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创新问题(下)

2019-10-30 15:58:47

本文刊登于《南方文物》201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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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考古学反向创新的可能

科学研究的发展不可能是凭空而生的,其进步要符合一定的路径,也就是说具有阶段性,每个阶段都需要有相应的条件。比如说近代考古学的形成,没有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进步是不可想象的。它存在的条件中就包括以“均变论”为基础的近代地质学与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近代生物学。再比如说催生“新考古学”的因素,按照宾福德的说法,那就是放射性碳测年技术与计算机技术⑯。因此,我们谈及中国考古学反向创新的可能时,我们至少需要讨论当代中国考古学所具有的基础,以及所需要准备的若干条件。基础是中国考古学能够发挥的比较优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扬长避短,中国考古学首先能够进行创新的领域一定是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为了发挥这些比较优势,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条件(或要素)。

1.基石

当代中国考古学具有四个重要的基石:金石学、马克思主义考古、田野实践、以及现代科学技术。金石学跟西方的古物学一样是近代考古学的前身,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实现近代化转向,没有形成近代科学,金石学也没有发展成为近代考古学。于是,中国的近代考古学也就成了舶来品。但是,这不是说金石学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失去了意义。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对中国考古学来说,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资源。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国极为丰富的金石学研究视为落后的象征而加以抛弃。金石学秉承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国最重要的物质载体之一,与古典文献具有同等的价值,是构建未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材料。迷信现代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的,后现代思潮是尊重与包容传统的,是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金石学不是中国考古学的负担,而是需要加以珍惜与再利用的创新源泉。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考古学家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探索利用的主要理论⑰,解放后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它作为一种极为宏观的思想框架为中国考古学提供了本体论、方法论与价值论的指导,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还提供社会演化的基本框架,比如原始社会从母系到父系社会的演化序列。在过去超过半个世纪的实践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考古经历了全面学习苏联考古、“以论代史”的错误,以及对考古材料研究的回归。近些年来,则较为关注古代社会发展的微观研究,更注意吸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而非将其简单化与教条化,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进展。在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创新之中,马克思主义考古同样也是我们立足的基石之一。马克思主义考古的发展并不仅限于中国,西方考古学中也有应用,是当代西方考古学八大主流研究范式之一⑱。而在拉美地区,受到欢迎的程度还要更胜一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宏观的思想,它还有许多资源有待发掘。如果我们能够解放思想,根据我们当前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加以利用,那么马克思主义考古也就不会是一种负担。否则,就会成为人人在谈,却无人真正深入的禁区。

中国当代考古学研究的主体就是田野考古,每年数以百计的田野发掘项目带来大量的考古材料上的收获。田野考古是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中国的,通过它来获取科学的考古学研究所需要的实物材料,从而掀开了中国考古学从传统考古学向现代科学考古学转变的序幕。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带来大量考古遗存的暴露与破坏,田野考古成为保存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中国考古学在田野考古中已经形成一系列符合自身需求且行之有效的田野方法(包括调查、发掘、整理等方法),将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区系类型学说的提出⑲。跟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普遍性相比,田野考古所带来的考古材料具有地区的特殊性,这就使得它不可取代;与此同时,考古材料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同样不可或缺。所以,无论如何,田野考古都将是中国考古学立足的基石之一。

当代考古学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就是科学技术方法的应用。科学技术方法一直是考古学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而且其重要性在不断加强。20世纪中叶,放射性碳测年技术开始出现,计算机技术也开始在考古学中得到应用,这直接推动了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当代考古学研究,网络技术成为后过程考古学所依赖的技术手段⑳。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分支相互交叉渗透,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考古学分支,如地质考古、生物考古、环境考古、生态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等。中国是一个科学技术中等发达的国家,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发展,我们有能力引进先进的技术,然后消化吸收,将之国产化。近些年来,一系列科技考古实验室建立起来,体现了中国考古学与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方法之间合作。这些无疑构成中国考古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石。

2.问题与策略

如何才能实现中国考古学的反向创新呢?首先要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情况。中国有上百万年的人类历史、上万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与五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史,而中国广袤国土上极其多样的自然环境又进一步丰富了不同地域的文化色彩。这样的状况就决定了中国考古学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发展迅速,旧邦新命,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亟待抓住时代的精神,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添砖加瓦。再者,考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我们知道中国近代考古学是从西方引入的,其后对西方考古学的学习是时断时续,我们对西方考古学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在过去超过半个世纪的实践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考古经历了全面学习苏联考古、误蹈“以论代史”的错误,以及对考古材料研究的回归。从理论到考古材料之间的断裂变成了完全以材料为中心研究,理论研究相对受到忽视。这些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现实状况。

要实现反向创新,一个最基本的发展策略就是发挥中国考古学的比较优势,不断积累与提高学术资源(资金、人才、制度、材料、方法与理论等)的质量与总量,逐步实现中国考古学从物质条件到思想形态、从考古材料到理论的进步。考古学研究是一个社会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文化的发展通常在器用的层面是最容易实现的,其次是制度,最后是意识形态层面㉑。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大体也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进行的。具体到考古学研究中,体现为从材料积累、方法的进步,最后到理论的创新,完成基本的过程。中国考古学的比较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在当前阶段,主要的优势还是体现在考古材料研究层面上。随着中国考古学不断发展,下一步可能会在方法上有所作为。实际上,1949年以后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已经在某些基础方法如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有了基于中国实践的创新性发展。这个时期还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但是,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因为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高层理论到具体的考古材料,中间还有较大缺环,包括遗址形成过程研究以及通过考古材料复原古人行为的研究(我们通常称之为“透物见人”),它们一起构成从考古材料到社会历史文化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的中间环节。没有扎实的中间环节研究,勉强运用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为学术界诟病的“以论代史”。而中间环节的构建是需要大量的考古材料研究与方法的革新的。

中国考古学历史实践证明一点,学术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绝不是人的主观愿望就可以替代的。当然,事物发展总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要循序渐进,不能搞大跃进,需要从材料到理论,逐渐深入。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解放思想,从理论回到材料。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学术研究中形成突破口,理论上是更容易实现的,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的不断解放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说,从材料到理论与从理论再到材料,构成一个互相促进的超循环㉒。换句话说,我们既需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我们也需要思想上的突破,引领实践。前者是适应,后者是发挥主观能动性。

上文已说到中国考古学立足的基石,它们是我们既有的资源,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方面都顺利地通过了检验。不难看出,金石学跟当代考古学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金石学还没有融入到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其中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文物学发展的困局。这门立足于金石学的学科主体似乎是在民间,而非在学术界。也就是说,当代中国考古学并没有响应社会的发展,及时进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存在着更明显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的疏离问题由来已久,缺环还没有得到弥合。在技术上,我们看到是大量先进设备的引进,其中基本没有我们自己的技术创新。只有在田野考古领域,中国考古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些方法,同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野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真正的比较优势。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的核心,是考古学获取实证材料的基本方式。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话,可以结合先进的技术,也可以发展相应的理论研究。与此同时,田野考古是一项劳动力高度密集的工作。西方国家因为人力成本昂贵,发掘规模有限。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如火如荼,有大量的田野考古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适当扩大发掘范围,有助于提高考古材料的质量。利用基建考古的资金支持,中国考古可以获得在技术、人才以及其他硬件设施的提高的。当代中国考古学实践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发挥比较优势与解放思想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已经看到金石文物相关研究在民间蓬勃发展,但是学术考古对之视而不见,这是制度约束的问题,需要我们破除一些发展障碍。当前的中国考古学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理论领域研究相对贫乏的状况。在大力发展田野考古以及考古科学技术的同时,理论领域的探索是需要积极开展的,这样的话,才能实现两者的相互补充。不然,创新的出现就会大大迟滞。就这一点而言,很早就有对“理论多元化发展”的呼吁㉓,并得到响应㉔。现实状况乏善可陈的原因与发展方向有关。

3.方向

一般而言,反向创新的方向并不难找到,因为作为后发国家的考古学,也就自然具有后发优势,我们可以学习西方考古学的精华。这就需要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西方考古学发展的整体状况,其精华何在。而要明晓何谓西方考古学的精华,其实是需要以中国考古学的需要为参照系的。也就是说,中国考古学当前正在努力发展的方面,即方法与理论。所以,深入学习西方考古学与扎根中国考古学的实践都是必不可少的。当前中国考古学在这个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最近一些年,一批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方面的经典著作翻译过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也积极支持这项工作。相比于其他学科而言,中国考古学在翻译的数量与质量上还是相对落后的,这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发展的方向,目前的规模是远远不够的。向西方考古学学习不等于说要在中国考古学中复制它,而是说,中国考古学反向创新是必须在西方考古学基础上。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选择的过程,也是解读的过程。如果能够在翻译之外,加入更多的批判性思考,注意分析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所存在的条件,所使用的范围,那么我们就更可能把握西方考古学的精华。

追溯西方考古学的形成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其活力立足于科学以及活跃的思想探索上,前者构成西方考古学的科学传统,后者构成其人文传统,两者相辅相成。近代考古学的基石是科学,而科学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发展的方面,尤其是以纯粹理性为中心的近代科学。传统科学是经验为基础的,通过历史实践来加以检验,但是近代科学追求真理,这来自对纯粹理性的追求。如果追溯其认知结构的话,它与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具有一致性,即真理等于上帝。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因此,我们的科学精神相对较为缺少其非功利的一面,而更多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的,把经得起长期实践而非真理检验视为检验标准。我们在学习西方考古学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学习其求真的精神,而只是学习那些适用的方法,那么要实现超越将非常困难。其直接表现就是难以在理论领域有所突破,因为理论领域的研究是需要求真的精神驱动的。没有理论的建树,中国考古学就只能在方法、实践上亦步亦趋。这也就是说,我们学习西方考古学,要掌握其精髓,学习其追求真理的精神。

与之相应的是,活跃的思想探索使得西方考古学的研究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与动力来源。试想没有启蒙主义思潮的话,近代考古学是不大可能诞生的。没有结构主义思想的发展,也不可能有法国考古学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法。没有后现代思想的发展,也不会有当代后过程考古学的兴盛。思想创新启迪考古学研究的创新。如果思想领域是一潭死水,所谓中国考古学的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

与之相应的是对中国考古学的反思,不破不立。目前这个方面的工作也是比较少的,不过在非正式的渠道中批评并不少见。批评与反思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创新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跟我们学习西方考古学同等重要。当然,对中国考古学的反思与批评很容易被误解为要放弃中国考古学自身的特点,一切以西方考古学为圭臬。实际上,反思与批评也可以说是反向创新的一个基本步骤,我们不仅仅对自身考古学要如此,对西方考古学同样也是如此的,这是一个扬弃的过程。

反向创新另一个关键步骤在于立足于中国考古学的实践,按照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实践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不能说所有的实践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考古学研究是深受时代观念影响的。那些能够反映当代中国新的时代精神的实践无疑更有价值,它代表我们可能形成创新的地方。

我们知道反向创新不是亦步亦趋,也不是凭空幻想,它是一种超越,利用解决实际问题的契机超越所学习的对象。反向创新最大的难点可能就在于超越。因为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是有限的,而我们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程度超过了所学习对象曾经面对的。如我们在解释农业起源问题时所需要讨论地理范围包括整个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面积远大于近东的新月形地带,我们同时还需要解释与这个核心起源地相邻的若干其他地区的变化,这些地区同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是为什么㉕。这些问题并不都有经验可以借鉴,我们需要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4.风险

当然,机遇丰富的同时挑战同样是存在的。作为一个热词的“创新”经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在一个宣传容易形式化的关联背景中,反向创新有可能沦为口号式的形式主义。最后,没有人真正在意它的实质。每一个概念的流行到它的泡沫化,最关键处就是通常所说的“叫好不叫座”,即没有真正扎实的实践来支撑。所幸的是,中国在其他领域已经开始了创新,2013年已成为世界第一专利大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中国考古学的创新能力,只是我们对于既有的教训的汲取使得我们不得不保持谨慎的乐观。

当代中国创新能力最发达的多不是在国家事业单位,相对封闭的环境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一些研究的形式远大于内容。基于对自身既有利益的保护,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是在这种环境下最优选择。而要支持保守策略的合理性,其最好的理由莫过于中国特色。固步自封的中国特色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存在这样的风险的,尤其是它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随着中国改革事业的推进,随着新的研究机制的建立,我们或许可以乐观地想象,中国最为庞大的创新集团即将出现,中国考古学将会从不同的学科发展中得到滋养。

与上面所说相反另一个极端,就是自我殖民化。当前中国创新能力最发达的地方是那些国际大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究机构。如果中国的研究力量不能成长起来,永远只是参与其中,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就有可能出现自我殖民化。一切的承认都以“国际认同”为标准,以中国考古学的材料去贡献“世界考古学”的研究,完全忽视中国考古学自身所需要的解决的问题,丧失在理论方法的创新能力,沦为研究材料的提供者。当然,中国考古学是庞大的学术联合体,发展迅速,相信不久的将来可以摆脱学术边缘的地位。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缺乏体系创新的大拼凑并不是真正的创新。反向创新中很容易理解为“山寨”,也就是粗劣的模仿。反向创新需要吃透原理,并根据实际情况来发明与革新。它需要我们强本固基,能够掌握先进者的精髓;同时它还需要我们高度务实,了解自身的发展状况。由于实际情况总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反向创新就不可能是计划的统一安排,一定是一种基于特定情况的自组织的生长。因地因时制宜是必不可少。或许我们应该这么说,创新并不复杂,前提是不要抑制它。

四、结语

反向创新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中国从近代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在运用,从简单的产品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本质上就是一种反向创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整个大业中的一小部分。从学术发展的一般模式来看,从材料经方法到理论是一个基本的发展途径,在理论领域发展创新是最为困难的,当然,也存在着整体的跃升。比较世界考古学的主要创新体系,不难发现,以英美考古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目前最具有影响力,最有垄断性,它在理论方法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其次是法国考古学,近邻的日本考古学又要稍逊一筹。苏联考古学的发展是前车之鉴,其理论与方法存在断裂;拉美考古学则存在着明显的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比较这几个考古学体系,当前中国考古学比较接近日本考古学,可预期的努力方向可能是法国考古学的层次,即拥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方法体系。中国考古学既有的资源包括传统金石学、马克思主义考古、田野考古实践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其中田野考古是目前发展最为活跃的,也是中国考古学当前的比较优势。若能整合既有的资源,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之路就可能顺畅。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脚踏实地按比较优势发展与解放思想,反思自身的实践、学习西方考古学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科学求真的精神与活跃的思想探索尤其值得我们学习。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反向创新所面临的一些风险,从口号式的形式主义、固步自封的中国特色、自我殖民到大杂烩式的拼凑或山寨。而解决之道就是反向创新的核心:以我为主,深入学习与把握当代西方考古学发展的精髓,立足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发明与革新,实现最好的可能。

(全文完)

注释:

⑯ 科林•伦福儒著,陈胜前译:《宾福德访谈》,《南方文物》2011 年第 4 期。

⑰ 郭沬若:《奴隶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⑱ Bentley,R. A.,Maschner,D. G. H.,Chippindale,C. eds.,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Theories,Altamira,Lanam,2008.

⑲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 年第 5 期。

⑳ Hodder,I.,Reflexive methods. In: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s,edited by H. D. G. Maschner and

C. Chippindale,pp. 643-669. Altamira,London,2005.

㉑ 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华夏出版社,2002 年。

㉒ M.艾根等著,沈小峰,曾国屏译:《超循环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年。

㉓ 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2013 年。

㉔ 严文明:《走向21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 年。

㉕ 陈胜前:《史前的现代化:中国农业起源过程的文化生态考察》,科学出版社,201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