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428窟佛塔形制渊源考

2019-10-16 1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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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王敏庆:《北周佛教美术研究——以长安造像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摘要】敦煌莫高窟428窟后壁上的五塔组合式佛塔造型奇特,在北朝的佛塔样式中是独一无二的。文章通过对佛塔的形制分析,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认为该塔在设计上独具匠心,即套用了犍陀罗带有四根三宝柱覆钵塔的形式结构,在具体塔样上又借鉴了北齐皇家石窟带庑殿顶式塔檐的单层覆钵塔,并将其浓郁的西域风格改造为汉式风格。428窟五塔组合,是设计者立足北周文化艺术取向,融汇东西两方面的佛塔艺术要素,再加自己的匠意独创而成。此外,对该塔形制渊源的探讨,进一步将428窟的建窟时间,从原来认为的北周保定五年至建德三年(565-574)之间,推进到天和三年至建德三年间的这段时间内(568-574)。

【关键词】428窟;五塔组合式;佛塔;犍陀罗;于义;响堂山

敦煌莫高窟428窟建于北周,由时任瓜州刺史的建平公于义开凿[1]。其后壁绘有一座佛塔,为五塔组合式,形制奇特。就目前所见资料来看,其样式不仅在南北朝仅见,就是纵观整个中国佛塔发展史,它的形式也是罕见的。当然这并不是单指其五塔组合的形式,五塔组合早在北魏便已出现,而是指它整个的建筑特征。关于这座佛塔较为重要的两篇文章,一是施萍婷、贺世哲的《近承中原远接西域——莫高窟第428窟研究》,文中对佛塔名称做了重新考定。另一篇是李玉珉的《敦煌428窟新图像源流考》,文中对佛塔的形制渊源进行了考证。由于此塔不仅形制罕见,相关文献更是稀少,因而李先生在文中也说:“目前受限于材料之不足,笔者很难肯定四二八窟金刚宝座塔之图像源头为何。”她据佛塔上的斗栱和中国式殿堂的屋宇,以及《续高僧传》等文献中相关的记载,谨慎地推断此塔“和中原传统似有关联”[2]。刘敦桢等先生在其撰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也提到428窟佛塔:“三层,表面绘出木构柱楣,斗栱及壁带的形象,与交河故城中佛塔相比,已具有较多汉地成分”。[3]

428窟佛塔所处的时代为南北朝晚期,所谓中原文化的具体内涵有所不同,由于梁-陈、西魏-北周、东魏-北齐三个政权的并立,使得其辖区范围内的文化各具特点,那么在当时,政治上既有政权割据,而文化上又有融通交流的状况下,428窟佛塔所受的“中原”影响究竟为何?此外,就纵向的时间而言,428窟佛塔上的木构建筑特征至少在北魏、西魏时的敦煌壁画中已经存在,当然笼统说它是受中原(或汉地)影响固然没错,但它究竟承袭的是北魏以来敦煌汉式建筑特征,还是在北周时从内地(包括上述三个不同的文化区域)又输入了已有了新发展的建筑样式?这就需要细加甄别。

尽管图像及文献资料缺乏,但若将佛塔的各主要图像因素拆开解读,逐个击破,那么428窟佛塔形制渊源仍有迹可寻。下文关于此佛塔形制渊源的考察,希望能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

一、428窟佛塔形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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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莫高窟428窟佛塔,北周

敦煌莫高窟428窟壁画中的佛塔位于洞窟主室后壁(西壁)南侧,其形制为五塔组合式(图1)。中央主塔高大立于双层塔基之上[4]。主塔可分为四层:第一层为拱门入口,门两侧墙壁平素无装饰。第二层绘四力士,赤身仅着短裤,披佩帛。第三层宽大的拱门内绘释迦诞生图。第四层为一佛二菩萨的铺像组合。三、四层均有斗栱,廊柱并为三间四柱式。上为塔檐,是中国木构庑殿顶式,再上为覆钵塔顶,两侧有受花(山花蕉叶),中间立金翅鸟,覆钵上绘覆莲纹饰。覆钵上为塔刹部分,最下有一平台(平头),上安阶梯状受花。受花中间立刹杆,置七重相轮,最上为仰月火焰珠组合。从火焰珠至覆钵顶拉有两串铃铎(或璎珞宝饰),仰月两侧各有两条缯幡,各呈S状相互交错飘摆下垂至塔顶两侧。概括而言428窟佛塔最显著的特征有三:

1.五塔组合,四小塔位于主塔四隅,各有基座,与主塔分离。样式与主塔相似,只是较细更像四根装有塔刹的立柱,无木建庑殿式塔檐。小塔分三层,每层均有两根柱子并施斗栱,各层无平座。塔刹与主塔也略有不同,小塔塔刹有双重仰月,在两重仰月之间有三个三角状排列的圆轮(三宝轮),上层仰月中安火焰珠。

2.木构庑殿式塔檐与覆钵塔顶的组合

3.多层带平座塔身

下面本文将针对佛塔这三大特点进行逐一分析,以探讨此塔的形制渊源。

二、佛塔形制特点分析

(一)五塔配置

1、关于塔名

这座佛塔最显着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五塔配置形式,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将其称为“金刚宝座塔”[5],但在傅熹年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则根据塔的组合关系审慎的称此塔为“聚合式塔”。

查隋以前的佛教文献有“金刚塔”及“金刚座”之名[6],然并无无“金刚宝座塔”一词。“金刚宝座塔”与“金刚塔”及“金刚座”实为两组完全不同的概念[7],“金刚宝座塔”在佛教体系中是有着特定宗教内涵的塔式,其名称是随着佛教密宗金刚乘五方佛观念的出现而出现,基座上的五塔与五方佛相配,是佛教密宗金刚乘根本宇宙观的体现形式之一。其核心经典“《大日经》形成于6世纪末的中印度,盛行于7世纪后半叶的中印度、北印度和西域一带。《金刚顶经》成书略晚,大约于7世纪后半叶在东南印度形成,7~8世纪向外传播。”[8]由此推断,绘于6世纪中叶的428窟五塔组合式佛塔应该不会已经体现出完整的五方佛理念,故“金刚宝座塔”之名也不会出现于此时。另,李玉珉先生论述428窟佛塔时提到唐法琳《辨正论》中的一段材料:“(北周高祖宇文邕)武成二年(560年)为文皇帝。造锦释迦像。高一丈六尺。并菩萨圣僧。金刚师(同狮)子周回宝塔二百二十躯。”[9]据此她推断428窟佛塔与金刚宝座塔“从名称上来看,二者可能有关”[10]。然《辨正论》中不止一次出现“金刚师子”一词,同是北周,孝明帝曾造“等身檀像一十二躯。各二菩萨及金刚师子等。”[11]唐贞观年间,“……奉造释迦绣像一帧。并菩萨圣僧。金刚师子。”[12]将“金刚师子”与“菩萨圣僧”并置,可见其当为一种或人或兽或人兽组合的一种图式,文中说“金刚师子周回宝塔”,“周回”当是环绕或围绕之意,也就是说宝塔的某个部位是由“金刚师子”这种图像环绕装饰的。更重要的是,在《辨正论》中法琳明确指出“然金刚师子乃是护法善神”[13],可见,由“金刚师子”这类护法善神环绕的佛塔与“金刚宝座塔”应当没有什么关联。

综上所述,将428窟佛塔直接命名为金刚宝座塔欠妥。施萍婷、贺世哲先生根据当时的佛教历史背景及洞窟的具体情况,经考证将其命名为“五分法身塔”[14],笔者以为比较妥当,因为在如428窟这样高级别的石窟中出现形制如此奇特的佛塔,其设计者一定是有所宗教寓意的,至少在没有更直接的证据证明此塔究竟为何时,“五分法身塔”的命名比较合理[15]。

但不论将其称为“金刚宝座塔”还是称为“五分法身塔”,都是从佛教义理着眼而为之命名,就其五塔组合建筑形式而言,当自有渊源。

2、五塔组合形制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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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魏五塔组合式佛塔

中国早在北魏云冈石窟及单体石塔中已经出现这种五塔组合形式,即中间主塔高大,四隅小塔与主塔体积相差悬殊。如,南禅寺旧藏北魏石塔[16](图2A),云冈第6窟上层塔柱(图2B),旧藏山西崇福寺(现藏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天安元年(466年)曹天度小石塔(图2C),此外,在四川广元皇泽寺45窟中心柱的上部也出现四塔位于柱体四隅的组合形式(图2D)。至于文献中记载的五塔组合式佛塔,为人们引用最多的是隋修寂寺佛塔:“仁寿(601-604)建塔。下勅送舍利于韩州修寂寺。初造石函。忽有一鸽飞入函内。自然驯狎经久乃去。寺有砖塔四枚。形状高伟。各有四塔镇以角隅。青瓷作之上图本事。”[17]此修寂寺佛塔的年代,李玉珉先生认为约与敦煌428窟佛塔时间相近。

将四小塔置于主塔四隅的组合方式,有学者认为“这可能与汉朝礼制建筑具有因袭相承的关系。”[18]所谓汉朝礼制建筑,即指汉长安城南郊的“十几个规模巨大的礼制建筑遗址”其“.每个遗址的平面沿着纵横两条轴线采用完全对称的布局方法,外面是方形围墙,每面辟门,而在四角配以曲尺形房屋,围墙以内,在庭院中央都有高起的方形夯土台”。[19](图3)这是汉代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的材料,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关于在城四角设置建筑物的记载,如《墨子·城守篇》中关于城四角建有高建筑物的记载。而之所以于城四角置建筑物即角楼,主要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正如宋代陈规在其《守城录》卷二中所说:“城身,旧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务攻角,以其易为力也。城脚上皆有敌楼、战棚,盖是先为堤备。苟不改更,攻城者终是得利。”就实物而言,广州、武威雷台等地出土的汉代建筑明器(多为坞壁形式)(图4),其围墙四角上均置有角楼。在南北朝时期,寺院于院墙四角也置有角楼,如北周造像碑上的寺院(图5),此一形式隋唐承之,一直延续到五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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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汉代礼制建筑平面示意图(笔者据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汉代礼制复原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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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汉代陶楼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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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药王山北周四面线刻造像碑中寺院,笔者绘

可见,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对四角位置的重视由来已久,至少自战国以来这种观念已经成形。南北朝时寺院四角出现角楼,很可能也是受到来自中国传统建筑观念的影响。但在佛教中同样也存在着关于四角位置的相当重要的记载,特别是在四隅位置立窣堵波的记载,据《大唐西域记》载:“菩提树垣内四隅皆有大窣堵波。在昔如来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树,先历四隅,大地震动,至金刚座,方得安静”[21]。

由上述可知,当年佛陀觉悟处——菩提树垣的大体格局,即在一长方形的城垣范围内,中间为金刚座,四角各有一窣堵波(图6)。应当注意的是,玄奘笔下的菩提树垣及金刚座是一处城垣的整体布局状态,类似于汉代的礼制建筑以及汉明器中的坞壁布局,而非如上所举北魏石塔或石窟塔柱那样五塔紧挨的独体建筑形式。但玄奘对印度佛教古迹菩提树垣的记述毕竟为五塔形制的渊源提供了佛教方面的依据[22]。此外,在印度鹿野苑的一处不大的庙宇建筑遗址中,其残留基座部分的平面图亦显示出类似五塔组合所形成的建筑平面形式(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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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菩提树垣平面示意图(笔者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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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Panchaytan庙,鹿野苑(萨尔那特考古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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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Panchaytan 庙平面图(笔者绘)

来自印度的记载与建筑遗迹为中国五塔形制的出现提供了佛教方面的依据,而汉地的建筑传统也使五塔形式在中原显得不那么突兀,并与中国传统建筑格局相契合。或许正是在这双重作用的影响下出现了北朝的五塔组合形式。这一点与孙机先生在《中国楼阁式木塔造型的渊源》中所提到的,中国楼阁标柱上建九重华盖与印度式的塔刹的同构关系颇为相似[23]。而北魏时五塔组合式塔小塔位置的不固定,样式也多不统一(上列四件佛塔的四隅小塔具四种样式),充分说明五塔组合尚在初始阶段,并未形成固定程式,也不存在一个如“金刚宝座塔”那样固定统一的宗教内涵。

敦煌428窟佛塔五塔组合形式的出现,就其观念而言,大约也不会超出上文所提到的印度与中国两方面的原因,且在中国,北魏以来已出现了五塔组合的先例。但仔细观察428窟之塔的具体组合方式以及大小塔之间的比例关系,与北魏又有所不同。南禅寺北魏石塔、云冈第6窟上层塔柱以及曹天度小石塔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五塔均处于同一基座上,且小塔雕有龛像。其中曹天度小石塔五塔样式一致,只是四隅之塔比主塔小很多,尽管比例相差悬殊,但基本上是大塔的成比例缩小。敦煌428窟佛塔四小塔样式虽与主塔基本相同,但却非主塔成比例缩小,而是明显变得瘦长,且塔上平素无佛龛像、无类似主塔上的庑殿顶塔檐,虽有相轮以示为塔,但与其说是塔倒不如说更像是四根柱子。仔细观察塔基会看到,四小塔各有基座且与主塔不在同一个基座上,这一点与北魏五塔组合样式明显不同。这一重要细节的变化或许说明,428窟佛塔另有其更直接的范式来源。

众所周知,位于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艺术在早期的佛教传播中曾给予中国佛教艺术以巨大的影响。尽管南北朝中后期以来,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渐渐被印度古典艺术主义的典范——笈多艺术所取代,但在繁忙的中亚丝路上,众多的犍陀罗艺术遗迹则表明它依然还持续着对中国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已逐渐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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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犍陀罗浮雕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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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塔叉始罗佛塔遗迹 健陀罗 公元1世纪

在犍陀罗佛塔艺术遗存中,我们看到有一种在塔的四角位置或正面的两边立有四根或两根石柱的样式(立有两根柱子的或许是由于佛塔雕于平面石板上,由于正透视原因,后面两个石柱被遮挡)。柱头有的立有石狮,这种形象渊源或许与阿育王石柱有关。图9是一座雕于石板上的覆钵塔,图10是一处位于塔叉始罗(Taxira)的配有四个石柱的佛塔实物遗迹。图11是一座现藏于柏林的佛塔雕刻,这些图片可以帮我们复原出当年犍陀罗佛塔的完整形态。四角的石柱习惯上称为三宝柱,源头可追溯到佛像还未产生的时代。人们以一个车轮状图形象征佛陀说法。用三轮并置代表佛、法、僧三宝,这通常被称之为三宝轮或三宝标,其排列方式有一字排开者,有呈品字状排列者(图12),当然也有一轮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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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带有四根石柱的佛塔,犍陀罗,公元2世纪,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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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三宝礼拜

428窟佛塔四角的小塔,除了塔基与主塔不在同一个基台上、形状瘦长类似柱子外,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即塔刹上呈倒品字状排列的三宝标。三宝标也出现在北魏257窟佛塔的塔刹上,只不过它是一字排开式,且圆形的三宝轮被演变成富有装饰意味的菱形。在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将三宝标置于塔刹、成为佛塔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无可厚非,428窟佛塔四小塔的塔刹似乎也是这一进程的产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四小塔的塔刹与主塔略有不同,主塔相轮上即为仰月火焰珠,而小塔上则在相轮与仰月火焰珠之间多出了一层仰月三宝标。实际上,这重三宝标没有亦未尝不可,小塔本可与主塔保持完全一致,但三宝轮的出现则暗示了小塔原型为三宝柱的意函。图13是428窟佛塔的线图,从这张清晰的线图上可看到四小塔基座与主塔分离的状态,与犍陀罗石板雕刻佛塔三宝柱与主塔的关系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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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428窟佛塔线图

北魏五塔组合,四小塔与主塔比例相差悬殊,而428窟佛塔四小塔与主塔比例明显增大,其高度比例关系与配有三宝柱的犍陀罗佛塔相近。可见,428窟佛塔样式的出现是融合了北魏以来五塔样式的思想模式以及配有三宝柱的犍陀罗佛塔模式的基础上而产生的[25],而其中后者的影响更为重要。所以428窟佛塔四小塔样式基本与主塔保持一致,类似北魏曹天度小石塔,但比例关系与北魏五塔则大不相同。下图为428窟佛塔五塔组合形式来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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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窟佛塔五塔示意图

(二)木构庑殿式塔檐与覆钵塔顶的组合

428窟佛塔形制奇特:虽是五塔组合但却与北魏以来的五塔形式有别;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庑殿顶式的塔檐,但又在其上加覆钵;多层塔身类似中国楼阁式塔,每层建有平坐但腰檐处又无塔檐,而平座的设置又与北魏均无平坐的楼阁式塔[26]相异。凡此种种,往往干扰了人们对它形制渊源的判断,因为没有一个先例与此塔形制完全或大部分相同,故而使人难觅其踪。但若排除各种干扰因素观其主旨,就会发现此塔的主体(中央主塔的最上一层)形式,实际上是仿木结构与覆钵相结合的单层塔(图14)。特征是:塔身前有四根檐柱,柱头托阑额与斗栱,正面看去,形成三间四柱的形式,其上为铺有瓦垄的类似木构建筑庑殿顶的屋檐,再上为覆钵顶,两侧有受花,最上端安置塔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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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428窟佛塔主塔上部(笔者绘)

其实仔细观察中央主塔也会发现,下面两层分隔处设有围栏平座,若是真塔则可供人凭栏眺望,但最上面一层则无平座及栏杆,给人一种上下拼合之感。

1、428窟佛塔主体塔身形制来源

对于含有覆钵顶或本身即为覆钵的单层塔,从现存南北朝时期佛塔的图像资料来看大约可分为三种类型:

I型:单纯印度式窣堵波塔。单纯窣堵波塔在中原内地所见不多,主要有山西南禅寺所藏北魏石塔[27],其佛塔第一层四角各有一单纯的窣堵波覆钵小塔,敦煌北周301窟佛塔以及428窟萨多太子本生壁画中的佛塔等。

II型:亭阁式覆钵塔。这类塔形总体上虽不如楼阁式塔普遍,但从北魏云冈石窟、北魏后期洛阳龙门石窟、东魏-北齐邯郸响堂山石窟中均有出现。此外,安阳灵泉寺亭阁式覆钵塔(灰身塔)、北周药王山石刻博物馆所藏亭阁式覆钵塔,以及南北朝时期石刻造像背光上的亭阁覆钵塔等[28]也均属此类。

III型:仿木结构与覆钵相结合式塔。这类塔式一般是作为石窟的外立面,即它是一种“外貌模拟佛塔的窟前石雕仿木建筑”,并且其形制“目前尚无早于北齐的实例,流行的时间仅限于北齐一代。”[29]这里所说的“北齐一代”,主要就是指由北齐皇室开凿的邯郸响堂山石窟。这类塔形窟“记有北响堂北洞、中洞、南洞(图15),南响堂第3、7窟(图16),水浴寺第1窟,共六窟,占全部响堂北齐洞窟(共十一窟)的一半以上”[30]。其典型特征是覆钵底部边缘有仿木构建筑屋顶(庑殿顶)的塔沿,塔身有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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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北响堂南洞外立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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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南响堂第7窟外立面线图,北齐

428窟佛塔的主体类型即属于III型。它与响堂山塔形窟除了装饰风格、纹样细节上有所不同外,其大体形制结构:庑殿顶式塔檐,上有带受花的覆钵,下为三间四柱式,如出一辙。虽形制结构相同,但通过图像对比,很容易看到二者风格的差异,其中最明显的是廊柱。北周428窟佛塔的三间四柱,为典型汉式的斗拱木柱,上面还有阑额,而北齐的则是多棱柱,柱头是宝珠。北周塔覆钵处的受花为带有弧线的阶梯状,而北齐的则是以曲线为主,尤其是南响堂第7窟外立面的受花。北周和北齐的这中III型塔式,一个具明显的汉式风格,一个为鲜明的异域风情。

关于响堂塔形窟的开凿时间,北响堂北洞和中洞有学者认为早在东魏晚期就已经开凿,而多数学者则认同开凿于北齐初。保存状况较好的是北响堂南洞,其遗留的塔檐塔身特征较为清晰,且时间较早,多数学者为其设定的时间下限不超过公元568年[31],即北齐河清七年(北周天和三年),此时响堂山造塔形窟的风气已经盛行。从现有资料来看,III型塔只出现在两个地方,一是响堂山,一是敦煌428窟,而428窟为刺史于义所建,他任瓜州刺史的时间约在武帝宇文邕保定五年至建德五年(565-576)之间[32],约在响堂流行塔形窟之时,可见此佛塔样式很可能是于义从长安带去,而它的源头则来自北齐皇室佛窟——响堂山。之所以认为这种塔式很可能是于义从长安带去,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就北朝佛塔样式流行背景来看。

从北朝佛塔整体情况而言,普遍流行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楼阁式塔。据唐仲明统计“在云冈石窟全部120余座塔中,单层佛塔仅有14座,其中窣堵波式塔有四座,单层覆钵式塔仅占全部佛塔的10.8%;龙门石窟全部17座佛塔中,单层佛塔有四座,其中窣堵波式一座,单层覆钵式塔占全部佛塔的17.6%。”[33]这是石窟中的情况。下面再看都市及其周边的佛塔状况。

唐仲明在对《洛阳伽蓝记》佛塔的统计中,单层覆钵塔最多也只占18.75%[34]。尽管在北齐,响堂山石窟单层覆钵塔流行一时,但在其都城邺南城朱明门的延长线上,曾经却耸立着一座规模仅次于洛阳永宁寺的楼阁式方形木塔,从其所处位置来看其寺院级别较高[35]。尽管北朝晚期的这类高伟的楼阁木塔实物今已不存,但陕西临潼博物馆所藏的一块北周造像碑上,却保留着一座比较完整的此类佛塔的图像,这是一座北周塔,约为九层,每层塔檐上方设有平座(图17)。《金石萃编》载北周武成三(二)年邑人为元帝造七级浮图事[36],此七级浮图当是楼阁式塔。北周庾子山(庾信)曾作《和从驾登云居寺塔》,诗中有“重峦千仞塔,危磴九层台。……阶下云峰出,窗前风洞开。”之句,从诗中可知,云居寺宝塔巍峨,且有窗可供凭栏远眺,是一座楼阁式高塔,其形制当与图17中北周造像碑佛塔类似。庾子山自入关,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常伴侍周帝左右,从诗题看,他是陪皇帝登云居寺塔,这也许透露出此处塔寺的皇家级别。这些证据或许说明皇家造塔(或较高级别的造塔行为),特别是在都城及附近建塔,一般还是较多采用楼阁式塔,以便显示佛法的崇高与皇家气派,而单层覆钵塔,即使造得再大也终有限制,那种令人高山仰止、伟岸的艺术效果,单层塔无法企及。因此在都都城及附近建塔,仍是以巍峨壮观尽显豪华气派的楼阁塔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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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临潼博物馆藏北周造像碑佛塔线图(笔者绘)

就单层塔的类型来看,上面所列云冈、洛阳石窟单层佛塔所占比例中,也只包括I型和II型塔,无III型。南朝佛塔图像资料较少,从四川陆续出土的南朝造像碑上的佛塔看,其单层塔塔形均为II型[37]。北周佛塔除楼阁式外,单层覆钵塔实物笔者共收集到4例,现藏于耀县王山石刻博物馆,均为II型,见下表(为方便比较笔者将一枚北齐塔亦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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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件小石塔按其造型特征又可分为A、B两种类型,其中A型又可分为I、II两式。

AI型:覆钵较高,上面或线刻或浮雕出莲花纹饰。钵脚有受花,其瓣形瘦长类似菊。钵下三层叠涩檐。塔身四面雕像,最下为方形平素无纹饰基座。

AII型:覆钵较高,上面或线刻或浮雕出莲花纹饰。钵脚有受花,其瓣形瘦长类似菊。钵下两层叠涩檐。塔身四面雕像,最下为方形平素无纹饰基座。

B型:覆钵低平,钵脚有受花,覆钵几乎隐于受花之中。叠涩状塔檐三层,中间一层较长,上下略短。塔身四面造像,最下为方形平素无纹基座。

四枚小塔四面开龛造像,其铺像组合均为一主尊二协侍的组合方式。

由于小塔无铭文或字迹漫漶无法识读,故难以确知其准确年代。但B型塔与北齐安阳灵泉寺道凭法师塔造形特征十分相似,均是覆钵低平,特别是塔檐叠涩均为中间长上下略短的“中”字形,表格中道凭法师塔有明确纪年,即河清二年(563),北周保定三年。

不论是北齐还是北周的单层覆钵塔(II型)其近源均可追溯至云冈及龙门石窟,参见云冈及龙门单层覆钵塔表。从单层覆钵塔时间的发展序列上可以看出,云冈覆钵塔覆钵较高,塔檐单层,而到了龙门,覆钵虽略显低平但仍较为明显,塔檐为三层或多层,层层向下收分,无“中”字形塔檐。可见北周A型小石塔更多是承袭云冈龙门北魏单层覆钵塔的发展脉络,这种塔式也是北周普遍流行的单层覆钵塔式。而北周B型塔的出现则应是受到北齐此类佛塔的影响[40],时间约在天和三年(568)两国正式交往之后。总体而言,北周流行的塔式除高层楼阁塔之外,其单层覆钵塔,包括I式和II式中的A型主要是沿袭北魏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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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齐交聘

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敌对状态严重阻碍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在西魏大统的22年里(535-557),东魏-北齐与西魏有史可查的战役约二十余次[41],几乎平均每年都有战事。两国的敌对,并不仅仅是因为政权的对立,而是还夹杂着两个政权统治者之间的个人恩怨,即宇文泰因贺拔岳之死向高欢复仇。而且两个政权原本是从北魏一个政权分化而来,各奉魏主以为正朔,所以两国势同水火,其争斗更含有争夺正统身份的内涵。由于这两种原因交织在一起,使两国间的交流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此情况一直延续到天和三年(568,北齐河清七年)方得改观,其契机是北齐将一直留居在齐境的北周权臣宇文护之母归还北周,时在保定四年(564)。但这一示好行为乃是在北周与突厥联合攻齐的军事压力下做出的。早在宇文泰时就制定了联突厥而伐齐之策,保定三年年末至四年年初(563-564),柱国杨忠与突厥联合伐齐,破齐长城至并州而还,双方约定后年再度伐齐。迫于压力,北齐归还护母主动与北周示好,但在保定四年年末至五年年初(564-565),在突厥的胁迫下宇文护与之联合伐齐,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天和二年(567)护母薨。天和三年(568)起两国正式交聘,之后往来频繁。这段历史在《周书·晋荡公护传》及《武帝本纪(上)》中有详细记载。可见当时的政治形势,对艺术的传播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需注意到,428窟佛塔的样式源自北齐皇家佛窟样式,而非普通民间,从目前考古证据来看,它只存在于北齐皇家佛窟中。随着周、齐高层交往,III型塔样也最先可能出现在北周上层社会中。428窟由北周重臣兼皇戚的于义建造,[42]在任瓜州刺史并开凿石窟以彰显功绩时,选择北齐皇家佛窟的塔式进入敦煌石窟,其心理活动不难理解,且与之身份相符合。但在北周III型覆钵佛塔样式并不流行,428窟的塔仅是孤例。像天水麦积山规模宏大的第4窟北周窟,它也并未采纳这种外立面为III型佛塔的样式。笔者以为这与两国所奉行的文化政策有关。高齐统治者提倡胡化,从现今所发现的很多北齐文物上可以印证这一事实。孙机在其《我国早期单层佛塔建筑中的粟特因素》一文中也谈到关于响堂石窟外立面III型佛塔样式受粟特影响的问题。[43]但北周所奉行的文化政策是恢复周制,二者在思想导向上背道而驰。钱穆先生则一针见血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在于两国立国基础不同。当然,我们还应考虑北齐到这种塔式会不会由突厥人传入北周,因为突厥的力量也是在北朝各种势力中不可忽视的一支。经笔者考证突厥在保定五年之前一直是联北周而伐北齐,其目的在于劫掠财物。此外,突厥人开始了解佛教是在其佗(他)钵可汗在位置时,其即为时间在天和四年(569)之后至建德二年(573)之前,而他从北齐那里获得佛经,正式信仰佛教最早也是在建德元年。[44]所以北齐佛塔样式经突厥传入北周进入莫高窟的可能性很小。这种考察也进一步证实,III型佛塔样式是随着于义刺史瓜州而进入敦煌,只不过风格则变为明显的汉式。

这种带有木结构屋檐的单层覆钵塔实际上流行的范围和程度是相当有限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它的传播路线就是从北齐的皇家石窟响堂山——长安——敦煌,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它被汉化。而于义正是这种佛塔艺术形式第二阶段的传播者。

2、塔刹受花

在塔刹部分有两处比较引人注目,一是刹顶的仰月火焰宝珠,一是相轮下部及覆钵处的受花(图18)。至于相轮,一般认为是由印度佛塔上的伞盖演化而来,只是在进入中国后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对此学界并无太大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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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428窟佛塔覆钵顶及塔刹部分

仰月宝珠的塔刹装饰,既非佛教原有之物,也非中国传统之装饰物,其渊源可以追述到遥远的西亚。约公元前1100年的“库都鲁”石碑上部,就清晰的雕刻着“仰月宝珠”,[45]只是“宝珠”边缘没有火焰纹,状貌与图19中的仰月图像完全相同,当然,这里它不可能是什么宝珠,而是与西亚古老的星宿崇拜相关。在这种“日月”图像传播的过程中粟特人显然起了很大作用。图19是北周安伽墓出土石棺床上的屏风之一,[46]上面雕刻宾主相会的情景,在人物上方就有一枚“日月”标志。而同样的标志还出现在花剌子模出土的纳骨器上所绘屋宇大门的上方[47]。但是佛教不会直接挪用异教(主要是祆教)图像,势必会根据需要将其改造。药王山北周单层覆钵小石塔(B型2号)的基座上,便有一幅佛教化了的仰月宝珠图,图像位于对狮的中间,仰月下有圣洁的莲花承托,上面是带有火焰纹的宝珠(图20),形象与428窟佛塔上的仰月宝珠完全相同。428窟塔上的仰月图像原型传自粟特,应没有太大问题。受花又称山花蕉叶,是中国佛塔上特有的装饰,多位于佛塔平台或亭阁式覆钵塔覆钵边缘。在北朝受花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是由犍陀罗雕刻中石柱柱头的花叶发展变化而来的,具有自然花叶形态的受花,在云冈石窟的佛塔中清晰地反映着这种受花的演变过程。另一种是阶梯几何状受花,即428窟佛塔平台上的受花形式,此类受花源于西亚城堞样式,在今阿拉伯境内麦达因·萨利赫地区保存的公元前后建造的纳巴泰人石窟墓葬墓门上方,有着与阶梯几何状受花形制完全一样的装饰。不管这两种受花形制有着怎样的渊源,它们均出现、形成在北魏时期,428窟佛塔的阶梯几何状受花就是承袭北魏而来,莫高窟254、257窟中的一些北魏佛塔受花,即为此种样式。[48]不过我们也注意到428窟佛塔的第一层受花不完全是阶梯几何式,而是出现了一些扇形弧度,此种特征当是融入了中亚建筑部件的一些特征,这在伯希和中亚考察所绘的一些建筑部件手稿中可以看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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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宾主相会图 正面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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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药王山北周小石塔基座图案

仰月宝珠和受花的原型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中亚乃至西亚,其中特别是受花,其作为佛塔的构件,成形是在中土,时间在南北朝中后期。

(三)多层塔身

428窟五塔的主塔,是一座多层佛塔,其最上层的“单层覆钵塔”形制奠定了整座塔的基调,即它是一座覆钵高塔。众所周知,对中国佛塔产生直接影响的不是印度桑奇那类低矮偏平的覆钵式塔,而是约在公元前后出现的犍陀罗的逐渐向纵高方向发展的覆钵塔。参看图21印度-中国覆钵式塔发展演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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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印度-中国佛塔演变示意图(笔者绘)

佛教经中亚进入我国新疆,主要有南北两条路线,其中南线古称“罽宾道”,尽管有的地域道路险阻,但由于其路途较近,故一直为人们所使用。若从我国出发,则其具体路线“是由现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皮山县向西南,经红其拉普山口进入巴基斯坦境内的洪扎河谷,接着是吉尔吉特河谷和印度河谷,最后到达白沙瓦、士(斯)瓦特以及阿富汗喀布尔河中下游地区。”[50]在这条路线上发现了大量岩画,其中有不少反映的是佛教题材,尤其是覆钵塔。如约为公元1世纪的契拉斯2号岩佛塔岩画(图22)和约为公元6-7世纪的塔尔潘覆钵塔摩崖刻画(图25)。将将岩画佛塔与图23和图24中的犍陀罗佛塔相比,其一脉相承的关系一目了然,同时也可以看到由于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呈现的演化痕迹。6-7世纪的塔尔潘覆钵塔塔身下出现的双层带收分的塔基,大约在公元1世纪的呾叉始罗(又译作塔克西拉Taxira)覆钵塔上出现[51],由此可见这种样式延续了近五个世纪。428窟主塔基座与之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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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契拉斯2号岩佛塔岩画

428窟五塔主塔的塔身有两层平座,最上层类似平座但只有隔板并无回栏,两层平座及隔板出现层层收分,且间距不等,平座处无塔檐。在塔的下面是两层有收分的基座,其中上面一层类似砖砌(图26)。平座的设置在中国古代建筑上十分常见,如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汉代陶楼、山东灵宝东汉墓出土的明器望楼以及山东高唐汉墓出土的明器望楼等。将平座施之于佛塔,则有陕西临潼博物馆藏北周造像碑上所刻九层佛塔为例。通常情况下,古代高层楼阁式塔每层腰檐处往往是塔檐与平座并施或只有塔檐,后者的图像资料在北朝时期的敦煌、云冈以及龙门石窟中保存不少。只有平座却无塔檐的情况,428窟五塔当是孤例。有着多重塔檐的楼阁式高塔,其平座部分出现收分,是因为佛塔本身呈上小下大的梯形所致。但428窟五塔主塔塔身是平直的,何以平座之间要有收分?另外,第一层平座不具任何使用功能,为何还要设置?应与平座相挨的塔檐又为何被去掉?其实对于这些疑问,只要将犍陀罗佛塔、罽宾古道岩画中的佛塔与428窟五塔的主塔并置进行对比,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参见图23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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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直观的图像比较,便很容易发现428窟五塔与犍陀罗佛塔在形式结构上的相似性。两层平座及上层隔板对主塔塔身的分割,犹如犍陀罗佛塔塔身上一圈圈的装饰带,而主塔上的平座便如同犍陀罗佛塔装饰带的上下边缘。其平座间距不等,犹似犍陀罗塔身装饰带宽狭不等一般。而且,犍陀罗佛塔塔身下部第一圈装饰带或其边沿宽度最宽,而428窟五塔主塔第一层无实用意义的平座也是平座和隔板中最宽的,如此细微处的相似当不会是只是巧合,而是有意为之。还有在428窟五塔主塔平座及隔板对塔身分割的比例关系上,其与塔尔潘岩画中佛塔尤其相似。另外,主塔的覆钵顶上装饰有与犍陀罗佛塔相似的莲花纹,均是内外两层,布满整个塔顶。这一细节更体现了二者的密切关联。可见,428窟五塔主塔是对犍陀罗覆钵塔形式结构的模仿,也正因此,所以主塔平座处去掉了塔檐,并且产生收分,平座及隔板之间距离会不相等,第一层平座虽无实用意义但也会被设置。

当然,428窟五塔对犍陀罗佛塔形式结构的模仿,或称形式借鉴,不仅是在主塔上,也包括四角的三宝柱,它们是一个整体。罽宾古道上公元1世纪的契拉斯2号岩带有三宝柱的佛塔岩画,已经透露了这类犍陀罗塔东传的信息。

三、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两点主要结论:第一,428窟五塔组合的佛塔,是其设计者独具匠心的创造。在整体形态上,他套用了犍陀罗带有四根三宝柱覆钵塔的形式结构。在具体塔样上又借鉴了北齐皇家石窟带庑殿顶式塔檐的单层覆钵塔,并将其浓郁的西域风格改造为汉式风格,具体而言就是大量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语言因素,如斗拱、廊柱、回栏平座等。一些局部装饰,如仰月宝珠、受花,则沿袭北魏以来的传统,其中受花又融入了中亚建筑部件的特征。所以428窟五塔组合,是设计者立足北周文化艺术取向,融汇东西两方面的佛塔艺术要素,再加自己的匠意独创而成,它没有一个现成的蓝本可以借鉴,所以若想要找到此塔直接的图像来源,恐怕只能是枉然。

第二,本文考证北齐带庑殿顶式塔檐的单层覆钵塔,进入北周的时间是在天和三年(568)之后,即两国正式邦交开始之后。而此前,两国势同水火、连年征战,更加文化取向大相径庭,这就决定了北齐这种皇家佛窟塔式,不会在两国交好前被北周统治阶层所接受。428窟为于义开凿,他任瓜州刺史的时间约在保定五年至建德五年(565-576)之间,其间建德三年(574)武帝灭法,那么428窟的开凿时间应在保定五年至建德三年之间。而天和三年后方有可能出现在北周的北齐佛塔样式,则进一步帮助我们确定了428窟的开凿时间约在天和三年之后及建德三年前的这段时间内(568-574)。


【注释】

[1]金维诺:《中国美术史论集》(中),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宿白:《东阳王与建平公二稿》,载《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259页。施萍婷:《建平公与莫高窟》,载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页。

[2]李玉珉,《敦煌428窟新图像源流考》,《故宫学术季刊》1993年第十卷第四期,第18页。

[3]刘敦桢等编撰:《中国古代建筑史》,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87页。

[4]李玉珉在《敦煌428窟新图像源流考》一文中认为上层绘有类似砖墙的小长方格子的塔基,是围住塔身的围墙,而施萍婷、贺世哲在《近承中原远接西域——莫高窟四二八窟研究》一文中则称其为“两层阶梯式素平台基”。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两层“台基”的表现方式却有不同,第一层整体为黑色,与四小塔的基座同。第二层为深浅蓝色小长方块组成的类似砖墙的壁面,而四小塔无。

[5]将此塔称为金刚宝座塔的文章或著作主要有,罗哲文:《中国古塔》,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萧默:《敦煌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年版;李玉珉:《敦煌428窟新图像源流考》,《故宫学术季刊》,1993年第十卷第四期;吴庆洲:《中国佛塔塔刹形制研究(上)》,《古建园林技术》1994年第4期;郑琦:《中国金刚宝座塔探微》,《华中建筑》2008年第12期等。此外在《龙门石窟雕刻萃编.佛塔》一书中,其作者将此塔称之为“金刚宝座式塔”(杨超杰、严辉:《龙门石窟雕刻萃编·佛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图十三:2。)

[6][东晋]佛陀跋陀罗译,《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第三》:“一光照北方。令北方地作车磲色。车磲地上有金刚塔。一一佛塔百千妙塔以为围绕。其数无量。”(大正藏,T15,P657a);[梁]僧旻宝唱等集,《经律异相》卷第六,“诸佛舍利在金刚塔二十:……沙下有金刚厚八十四万亿里。诸佛全身舍利及碎身舍利皆在金刚际剎中。金刚剎复厚八十四万亿里。名曰妙香。佛名不住。十号具足。现在说法。”(大正藏,T53,页29b。)此段记述出自[姚秦]凉洲沙门竺佛念译,《菩萨处胎经》卷第三,“全身舍利品第九:……沙下有金钢剎。厚八十四万亿里。诸佛全身舍利。尽在彼金钢剎中。金刚剎复厚八十四万亿里。下有诸佛碎身舍利。尽在彼剎。彼有佛剎名曰妙音(丹本香)佛名不住如来十号具足。”(大正藏,T12,P1030a)二者文字稍有差异。隋以前译介的经文中关于“金刚座”的记载颇多,又如《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等集经》、《金光明经》、《佛说佛名经》、《大般涅盘经》等等。

[7]“金刚塔”及“金刚座”所言之“金刚”,或指塔或座的材质为金刚(“Vajra,梵语缚曰罗(曰或作日通用),一作跋折罗。译言金刚。金中之精者。世所言之金刚石是也。”详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金刚”条),或是形容它们的殊胜而以金刚喻之(“金刚者。梵云跋折罗。力士所执之杵是此宝也。金中最刚故名金刚。帝释有之。薄福者难见。极坚极利喻般若焉。无物可能坏之。而能碎坏万物。涅槃经云。譬如金刚无能坏者。而能碎坏一切诸物。”[唐]京大兴福寺沙门宗密述,[宋]长水沙门子璇治定,《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卷一,大正藏,T33,P155b)。而经文中常提到的“七宝塔”、“狮子座”之类,是一种比较宽泛的名词,并不特指某种固定的塔式或座式。

[8]栾睿,《交河塔林与密教东渐》,《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79页。关于五佛观念还可参看杨清凡:《五方佛及其图像考察》,《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

[9][唐]法琳:《辨正论》卷三,大正藏T52,P508b。

[10]李玉珉:《敦煌428窟新图像源流考》,《故宫学术季刊》,1993年第十卷第四期,第17页。

[11][唐]法琳,《辨正论》卷三,大正藏T52,P508a。

[12][唐]法琳:《辨正论》卷三,大正藏T52,P511c。

[13]彼(道教)三天神仙大道仪有金刚力士。度人经有五色师子。本相经有七色师子。本相经云。天尊门内有师子猛虎守门左右。拒天力士威赫前后者。案汉魏及晋三都两京江南淮北诸道士观。唯以瓠[盧*瓜]成经本。无天尊形像及金刚神。今日作者悉是修静张宾等伪经所说。然金刚师子乃是护法善神。自晋已前。道士观内亦未曾有。[唐]释法琳撰,《辨正论》,卷第八,大正藏,T52,P547b.

[14]施萍婷,贺丗哲,《近承中原远接西域——莫高窟第428窟研究》,载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二八窟(北周)》,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

[15]在对五塔组合的形式进行探讨时,多位学者提到新疆一带遗存的几处类五塔组合的遗迹,如克孜尔、森木塞姆、库木吐拉、交河故城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遗迹的年代判定,如交河故城塔林遗址,其碳十四年代测定为距今1640年,在傅熹年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就直接引用了这一科技探测结果,认为交河故城塔林遗址,年代在4、5世纪之交,从而得出敦煌莫高428窟中佛塔与之相比已“具有较多汉地成份”的结论。但仔细推敲,4、5世纪之交新疆乃至甘肃河西走廊一代流行的是覆钵塔,而非方锥体式的高塔,这可在新疆这一时期的石窟壁画以及北凉石塔上得到印证。而有学者则综合各种因素而推断其年代为唐中期(栾睿:《交河塔林与密教东渐》,《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78-79页)。碳十四测定虽是现代高科技的产物,但也存在缺陷,两种意见的出现至少说明关于这一问题存在着争议。因此,在引用我国新疆这一文化发展的复杂区域的材料时需要特别谨慎。

[16]李裕群:《五台山南禅寺旧藏北魏金刚宝座石塔》,《文物》2008年第4期。

[17][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六,大正藏T50,P0671a.

[18]刘敦桢等编撰:《中国古代建筑史》,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87页。

[19]同上,第47页。此外,孙机先生在《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之渊源》一文中也谈到汉长安城南郊的礼制建筑与古印度寺院中间起高塔格局的相似性,只是由于他的侧重点在于考察中国古代高层佛塔之渊源,而没有关注整座建筑的四隅所置建筑与中间主体建筑的关系。

[20]参看萧墨:《敦煌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21][唐]玄奘、辩机原著:《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83-684页。

[22]虽然玄奘为隋末唐初人,他的大唐西域记也成书于贞观年间,但他所见之菩提树垣乃是一佛教的重要古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去求法高僧以及东来的传教僧侣应当对它有所描述,只是没有保存下来。

[23]孙机:《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之渊源》,载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288页.

[24]犍陀罗“礼敬三宝”石板雕刻,其三宝柱头石狮上部即为一个法轮。参见栗田功:がング-ラ美術I,第287页,图628。

[25]当然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如428窟四小塔除形状瘦长外,样式与主塔同,这可在北魏曹天度小石塔上找到渊源。

[26]孙机:《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之渊源》,载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8页。

[27]李裕群:《五台山南禅寺旧藏北魏金刚宝座石塔》,《文物》2008年第4期。

[28]可参看唐仲明:《晋豫及其以东地区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以响唐山石窟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4年,第51-56页。杨超杰、严辉:《龙门石窟雕刻萃编.佛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

[29]杨泓:《中国古代佛教石窟的窟前建筑》,载杨泓:《汉唐美术考古与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

[30]唐仲明:《晋豫及其以东地区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以响唐山石窟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4年,第51页。

[31]唐仲明:《晋豫及其以东地区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以响唐山石窟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4年,表4《各家响堂洞窟分期一览表》,第25-26页。

[32]施萍婷:《建平公与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页。

[33]唐仲明:《晋豫及其以东地区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以响唐山石窟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4年,第54页。

[34]同上,第55页。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塔基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3年第10期。

[36][清]王昶:《金石萃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三十六卷。

[37]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0期;霍巍:《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两尊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年第10期;雷玉华、颜劲松:《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第11期,等。

[38]唐仲明:《晋豫及其以东地区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以响唐山石窟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4年,第56-1页,图34。

[39]杨超杰、严辉在《龙门雕刻精萃.佛塔》中认为:“塔身塔檐是组成塔的整体形制中的敏感构件,它们的时代感类型感比较强。其他构件如塔刹、塔基的形制,在区别塔的形制特征中所起到的作用很小。其原因是:在北朝石雕塔中,楼阁塔塔刹是一种类型,覆钵塔塔刹是一种类型,相对较为统一和一致。而塔基又相对单一。统一和单一,就对就对塔的整体形制的影响不大。”(第15页),笔者基本同意他们的看法。由于四件石塔均为单层、四面开龛的覆钵塔,大体形制基本相同,均可划分为II型塔,因此笔者对小石塔进行再次分类的依据主要是塔檐及塔顶覆钵特征。

[40]在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时,其文化中心也随之迁往邺城。北齐在文化艺术方面比北周繁荣、发达,这在学界已是共识,而北周国策尚简,不事雕刻,史书明载。所以“中”字形塔檐最先出现在北齐便在情理之中。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北周A型小石塔样式应早于B型石塔,因为它更多的保留了北魏以来的样式特征。

[41][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文帝下》,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21-37页。

[42]于义为北周元老于谨第三子,本身亦为北周重臣。其次兄于翼娶宇文泰之女平原公主(《周书·于翼传》,第523页),长兄之子象贤娶武帝宇文邕之女(《周书·于谨传附于寔传》,第251页)。他妻子独孤夫人,亦很可能是北周明帝独孤皇后的妹妹。(参见本书附录《于义妻独孤夫人身份考》)

[43]孙机:《我国早期单层佛塔建筑中的粟特因素》,载《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425-433页。

[44]参见第一章小结部分。

[45]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图18。

[46]安伽“出身于隋唐时称为‘昭武九姓’的安国,属粟特人”。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47]孙机:《我国早期单层佛塔建筑中的粟特因素》,载《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宿白先《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页,图九。

[48]参见拙文:《佛塔受花形制渊源考略——兼谈中国与西亚、中亚的文化交流》,该文即将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3期或第4期。

[49]耿昇:《古丝路重镇龟兹历史文明探索——<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中有关库车绿洲的记述》,《丝绸之路》2012年第22期,第9页,图5。

[50]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51][英]马歇尔著,秦立彦译:《塔克西拉》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