石雕,均体形庞大,高耸挺拔,厚重敦实,造型规范,图案纹饰、年代区分明显,等级分明,用料讲究,刻工精细。如北京石刻博物馆存明《隆福寺创建碑》,螭首龟趺,高达6米以上;清《普胜寺创建碑》、《普胜寺重修碑》双卧式碑,均高3来以上,宽近4米大兴清《德寿寺双碑》,高7米以上。即使是帖石,也是工程浩大,连篇累牍。等级分明,主要表现在雕刻纹饰上,不论是碑首、碑身、碑座、碑侧、海墁,如果有龙的图案那么此文物或多或少肯定与皇家有一定联系。如果是螭首,则其下必定是龟趺,或雕龙方座。如果是素方座,则其碑身及碑首纹饰图案也极简单。帝王之碑,一般体量较大,尺寸规格要求较严,即使是内容不多的谕祭碑、诰封碑,也不会节省半分石材,书丹多为规矩的馆阁体。而民间百姓的碑,体量较小,以实用为主,图案比较活泼,如祥云瑞草、灵芝花卉、梅兰竹菊、子孙万代、瓜瓞绵延等。有的碑刻纹饰简单,素面而没有图案,文字、刻工也较简单,而接近手写,甚至常常出现错别字。另外,清朝的北京因为是满族的统治,政府的怀柔政策,常有二体(满汉合璧)、四体(满蒙汉藏合璧)书刻的联楹、匾额及碑刻,是清代所特有的现象。时代上的区分,也反映在碑刻的细节之处。明清时间跨度不大,但各朝有各朝的特点,甚至某个皇帝、太后的好尚都直接反映到碑刻的形制上。额题由早期的圭形过渡到长方形,龟趺由写实到抽象化,碑面四框由简单的线条繁琐到雕龙、刻凤、团莲花、百子图等。规制也从大小不定到有一定标准,且不能僭越等,这些都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寻。抓住这些特征,对我们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六、北京地区民国时期的石刻

民国,时当封建社会之后,新旧交替之际,中西文化不断撞击。西方文化思潮逐渐渗透,旧学思想仍在继续。社会上一部分人在努力接受外来文化的熏陶,适应新生事物。一部分人仍在尊孔读经,弘扬国粹。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石刻,脱离了帝制封建的阴影,摆脱了等级规矩的羁束,大胆放开地去创作。但由于当时社会不太稳定,国力尚不富强,且文人们的重点也早不在于此。所以无大体量的石刻,极具艺术性的著名石刻较少,大规模耗资的石雕石刻工程也不多。因此,此期石刻有以下特点:

1.摆脱封建束缚,更现文人气质。调查时常能看到民间百姓的墓碑上面雕龙刻风,即使体量不大之碑,螭首浮雕也很讲究。如北大未名湖畔的《王国维墓碑》,《培根女学校匾》也大胆地使用云龙纹作边框。石景山八大处四照谷林长民书摩崖石刻,系作者游山题刻,笔随意转,率性而为。由登山开始,随上随题,最后将落款留在最高处,体现了一种当代文人的气质。受西方的影响,此期还出现了方尖碑,如《孙中山先生奉安纪念碑》,《刘和珍君碑》,《高君宇碑》,《石评梅碑》等。

2.选材下料非常大胆,再不墨守成规。海淀区出土《王妙茹女士墓志》,边长近1米,字大径寸,体现墓主人家的一种殷实家境和子女孝顺之心。同样是海淀区出土的由当时的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书写的《唐心孚先生之墓碑》、《陕西城固康母杨夫人之墓碑》,系选用今天常用的建材石料墨玉。以墨玉制碑,以前很少见。

3.立碑书篆,更加注重书法。如上文所述二物,前者为隶书,后者为大书法家所书行楷。八大处新发现的“燕玉”刻石,字体有浓重的魏碑韵味,又有颜字的功底。而同地发现的《庄子·秋水篇·濠梁问答》摩崖,呈现了草隶的风格。《行健会帖》,选刻历代书家墨迹上石,其中包括唐太宗、宋徽宗及乾隆皇帝等人的书法。说明当时文人书家的好尚。

4.石刻所反映的内容,有许多是当时的新生事物,或稍纵即逝的史实。如兴学碑、改庙建学碑、改学建祠碑、榜示捕盗刻石等。《金韵梅大夫之碑》碑阴有当时教育部长颁发的奖状。《四行储蓄会匾》、《中国地学会新置会所碑》、《增设汽灯茶棚碑》,《成立京城内外农圃研究所始末记》,都记载或证实了当时的史实,另外如修缮与修建的刻石,如天宁寺、五塔寺、智化寺、白塔寺、第一助产学校、慧仙女工学校等。

5.当时的历史和人物,在石刻中都有所反映。中山公园今存的《美国前总统哈定墓碑》,海淀区出土的《民国交通总长潘复墓志》,石景山慈善寺冯玉祥书摩崖刻石,门头沟区城子今仍存的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周自齐墓前的华表、牌楼等建筑,坊心额题“周氏墓道”及“控山带河奠灵城,镇燕绍鲁衍华初”联语及《周自齐墓志铭》等石刻。另有《张文襄(之洞)公祠堂碑铭》、李慈铭《极乐寺看海棠记》等。

民国毕竟是革命与变革的时代,时间不长,动乱不断,虽距今不远,但石刻不丰。总之,北京地区的石刻,既多且繁,疏密有度,遍布北京的城郊各地。北京市属18个区县石刻分布总趋势是:城内比较集中,郊区比较分散,西部多于东部,北部少于南部。北京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变迁,战争动乱,自然灾害,政治风云等,石刻文物是屡建屡毁,屡毁屡修。“文革”时期,损毁的石刻不在少数。建国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开发,“酸雨”逐渐成为石刻的天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京城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展开,陆续不断有新的石刻文物被发现发掘,使原有石刻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不乏有价值的石刻文物。迄今为止,现存已知的石刻总数应在近3万件。这些珍贵的石刻遗存,是我们研究、弘扬北京历史文化的极为宝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