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创新问题(上)

2019-10-30 15:50:04

本文刊登于《南方文物》2015年06期

本篇约9300字,阅读时间约24分钟

前言

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热词,它之所以火爆,当然是与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创新缺乏是当代中国之痛,并不限于考古学领域,这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钱学森先生临终前有一个世纪之问——我们如何才能有世界一流的人才?没有创新,何谈一流!如何才能实现创新呢?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考。对于考古学者而言,我们的思考应该包括如下一些关键的问题:何其谓创新的考古学?哪些考古学具有所谓的创新性?我们是否有可能创新?有着怎样的条件?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有着怎样的可能?以及存在着怎样的风险?思考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也许并不能给出一个明晰的答案,或者说,即便有答案,可能仍然受制于诸多因素,最终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然而,如果连在学术层面上的思考都没有的话,那么创新之说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发展创新的中国考古学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业,需要许许多多的有志之士奋发努力,凝聚一些共识,哪怕只是一些共同的关注,都是有意义的。因此,以下的讨论若能引起一些共鸣,就不能说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也就没有浪费纸张与读者宝贵的时间。

一、反向创新与中国考古学

所谓创新,在学术领域,就是指在学术前沿的突破,做了前人与他人未做或未能做的事,可以包括理论、方法与实践,其中又以理论方法的突破为代表,因为它们更具有普遍的意义。创新是无中生有,是创造;而革新是改良,是在前人或他人的基础上提高。两者相比,创新的难度更大,进步也显著,当然风险也更大。所谓反向创新跟我们通常所说的创新有所不同,更接近于改良。它是指在前人或他人创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除粗取精,发展出适合自身特点的东西,然后将之推广出去。一个典型的现实例子是CT扫描仪技术在中国的应用,这种仪器复杂昂贵,刚开始时,只有少数大医院能够有能力购置,而且很快就出了问题。因为这种仪器在西方每天只有几个病人使用,而在中国每天都会有几十乃至上百人使用,仪器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过如此高的使用强度。中国的研究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取消了CT扫描仪某些不大常用的功能,只保留最重要的功能。于是也就简化了设计,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提高了稳定性。中国许多规模较小的医院也有能力购置与使用这种仪器了,经过中国改造过的CT扫描仪在不发达国家有广阔的市场,甚至西方国家也开始从中国采购。

以上是一个纯粹技术案例,在社会科学领域,比较典型的反向创新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国内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不久,中国革命者追随苏联的道路,但是机械的模仿给中国国内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挫折。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本土革命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革命道路。这个成功的经验为第三世界的人民争取民族自由与国家独立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在全世界兴起毛泽东思想的热潮,至今仍旧不乏崇拜者。毛泽东思想进而也就成为现代中国重要的思想财富。

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反向创新的基本过程,它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向先进者学习;

其次要深入地分析自身的实际情况,了解自身的特点与需要;

再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所学习的先进者的经验进行再创造,形成新的理论或方法;

最后,把经过自己成功实践的创新推广出去,在更大范围里发挥作用。

值得强调的是,反向创新首先要立足于学习,然后是立足于自身的特点与需要,这是先后之分。它既不是闭关自守,也不是妄自菲薄、随波逐流,学习是基础,但中心是自身的实际情况,这是主次之别。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把握它并不容易。我们最经常遇到的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考古学应该努力学习西方考古学,进而发展成为世界(实际上是西方)考古学一个部分;另一种极端观点认为中国考古学只要扎根于自实践,就可能走出自己的路来。这两种极端观点在现实中都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都违背了反向创新的基本规律。前者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们说的“中国考古学”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区域概念。“中国考古学”本身就带有国家、民族与文化等三个层次的含义,而且这三个层次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国家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尊严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不可能以成为附庸为目标。后者则忽视了当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与相互作用的体系,独立发展中国考古学派并不可能。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反向创新呢?而不是直接说创新呢?这一概念的应用是立足于当前的现实背景条件的。如果说我们有很好的自身创造能力,在国际上也处于先进水平,那么提反向创新实属多余,直接创新就可以了。再者,如果中国考古学完全处在非常低层水平,没有相当的基础,也缺乏相当的学习水平,那么连反向创新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们说反向创新是立足于当前条件的选择。即我们现有的创新水平无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我们已有较为充足的实力,可以通过反向创新的过程,实现中国考古学的追赶与超越。简言之,反向创新是当代中国因时制宜的选择。

这样的发展思路并不是中国考古学特有的,在经济、技术等领域正在进行着,已经得到许多实践的证明,它是实事求是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历史地看,这样的发展路径并非只是中国的选择,后进国家都曾经有类似的发展策略。

二、当代考古学的创新体系

在我们讨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道路之前,有必要先了解考古学发展的一般模式,以及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创新体系。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理解现状存在的原因,可以得到一些发展考古学研究的经验教训。

1.考古学研究发展的一般模式

任何一种学术研究,大体都可以分为理论、方法与材料三个方面,其中理论与方法通常不那么容易区分开来,可以将之简化为一个方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研究模型(图一)。纵轴表示理论方法上的投入,横轴表示在材料研究上的投入。这个理论模型从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分析借鉴而来①,但科学研究并不遵循经济学的法则,其中最重要的差别在于科学研究存在范式的跃升,即在更高的层面讨论问题。不过,在同一层面上,还是符合类似于经济学的原则的。

按照研究投入产出最优化的原则,一项研究并不需要在所有方面都最大化,因为这样会让研究者难以兼顾。以西方考古学为例,它在理论方法上领先,在材料上也很丰富,能够在全世界开展野外工作。其最优的研究模式是在A点的位置,如果它在C点的位置,也就是改为以材料为主的研究。那么,就会产生两种情况,要么在理论方法还有重大进步的空间,要么没有发挥出理论方法的优势,前者可能根本无法实现,后者很不经济。西方考古学因为是在学术前沿探索,没有前车可以借鉴,它必须做更多的理论方法上的探索;理论方法研究可能会犯许多错误,经过批判淘汰之后的理论方法再用于材料研究,就可以提高材料的利用价值。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当代西方考古学研究更多侧重于理论方法的研究,其学术刊物上很少发表类似于发掘报告这样的文章。尤其是后过程考古学崛起之后,不少研究文章看起来更像是哲学研究论文,给中国研究者的印象是,西方的考古学研究似乎太“空洞”。其实,这么做符合研究投入产出的经济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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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研究投入的一般模型

纵轴表示在理论方法上的投入,横轴表示在材料上的投入,不同的曲线代表范式的跃进,A点表示理论方法有优势的研究,C点表示材料方面有优势的研究。

从研究发展的一般途径来看,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个从材料向理论方法前进的趋势。实际上,只要我们考察一下考古学史,不难发现这样的趋势是存在的。19世纪初,北欧出现了较多没有年代的古物材料,汤姆森的“三代论”应时而生。随后,当田野考古材料积累到相当的程度,能够区别出不同时空特征的时候,它们与古人有什么关系就成了关注的焦点,此时,“考古学文化”这一重要的理论就出现了。柴尔德将之系统化,用以研究欧洲的史前史②。当然,也需要承认理论的进步会带来新的方法与材料,这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学术研究存在层次上跃进,或可以称之为“范式的革命或变迁”。比如,从文化历史考古到过程考古再到后过程考古,理论的革命反过来带来新的方法与材料。

这样一个近似经济学比较优势分析的研究发展模型给我们带来几条有启发的认识:1)理论方法与材料是研究的不同要素,研究者需要选择其重点。(2)没有研究是十全十美的,一定理论方法与资料条件下,存在最优化的研究策略,以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优势;(3)存在从材料到方法再到理论的发展趋势;(4)存在研究整体的跃升。

当前,不少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的同仁对中国考古学在理论方法上的落后深感不满,希望中国考古学能够在这些方面赶超西方考古学。愿望当然是好的,但是将中国考古学“拘泥于材料研究”简单理解为保守与僵化,可能言过其实。通过上面的研究模型分析,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当代西方考古学研究那么偏重于理论方法。中国考古学之所以强调以材料为中心的研究,一方面因为中国考古学还没有足够的资源(如知识储备、人才培养、学术氛围等)来进行理论方法前沿的研究;另一方面因为材料工作是我们的比较优势,通过它可以与理论方法先进国家的考古学家合作,引进新的理论方法,这个方面已经有不少成功的范例。这两个方面也正构成当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体:以材料为中心的研究以及国际合作研究。

当然,年轻一代的抱怨也不无道理。中国考古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基础。我们应该可以有“第三条道路”了,即立足于中国考古学的资料优势,结合引进的理论方法,让中国考古学研究产生跃升,让中国考古学向理论方法的发展上更进一步。这样的追求并不是异想天开,不是大跃进式的发展。这是对中国考古学自身发展的激励,依赖于中国本土研究者的创新是可能的,这个时代正在到来。

2.世界考古学的主要创新体系

在提出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创新体系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世界上哪些考古学具有创新性,发展程度如何;中国考古学与之相比,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它们的发展道路可以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供怎样的借鉴。

1)英美考古学

当代考古学最主要的创新体系是英美考古学,或称盎格鲁-萨克森考古学,它不限于英美两国,而是包括主要的英语国家在内的考古学研究圈。这个体系的核心是美国与英国,内圈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这一圈还可以包括西欧、北欧、以色列等西方国家,这里考古学研究者在文化上没有隔阂,在运用英语基本上没有障碍。外圈则包括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之一,或文化上高度认同西方文化的国家,如印度、新加坡等。在当代学术交流中,英语早已成为国际语言,超过八成的科学论文(最近有说法这一比例达到了95%)都是以英文的形式发表的。因此,英美考古学体系能够便捷地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具有绝对优势地位。

表现在考古学研究上,依赖现行的世界体系,英美考古学者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发掘、调查。比如要了解动物对骨骼的破坏作用,他们就可以到非洲去调查;要探索早期人类的起源,可以到非洲去发掘;要了解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之类的大问题,基本上可以实现全球化的研究。再加上不断有其他国家的考古学者移民其中,这就使得英美考古学体系很容易获取全世界的考古材料与相关信息。不同背景的研究者汇聚在一起,就不是简单的相加了,会带来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出更多的灵感。辅之以这些国家较为发达的经济与科技力量,其创新的深度与频率要远高于其他国家与地区。因此,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多样性在这里最高,它属于学术前沿探索型的考古学研究。

2)法国考古学

法国考古学是一支很有特色的考古学。凭借雄厚的理论研究基础以及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上传统优势地位,法国考古学在理论方法,尤其是在旧石器考古领域有相当的话语权。法国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国度,后现代思想名家辈出,如福柯、德里达、梅洛-庞蒂、布迪厄等,而往前追溯,与考古学密切相关的就是结构主义的先驱列维-施特劳斯,更早的还有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以及没有那么知名但在考古学领域影响深远勒内-高尔汉(Leroi-Gourhan)。尽管勒内-高尔汉不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但是他的思想其实与之类似③。他是考古学中“操作链”分析的开创者,这种方法不仅应用于旧石器考古的石器分析中,也用于其他技艺的分析。操作程序进一步就构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这也就是布迪厄所谓的“惯习”。“惯习”已经成为当代考古学重要的概念④。从莫斯到布迪厄,可以看出法国结构主义思想源远流长。

法国是旧石器考古的主要发源地,对全世界旧石器考古影响深远。法国南部洞穴众多,旧石器考古材料保存良好,尤其是洞穴壁画世所罕见,其研究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旧石器考古的基本术语体系如博尔德(Bordes)、提克斯耶(Tixier)等提出的技术类型学都是旧石器考古研究的范本。其后,结合操作链的思想,法国旧石器考古领域开创出技术-认知的研究,与英美考古学的技术-经济学研究并驾齐驱,平分秋色。简言之,法国凭借自身的思想传统,考古学理论独具特色,可能没有英美考古学那样影响广泛,但具有英美考古学无可替代的价值。

3)苏联考古学

苏联考古学曾经有一段辉煌的岁月,它率先运用宏观的社会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古代社会,此时的西方考古学还在努力拼合材料的“碎片”(柴尔德语)。利用国家的大力支持,苏联考古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全面地揭露遗址布局,它还开展广泛的公民考古教育等⑤。这些都给访问苏联的西方顶尖考古学家柴尔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的研究都受到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谢苗诺夫还首创微痕分析的技术,二三十年后他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出版,一时间成为引用率最高的考古学文献⑥。

但是,苏联考古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重新开始走回头路,强调考古材料基本特征的研究。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此前“以论代史”式的研究的反思与弥补。苏联考古学受到国际与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与西方考古学的交流时断时续,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是时松时紧,这些都深刻影响到苏联考古学的发展。随着苏联的崩溃,苏联考古学已成为了历史。它以宏观的理论应用为特征,刚开始时,在国内外环境较为有利的情况下,理论先导的确极大地促进了考古学研究;但是当国内外环境条件不利时,理论先导就开始脱离了考古材料,成为广为诟病的“以论代史”,最终不得不走回头路。从中我们得到的经验是,一定条件下,理论先导是能够促进考古学研究的。而我们得到的教训是,考古学研究具有自身的推理逻辑,人为地推行“大跃进式的”推理,是靠不住的。

4)日本考古学

日本考古学特色非常鲜明,一方面田野工作惊人的细致,科技方法的运用非常的先进;但是另外一方面,日本考古学在理论上缺乏建树,是一支近乎“理论真空”(theory-free)的考古学⑦。这样的反差构成日本考古学最主要的特征。当然,日本考古学不乏其他方面的优势,如日本考古学中民间考古就非常发达,其中有发现“明石原人”的直良信夫,也有制造骗局的藤村新一⑧。从藤村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日本考古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通过它来促进日本民族或文化的认同,即日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自古以来就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说,虽然日本在经济上是一个发达国家,但是其考古学研究还没有达到同样的水平。

或将日本考古学理论的缺乏归因于文化上的原因,如说东方文化尊重权威,层级分明,不善于抽象思维等等。但是同样需要抽象思维的科学研究,日本在近现代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简单运用文化的原因来解释是不合理的。而从考古学研究发展的一般模式来看,日本考古学目前已经走过以材料为优势的阶段,处在以方法见长的阶段,离理论见长的阶段还有一段距离。它跟英美考古学相比,整体的差距还是明显的,因为英美考古学不仅仅发展时间更长,更主要的是英美考古学是以整个西方文化为基础的,是一个庞大的研究体系,而且英美考古学还得到原生的哲学体系、科学体系与人类学体系的支持——其漫长的殖民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民族学材料,它们对于考古学发展都是必不可少。所有这些都是“脱亚入欧”的日本所不具备的,因此日本考古学处在以方法见长的阶段也是合理的。随着日本考古学的发展,进入理论领域是完全可能的,如沟口孝司提出的“人本主义考古学”,已经得到了西方考古学的承认⑨。

5)拉美考古学

拉美考古学跟拉美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一样,其最主要的矛盾是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拉美考古始于殖民地考古,欧洲殖民者,主要是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者研究土著的过去。这样的研究相对于殖民者对土著文化及其遗存的破坏而言是微不足道的,殖民者有意在抹除土著的文化记忆⑩。随着拉美国家的独立,它们又要开始寻求建立新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此时土著的历史与遗存才开始得到真正的关注。随着美国全球霸权的建立,美国视拉美为自己的后院,新的殖民主义渗透到拉美地区,当然也包括在考古学研究领域。比如说,美国考古学在其核心杂志《美洲古物》(American Antiquity)之外同时办了一份《拉丁美洲古物》(Latin American Antiquity),一方面以示区别,拉美并不属于其所定义的美洲;另一方面,又格外重视,这份学报代表美国考古学家在拉美地区的研究水平。拉美考古学家为了反制殖民主义的影响,他们找到了一个思想武器,那就是马克思主义⑪。尽管拉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考古学研究上,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应用。不过,从整体上来说,拉美考古学对美国考古学有较为严重的依赖,从研究基金的获取、人才培养到项目的开展以及理论方法的应用都是如此,使得拉美考古学具有较严重的殖民主义色彩,在理论、方法,甚至是材料的获取上都还在努力寻找拉美自身的认同。

当代中国考古学处在哪一种模式之中呢?或者说中国考古学所希望达到的模式是怎样的呢?中国考古学曾经全面师法苏联考古学,学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全面揭露史前聚落遗址。当代中国考古学高度重视技术方法的引进,考古工作“科学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表现出跟日本考古学的某些相似之处。同时,由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较为紧张,受到殖民主义(文化)较强的影响,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反制的思想武器,仍然有需求。这方面跟拉美考古学也有相似之处。中国考古学要全面达到英美考古学的位置短期内是不现实的。至少还需要经历一个类似法国考古学的发展阶段,即在理论的某些领域形成自己的优势。然后推广出去,形成更加广阔的文化圈。在此基础上,也许可以形成与英美考古相媲美的考古学创新体系。

3.美国考古学崛起的启示

近代考古学的核心是在欧洲形成的,美国考古学19世纪末期才开始出现专业人才与考古学的专门教育,此前美国考古学的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它真正地成为世界考古学的代表是在二战以后。在此之前,英国考古学(也包括澳大利亚、南非等殖民地)处在执牛耳的地位。柴尔德开创了系统的文化历史考古研究,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格兰汉姆•克拉克开创生态考古,建立考古科学实验室,是发展考古科学的先河。二战后,美国在科技发展上确立了优势地位,率先发明放射性碳测年技术、计算机技术,提出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等重要思想,为美国考古学的崛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48年,瓦尔特•泰勒出版《考古学研究》⑫,掀起考古学理论的反思风暴;戈登•威利的秘鲁维鲁河谷聚落形态研究开始为人关注⑬,美国考古学开始在理论方法上创新粗具规模,与欧洲考古学分庭抗礼。如果向更早阶段追溯的话,威利的研究是在著名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的支持下开展的,斯图尔特是文化生态学与多线文化进化论的开创者。就像后来的宾福德深受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的影响一样,人类学理论为美国考古学提供了独特的思想来源。泰勒的研究则要追溯至美国西南考古上既有的成绩,这一地区大量保存较好的考古遗存,使得考古学家可以就复原人类过去或者了解更复杂的人类行为成为可能。美国“田野考古之父”基德就长期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丰富的考古材料与相关研究工作是理论方法创新的另一个基础。1960年代,美国考古学凭借其雄厚的人类学背景与科学发展,“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理论体系开始形成。宾福德提出要发展“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⑭,要发展科学的考古推理。英国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也提出类似的思想⑮,但其影响相对有限(他不幸英年早逝)。美国考古学在理论方法的更新上开始独步全球。

美国考古学之所以能够后来者居上,除了利用其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实力之外,它也利用了北美独有的极其丰富的民族志材料,尤其是在狩猎采集者与简单农业操持者上面,所以美国考古学带有非常强烈的人类学背景。又鉴于人文基础相对薄弱,美国考古学在科学方法上可谓是登峰造极,这也成其为另一大特色。过程考古学“更人类学,更科学”的口号也源于此。美国考古不能像欧洲考古那样可以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也很少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古典考古(古希腊罗马考古)与古典文明(埃及、亚述等)考古。美国考古学也没有像欧洲考古学那样选择以哲学思想为起点的理论创新,因为美国毕竟没有欧洲那样深厚的人文思想传统。但它扬长避短,发挥美国考古所具有的人类学优势,以及在科学领域的创新,进而使美国考古学在理论方法上走在了世界考古学的前列。

随后结合其科技优势与全球霸权,美国考古学全世界开展考古工作,发展其影响,进而形成了以英美为中心的巨大的学术联合体。而欧洲秉承自身人文思想与历史考古上的优势,在后过程考古学的发展上又迎头赶上,不过鉴于英美为中心的学术联合体已经形成,这反而强化了美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中的领先地位。后过程考古学的关键代表伊恩•霍德也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美国考古学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从美国考古学的崛起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其创新体系形成的基本步骤是从实践到方法,再到理论,再到体系,再到更大的学术联合体。

后现代时期,新的思潮不断涌现,以现代主义为中心的美国出现“船大难掉头”的问题。日益开放的全球环境中,网络与其他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获得大量即时、精准的信息成为可能,从前成本高昂的活动如今几无成本可言。这样的新形势毫无疑问会产生许多新的机遇,使得后发国家的超越成为可能。中国考古学当前面临的形势应该说是充满机遇的,是可以有更大的作为的。

(未完待续……)

注释:

①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② 戈登•柴尔德著:《欧洲文明的曙光》,陈淳,陈洪波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

③ Audouze, F. Leroi-Gourhan, a philosopher of technique and evolutio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10:277-306, 2002.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主编,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⑤、⑩ 布鲁斯•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⑥ Simonov, S. A. Prehistoric Technology: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Oldest Tools and Artefacts from Traces of Manufacture and Wear, translated by M. W. Thompson. Adams & Dart, Bath, 1964.

⑦ Bleed, P.,Trees or chains, links or branches:conceptual alternatives for consideration of stone tool produc tion and other sequential activiti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8: 101-127,2001.

⑧ 蔡凤书:《中日考古学的历程》,齐鲁书社,2005 年。

⑨ Mizoguchi,K. An 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Japan, 30,000 B.C. to A. D. 70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Philadelphia,2002.

⑪ McGuire,R. H. Archaeology and Marxism.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edited by M. B. Schiffer, vol.5:101-157.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Tucson,1993.

⑫ Taylor,W. A Study of Archaeology.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69,1948.

⑬ Wiley,G. R.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Virú Valley,Peru.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Bulletin

155. Washington,DC,1953.

⑭ Binford,L. R.,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28:217~225,1962.

⑮ Clarke,D. L.,Analytical Archaeology. London, Methuen,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