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文化分界与偃师西亳的若干问题(上)

2019-10-23 20:29:01

本文刊登于:《考古学研究(八)》2011年00期。

本篇约8600字,阅读时长约21分钟。


2003年,在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论文集中,笔者发表了《夏商文化分界探讨的思考》一文[1],之后,有学者就拙作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商榷,我虽很少回应,但一直在关注这一问题。近年来,有关夏商文化分界的讨论又有一些新动向,其中还涉及对邹衡先生的批判。时值邹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兹将近年来个人对夏商文化分界以及偃师西亳等方面的再思考做一简要梳理,形成本文,一则纪念先生,二则求教方家。

一、夏商文化分界新说的创立

有关夏商文化分界之争[2],在20世纪80年代初,各种说法就都已出炉。偃师商城发现之后,伴随着学术争论的深入与当时碳-14测年结果的影响(详下文),一些原主张夏商文化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的学者始改变看法,赞同三、四期之交为夏商分界的观点[3]。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期间(1996-2000年),经过现场对实物的观察和研讨,更多的学者认识到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属夏文化,但第四期进入商代,是商代夏文化,或称“夏遗民的文化”、“后夏文化”。从此,将二里头文化一分为二的主要意见发生了大的变化,此前占优势的二、三期之交分界说,坚持者渐少,而三、四期之交分界说,支持者渐多。不久,三、四期之交分界说又有小的微调,即认为夏商分界应划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早、晚段之间,早段属夏代,晚段属商代[4]。此说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乃“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出现的新说,且渐为更多的学者认同,目前,此说与“郑亳说”倡导的分界说成为夏商分界的两大主流观点。

为何要作这样的微调,论者依偃师商城的发现列举了诸多理由,兹不重复。但有一点未能涉及,就是商代夏文化,即所谓“后夏文化”不能延续时间太长,亦即偃师商城的早商文化与二里头遗址的“后夏文化”不能同时并存时间太长,越长越不合情理。

最初提出早商文化与“后夏文化”并存的问题,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次研讨会。

1997年12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在偃师组织召开关于夏、商年代学课题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会上,各子课题汇报本课题进展与最新研究成果之后,大家展开讨论。其中高炜先生根据偃师商城发掘的最新成果,谈了他对偃师商城始建年代与文化属性等方面的看法[5],部分内容大意是:偃师商城始建年代可作为夏商分界的界标,具体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交。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一脉相承,属夏文化,惟第四期进入商代,是商代初年夏遗民的文化遗存;偃师商城第一期的年代约与二里头第四期同时,但文化特征与二里头第四期有别,属商文化。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收获颇多,其中对我触动最大的是高先生把确定为同时的二里头遗址第四期和偃师商城第一期分别划归为两种考古学文化——夏文化与商文化。我觉得这样的结论有难以理解的地方,于是在轮到我发言的时候,就把个人的想法提了出来。大意是: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址相距仅6公里,在考古学文化一期之长的时间内,有两种文化在这么近的距离内同时并存,可能性有多大?我在发言中还简单算了一笔账,即根据以往对二里头遗址的碳-14测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约为公元前1900-1500年,平均每期约100年[6],考虑到考古学文化各期年代未必等同的因素,第四期的年数打点折扣,比平均数少算一点,按70-80年估算。接下来我提的问题是,在70-80年之长的时间内,中原地区相距仅6公里的两处大型居邑,分别保持着各自独立的文化,而且两遗址还是首都与近郊的关系,感觉上时间有些长了,这种可能很小,有点想不明白。因此,提出来让大家共同思考,帮助释疑解惑。我仅是凭感觉提的问题,自己找不到真凭实据来说明这种可能一定很小。第二天继续开会,杜金鹏先生提到我前一天的发言,并说刘先生提的两遗址并存一期之长的问题有点超前,我们没有考虑过。会下,邹衡先生对我说:你提的问题比较合理,他们今后可能会考虑的。

高炜先生的看法在1998年《考古》第10期上以“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以下简称《分界》)为题发表,作者除高先生外,还有杨锡璋、王巍和杜金鹏三位先生。文章主旨基本与高先生在会上的发言近同,但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是否全部进入商代有所保留,文中作了这样的描述:“至迟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已经完成了夏、商王朝的更替”,“二里头文化主体是夏文化,惟其第四期(至迟其晚段)已经进入商代早期”,不是很明确地说第四期全部进入商代,而是“至迟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或在“第四期”之后加一括号,其内专门注明是“至退其晚段”进入商代。就全文总体意向看,还是侧重于整个第四期属商代。因为第四期进入商代的长短是与偃师商城始建年代对应的,而且是由后者决定的。至迟四期晚段已经进入商代,也就是说偃师商城始建年代至迟可达二里头四期晚段之初,而商城建成之前还有一个灭夏毁宫(二里头一号宫殿建筑)、在亳阪择地建都,再到商城内最早废弃堆积的形成(“大灰沟”最下层堆积)等环节,“期间也要有一个过程”。显然,作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还应提前,即早于四期晚段。为什么在第四期之后要注明是“至迟其晚段”呢?数年之后,《分界》作者之一的杜金鹏先生有过说明:“关于偃师商城始建年代、夏商文化更替表述中的‘至迟’一词,是我的建议,为大家所采纳。这种表述有两层涵义:其一,王朝更替与考古学文化现象(遗迹遗物)变化不会是完全同步的,尽管这个时间差我们无法衡量;其二,当时的考古资料表明偃师商城始建年代不会晚于二里头四期偏晚时候,用‘至迟’是留有余地的措辞。我的本意是根据已有考古资料将偃师商城始建年代暂且推定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时候,倘若新的考古发现证明偃师商城始建年代又可提前,则随时调整相关观点”[7]。这种微妙的调整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尽管《分界》作者们有点犹豫不定,可能没有考虑我提出的问题。但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早段未进入商代的意向已经萌生,从我思考问题的角度看,“后夏文化”与商文化在偃师(也涉及其他地区)并存一期之长的疑惑有望减轻或解除,夏商分界的探讨或将向前迈进一步。

2003年,杜金鹏先生明确说:“最新考古工作告诉我们,偃师商城作为都城,证据更加充分;偃师商城始建于商文化一期1段,至第2段时已初具规模,也有确凿的地层依据和遗迹实证。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偃师商城为夏商‘界标’,是把年代相当于二里头四期晚段的偃师商城商文化第1段,作为最早的商文化,而此前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则属于夏文化”[8]。在这里,“至迟”被取消了,商代最早的商文化与二里头四期晚段同时并存,此前的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被划归夏代夏文化。至此,新的夏商分界说——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早、晚段之交分界说诞生。我不能理解的夏、商文化在偃师境内并存一期之长的疑虑基本解除,该分界说应更贴近实际与合乎情理。至今,此说被越来越多的主张偃师西亳说的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接受,在二里头文化一分为二诸分界说中基本成为主流。所以,个人以为,杜金鹏先生是近十年来在夏商分界探讨中研究最深入、思路最清晰的一位。至于目前还在坚持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交为夏商分界,整个四期都属商代夏文化的学者,远没有跟上杜先生的步伐。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早、晚段之交分界说一出,我对邹先生说:先生,此说与你的看法更接近了,仅有半期之遥[9],可以说基本近同了。先生以为夏文化在商代早期一座商城近旁存在半期之长还是有点长,虽然我也有同感,但觉得要对半期长的考古学文化作岀属性辨析,难度太高,已经到了考古学方法难以把握的程度。因此,我安慰先生说,夏文化争论到这样的结果,基本可以了。反正先生首先提出的二里头文化都是夏文化的观点,已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至于其第四期晚段属夏代还是属商代,留待以后去探讨吧。

难以把握,并不等于分歧不存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早、晚段之交为夏商分界,晚段属商代夏文化的结论仅是主要观点之一,确是需要今后继续探讨的。

这里,我要特别提出两个问题,以引起今后研究注意。第一个问题,即二里头文化四期或四期晚段是商代夏文化的提出,是建立在一种未经验证的所谓考古学“理论”之上的推断,此“理论”得到学术界较普遍认可,这就是所谓王朝更替与考古学文化现象变化不完全同步,也可谓“文化滞后说”。对该“理论”的认识及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可操作性,本人有过较详细论述[10],兹不重复。本人寡闻,至今仍未看到赞同此说者有人列举旁证(更早时期的除外)以证明此说的正确与合理。仅在上举偃师那次学术研讨会上,遇到一位先生以湖北一带在秦代还是楚文化,不见秦文化为旁证,证明王朝更替,考古学文化没有很快发生变化之理论的正确。结果当场遭到俞伟超先生的反驳,俞先生列举了一系列湖北发现的秦文化遗存,指出秦灭楚,楚地考古学文化很快发生了变化。

无论二里头文化四期是商代夏文化,还是四期晚段是商代夏文化,这些结论仍然属于推理,是需要继续论证的问题。“后夏文化”后到何时成为商文化,很难把握。实际上,连赞同该说的学者也认为王朝更替与考古学文化现象变化不完全同步的时间差“无法衡量”,难以判定。因此,我们且不可以此结论为据,认为该“理论”已得到了验证,是容易衡量和操作的。须知,得出此结论的材料,也是得出该“理论”的材料,这其中难免有循环论证之嫌。该“理论”要成立,还需有其他实证来证明。

第二个问题,即偃师商城最早的商文化与二里头遗址第四期晚段商代夏文化同时,二者文化性质不同,而且考古工作者能够辨识出来,若商代夏文化解释为文化滞后,是“后夏文化”,那前者就不能说是文化滞后了,因为它与二里头遗址的“后夏文化”同时且属商文化。这样一来,所谓王朝更替与考古学文化现象变化不完全同步的滞后理论就变得复杂起来,就会出现王朝更替后,有的地点文化滞后,不会很快发生变化,为“后某文化”(如二里头遗址);也有的地点则会很快发生变化,而且还能成为新时代的标志(如偃师商城)。若离开如桀都与汤亳这类可以先予指认的历史人物和地点,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判断何地文化滞后,何地不滞后。所以,“文化滞后论”即使成立,也不可随意套用。

二、夏商文化分界旧说的泛起

夏商文化分界旧说有多种,上文已提到。唯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分界说近年有泛起之势。

二、三期之交分界说应该说资格最老,它萌芽于二里头遗址第一篇发掘简报,尽管当时还没有今天夏商分界的概念。这篇简报第一次将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此三期分别相当于后来四期分法的一、二、三期。简报根据当时的认识,在结语中作了这样的推测:“根据文献记载,传说偃师是汤都西亳,而此遗址内以晩期(即洛达庙类型)文化层分布最广,这是值得注意的,或许这一时期相当于商汤建都的阶段。更早的文化遗存可能是商汤建都以前的”[11]。显然,简报已经有了晚期是成汤建都阶段,晚期以前则早于成汤的概念。同时也有了晚期属早商文化的结论(当时学界已有了洛达庙类型属早商文化之说),至于早于晚期的早、中期属何文化,简报没有明确说法,但认为可能进入“商汤建都以前”,“商汤建都以前”自然是夏代。此后不久,许顺湛先生在简报的基础上,结合郑州等地类似遗存的发现,于1964年发表了《夏代文化探索》一文,明确提出二里头遗址晚期属早商文化,是成汤以来的西亳时期;二里头遗址早、中期是夏文化。这是最早一篇运用二里头遗址发掘资料论述夏文化和早商文化的文章,从这方面来说,本文也可谓是最早明确提出二里头文化中(后来之第二期)、晚期(后来之第三期)之交为夏商分界的文章[12]。再后,随着二里头等遗址材料的增加,这种看法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接受,此即所谓“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到1977年冬“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召开前夕,二里头遗址为成汤所都西亳,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为夏商分界之说几成学界共识。1978年初,殷玮璋先生发表《二里头文化探讨》一文[13],对这种说法进行了补充论证。应该说,在当时持本说的所有文章中,殷先生这篇文章具有代表性,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估计殷先生也非常看重。也正是在1977年冬召开的“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会议上,邹衡先生首次提出二里头遗址不是西亳,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为夏文化;郑州商城是成汤亳都,二里冈下层文化才是早商文化的看法。夏商分界被划定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之末与二里冈下层文化晚段之间。邹先生的观点被学界称为“郑亳说”。郑亳说一出,立即遭到固有说法即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围攻。在偃师商城发现之前,虽然也有其他分界说提出,但都未成为主流意见。论战主要在郑亳说与以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分界说为代表的二里头遗址西亳说之间展开。后来,如上文所述,由于偃师商城的发现,不少赞同二里头遗址二、三期之交为夏商分界的学者陆续弃之而改从它说,坚持者寥寥,其主流地位很快被三、四期之交分界说所替代,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主流地位很快被“偃师商城西亳说”替代。因而,论战主要转变成郑亳说与偃师商城西亳说的论战。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很少有人信从了。

可见,在旧有夏商分界诸说中,资格最老且曾一度一说独大的二里头遗址西亳说首先受到郑亳说的挑战,继而又遭遇偃师商城西亳说的争夺。这对曾经力主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尤其是对该说发表过有影响文章的个别学者来说,很难接受,总会寻找理由和机会重振旧说。

果然,自2005年以来,亦即邹衡先生逝世之后,曾积极赞同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殷玮璋先生连续发表五篇文章[14],并在多次学术会议和其他学术活动中发表演讲,对邹衡先生否定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创建郑亳说的有关论述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邹先生在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存在先天缺陷,不按科学规程操作,“不尊重客观存在的基础材料,不重视证据及论证在研究中的作用,一味地用非主体材料,凭籍主观解释而进行推测,不可避免地落入纯粹的假设与推理的怪圈之中”,“未能摆好物质第一性的位置,重观点而轻材料,甚至用观点去指认材料的属性与年代,使材料的属性与年代随作者的观点出现变化而跟着变化,由此而给出的结论必然与历史真实越来越远”[15],等等。附带也对偃师商城西亳说给予了批驳,坚持二里头遗址西亳说。殷对邹先生的批评是否恰当、合理和正确,邹先生的学术研究水平是否如殷文所说的这么低,已有多位学者给以评判[16],大家可以查阅,本文不拟再费笔墨。

殷先生何以对故去的邹先生如此不客气,如果没有个人情感方面的因素,那主要原因当是邹先生倡导的郑亳说最早削弱乃至否定了殷先生赞同的二里头遗址西亳说,而且郑亳说的支持者越来越多。若使二里头遗址西亳说恢复旧势,批判郑亳说则是第一要务。殷在批评中主要谈论所谓研究方法、研究思路、规程操作等,意在从根基上摧毁郑亳说。至于对夏商文化的认识则仍延旧说,没有运用新的考古材料作进一步论证。之所以反复批判郑亳说,重新强调二里头遗址是西亳,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属早商文化,其唯一的新证据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碳-14测年数据。

统观殷先生的五篇文章,几乎无一不谈“夏商周断代工程”期间的碳-14测年数据,特别强调“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碳-14测年精度提高,其测定的年代是研究者立论时的一个必要前提。所以如此,是因为二里头遗址第三期的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的碳-14测年结果最早不超过公元前1610年[17],这无论与学术界传统的关于商代初年的说法,还是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商代初年的结论都是极其接近的,也与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看法极为吻合,而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不合。这是最新科技手段测定的结果,所以,殷先生频频强调,大谈特谈。

对碳-14的测年结果,作为考古学者没有理由和能力说三道四,只能面对。可是,当我们将这些测年数据与考古学文化研究结论结合时,也会发现一些矛盾,产生一些疑惑和不解,同样也是需要相互沟通和切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商时期的测年结果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以下称《简本》)发表后,笔者发现《简本》在考古学文化编年与碳-14测年数据之间存在矛盾,适逢《中原文物》就“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成果组织笔谈稿,于是简单写了几点看法刊出[18]。为方便读者和下文论述,先将当时我的部分笔谈要点概括如下:第一,《简本》根据多方面考证,估定商代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同时确定二里冈文化下层早段为商代初年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别以郑州商城二里冈下层一期早段和偃师商城商文化一期一段为代表,并对其炭样进行了测年。测年结果是两处遗址的数据比较接近,大部分落在公元前1600-前1525年之间(《简本》表15、16),上限基本与估定的商代始年相符。然而对二里头遗址各期测年的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年代也落在这一时间段内,为公元前1610-前1555年(《简本》表20),如此,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与二里冈下层文化同时了,也属商代初年。这与考古界公认的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早于二里冈下层文化的结论相矛盾,所以,我当时认为“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则两组测年结果肯定有一组不可靠,应该重新测定”。第二,《简本》还公布了郑州商城遗址洛达庙类型晚期的碳-14测年数据,约在公元前1740-前1540年间(《简本》表14、15),其上限早于二里冈下层,也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年代。而洛达庙类型晩期也就是二里头文化晚期,亦即二里头文化三、四期。这又是一个矛盾,“不知为什么同属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遗存,郑州商城遗址的测年早于二里冈下层,而二里头遗址的测年却与二里冈下层同时”。按照常理,这些矛盾属于很简单的错误,可在《简本》中出现了。我当时怀疑有些测年结果可能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所以笔谈中专门在指出“两组测年结果肯定有一组不可靠”之前,特意加了“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数字。笔谈刊出后,有传言说我是有意在向断代工程发难,其实我也是该工程普通参加者之一,无意与工程作对。《简本》有错应当及时改正,以免出《繁本》时再错。

对于《简本》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若站在绝大多数考古学者的角度去判断,不可靠的测年结果可能出在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因为绝大多数考古学者不同意该期是早商文化,郑亳说与偃师商城西亳说者皆然。《简本》也认为晚于该期的二里冈下层文化才是早商文化。只有二里头遗址西亳说者例外,会积极赞同二里头遗址第三期的测年结果是正确的,不可靠的测年结果是二里冈下层。我是站在绝大多数考古学者的角度去判断的,以为不可靠的测年结果可能出在二里头遗址第三期。我在笔谈中没有将这种判断点明,是以为重测后的碳-14年代应该如此。

然而,后来的测年结果完全相反。

《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发表了新的测年数据[19],洛达庙类型晚期的年代比《简本》晚了,年代在公元前1580-前1485年间,约与二里头遗址第四期相当;郑州商城二里冈下层一期最早的年代是公元前1509年(表五),也比《简本》晚了很多。至于偃师商城最早的年代,测年专家说它与郑州商城“均不早于公元前1560年-公元前1580年”。新的测年成果消除了《简本》中的矛盾,但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的最早年代都不及《简本》所定的商代始年元前1600年,因而都不是商代最早的商文化,都失去了成汤亳都的资格。只有二里头遗址第三期的年代与商代初年相符,属早商文化。成汤之西亳自然以二里头遗址最为合理,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得到了新的自然科学手段测定结果的证明。此后,测年专家们又陆续公布一些新的测年数据,并与考古学文化结合,发表了支持二里头遗址西亳说,支持偃师商城早于郑州商城的看法。如张雪莲等先生在《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发表文章,在总结新的测年结果之后说:“洛达庙中期和二里头三期的年代均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郑州商城二里冈文化的年代上限和建城的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而偃师商城小城和宫城的年代相当于偃师商城一期,要早于郑州商城。但偃师商城早期仍未到公元前1600。”“由上述情况看,考古学界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即假如历史上夏商年代的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那么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洛达庙文化中、晚期还能都是夏代文化吗?郑州商城还能是汤亳吗?如果商朝是从二里冈文化开始的,那么目前测出的年代只能到公元前1500年。”[20]话音颇类殷先生。仇士华等先生在谈二里头文化新测年代后也说:“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和年代测定,二里冈文化不可能是最早期的商代文化。二里头文化在时间上跨越了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21]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前半——一、二期是夏代晚期文化,后半——三、四期是商代早期文化,这也与殷先生坚持的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看法完全相同,颇符合殷先生的意愿。所以殷先生再三强调新的碳-14测年成果非常重要,是夏商文化研究者立论的必要前提。

正如殷先生所说,要“正确面对今日的研究成果,尊重物理学家们在提高测年技术方面做出的贡献。他们为提高精度而付出的汗水与辛劳,应该受到尊重”,这确实是不移之论。若相信新的碳-14测年成果,相信商代起始于大约公元前1600年,那么,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就是早商文化,二里冈文化就不是早商文化,无论郑州商城还是偃师商城自然不可能是成汤之亳都。这样一来,目前夏商分界探讨中的两大主流观点,即郑亳说和偃师商城西亳说都应宣告失败,“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本》中关于夏文化与早商文化的结论也当修改。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为郑亳说和偃师商城西亳说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看法,二里头遗址西亳说也不会因此成为定论,讨论还将继续下去。比如说,《简本》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也包括测年专家们在提高测年技术方面做出的贡献,可测年结果仍有问题或失误。谁敢相信已有的测年数据就完全正确?没有失误?如果《简本》刊布之后的测年结果没有问题,完全正确,而大多数学者定二里冈文化为早商文化也是对的,那么问题就可能出在商代始年的推断上,所谓公元前1600年本来就是一个约数,也许商代始年没有这么早。

(未完待续……)


注释:

[1]刘绪:《夏商文化分界探讨的思考》,《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

[2]不论研究者对夏商文化如何理解与区分,这种所谓分界,更多的时候是指夏商二代之分。恕不详细列举。

[3]如赵芝荃先生,他在接受《手茫释天书》编者提问时说:“‘文化大革命’前后,探索夏文化主要是两种意见,一是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主张二里头一、二期文化为夏,三、四期文化为商,这也是我的观点”。1986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二)中,赵先生发表文章“关于二里头文化类型与分期问题”,改变了观点,认为新砦期、二里头一、二、三期属夏文化,四期已进人商代纪年范畴。

[4]杜金鹏:《偃师商城初探》,第1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5]高炜先生是代表《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主要成员发言,发言主要内容成文后,以四人名义联名发表。见高炜、杨锡摩、王巍、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考古》1998年10期。

[6]仇士华等:《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年代測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10期。有关夏文化的年代,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该文结论影响很大,是探讨夏文化年代的主要参考文献,被不少学者引用,笔者当时也以此为据进行分析。近年来的测年结果与此有别。

[7]杜金鹏:《夏商分界研究中“都城界定法”的理论与实践》,《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8]杜金鹏:《偃师商城初探》,第1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9]指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归夏代还是归商代的区别。

[10]刘绪:《夏商文化分界探讨的思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第192-194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1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12]许顺湛:《夏代文化探索》,《史学月刊》1964年7期。诸多总结夏文化探讨的论著对此文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欠妥。

[13]殷玮璋:《二里头文化探讨》,《考古》1978年1期。殷先生在1984年还发表过两篇类似文章,见《文物》1984年2期;《考古》1984年4期。

[14]a.殷玮璋:《郑州商城的年代问题》,《安金槐先生纪念文集》,大象出版社,2005年;b.殷玮璋:《再论早商文化的推定及相关问题——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一)》,《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c.殷玮璋:《夏文化探索中的方法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二)》,《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d.殷玮璋:《探索研究必需按科学规程操作——“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纪念世界文化遗产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考古与文化遗产论坛会议论文》,中国·安阳,2008年10月;e.殷玮璋:《考古研究必需按科学规程操作(节录)——“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7期,2009年1月。

[15]殷玮璋:《考古研究必需按科学规程操作(节录)——“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7期,2009年1月。

[16]a.王谅、钱燕:《也谈考古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兼与殷玮璋先生商榷》,《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6期;b.李维明:《邹衡先生与“郑亳说”创建历程》,《南方文物》2010年1期。

[17]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77页表二十,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18]刘绪:《有关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的几点看法》,《中原文物》2001年2期。

[19]张雪莲、仇士华:《关于夏商周碳十四年代框架》,《华夏考古》2001年3期。

[20]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碳十四年代分析》,《中原文物》2005年1期。

[21]仇士华、蔡莲珍、张雪莲:《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问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24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