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中——群雄逐鹿与王朝崛起

2019-10-16 18:42:02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化遗产》2012年02期。

全文约4200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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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古典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

但文献中的这些记述,却不易与具体的考古学现象相对应。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晚期,各人类群团“逐鹿中原”的趋势愈益白热化。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应的“王朝气象”。狭义的政治史的话语系统和视角,也不足以涵盖这段历史的波澜壮阔。对中原腹地文化态势和集团动向哪怕是粗线条的勾勒,正是中国考古学在古史建构上的重大贡献。

那时,在素有“东亚大两河流域”之称的黄河和长江流域,最显著的人文景观应当就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城圈了。矗立在黄河两岸的一座座土城,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适应黄土和黄河的产物,是这一地区迈向文明时代处理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杰作。高大的夯土城墙和筑于高台上的宫室建筑等,昭示着社会的复杂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明纪念碑。

最初,地处晋南的陶寺古国大出风头。其都城规模巨大,内涵富于“王气”而傲视群雄,使同时代的众多古国相形见绌,颇有开“中国"风气之先的气势。陶寺都邑夯土城墙圈围起的面积可能达280万平方米,城址内已有初步的功能分区。后来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有不少在陶寺大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已经现身。

但陶寺的统治者似乎是一群耽于享乐而不思开疆拓土的贵族,这个集团大范围吸纳文明因素,高度兴盛,但势力范围不出晋西南甚至临汾盆地。它有铜器而未做礼器、有大邑而未成大国。在经历了三百年的辉煌后,正值青铜大潮席卷整个欧亚大陆,中国青铜时代的序幕即将拉开之际,公元前2000年前后,可能来自群团内部的暴力行为摧毁了陶寺社会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陶寺大邑自此由盛转衰。到了约公元前1900年,陶寺这个高度发达但却“不称霸”因而并不“广域”的早期文明退出历史舞台。

从随后的二里头时代起,晋南地区开始接受来自大河之南中原腹地的一轮轮文明输出的冲击波,最终被纳入王朝体系。这样的命运,也是东亚大陆众多区域文明化或“被文明化”的一个缩影。陶寺的文明成就,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个时代的顶峰和绝响,同时,它的衰落与退出历史舞台也昭示了一个新纪元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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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聚光灯把焦点移到了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地处东亚大陆山地高原和平原丘陵区交界处,属于生态环境边缘地带,这样的区位一般也是文化板块的碰撞交汇处。高度发达的文明,往往就是这种碰撞交汇的结晶。

这里,在“逐鹿中原”的躁动中逐渐显现出区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团开始崭露头角。显然,它的发轫,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数百年间,二里头集团和二里冈集团相继崛起。在地缘政治上,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一洛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最早的“中国”由此诞生。

约公元前24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晚期,大河以南中原腹地的考古学文化一般被称为“王湾三期文化”。其下又多以嵩山为界,将嵩山以北以东的郑洛地区及山南的颍河、汝河流域有地域差别的文化分为两大类型。这种划分当然是一种极粗线条的归纳和概括。从聚落形态的角度,还可以观察到分布于众多小流域和盆地中一簇簇的聚落群,显然是众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小集团的遗存。它们大致以各自所在的地理单元为区隔。各聚落群都由一处较大的聚落和若干中型、大量小型聚落组成。

外来文化因素的渗透,是这一阶段中原腹地文化面貌的一个显著特色。从考古学现象上,可以窥见周边地区的人群通过不同的途径施加各自的影响,从而参与到“逐鹿中原”的过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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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下游龙山时代聚落群分布

(依刘莉等2002年文附图,《中华遗产》2007年改绘)

总体上看,龙山时代晚期阶段以各小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它们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内部等级分化明显,从而形成了一种“邦国林立”的局面。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表明,这些聚落群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又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冲突频繁地发生。已发现的十余座城址的存在时间都很短,城址的忽兴忽废,一般被解读为当时各聚落群背后的集团之间军事冲突的存在,表明这一时期社会处于急剧的动荡状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得以加强。

到了龙山时代末期,在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等大型聚落相继衰落甚至废毁的同时,新密新砦大邑兴盛起来,成为涵盖数个聚落集团在内的更大范围的中心聚落。

这一大邑70~100万平方米的设防聚落规模,多重环壕的布局在龙山时代末期的中原腹地独一无二。其中心区域分布有大型建筑,发现了铜容器残片、刻纹酷似二里头绿松石龙首图案的陶器盖等重要遗物,令人瞩目。新砦大邑及以其为代表的“新砦类遗存”(约公元前1850~前1750年),以及它们背后的新砦集团(不少学者认为应是早期夏文化),无疑是解开二里头文化崛起之谜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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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砦集团的出现,嵩山南北两大集团开始整合,外来因素进一步渗透,文化进一步杂交,新砦开始独大。如果说二里头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那么新砦显然已是曙光初现。可以说,新砦大型设防聚落的出现,破坏了龙山晚期地域集团共存的旧秩序,给数百年来中原地区城邑林立的争斗史划上了一个句号。

如上所述,这些“逐鹿中原”的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王朝文明的基础。

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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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复原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经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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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6号基址发掘现场鸟瞰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一个邦国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聚落结合在一起,它又是以都城的存在为标志的。“中国”这一概念的最初含义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在二里头崛起之前,如果说东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有中心存在的话也是满天星斗般的多中心的格局,我们不能说在作为中原王朝文明的“中国”出现之前已存在着多个“中国”。“中国”的出现应与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王朝)的形成同步。这正是我们认为最早的“中国”非二里头国家莫属的缘由所在。

考古发现表明,随着二里头大型都邑的出现,在其所处的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带出现了不少新的聚落,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较大型的遗址相隔一定的距离均匀分布,总体呈现出大的网状结构。其中巩义稍柴遗址地处洛阳盆地东向与外界交往的交通要道之所在,除了作为次级中心外,应该还具有拱卫首都、资源中转等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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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外,20多处大中型聚落集中于嵩山周围的郑州至洛阳一带,颍河、汝河流域至三门峡一带,应属中原王朝中心区各区域的中心性聚落,它们的分布可能与以二里头王都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政治势力范围接近。位于二里头遗址以东约70公里的荥阳大师姑城址,则可能是二里头都邑设置在东境的军事重镇或方国之都。

从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分布大势中可以看出,其社会由数百万平方米的王都、数十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数万至十数万平方米的次级中心聚落及众多更小的村落组成,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这与前述龙山时代以城址为主的中心聚落林立、相互竞争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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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布局大势

从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波及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陶酒器盉(或鬶)、爵,在二里头文化的兴盛期已到达了距中原相当远的地域。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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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爵

与此同时,在二里头文化中也包含着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这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最终达致王朝文明的辉煌。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又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

考古学研究表明,在东亚大陆,秦汉帝国问世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及于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这一范围,与二里头文化陶礼器和玉璋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合,意味深长。或许,“中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叶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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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二里头都邑及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最终结束了前述数百年“满天星斗”小国林立的政治图景。作为“国上之国”的广域王权国家,东亚大陆首次出现了以高度发达和强力辐射为特征的核心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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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时代东亚大陆青铜文化的分布

在随后的商王朝二里冈期和殷墟期,以商文明为主干,在东亚大两河流域形成了更大的地域性青铜文化的交流网。这一文化交流网的扩展,构成此后以周王朝为代表的中国青铜文明的进一步拓展,乃至秦汉帝国版图形成的前提。可以说,二里头时代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整合与制度建设,通过商周王朝扩展与分封达到普世化,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