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的公众参与:一项国际比较研究

2019-10-28 14: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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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东南文化》2014.03

基于沟通、信任、专业性的公共事务参与机制,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的运转。文化遗产作为公共物品和公共空间,因其牵涉各方利益,应成为政府、专业人士、普通公众建立信任,形成有机意见表达和协调的平台。墨西哥阿尔班山考古遗址的保护工作充分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诉求,建立起政府、学者、民众互相信任、沟通的机制,解决了曾经存在的矛盾与冲突;西安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在公众参与上做了一定探索,但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大遗址类文化遗产因牵涉的社会利益相关者众多,可成为我国建立良性社会沟通机制一个重要切入点。

Preservation is not an end in itself,but that it serve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well being.[1]

(保护本身不是目的,它是要服务于个体和集体的幸福。)

“阿尔班山遗址,是最好的遗址类世界遗产。”——亨利·克莱尔(Henry Cleere)[2]

一、导言

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公众的理解、配合与参与。地理范围广、与公众生活关联紧密的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更需要政府、专业人士与非专业的普通民众各方利益的沟通与协调机制。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文化空间,既是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载体,也是各利益相关者在该价值基础上表达、沟通、维护自身利益需求的平台。

遗产保护难免与当地民众发生利益冲突。遗址保护过程中,如何保障当地民众的利益诉求和生活?作为强势一方的政府和专业人士应该通过何种方式和当地居民进行互动?专业人士应该以什么态度去对待生活在遗产地的人?退一步讲,即使遇到了与当地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又应该如何保证这些利益诉求能够通过有效渠道获得表达,并通过一定的机制得到解决?

从这个角度而言,遗产保护不仅是文化问题,更是社会议题,遗产的保护者需要从社会学视角去理解和反思上述困境。本文认为,公众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力量,公众的参与是决定遗产保护和展示效果的根本;政府、专业人士和公众的关系,不是自上而下的关系,而是平等的、沟通的、互信的关系。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以及一个良性运转并能正常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公共空间,对遗产的保护而言非常重要。

本文以墨西哥的阿尔班山考古遗址(MonteAlban Archaeological Site)为例,探讨良性的公众参与机制对遗产保护的意义;随后通过我国西安大明宫遗址的案例,探讨我们对公众参与的理解的局限,并提出进一步通过文化遗产促进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性[3]。

二、文化遗产与公共空间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说,只有通过公民参与,“人们的情感和见识才会进步,心胸才会开阔,思想才能丰富”[4]。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和发展,离不开社会中每一个个体对其事务的关注与参与。公共生活中可能存在许多不信任和冷漠,对此,艾伯利(Don Eberly)指出,一个健康积极的社会的形成和运转,应以“社区对公共项目的参与”为基础,并且“创造更多的‘公共空间’”[5]。

文化遗产本质上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其保护、展示乃至利用都应面向公共利益。既然是公共利益,公众的利益和意见则成为关键。因此,文化遗产及其相关领域的事务,需要公众真实有效的参与[6]。在文化遗产领域,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遗产联结起来,其关系是否和谐,也决定了遗产保护的效果。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起和谐的互动关系,能够有效保证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能够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

文化遗产是一种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可以共同并讨论文化事项,通过这种协商和讨论,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能够消解不同意见所带来的冲突,并建立和维系一种群体认同,产生强烈的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在这里,文化遗产不同于其他的公共物品,其历史性决定了它所承载的不仅是当下,更是文化的历史记忆——一个由群体内的成员共同分享,能够促进其社会团结和凝聚力的集体记忆[7]。很多时候,普通民众在浩繁的历史信息中并不能有效,也不会有兴趣去寻找自我的位置和认同,而建立在一定公共空间内的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诠释,有时更能够令其找到共鸣和认同感。这个积极参与和有效运行的过程,也能够让公众感受到自己之于文化遗产的贡献和价值。

以社会学的视角,笔者认为,文化遗产作为公共空间,应具备如下三条基本要素。这些要素的实现,既是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更是通过遗产保护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的有效方式。

第一,信任。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比较了世界上的多个文化后认为,建立起了“更高层次普遍信任”的社会,“自发结社能力因此也更为强大”[8]。一个超越“熟人社会”中血缘和亲缘关系的“非血缘”信任,有助于社会的运行,信任建立的基础则是良性的沟通机制。不同个体、不同组织之间,即使有利益取向的差异,但均能够因诚信而和谐相处。只有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才是一个良性的“好社会”[9]。

第二,公众的话语权。民众对自身的公共事务应具有发言权和决定权,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机构的缺席,而是国家为民众提供一个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平台和相应的资源。公共文化服务,并非自上而下强迫式的推行,而是给予公众利益诉求的一个平等沟通的过程。彼得·伯杰(PeterBerger)和理查德·约翰·诺伊豪斯(Richard JohnNeuhaus)认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是一种“中介结构”(mediating structures),是“介于私人生活中的个人和公共生活中的宏观制度之间的某些机制”[10],“是人们的真实价值和真实需要的最重要代言人。”[11]

第三,专业性。社会事务往往涉及专业知识,处理社会事务自然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人士的介入。如牵涉到环保领域的事件,要判定一个工程项目是否影响附近环境,是否对公众生活造成了影响,须由专业人士对其进行评估。文化遗产保护也是专业性很高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专业人士可以自发组建组织进行介入,也可以由社区民众邀请以个体的形式介入。但是,专业人士的介入规模也应该严格限制。专业知识不应该成为另一种“强制性的权力”[12]。

三、阿尔班山考古遗址

1.问题

阿尔班山遗址位于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市(Oaxaca)西南10公里的山丘上,是中美洲印第安文化的重要遗址。1987年,阿尔班山遗址及其邻近的瓦哈卡城(Historic Centre of Oaxaca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of Monte Albán)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虽然阿尔班山遗址作为墨西哥乃至中美地区重要的文化标志已被学界广为认可,但其考古和遗产管理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其较大规模的遗址面积,阿尔班山遗址的考古、保护与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不可避免发生着矛盾。

土地是核心问题。墨西哥的土地具有四个主要类别:国有土地、私有土地、公社用地以及村社用地[13]。根据一份1996年的调查数据[14],官方认定的阿尔班山考古遗址区由13个土地所有者(landowners)所持有,其中83%是集体土地。根据墨西哥法律,集体内部的个人可将其耕种的土地出售、出租或抵押。在阿尔班山遗址地区,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总体规划,遗址区内的土地可以被任意买卖、租赁。阿尔班山遗址的邻近区域(世界遗产缓冲区内)完全属于失控状态,给该区域的整体性保护和考古工作带来了冲击[15]。

由此,考古学者和遗产管理者在开展遗址发掘和保护工作时,面临了来自地方社区的极大阻力。当地居民采取各种方式——消极不合作、公开的反抗、甚至肢体冲突——进行对抗。甚至许多时候考古发掘工作都需要墨西哥国家军队出面保护才能顺利开展。墨西哥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INAH)的考古学家奈莉·洛布里斯·加西亚(Nelly Robles Garcia)观察到,这种对峙虽然由于土地而起,但深层的原因却是当地人和考古学者、政府官员之间的不信任关系。

这种不信任的出现又与考古学者狭隘和过度专业化的倾向(narrowness and overspecialization)[16]有关。一般在一段时期的发掘工作结束之后,考古学者回到自己的学校或博物馆继续自己的学术事业,却在发掘地留下一片狼藉(messes)。这种傲慢和缺乏沟通的工作方式造成了当地居民的极大反感。

对外人的“不信任”,导致整个社区处于一种被割裂的状态。作为阿尔班山的考古、保护与展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的洛布里斯反思这种冲突的本质,她指出这种矛盾的爆发并非偶然事件,而是长期以来政府、学者和当地民众对瓦哈卡考古遗址的认知的不同以及在各自的利益视角下对其利用取向的差异而造成的。要解决矛盾,考古工作应站在当地社区的视角去思考[17]。

2.解决策略

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洛布里斯认为,必须要回到社会本身。她通过三个步骤,逐渐将考古、管理和当地民众的关系进行协调。

第一,理解和尊重当地社区。造成当地民众和考古学者隔阂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尊重,所以改变要从增进交流、表达尊重开始。在洛布里斯的推动下,考古学者以及许多相关学科的学者聚集在一起,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尊重当地的生活。不定期举办的“圆桌讨论”(roundtable discussion)不仅有考古学者参加,还邀请不同学科的人士一同商讨阿尔班山的保护与管理工作。在2000年第二届会议——“社会与瓦哈卡的考古遗址”上,与会者探讨了当地社区逐渐丧失保护遗产的兴趣的原因,洛布里斯指出“: 阿尔班山的文化价值和当地社区已经剥离。”她认为,应该理解和尊重当地人对土地的倚赖,理解由于贫困而造成的他们对遗产的破坏行为。为此,政府应该承担起其应尽的责任,社会力量也应该成为遗产保护的主力[18]。

第二,在沟通中建立信任。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如何把这种理解和尊重转变为信任?首先是建立日常的沟通机制。根据《阿尔班山管理规划》,遗产的研究者与管理者与当地的农业社区、市政府官员以及周边地区的代表建立起“日常沟通”机制(daily communication)[19],沟通的内容包括明确阿尔班山遗产的保护区,保护遗产需要采取的行动等。

阿尔班山遗址近年的一个重大举措是修建了木制栅栏。成为世界遗产之后,阿尔班山的遗产区得到了保护,但缓冲区却被日益扩张的城市建设所困扰。遗产管理者与当地社区经过沟通协商,决定在尚未开展建设工程的缓冲区边缘、以及已经属于建成地带的内侧边缘建造木栅栏[20]。在这个过程中,沟通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沟通,当地社区不仅同意建立木制栅栏,而且积极参与到遗产地以及木栅栏本身的保护行动之中。建设木栅栏不仅在结果上提升了遗产的保护质量,而且整个协商、沟通和建造的过程也是与当地社区构建信任的过程[21]。其间社会的力量非常明显,许多专业社团都参与到了这个过程中,包括瓦哈卡商业协会、服务与社会俱乐部、建筑师学院等,这些社会群体总共筹集了300万比索(约合250万人民币)来建造栅栏[22]。

第三,在信任的基础上开展文化活动。阿尔班山遗址是瓦哈卡地区重要的青少年教育基地,常年迎接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前来组团参观。由于每次学生人数众多,管理部门还专门设计了针对大规模学生团体的导览流程。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导游会根据他们对语言和文化的理解程度选择不同的导游词。

洛布里斯促动的“青少年遗产保护志愿者”项目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周边学校的学生被组织加入到保护阿尔班山以及瓦哈卡市的文化遗产的行动中,每一个志愿者都佩戴一枚勋章,并配发一枚哨子。勋章和哨子给了孩子们一种责任感,让他们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游戏,而是真正拥有保护文化遗产不受破坏的权力和威严[23]。孩子的参与同时意味着家长的参与,而家长的参与几乎就意味着全社区的共同参与。通过青少年的志愿者行动,遗址的保护和管理者与当地社区进一步密切了互动,通过孩子这个媒介,可以深入理解当地人对遗址的看法和态度,并即时追踪这些态度是否有变化。通过与当地社区的良性互动,遗址的管理者能够更好地把握当地人的心理和需求,以获得社区的共鸣和认可。

总结起来,在阿尔班山遗址保护管理过程中,从当地社会与政府完全对立的状态,逐渐建立起一种合作、沟通的机制。政府并没有采用强制性的手段,最终的决定权依然掌握在当地社区的手中,专业人士扮演了正面但又不过度干预的角色,而这一系列过程则是建立在一种超越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之上。阿尔班山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也是一个成熟、理性的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过程。

不同层面的群体,均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可能本质上是互相冲突的。要达成的一致性,不应该是让各方的利益诉求一致,而是通过沟通和建立互信的手段,通过正规程序,让各方的利益诉求都能够得到尊重和保障。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良好运作的沟通、信任的社会机制,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1.公众参与

在我国的大遗址保护行动中,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于2010年对外开放后,在公众参与领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首先,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作为公共空间,推动了社会公众的参与。在现实与虚拟世界中,大明宫逐渐成为一个生活、观点表述和互动的遗产平台。遗址园区三分之二的面积免费向公众开放,造就了一个开放性的活动空间。市民可以在此运动、休息、进行一定的集体活动(跳舞等),市民逛早市后可在这里穿行和交谈,公园也是摄影爱好者的活动空间。

作为公共空间的大明宫不仅存在于实体社会之中,也存在于在虚拟社区中。通过新浪微博与网友进行互动,并宣传大明宫的历史与文化,大明宫获得了一批粉丝。大明宫的百度贴吧,自2009年3月27日第一篇帖子起,到2013年8月1日,共有主题数1713个,贴子数31359篇。其中大部分都是网友贴的相关历史知识、图片。大明宫吧逐渐成为网友讨论与大明宫和西安历史相关问题的交流平台,甚至是观点交锋的阵地。比如网友严建设2011年底参观了大明宫之后,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大明宫建设“不值”,立刻在“大明宫吧”里引起争议,网友“天之骄子”连夜撰写文章,逐条反驳严建设的观点,在吧里引发网友对大明宫建设和展陈设计的讨论[24]。

其次,大明宫遗址公园尝试展示公园建设对当地社区生活的正面作用。遗址博物馆内专设有一个区域,展示原来居住在这里的民众送来的锦旗,以表扬政府通过大明宫遗址公园工程改善当地民生。遗址公园也努力体现社区生活和文化记忆的勾连。含元殿和丹凤门之间的广场上散落的树木是原棚户区内的树木,在居民的建议下予以保留。保留这些树木,不仅为广场平添了一些点缀,更是体现出一种对记忆的尊重。原来的居民可以凭着树木,对过去的老房子进行定位。

第三,大明宫遗址公园在公众宣传和参与上进行了探索。大明宫中有一个考古探索中心,以“什么是考古”、“怎么进行考古”、“丝绸之路与世界文化遗产”为切入点,将考古学与考古知识通过实物和多媒体进行展示。互动是这个考古探索中心的主旨,前来参观的游客甚至可以亲自参与,模拟考古现场进行发掘工作。大明宫每年的考古发掘计划既要满足考古需求,又同时满足游客的需求。考古探索中心有专门的宣传牌介绍大明宫的考古发掘信息以及每年的全年考古计划,游客可以看见这些计划。同时,考古发掘中心还定期举办讲座,这些讲座对中小学生免费,对家长收取一定费用。

第四,大明宫定期举办演出,每天上午和晚上在广场进行模仿唐朝迎宾仪式的“丹凤迎宾”表演。除了官方活动之外,公众也可在免费区自发进行的表演和活动。2012年,大明宫“群众欢乐大舞台”在御道广场举办。活动以“消夏共聚大明宫,群众演艺齐荟萃”为主题,每天晚上为市民展现歌舞演艺、电影回放以及奥运转播等项目。

第五,“唐大明宫遗址文物保护基金会”[25]在提升公众参与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2008年成立以来,基金会组织过一些在公共领域引起一定反响的活动。比较著名的一个活动是2010年5月,基金会发起和组织,西安的三位文物修复专家以志愿者的身份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y itof Pennsylvania)对“昭陵六骏”中流失在美国的“飒露紫”和“拳毛騧”进行修复工作[26]。这是中国首次派文物专家赴国外参与修复流失海外的中华文物。通过组织志愿者的方式,以流失海外的著名唐代文物为切入点,基金会力图提升大明宫遗址在公众中的认知和影响,以推动其保护和推广工作。这也是促进公众参与的一项主要手段。

2.与阿尔班山案例的比较

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在促进公众参与和互动层面做了一些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积极探索文化遗产的公共参与的理念与实践值得肯定。但通过和阿尔班山案例比较后,笔者认为,大明宫尚未形成“意见参与”机制,其只做到了阿尔班山的“最后一步”,即组织文化活动的层次,但缺乏在整个遗产保护、发掘、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在大明宫,公众只是在遗址公园建立之后被邀请“参加”到诸多活动中去,但其(尤其是曾生活在大明宫遗址区域的居民)利益需求和意见是否被充分考虑,是否被纳入到了遗址公园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之中,却鲜有涉及。从某种程度而言,大明宫遗址的公众参与是一种“事后参与”,而阿尔班山的公众参与是包括事前、事中、时候的“全程参与”。只有实现“全程参与”,各方的利益诉求才可能得到充分沟通和协调。

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的另一个局限,是专业人士的角色在遗址管理和公众参与过程中并不显著,专业人员能在多大程度上“发言”,值得反思。在阿尔班山的案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遗址的保护,促进发掘和研究工作,在各方的多次协商、沟通过程中,专业人士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其专业性和高超的沟通技巧,考古学者洛布里斯得到了包括政府和民众在内的各方的认可。相比而言,大明宫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与管理过程,专业学者(尤其是考古学者)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突出,这也导致了部分人对大明宫的建设、展示方式、管理等方面的疑虑。比如,中国新闻网记者张中江的专题文章《遗址公园建设高潮的反思:鼓励企业介入利弊几许?》[27],以大明宫为例,质疑大规模建设遗址公园的意义是否偏离了文物保护的初衷。在其文章中,专业文保人士只是为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和利用提供建议,而问题的矛头则指向政府部门。这说明了学者自身在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地位的边缘化。

总体而言,大明宫的管理者在实践过程中积极探索“公民参与”,在这个层面获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这种探索与“公众参与”的本质内涵还有一定距离。真正的公众参与,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基础上,以专业知识为主导力量,公众利益为服务目标,才能形成真正意义的、广泛的“意见参与”,而不是简单的“活动式”的参与。与阿尔班山相比,大明宫“事后参与”的方式有待进一步向“全程参与”完善。

五、结论

在沟通、信任、专业的基础上,文化遗产作为公共空间和平台,可以成为社区与当地社会、文化事务的主要力量。阿尔班山和大明宫都具有占地面积大、牵涉的社区问题复杂等特征,为我们思考文化遗产的社会意义提供了例证。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实体空间,也是一个符号空间。公众个人或团体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表达自身对遗产的认识。这类沟通机制的建立,不仅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反映,也是其进一步良性运转的助力。

文化遗产保护可以促进一个有责任感、有专业性的社区的形成。在一个不成熟的社会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民众对政府不满(不满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现象),而是百姓这种不满没有正常的渠道得以释放,意见不能得到传递。给予沟通和信任的公众参与的一个优势,即在于能够通过各种中介结构来发出这种声音,并通过专业手段来解决问题。

在阿尔班山的案例中,洛布里斯女士发现,当地人对自己生活利益的关注始终要高于对遗址区的保护的关注。社区首领坦白地告诉她,他们对遗址的保护并不关心,但只要政府能够为其村落生活提供足够的扶持,他们会尊重并保护木栅栏,并保证不在栅栏内修建建筑设施。尽管仍然存在理念上的分歧,但当地居民至少建立起对专业人士、对政府的一定信任,愿意相信政府和他们所达成的协议,并且愿意在政府提供充足保障的基础上,遵守这样的协议。

文化遗产是公共产品,在公共空间内具有凝合社群、增强国家和地区认同、教育后代的功能。文化遗产的保护符合公共利益,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不同社会团体的共识。以大明宫为代表的大遗址,由于其地理面积大、涉及范围广,和百姓生活关系紧密,因此关涉到土地、社会生活、民间传统、遗产管理、甚至政治和经济过程的一系列事务。由于这种特质,大遗址保护如能以公众参与为切入点,推动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形成,则可以成为中国社会良性运转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