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代各部族的分布和相互关系看商族的起源地

2019-10-09 19:45:36

本文刊登于:《史学月刊》198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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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记载,当夏之时,黄河流域还存在许多部族,他们有着各自的活动地域,并相互接触和来往。因此,系统地整理和分析这类资料,可以从整体上了解夏代各部族间的相邻关系和分布状况,从中确定早期商族的所在位置。

一、和夏有关系的部族及其分布

有夏一代,一般认为始于启而终于桀,其中心统治区在豫西和晋南一带。这一点学术界意见比较一致。现把和夏有关系的其他部族分述如下:

启和伯益 启和伯益继承禹位的事,虽然有相争和相让的不同记载,但伯益能和启争让继承权,说明该族是夏初比较强盛的部族。伯益,又作“柏翳”,史载其为“秦、赵之祖,嬴姓之先”,属东方夷人。有的文献又说他与皋陶是父子关系。

伯益居地,《墨子·尚贤篇上》曰:“禹举益于阴方之中”,但阴方之地不可考。至于《孟子·万章上》所说他“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的处所亦很难说是该族的活动地区。伯益之居虽难考定,然皋陶之所尚可探寻。《帝王纪》云:“皋陶生于曲阜。”《皇览》云:“皋陶冢在卢江六县”[1]。其后代的封地,《史记·夏本纪》云:“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这些地点,曲阜与今地同,属鲁西南;英,亦作蓼,依《汉书地理志》、《括地志》记载,在今河信阳地区固始;六,即《汉书·地理志》六安国六县,今属皖西;许,《括地志》云:“许故城在许州许昌县南三十里”[2],在今许昌一带。以上诸地,都在豫东周围。可见皋陶、伯益及其后裔是活动在夏王朝东方的部族。

启和有扈 此事始见于《尚书·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甘誓》未指明誓师之王是谁,《史记》说是启。有扈氏敢于反对启的统治,并遭到启的大肆征讨,表明该族也很强大。其活动地域可从扈和甘两个地点得知。

扈的地望,史有二说:一说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有“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的记述。地在今陕西户县。另一说最早见于《春秋经》庄公二十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会齐侯,盟于扈。”此扈在《左传》里凡十余见,是关东诸国多次盟会的地方。说明该地所在位置便于诸参盟国聚会。据杜预注云:“扈,郑地,在荥阳卷县西北。”即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原武镇附近。这里确实具备关东诸国盟会方便的条件。另据《竹书纪年》“河绝于扈”[3]的记载,也可证明郑地确有名扈之地。因为黄河多次决口和改道的地方正在原阳西境。

既然郑地之扈东周时已有,其出现时代远比《汉书》所言为早。那么有扈氏的居地就未必在陕西,很可能在原武一带。

甘的地望也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在陕西户县或洛阳市西南[4]。但从夏和有扈氏的方位来看,甘做为交战地应在二者之间。户县和洛阳都不符合这个条件。近年来,郑杰祥先生认为“在今郑州市以西的古荥甘之泽和甘水沿岸”,“其地北距原武镇地区的有扈氏故国仅数十里”[5],恰在夏和有扈之间,郑说可从。

扈、甘既在原武或其附近,显然有扈氏也是位于夏王朝东方的部族。

穷寒代夏 这是夏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事件,文献记载很多。启战胜伯益、有扈等东方部族不久,至其子太康时,由于“盘于游田,不恤民事”,结果仍被来自东方的部族有穷氏推翻,演出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亡国悲剧。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使黄河中下游某些部族的占领地域发生了变化,有的入居夏地,而夏王朝的残存势力则流亡在它处。他们所涉及的地域大致如下:

鉏、穷石。《左传》襄公四年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后羿的居地鉏和穷石,是该族先后活动地域的中心。

鉏,《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韦城县东十里”[6],今河南省滑县境。

穷石亦作穷谷,简称穷。所在地望有四说:一是《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楚救潜,“与吴师遇于穷”之穷,地在今安徽霍丘一带。二是《淮南子·坠形训》所记:“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地在今甘肃境内。三是《水经·河水注》之说:“平原鬲县故城西”,“故有穷后国也。”地在今山东平原县北。四见于《晋地记》:“河南有穷谷,盖本有穷氏所迁也”[7]。此穷谷即《左传》定公七年“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之穷谷;曹子建《洛神赋》作“通谷”,地近洛阳。按后羿是“自鉏迁于穷石”,然后“因夏民以代夏政,”显然是向夏的腹地靠近并占领之,而不是越迁离夏越远。故上列安徽、甘肃和山东三说都难成立,而以洛阳附近之说为是。可见羿的这次迁徙是沿着黄河(古)西进的。所以《楚辞·天问》明确说:“阻穷西征,岩何越焉”,正与从滑县到洛阳的方位相合。

寒、斟寻、斟灌、过、戈。后羿代夏为时不长,即因“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导致杀烹之祸,又被寒浞取代。《左传》襄公四年曰:“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这里涉及不少族名和地名。

寒,《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北海平寿城“有寒亭,古寒国,浞封地”。地在今山东潍县附近。

斟寻,其地所在主要有二说:一是山东说,见于《汉书·地理志》等,在今山东潍坊一带。二是河南说,见于《说文》、《水经·洛水注》等,在今河南巩县附近。另外还有先在河南后迁山东之说,当是指夏以后的事:斟寻和夏同姓,按《汲郡古文》记载又是太康和桀的居地,故不可能远在潍坊地区,应以河南巩县说为是。

斟灌是帝相的流亡地[8],灌或作观[9],其地有四说:一在山东寿光,地近寒,见《汉书·地理志》应邵注等。二在山东安邱,地亦近寒,见《水经·汶水注》等。三在河南洛汭,即《国语·楚语上》韦昭注:“观洛汭之地。”四在河南观城,即今范县,见《左传》昭公元年杜注、《水经·河水注》。斟灌和斟寻一样,亦与夏同姓[10],而且是夏后相寄居之地,自然不应在与之为敌的寒国附近。因此,以上四说,后两说近是,或在洛水流域,或在观城。

过,《左传》襄公四年杜注:“过、戈皆国名,东莱掖县北有过乡”。此说又见《晋地道记》等[11],在今山东掖县附近。另杨伯峻先生认为可能在今豫东太康县东南[12]。若从少康“灭过、戈,复禹之绩”一条分析,过当距戈不远。戈在豫东(见下文),则过在太康是可能的。

戈,《左传》哀公十二年:“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喦、戈、锡。”杜预也说:“戈在宋、郑之间。”说明地在今豫东。

戈、仍、虞、纶。寒浞子浇灭掉二斟,流亡于。斟灌的夏后相被杀,其妻“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遂灭过、戈,复禹之绩”[13]。这是关于少康出生、成长,复禹绩的记述,在他这一时期的经历中,也涉及到不少族或地名。

缗,即《汉书·地理志》山阳郡之东缗县,地在今鲁西南金乡县附近。陈梦家先生认为缗即卜辞的,亦即蒙山[14]。金乡距蒙山不远,看来缗确在这一带。

仍,亦作任,春秋时任国[15]。在今山东济宁附近,地近缗。

虞和纶,少康奔有虞而邑诸纶,表明两地相距不远,但虞和纶都有二说:一是山西晋南的虞和纶。此虞见《汉书·地理志》等,在今平陆县东北;纶地见《博物志》、《太平寰宇记》等,在今万荣县境。二是河南豫东的虞和纶,文献记载较多,如《左传》哀公元年杜注、《水经·获水》注等,二地均属今商丘虞城。

根据《左传》哀公元年等记载推知,相和少康的流亡地点比较集中,而少康的复国是从灭过、戈开始的。过、戈既在郑、宋之间,则虞和纶绝不会远在山西,应以商丘说为合理。

总之,在穷寒代夏期间,与夏有关系的部族的分布地点有以上十余处。其中除穷石和二斟在豫西,是穷寒二族代夏之后所居之地外,余皆在原夏人统治中心地区以东,尤以鲁西南、豫东及其附近最为集中。

自少康复国到夏桀即位,这一阶段夏王朝与外族关系的记载很少,所见主要是夷人,如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有时统称为“九夷”、“诸夷”。他们的分布,虽具体地望难以评考,但大致范围一般认为以今山东省为主要地区。

夏桀时期,夏与外族关系的记载比较具体和丰富,但由于桀与汤同时,此时的商族开始进入先王时期。因此,不论述桀与其它部族的关系并不影响对汤以前商族活动地域的探讨,故在此略而不谈。

总观与夏有关系的各部族的活动地域,都位于夏王朝东方。其范围北抵黄河(古),南达淮水,包括了今山东大部,江苏和安徽一部及河南东部的广阔地区。其中可以考定地望者主要分布在豫东和鲁西南。

从上述族际关系看出,几乎在整个夏代,夏王朝的外族威胁均来自这些东方部族。他们敢于和夏王朝为敌,甚至一度取而代之占据中原,说明其势力相当强盛,是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强大的部族,当然也是该地区的占有者。

需要注意的是,分布在上述地区的部族虽然很多,也很强大,但却不见商族。而且文献中也不见这些东方部族与商族有交往的记载。因此,早期商族是不是这一地区的占有者,很值得怀疑。至少在族际关系的记载里,还找不到早期商族活动在这一地区的证据。

二、和商有关系的部族及其分布

商先公和其他部族的关系,文献所见不多,主要有下两则。

契和戎狄 《史记·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诗·商颂·长发》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契母简狄为有娀氏之女,娀即戎,其分布一般认为在北方,即今河北和山西等地。可见这位商人的始祖就出生在北方属戎狄之后裔,而不属东方夷人。契以后的子姓封国,据司马迁说,有“殷氏、耒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他们的地望除耒氏、稚氏难以考究,宋氏在周代宋地之外,其余四者均在北方地区。

空桐氏,《逸周书·王会解》云:“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尔雅·释地》云:“北戴斗极为空桐。”《史记·赵世家》还说赵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空桐之地有甘肃、豫东之说,但都与这几条记载不符。空桐既在北方,又与赵通婚,说明他应在赵地或其附近。依《战国策·秦策》所记,赵地本属“杂民之所居”,空桐氏也许是其中之一。战国初年之赵,在今山西中北部和河北南部一带。

殷氏和北殷氏,在上引史迁所言的子姓封国中,前有“殷氏”,后有“北殷氏”。显然后者冠以“北”字,是为区别于前者。北殷当在殷之北。殷即今安阳,此无疑问。那么北殷当在安阳以北的河北省境内。

目夷氏,《史记·伯夷列传》《索隐》按:“《地理志》孤竹城在辽西令支县。应劭云伯夷之国也。其君姓墨胎氏”。《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17]。墨胎,《世本》作“目夷”,属子姓。其地在今河北卢龙县。

以上四个子姓国均在今山西、河北等地。虽然他们在商先公时未必都已存在,其分布也未必与商先公完全相同,但如此多的子姓国见于北方,应该与商人源自戎狄之族有关。

实际上,分布在北方地区的子姓戎狄之族也确实存在。比如《史记·赵世家》记载有人对赵简子说:“主君之子将克二国於翟,皆子姓也。”又如被赵所灭的中山国,本为白狄,春秋时称鲜虞,《续汉书·郡国志》就说他是子姓。《风俗通·姓氏篇》和鲜虞磺碑碑文还说他是箕子之苗裔。东周时期子姓狄人尚能立国,可见其势力非同一般,自当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和历史根源。若与契母简狄自称为狄相联系,就会想到他们之间很可能是远世亲族关系。

商人属戎狄之族,这在周人的言论中亦可找到证据。《尚书·康诰》云:“殪戎殷”。《国语·周语》云:“戎商必克”。《逸周书·世俘解》云:“谒戎殷於牧野”等等。总是把商人称为戎,商人起源于北方戎狄之地是没有问题的,这种亲缘关系直到商人灭夏以后,仍然长期保持着。殷墟甲骨刻辞所见“娀毓女力”[18]便是说明。难怪商亡国不久,箕子“不忍周释”,北走朝鲜;武庚反周失败,也是向北逃跑,因为北方有其立足之根据,那就是商人在这里久远的基础和势力。

王亥父子和有易 《山海经·大荒东经》云:王亥讬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卜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云:“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有易之名因易水而来。易水,旧说多以为即今保定地区的易水。邹衡先生根据《路史》、《太平寰宇记》等文献以及汉代“易亭”陶文的出土地点,认为今滹沱河、漳河都曾有易水之称[19]。无论何者,有易的活动区总不会超出此三水之地,也就是说,其活动范围当在今河北省中南部及其邻境的太行山一带。

至于河伯,由于他和有易同与王亥发生接触,后又为主甲微假师去伐有易,所以他距有易不会太远。河伯之名不限于一地,而最著名的一处恰属有易水之称的漳河,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西门豹所治邺地的河伯。

从以上商先公和其它部族关系的记载看出,商人的母系就属北方部族;契以后的子姓封国也大部分在北方;和商有关系的另一些部族都分布在古黄河以北的河北省中南部,而且有的商先公就活动在这里。显然,河北省中南部及其附近是早期商族的活动地域。

有意思的是,文献中不见任何有关夏人活动在河北省中南部及其以北的记载,也不见和商族有关系的部族与夏王朝发生接触的记载,这说明夏人未曾涉足此地。

三、夏、商两族的关系

夏和商族的接触文献记载也不多,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禹和契;一是桀和汤。

禹和契 史传禹和契同时,均任职于尧舜,禹为司空,契为司徒[20]。《史记·殷本纪》还说:“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在这些有关禹和契的记载中,大部分人物和事迹属于传说,如尧舜等。还有一些人物不可能与他们同时,如后稷等。至于司空、司徒之类的称谓,更属晚出,显系附会之辞。总之,所有关于禹和契有联系的记载都含有这些不真实的成份,很难置信,禹和契时期夏商两族是否有过接触,大可值得怀疑。

退而言之,如果早在禹和契时两族已有交往,那么在禹之后的夏王朝时期,两族的接触还会有一些,可实际上正与此相反,在夏桀以前,极少见到两族接触的记载。虽然我们不能据此否认禹和契的存在,但关于他们相互交往的传说是不可信的。

桀和汤 文献中关于桀以前夏商两族接触的记载虽然极少,可有关桀与汤接触的记载却相当丰富。因此,可以认为夏商两族广泛的接触开始于夏代末期。至于两族接触的内容,主要是汤伐桀及夏亡商兴的过程。这些内容不仅屡见于先秦及汉代文献,而且在春秋金文中也有记载。以下仅谈两个可以说明夏商地域的问题。

第一,关于成汤伐夏的路线。谈到汤伐夏的路线,大家常引录《诗·商颂·长发》所言:“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一条,认为汤征伐的先后次序是韦——顾——昆吾——夏桀。这一路线反应了夏亡前夏商两族的位置。

韦,亦作豕韦。其地望文献所见无异说,都以为在今河南滑县东南之故韦城。

顾有二说:其一在河南范县,如《元和郡县图志》范县条云:“故顾城在县东二十八里,夏之故国也”。其二认为在河南原武即《左传》郑地屡见之扈,卜辞又作雇。是乙、辛时征人方经过的地方,其地滨于河[21]。

昆吾,名昆吾之地颇多,如山西、陕西、新疆皆有。但这些昆吾距韦和顾太远,与成汤征伐者无关。成汤所伐之昆吾有两种意见:一在卫境,即今河南濮阳。见《左传》及杜注、《世本》等。二在郑境,即“旧许”之地,在今河南新郑附近。见《左传》及杜注、《路史》等。

顾和昆吾,据《国语·郑语》所记,昆吾为夏与国,因此他应该位于夏的中心地区豫西周围。另外,《国语·郑语》又说昆吾和顾、苏、温、董同属己姓,这表明后四者也可能是夏与国,在分布地域上也应该与豫西毗邻,而且彼此之间不会相距很远。苏、温地望可知,均在温县一带。范县之顾和濮阳之昆吾距温县都较远,而原武和新郑距温县较近,且地邻豫西。所以顾在武,昆吾在新郑是合理的。此二者均在韦地之南。

从军事角度分析,成汤的征伐,应是向夏的腹地步步逼近。若顾和昆吾在韦地东北的范县和濮阳,则反而距夏越来越远;若在原武和新郑,则恰好距夏越来越近。也说明顾在原武,昆吾在新郑更为合理。

韦、顾、昆吾的地望既已确定,则成汤灭夏的路线亦不言自明。他虽然是自北而南先渡河(古)占领滑县(韦),再南下攻取原武(顾),继之又南下攻取新郑(昆吾),最后折而向西,直取夏桀。这一征伐路线表明灭夏前商族活动中心,应在韦地之北的豫北和冀中南一带,而不在豫东和鲁西南地区。

第二,关于夏王朝的东北界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东为河济,北为羊肠。据我们考证[22],河济是指河济相交之处或距相交处不远的地方。也就是说夏的东界大约可从今河南荥阳、武陟间起往东沿河而下一段距离。由于这段河水在济水之北,自然在这一带夏域北不逾河。

羊肠是南起河南沁阳(怀)之太行山口,往北经山西晋城、壶关,抵达黎城和河北涉县的一条阪道。如果把河济和羊肠和连,做为夏王朝的东北界至,则河北省中南部及其邻境的河南省北部正在界外。这与上述该地区未见夏人足迹以及汤伐夏从这里出发的结论均相符合。看来夏王朝的东北界至河济羊肠主要是对夏和有易等族而言的。

总之,以上两个问题都说明在夏代末期,夏商二族有着各自的占领地域,其中商族占领着古黄河以北,太行山羊肠以东的地区。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夏代各部族关系和分布的论述得知,在桀以前,和夏有关系的部族分布在夏王朝东方古黄河以南的范围内,其中尤以鲁西南和豫东最为集中。但在这些部族中不见商族。可是,按照学术界最流行的说法商族早在相土之时就完成了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并成为最强大的部族。根据夏、商世数排定,相土以前的商族约与少康以前的夏王朝同时。如本文第一节所述,这一阶段正是夏和东方各族斗争激烈的时期。如此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山东和豫东一带既是商族的统辖区,又是伯益、有扈、穷寒等族的占领地,而且还是夏后相等人的流亡之处。商族和这些强大的部族在同一地区共存和相遇,他们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或有所交往。可史实却不然,在夏与本地区各部族频繁的接触中,于桀以前根本不见商族,也不见商族以及和商有关系的部族与本地区各部族间的接触,显然,商族起源山东和豫东之说与史实形成了难以解释的矛盾。

其实,早期商族的活动范围在古黄河以北的河北省中南部及其附近。若仔细分析一下前人对商先公八迁之地的考证,就会发现诸说涉及的地点也以这一地区最多。如蕃在平山;商或商丘在漳南;砥石在隆平宁晋间[23];殷在安阳等等,这当然不是巧合。同时,成汤伐夏的路线和夏王朝的东北界至也说明桀以前的商族是这一地区的占有者。

对于商族发祥地的探讨,自王国维、傅斯年以来,有不少人进行论述,结论大都不出王、傅之说。其中最普遍的意见认为在山东和豫东地区。本文通过分析夏代的族际关系和各族的分布,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商族的发祥地在河北省中南部及其邻境地区。


注释:

[1][2]《史记·夏本纪》《正义》、《集解》引。

[3]《水经·河水注》引。

[4]顾颉刚、刘起钎:《<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5]郑杰详:《“甘”地辨》,《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6][7]同注[1]。

[8][10]《左传》襄公四年杜注斟寻、斟灌云:“二国,夏同姓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

[9]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国立中央研宄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5:5:1第88页。

[11]《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引。

[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四年注。

[13]《左传》哀公元年。

[14]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96页。

[15]顾颉刚:《有仍国考》,《禹贡》五卷十期。

[16]唐兰:《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文物》1976年第6期。

[17]《史记·周本纪》《正义》引。

[18]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11期。

[19]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15页。

[20]《史记·五帝本纪》。

[21]同注14,第305页。

[22]刘绪:《论卫怀地区的商夏文化》,待刊。

[23]同注9,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