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化”实验考古

2019-10-21 19:48:34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17日第007版。

全文约2574字,细读大约需要7分钟。


实验考古学(experimental archaeology)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用实验的方法获得与考古遗存的类比资料,从而支撑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好的实验考古项目要有明确的研究目的、科学的构思设计,通过“提出假设——设计实验——开展实验——验证假设——得出结论”这一逻辑过程,获得有关古代人类行为的信息,让考古学家更好地理解考古遗存。

自考古学发展之初,实验考古就已经是研究古代遗存的一种有效手段。早在19世纪40年代,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考古学家就采用实验的方法,身体力行动手制作石器并使用这些石器(割肉、砍树等)来观察和研究史前石器的制作、功能、生产方式及其他相关问题。1868年,著名考古学家伊文思J·Evans首次公开演示石器打制的实验。20世纪上半叶,在丹麦已经开展了关于史前农业的比较系统性的实验。但“实验考古学”这一理念和方法广泛地为人们所认知,成为考古学的一种研究工具则要到20世纪后半叶1960年,考古学家在英国南部Wiltshire郡的Overton Down开展一项长期实验项目,该实验研究植物、土壤以及人工物品作为土地结构和气候过程的一部分是如何逐渐发生变化的,期望获得关于考古埋藏遗物变化的资料,设计的实验时间长达128年,这项超大时空跨度的实验项目让实验考古理论广为学界认知和接受。至今,考古学家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开展大量关于实验考古的理论探讨和实际操作。实践方面,从石器制造并使用到陶器的烧造,从重现古代大型工程建设到整个史前农业聚落形成过程都有相关实验考古案例可以参考。理论方面,J·M·Cole分别于1973年、1979年出版了两本关于实验考古学的专著《Archaeologyby Experiment》和《Experimental Archaeology》,A.F.Harding1999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实验考古如何设计的专著《Experiment and Design》,此外还有其他很多相关的论著和论文。

随着实验考古研究以及教学的开展,公众对这些重现的历史或者进行中的实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此,一些实验考古项目也成为公众性的文化活动资源,而英国Buster古代农场(BusterAncient Farm)则是最著名、也可说是最成功的“公众化”实验考古项目之一。最初该项目仅是一个纯粹的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旨在通过实验活动探索铁器时代农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建筑结构、手工制作活动、到农耕和畜养动物。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该农场项目的实验设想和研究内容。由于实验展示了英国铁器时代生活的精彩一幕,建造了古代房屋、耕种古代农作物,创造出一个“历史的”农场景观,吸引了公众对该农场的持续热切关注。1974年,Buster农场第一次向公众开放,并在此后将公众参与作为项目的一部分。通过积极拓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参观和教育活动,Buster农场成为广受公众、特别是学校欢迎的文化活动、历史学习的场所,并且因此获得了经费上的资助,为实验的持续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Buster农场以复原当地铁器时代的农场生活为目标,以一个完整地块为平台,通过开展实验考古研究和教学,大面积重建过去人类生活的环境、复原人类行为,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场地,并将该实验场地向公众开放,作为公众参与、社会科学教育的资源,协调了学术研究、专业教学、文化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多层次需求。

与国际情况相同,我国的实验考古在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阶段已经有所实践。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在研究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时就进行过石器打制和使用的实验考古研究。此后,随着学科发展,根据不同研究的需要,开展了更多不同类型的实验考古工作。如半坡博物馆结合该馆的展览和研究工作,陆续开展过石斧的制作与使用实验、骨针的制作实验、陶窑的重建与烧造实验、房屋的重建实验、尖底瓶的汲水实验等多项实验考古研究(高强,《简述半坡博物馆的史前考古实验》,《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二届学术年会论文集》,2002年版),玉器的制作工艺实验,金属冶炼和器物浇筑的实验,史前食物制作的实验(如葛威、刘莉、陈星灿、金正耀,《小米能否制作面条的实验研究:兼论喇家面条的成分》,《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等等。这些科学又有趣的实验帮助我们理解考古遗存,丰富我们对往昔世界的认识,促进了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不过,纵观我们已经开展的实验考古工作,一般都以实验周期短、规模小、无需固定场地的形式为主,而且很少将其作为一种公众文化活动和教育资源进行考虑,更遑论利用。

让公众了解考古学,对于学科发展和考古遗产的保护都具有现实意义。相比枯燥晦涩的考古报告和研究论文,“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田野考古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考古,更容易让非专业的社会公众接受和理解。而田野考古因为囿于发掘工作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以及工作对象的不可再生性和工作过程的不可逆性等因素局限,较难向公众大规模开放。而实验考古则较少以上的顾虑和掣肘,能够作为考古科普的切入点,引导公众在参与实验活动的过程中逐渐理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教育来说,实验考古是一种很好的形式。首先,实验考古不是单纯的纸面工作,如石器的打制、骨针的加工等,都需要参与者身体力行,能够加强对青少年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同时,实验考古是科学的工作,要遵循“提出假设,设计实验,实施实验,验证假设,得出结论”这一整套科学的思辨要求,参与实验考古的设计、实施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科学意识和思维,让他们不仅知道“是什么”,获得陈述性知识,而且能够了解“为什么”和“如何做”,掌握程序性知识和技能。

“公众化”实验考古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做不同层次的尝试。在“走进校园”的活动中,除了常见的讲座、临时展览等形式外,实验考古活动能让学生动脑加动手,参与感更强,如果实验的设计能够与学校的其他相关课程相结合则更好。在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或发展过程中,可以结合具体遗址的特点,设计、开展面向公众的实验考古活动,让公众在专业人员的引导下通过参与实验的全过程,了解实验考古学和考古学的理念、方法,理解“考古学是一门科学”。更甚者,可以参考英国Buster古代农场的经验,建立专门的实验考古活动基地,为实验考古工作提供专门场地和设备设施,突破我国实验考古工作目前相对简单和单一的窠臼,兼顾实验考古研究、专业教学和社会公众参与多个层面的不同需求,创造一个让专业考古学者和学生能够不受空间限制开展实验考古研究和学习的场所,让公众在动手参与的快乐过程中获得考古知识、培养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