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绥东路地理图本》研究

2019-10-09 21:40:10

本文原载于《故宫学刊》2018年01期。

全文约9907字,细读大约需要25分钟。


内容摘要:《延绥东路地理图本》(现收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以下简称《图本》)是现存已知明代延绥镇长城唯一的彩绘军事地图。地图经分析应为残本,但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文物价值。本文旨在通过研读《图本》所绘内容及特点,结合传世文献,分析《图本》的成图年代及其所反映的延绥长城防御体系情况。

关键词:明代;延绥镇;地理;长城;地图

明朝建立后,北部边防问题始终是关乎着明廷盛衰的关键性问题,因此,明廷沿北部边境设置了一系列军镇。天顺二年(1458),“乙巳,封都督同知杨信为彰武伯,命充总兵官,佩征虏副将军印,镇守延绥等处地方。”1由此,延绥镇正式建立2。出于方便朝廷了解边防体系和实际作战的双重需要。明朝绘制了不少边防地图3,边防地图作为当时的军事用图,涉及国家机密,故只有政府官员才有条件利用官府所掌握的档案资料绘制地图。明朝自建国伊始便规定兵部职方清吏司(洪武年间称职方部)的职责是掌管“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政。”4并责成“凡天下要冲及险阻去处,合画图本,并军人版籍,须令所司成造送部,务知险易。”5职方司遂成为明朝专门搜集和绘制各地舆图,特别是军事地图的专职机构,并且要求“三岁一报”6。但是,从现存来看,兵部所绘地图多为供朝廷了解边防体系,以便制定政治、军事战略的军事示意图,而非作战地图。作战地图对防区内的山川、河流、险要、烽堠、边墙、墩台与城堡的相对位置;战斗统帅体系,防御对象情况等都有细致的要求,因此,此类地图多为当地“通晓边务”一线军事官员所绘制,《延绥东路地理图本》便是此类地图的代表作之一。鉴于学界一直未有介绍者,本文尝试考察其内容、技法、年代以及所反映的长城防御体系情况,以俟广博者鉴定。

一、内容与绘法之分析

《延绥东路地理图本》(以下简称《图本》)绘制年代不详,未注绘者,绢面纸本经折装彩绘军事地图。《图本》底色发黄,保存较好,局部破损处有修补的痕迹,开口多已断裂。地图版式宽大,凡13开,2半开,每半开46.5×25.8厘米7。从图上内容来看,图中无比例尺,方向大体保持上北下南,但未标方向,也没有方向标8。《图本》有硬纸面的封面和封底,封面图背贴有图题,为“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几个大字(图一)。《图本》并未采用目前研究评价甚高的“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而是以直观、实用为目的,采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的形象绘法,图中不同地物采用形象化的各种符号来表示,介于写实与符号之间,体现了传统舆图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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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延绥东路地理图本》封面

《图本》描绘的内容是位于今陕北地区东起黄河西岸,西至双山堡地界即明代延绥镇东路防区。突出对军事行动具有重大意义的山脉、河流等地貌特征,描绘了延绥东路的山脉、河流、长城、墩台、寨城、柴塘、道路、将台、教场、暗门、水口、地界、寺庙等丰富的内容,表现出多层次、立体性的长城防御体系(图二)。地图绘制细密,图中山脉采用形象符号表示,山脉底部用黄色表示,并点缀红色,随着高度的上升逐渐渐变为黄绿色,等到了上半部便用蓝色表示;河流均为宽窄不一的双曲线表示,除黄河用黄色表示外,其余均用墨绿色填充,对河流的走向亦相当重视;道路则用红色细线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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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延绥东路地理图本》全貌

军事设施是本图所反映的重点,描绘的相当细致。边墙绘制较为简单,“大边”为形象的黄色墙体符号,边墙位置分布不均,清水营、木瓜园堡、永兴堡所辖地段没有绘制连续性的墙体;孤山堡、镇羌堡、神木堡、大柏油堡,柏林堡所辖地段内绘制有少量、断续的墙体;高家堡、建安堡、双山堡所辖地段内绘制有连续性墙体。边墙之上绘有墩台、暗门、水口、寨城附属设施。边墙之外因非明朝直接控制地带,绘制得较为简单,主要以图记的形式加以注明。“二边”位置上只有连续的墩台,未见连续性墙体,这与“二边”在修建时多为铲削山体而非筑墙的建筑方式有关,且“二边”在整个防御体系中的地位也无法与“大边”相提并论,因此也不是《图本》所要体现的重点。

墩用黄色表示,台用蓝色表示的形象符号表示,顶部修建有小型房屋并遍插红旗。由此可知,“墩台”一词中的“墩”、“台”分别为两种类型建筑,而不是“墩台”这一种建筑。《图本》中“墩”字样的建筑全部用黄色笔调绘制,而“台”字样建筑全部用蓝色笔调绘制,便是其体现。神木营东、西城门外的山脉和墩台绘成倒置的形态,应系站在城楼上的观察角度不同所致(图三)。暗门系在边墙墙体之上绘制城门及门楼符号;水口则直接绘制成门洞符号;寨城一律绘制在长城之上的内侧,为矩形封闭式城池,开设南门并修建有城楼,城门及城楼为蓝、红色符号。墩台、暗门、水口名目用贴红标于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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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神木营图

城堡以黄色和蓝色绘制成,木瓜园堡(图四)、建安堡(图五)、双山堡(图六)方向与图的总体方向不一致,并用贴红的文字注明。营堡比例被夸张放大,采用平立面结合的画法,用鸟瞰的视角来审视,城垣不规则者亦有相应表现。城门门洞、城楼均绘出,城中没有绘制城内建筑和城市布局,而是用贴红并写文字标注该营堡名称及尺寸,但未注明职官和兵力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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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木瓜园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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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建安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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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双山堡图

图中配有多处贴红文字注记,所表述内容相当丰富,除墩台、营堡等军事设施名称外,重要的军事要冲之处亦标注“此处通贼崾路”字样。此外,各个城堡的所分管的防区起点处贴有该段防区的概述,主要内容为记述该防区段内边墙的长度及所包含的墩台数量等,并且与实际所绘内容一致。如大柏油堡防区记述为“一边墙湾环长二十七里零三百三十步,墩台一十七座,内砖台三座,土墩一十四座。”(图七),但由于这类题记多位于折页处,故损毁比较严重。图中大段的文字注记主要位于各个营堡正上方的“边外”处,内容为各营堡所面临的敌人的名称、住牧地、营帐数量、骑兵数量、距离长城的距离、防御的要害之处与敌人可能的入侵方向等具体情况,如永兴堡边外记述为“边外住牧首酋明爱台吉、壮秃赖、塔素儿拓不能等部落。营账约有一千五佰余顶。达贼约有六仟余骑。住牧地名石虎川、蒲湾、大石□川等处,离边约有三百余里。若从本堡永字一镇羌山墩、永字四永宁墩、永字九青草梁墩、永字十三永兴山墩、永字十四安宁墩、永字二十九崔家梁墩、永字三十王贾峁墩、永字三十六丘家梁墩等处出没,侵犯迤南王家沙峯、则□□家岔、贺文胜寨等处,直抵黄河畔一带地方。”(图八)此外还标注有边外形胜险要之地的名字以及距离边墙的距离,描绘的非常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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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大柏油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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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永兴堡图

总体来看,《图本》内容图示与文字相得彰益,描述到位而简洁,突出了要表现的重点,即便于从宏观上了解延绥东路塞防的大体情形,又达到作战地图所要求的准确性,便于临战之时指挥官使用。

二、《图本》完残之分析

据《延绥镇志》记载,“边墙起自黄甫川,抵双山十二营堡,为东路神木道”即延绥东路共辖12座营堡,但《图本》仅描绘了11座,即清水营、木瓜园堡、孤山堡、镇羌堡、永兴堡、神木堡、大栢油堡、栢林堡、高家堡、建安堡、双山堡。其中,木瓜园堡绘制了成化二十三年(1487)展筑的中城9;卷首未绘黄甫川堡,却绘制了名不见经传的紫城寨(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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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清水营与紫城砦图

紫城寨修建时间较早,据《府谷县志》记载“紫城寨,明永乐中知县王润建,今废”10。另据《榆林府志》记载,“紫地石砦,在府谷县东北一百里,接大漠。明永乐中知县王润建,今废。按,《通志》:即紫城砦”11。

《延绥镇志》12中有黄甫川堡和紫城寨(砦)两处地名,可见其为两座城堡,且不存在改扩建等延用关系。黄甫川堡修建的时间十分明确。《延绥镇志》载“黄甫川堡……国朝天顺中,清水营。弘治初,始添设关。”13说明黄甫川堡是在弘治初年才修筑的。《府谷县志》14的舆图中有山神堂墩、紫城寨两个地名,与《图本》所绘完全一致,黄甫川堡就在山神堂墩的西侧,而《图本》中这个位置却没有绘制。但让人感到费解的是,却绘制了同为“弘治初增置”的大柏油堡15。

此外,《图本》中各营堡所辖沿边墩台均有编号和墩台名称,其编号由营堡的简称和序号组成,如:木瓜园堡所辖墩台为木字;孤山堡所辖墩台为孤字等。并且序号从“一”开始编号,唯独清水营所辖沿边墩台不遵守此规律。其起始墩台为“水字十七”号16,前面共绘有墩台14座,冠以“黄字”。《延绥镇志》17上记载黄甫川堡所辖墩台为“黄字一墩起,黄字二十七墩止”。

由此可见,《图本》并非是足本,而是件残本,即绘制有黄甫川堡的图页遗缺。如今所见的《图本》极为可能的是后人在修补《图本》时,将断为两部分的图本重新粘和在一起。这从所绘内容上也可得到佐证。第一、二折之间接缝处两侧的道路多互不连接的“断头路”。两侧的河流也不相接,特别是黄河,出现了明显的错位。图页缺失的内容,正是黄甫川堡和其所属的黄字十五-黄字二十七墩台,共计13座;清水营交界处附近清水营一方所辖的水字一-水字十六墩台,共计16座,合计29座墩台以及黄甫川堡腹内所属墩台和柴塘等军事设施。从缺失的墩台数量以及《图本》封面、封底和折页的位置上看,应该是残缺1折。

三、绘制年代之分析

《图本》的绘制年代图中虽未标明,但是从其内容、绘制特点并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一)《图本》中凡“虏”字均未改,即成图早于顺治元年(1644),因为此后地图绘制避“胡”、“虏”、“夷”等字18,而这一现象在这幅地图中并未出现。因此《图本》当为明代所绘。

(二)《图本》中所绘制的“大边”和“二边”边墙,也昭示出《图本》的绘制年代。延绥镇虽在天顺二年(1458)建镇,但早在建镇以前便开始一系列的营建活动。“延绥沿边地方,自正统初创筑榆林城等营堡二十有三,于其北二三十里之外筑瞭望墩台,南二三十里之内植军民种田界石。”19初步建立起了区域性的防御体系。但是却一直没有采用分路防守的制度。直到建镇之后,“敕延绥总兵官彰武伯杨信,游击将军定远伯石彪等,今得延绥东路都指挥李鉴奏……”20,才有了“东路”这一称呼。

最早建议延绥镇修筑边墙是在成化六年(1470)由延绥巡抚王锐在现有的营堡防御体系存在明显漏洞的背景下,提出“榆林一带营堡,其空隙之地,宜筑为边墙,以为据守。”事下兵部议如所言。上曰:“添筑城堡,正系守边急务,其令镇守等官参酌举行,务期成功。”21到了成化七年(1471)四月,马文升也提出修边的方案22。但实际上这一大规模、系统性的修边计划受到当时朝堂上下对解决河套问题的主流方案是“搜套”的影响而一直未实施。

“搜套”行动导致了西北地区财政危机与社会动荡以及朝野政治斗争之后,并未达成既定战略目标,沦为单纯的军事行动,仅完成十分有限的军事成果。因此在王越取得红盐池之战的胜利后仓促收尾。明廷趁着“寇以捣巢故远徙,不敢复居套,内地患稍息。”23之际,采取在延绥修筑边墙的方案。成化八年(1472)九月,余子俊在综合王锐、马文升边墙方案的基础上,对修边方案进行了优化,并再次请求修筑榆林边墙24。宪宗命余子俊尽快修筑边墙,余子俊便征发五万民众,铲削山体,构筑二边。之后又开始大边的修筑工作。经过一系列挫折,在为期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到成化十年(1474)六月便完成了修边工程。此外还完成了十余座营堡以及数量庞大的墩台的修筑工作。最终构建了榆林长城防御体系。

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奏:修筑边墙之数,东自清水营紫城砦,西至宁夏花马池营界牌止。铲削山崖及筑垣掘堑。定边营旱地仍筑小墩,其余二三里之上,修筑对角敌台,崖砦接连,巡警险如墩台,及于崖砦空内适中险处筑墙三堵,横一斜三,如箕状,以为瞭望避箭及有警击贼之所,及三山、石涝池、把都河俱添筑一堡,凡事计能经久者始为之。役兵四万余人,不三月功成,八九而榆林、孤山、平夷、安远、新兴等营堡尤为庄丽。又移镇靖堡出白塔涧口,绝佚滩河之流,环镇靖堡之城,阻塞要害。其界石迤北直抵新修边墙,内地俱已获亩起科,令军民屯种,计田税六万石有余。凡修城堡一十二座,榆林城南一截,旧有北一截,创修安边营及建安、常乐、把都河、永济、安边、新兴、石涝池、三山、马跑泉八堡俱创置,响水、镇靖二堡俱移置,凡修边墙东西长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三步,守护壕墙崖砦八百一十九座,守护壕墙小墩七十八座,边墩一十五座,奏上,令所司知之25。

修边竣工以后,按照已经划分的东、中、西三路26,划地镇守。

边墙起自黄甫川,抵双山十二营堡,为东路神木道,领葭州暨府谷、神木、吴堡三县。起常乐,抵清平十堡,为中路榆林道,领绥德州、米脂、清涧两县。起龙州抵盐场十五营堡,为西路靖边道,领保安、安定、安塞三县。辖卫四、城堡三十六。横截河套之口,内复堑山湮谷,是曰夹道。东抵偏关,西接宁夏,绵亘千八百里,而延绥镇之名自此始27。

实地调查显示,延绥镇长城“东起府谷县,经神木县、榆林市榆阳区、横山县、靖边县、吴起县,西迄定边县”28。分为南北二道,即所谓“大边”和“二边”,大边位于榆林与毛乌素沙漠交界地带,虽然东部地段依山而建,但大多数墙体建于平原地区,全长约620公里。与之不同的是,二边则依托白于山、横山山脉修建,以山险墙、偏坡等墙体形态为主,人工夯筑的墙体较少,总全长约590公里。

关于余子俊所筑边墙系大边,二边还是两道边,史籍有不同记载,今人亦有不同认识29。倘若余子俊所修边墙仅为二边而非大边,意味着许多营堡孤悬塞外,不符合军事防御的基本原则,对于防守一方的明军来说,也极为不利。反过来,若修筑大边,则边外之地为寸草不生的茫茫沙漠,边内则为水草丰美的膏腴之地,在此分界之处修边,有利于明军屯种战守而不利于蒙古部落南下,深谙边务的余子俊自然懂得其中道理。并且结合余子俊的奏疏内容并辅之以图考察,所谓“东自清水营紫城砦,西至宁夏花马池界碑止”实为大边走向,即余子俊修筑了大边和二边长城30,其中二边长城主要目的在于“重边设险以守内地也”31同时兼有控制内地军民不得越界耕牧,从而招引寇盗的作用32。

由此可见,《图本》当绘制于成化朝以后。

(三)《图本》中各个营堡正上方的“边外”处,贴红记述有本段防区所面临的来自边外地区蒙古部落威胁的具体情况,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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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绥镇志》36中对延绥镇所面临威胁的蒙古部落首领进行了说明,将庄秃赖及其侄子明爱纳入“东路”范围;将圪塔台吉、沙计台吉、赛林台吉、把秃台吉、阿计大酋长均列入西路统计范畴,但其住牧地则“中国东路之神木、大柏油、柏林、高家、建安、双山”六堡边外。通过对比,其与《图本》各个城堡所面临威胁的边外蒙古部落酋长的名字基本一致。

上述这些蒙古部落酋长的名字,多出现于明中后期的文献中。据《万历武功录》37记载,驻牧在延绥镇东路偏西地区的神木堡、大柏油堡、柏林堡、高家堡、建安堡、双山堡的圪塔台吉为“哈汉把都儿之长子也”;把秃台吉为“哈汉把都儿之次子也。万历丙戌(十四年,1586),袭兄圪塔指挥佥事。”而哈汉把都儿台吉乃“秃退之弟也,授指挥佥事。”此外,驻牧在神木堡、大柏油堡、柏林堡、高家堡、建安堡边外的阿计大台吉乃“秃退之子也。万历丁亥(十五年,1587)春,袭指挥佥事。”上述三个蒙古酋长均为秃退台吉的直系或近亲。而秃退台吉乃是“反成之子也,授指挥佥事。万历十四年(1586)春二月,秃退台吉乃会诸酋长赴榆林市,而会染天花,秃退台吉道逢雾露死。”秃退台吉和其他酋长因天花死于赴榆林市途中。此事记载于另一位蒙古酋长阿拜户拓不能的传记中。阿拜户拓不能者,“亦吉能之部酋也,授我百户。万历丁亥春(十五年,1587),赴红山市,道染天花,客死。是时,指挥同知打儿汉台吉、指挥佥事哈汉把都儿、秃退台吉……亦如之,皆相继物故。而秃退子阿计大、哈汉子圪塔台吉独疑汉以药酒侍其父,父暴死。”他们均为河套地区蒙古部落酋长吉能的下属,而吉能乃是“吉囊之子也。”

驻牧在延绥镇东路偏东地区清水营、木瓜园堡、孤山堡、镇羌堡、永兴堡、神木堡地区的蒙古部落,以庄秃赖部和明爱部为主。据《北虏风俗》38载:(威正)庄秃赖台吉乃吉囊第六子克邓威正台吉的第二子;明爱台吉乃吉囊第八子把都儿台吉的长子。与前述诸酋是吉能的下属不同的是,庄秃赖和明爱是吉囊的直系后代,吉能的近亲。

据《登坛必究》39载,顺义王达子宗派初代为赛那浪罕(赛那剌40)生有六子41,其“二代长子吉囊,二代次子俺答”。长子吉囊“即袄儿都司,在陕西延宁河套一带边外住牧”42是位在正德、嘉靖朝时期侵犯延绥镇的最主要蒙古酋长,是位地地道道的“套虏”。因与其所掳“忻、代倡妓,纵淫乐不休”43于嘉靖二十一年44“卒病,髓竭死”45。他的后代和下属也就自然而然的继承了此基业,只是随着俺答部的日益强盛,逐渐为其所约束。

隆庆四年的“俺答封贡”是结束了自明初以来蒙古各部与明廷之间近200年兵戎相见的战争局面。到了万历癸未(十一年,1583),明爱台吉嗣指挥佥事;万历丙戌(十四年,1586)把秃台吉“袭兄圪塔指挥佥事。”46万历丁亥(十五年,1587)春阿计大台吉袭指挥佥事。俺答受封后虽向明廷宣誓约束部众,永不犯边,但实际上,双方的和平时期能持续多久,明廷并没有寄予太多的希望,因为在此之前蒙古对明廷的纳贡称臣多次反复47,此外双方旷日持久的战争,再加上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明廷对其早已失去信任,尤其是嘉靖朝,蒙古对边防的冲击规模日益扩大,次数日益频繁,影响愈发深远,这对当时的士大夫们所形成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上到天子、下至僚臣无不谈及色变,心中阴影一时难以消除。尤其是庄秃赖和明爱,此二人在“东酋中称最狡、最悍”,明爱“为人剽悍而内深,居恒颛与卜失兔、庄秃赖为党”。对于庄秃赖,明人称其为“以庄秃赖为渠魁,且多机智,善用兵。又倚其侄明爱兵马骁壮。”

可见蒙古对延绥东路的威胁尚未解除,因此时人在《图本》上贴红注明营堡所面临威胁的蒙古部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时间当属万历十一(1583)到十五年(1587)前后。

(四)《图本》中的“墩”与“台”所用符号不尽相同。从外形上看,两者皆为建筑形象符号,建筑由基础部分的台基和围墙,中间部分的主体,顶部的建筑和旗杆三部分组成。但是“台”类建筑的中间部分的主体均绘制为蓝色,蓝色之中有白色细线条与砖墙的外观类似。由此,颜色的差异不仅代表建筑类别的不同,也代表建筑材料的不同即黄色代表为夯土建筑,蓝色则代表砖石建筑。实地调查结果也显示,明长城沿线修建包砖的敌楼(台)普遍是在隆庆、万历年间。此外,在沿边墩台数量上也经历了由明初时的稀疏到明中期的增建再到明后期趋于稳定这一渐变过程,尤其是到了万历朝,长城防御体系空前完善、稳定。

通过将《图本》中营堡所分辖的墩台数量与《延绥镇志》中所记述的数量加以对比,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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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营堡所辖墩台数量均多/等于[万历]《延绥镇志》上的记载,几乎与[康熙]《延绥镇志》上的记载相同。

(五)《图本》中营堡墙体部分的绘制也呈现出上述甃砖的特点,其中紫城砦墙体全部为黄色;清水营、木瓜园堡、镇羌堡、永兴堡、大柏油堡、柏林堡、高家堡、建安堡中,蓝、黄色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布;孤山堡(图十)、神木堡、双山堡全部为蓝色,并且蓝色之中也有白色细线条与砖墙的外观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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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孤山堡图

东路的营堡也经历了由夯土修筑到包甃砖石的过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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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绥镇东路的城堡大部分修筑于成化年间,也就是余子俊修边前后,此时的营堡墙体应以土墙为主。到了万历三十五年(1607)前后,巡抚都御史涂宗濬对城堡进行了以用砖包砌堡墙为主的全面维修。而《图本》中城堡墙体上所绘的蓝色反映的正是此次包砖维修后的情况。

综上所述,《图本》应当绘制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即巡抚都御史涂宗濬对延绥镇长城防御体系全面整修后的延绥东路防御体系的全貌,亦或是此次整修后的竣工图。地图的绘制者极有可能是涂宗濬的属下,并且地图绘制完毕后,可能作为增修《延绥镇志》的参考资料49。

四、收藏与流传之分析

《图本》上钤有藏印一方:“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长方印。台湾“中央图书馆”为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民国二十二年(1933)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蒋复璁筹建,后者出身藏书世家且又曾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图书馆学50,并于二十九年(1940)正式建成,蒋复璁为馆长51。

江南地区人文荟萃,赵宋以降产生了众多著名的藏书家,明清著名的藏书家也大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同时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藏书楼。到了近代战乱频发,这些藏书楼所藏古籍珍品或毁于兵燹、或失于匪乱。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内物价暴涨,民不聊生,一些藏书家或因家道中落或出于逃难等其他原因,不能保其所有,或捐赠或抛售藏书以维持生计。由此,上海、江浙、广东一带很多珍本古籍流入书肆之中52。日本、伪满洲国、美国等派人纷纷云集上海,竞相购买53。台湾“中央图书馆”成立后,为避免大量散出的古籍流入日本54等国外55,蒋复璁潜赴香港、上海等地,利用“庚款”冒险秘密抢购江南藏书家累世珍籍56。“本馆所储书籍,以购自钱塘丁氏者为大宗,……因负公帑,鬻书以偿……除丁氏书外,次则为武昌范氏月槎木犀香馆之藏书,……厥后亦因亏欠公帑,悉磬所有藏书而售之公家,为本馆所得焉”57。由此,江浙和广东地区著名藏书楼旧藏菁英多为该馆购得。除古籍外,“中央图书馆”还注意收藏金石拓片和古老的地图集58。据此可知,《图本》是在抗战期间的1940-1941年为“中央图书馆”收得。后随着国共内战国民政府败局已定,民国三十七年(1948)底到三十八年(1949)初,蒋复璁等奉命携馆藏珍籍13万册分三批运往台湾,入藏台北“中央图书馆”(1996年更名为“国家”图书馆)59。

五、结论

《延绥东路地理图本》成图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后,现存为残本地图。全图采用形象绘法,是一幅军事作战地图,全面、直观的展示了明万历后期延绥镇东路长城的立体性防御体系。也是已知现存延绥镇长城地图中唯一的彩绘地图,地图绘制精美,流传亦罕,堪称珍秘,具有重要的学术与文物价值。

同时,《图本》与其他史料间也存在矛盾和争议。主要为地处东路、中路交界处的双山堡的归属。《明实录》载“吏部右侍郎叶盛奏:臣与总督军务右都御史王越等议,延绥边境与河套相对,东、西、中三路共二十堡,约远一千五百余里。旧无边备且河套宽漫,便于驻牧,故虏连年不去。……今拟于东路清水、孤山、镇羌、柏林;中路平夷、怀远、威武;西路清平、龙州、镇靖、靖边十一堡,各拨骑兵一千守之。东路神木县、高家堡,西路安边营各拨骑兵三千守之。中路双山、波罗,西路宁塞、定边,各拨骑兵二千守之。……诏可。”60说明在成化朝延绥镇边墙肇建前后,双山堡属中路。到了嘉靖二十五年“总督陕西三边曾铣,巡抚谢兰、张问行等奏:延绥密与套虏为邻,自成化间都御史余子俊脩筑边墙,东自黄甫川起,西至定边营止,延衺一千五百余里,岁久倾颓,余址间存,不异平地。……宜分地定工,次第修举。……自龙州堡而东至双山堡计长四百九十余里为中段,自双山堡而东至黄甫川计长五百九十余里为东段,岁修一段,期以三年竣……61”可见,嘉靖二十五年重修延绥镇边墙时,双山堡却已改属东路。但是张雨于嘉靖二十六年完成的《边政考》、罗洪先于万历四十年(1561)完成的《广舆图》、康熙版《延绥镇志》中亦将其绘入中路。而万历版《延绥镇志》则将其归为东路,实属混乱。《延绥东路地理图本》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考察延绥镇三路辖区的划分与变迁提供了新的线索。

附记: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民间长城保护研究组织长城小站的张俊、程长进、关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赵现海先生的指点。英文翻译得到牛雨彤师妹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原文附录暂略……


注释:

1 (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七,天顺二年二月乙巳条,第6150~6151页。

2 关于延绥镇的设立时间,艾冲认为延绥镇实际形成于正统二年(艾冲:《明代陕西四镇长城》,第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胡凡认为延绥镇的形成是在正统元年至十年之间(胡凡:《论明代九边延绥镇之形成》,《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于默颖认为延绥建镇不晚于永乐至正统初王祯镇守其地,应作为延绥称鎭的标志(于默颖:《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范中义认为延绥镇初设于景泰元年(范中义:《明代九边的形成》,《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综合版)1995年第 4期)。韦占彬认为延绥镇建于天顺二年(韦占彬:《明代九边设施时间辨析》,《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田村实造认为榆林总兵官设置于成化九年(《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载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一明代满蒙史料研究篇》,第102页,京都大学文学部,1963 年)。

3 向燕南:《明代边防史地撰述的勃兴》,《北京师范法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王府:《中国地理图籍丛考》,商务印书馆,1956 年修订本。

4 (明)霍善等:《诸司职掌•兵部•职方部》,第717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5 (明)霍善等:《诸司职掌•兵部•职方部》,第724页,《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6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二・志第四十八-职官一》,第1752页,中华书局,1974年。

7 “国家"珍贵古籍编委会:《希古右文1940〜1941抢救国家珍贵古籍特选八十种图录》,第94页,(台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8 通过与现代测绘的地图对比发现,《图本》的正北所指实际上是将实地方向顺时针旋转了 45°左右,即《图本》的正北方向是北偏东451从绘制地图的角度上看,此法可最大化的节约地图篇幅,精简和突出所绘制的内容。

9(万历)郑汝璧:《延绥镇志•卷之一 •建置沿革》,第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10 (乾隆)郑居中:《府谷县志•卷之七•古迹》,第5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1 (道光)李熙龄:《榆林府志•卷六•建置志》,第1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2 (万历)郑汝璧:《延绥镇志•卷之一 •延绥镇图说》,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康熙)《延绥镇志•延绥镇全边图》沿用了此 说法。

13 (万历)郑汝璧:《延绥镇志•卷之一 •建置沿革》,第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14 (乾隆)《府谷县志•卷之首•县境诸图•黄甫堡图》,第1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5 (万历)郑汝璧:《延绥镇志•卷之一 •建置沿革》,第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16 《延绥镇志》上记载清水营所辖墩台编号为"清字一墩起,清字三十墩止"。有别于《图本》上的"水字"。

17 (万历)郑汝璧:《延绥镇志•延绥镇图说》,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设施。从缺失的墩台数量以及《图本》封面、封底和折页的位置上看,应该是残缺1折。

18 《清实录》第八册《世宗宪皇帝实录(二)》卷一百三十,第696页,殖正十一年四月己卯条,中华书局。

19 (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一。二,第1994-1995页,成化八年三月庚申条。

20 《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八,第6168〜6169页,天顺二年闰二月丁卯条。

21 (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七七,第1491〜1492页,成化六年三月辛卯条。

22 (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九0,第1753页,成化七年夏四月癸亥条。

23 (清)张廷玉等:《明史•列传六十六•余子俊》,第4737页,中华书局,1974年。

24 (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一。八,第2109-2110页,成化八年九月癸丑条。

25 (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一三O,第2467〜2468页,成化十年闰六月乙巳条。

26 成化六年(1470)正月,"延绥三路, 一词首次出现。详见《明宪宗实录》卷七五,第1448 - 1449页,成化六年正月壬寅条。

27(康熙)谭吉璁:《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第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28 国家文物局:《关于陕西省长城认定的批复》,文物保函(2012)946号。

29 艾冲认为余子俊于成化九年和十年两次修筑榆林长城。九年铲削二边,十年修筑大边(艾冲:《明代陕西四镇长城》,第21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洌年)。韩昭庆认为大边边墙是文贵于弘治年间修筑的(韩昭庆:《明代毛乌素沙漠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对此,舒时光有类似的认识(舒时光:《文贵修筑延绥镇大边长城及其地理意义》,《历史地理》第2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赵现海认为余子俊实修筑了榆林大边、二边长城(赵现海:《明长城时代的开启——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第490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30 赵现海:《明长城时代的开启: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31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一,方舆崖略,第10页,中华书局,1981年。

32 于春雷:《"新修龙泉寺记”碑与延绥镇长城》,《文博》2012年。6期。

33 部落名称与万历《延绥镇志》木瓜园堡下记载稍有不同,"边外:酋首庄秃赖、明爱、摆言儿、蝌素儿四枝部落”。

34 部落名称与万历《延绥镇志》神木堡下记载稍有不同,"边外:酋首东路则庄秃赖、明爱二酋部落,约六千余骑,住牧地名石虎川、大石瑶川等处,帐房离边三百余里。西路则阿计、大増塔台吉二酋部落,约五千余骑,住牧地名白海子等处,离边三百余里。此其强悍,不在庄、明二酋之下。.

35 原图注部分损毁,据(万历)《延绥镇志》补。

36 (万历)郑汝璧:《延绥镇志•卷之六•套虏名系官职考》,第4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7(万历)瞿九思:《万历武功录》,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

38 (明)萧大亨:《北虏风俗》,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

39 (明)王鸣鹤:《登坛必究•卷23胡名•北虏各枝宗派》,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

40 (明)萧大亨:《北虏风俗》记为赛那刺。

41 (明)萧大亨:《北虏风俗》记为七子,前六子与《登坛必究》相同,唯独那竹台吉《登坛必究》中未记述。

42 (明)萧大亨:《北虏风俗》,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

43 (明)王世贞:《北虏始末志》,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

44 (明)郑晓:《皇明北虏考》,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

45 (明)王世贞:《北虏始末志》,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

46 (万历)瞿九思:《万历武功录》,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4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

47 (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封贡考》,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

48 (万历)《延绥镇志》卷之一 •延绥镇图说和卷之一 •建置沿革东路两部分中对东路各营堡所辖墩台数僵或有不同。表中所列顺序为:图说/ 建置沿革。

49 《延绥镇志•校点前言》((万历)郑汝璧:《延绥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中判定该书在万历三十五年前后做过增修。书中《引用诸书》中有《各城营堡地理图本》,故作此推断。

50 罗德运:《盖棺论定蒋复噁I》,《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4期。

51 江山:《蒋复瑰对图书馆学术的贡献》,《高校图书馆工作》2014年第3期。

52 侯富芳:《中国近代图书馆藏书来源述略》,《图书馆建设》2012年05期。

5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592页,第二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54 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博日本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55 张书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创设与历史作用》,《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年03期。

56 曹心宝:《蒋复瑰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藏书来源研究》,《兰台世界》2015年13期。

57 国家图书馆:《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第1册,第2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58 朱贤俊:《中央图书馆史料》,江苏图书馆学报,1987年6期。

59 "国家.珍贵吉籍编委会:《希古右文1940—1941抢救国家珍贵古籍特选A十种图录》,第14〜33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60(明)刘吉等:《明宪宗实录•卷之一百二•成化八年三月壬戌条》,第1994〜1995页。

61 (明)张居正:《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十八•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庚子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