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纹初探

2019-10-09 18:57:30

本文原载于《北方文物》2003年第1期。

全文约7003字,细读大约需要17分钟。


内容提要:席纹分布于环渤海地带的北部,源于兴隆洼文化并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向东作扇形推进。肇始于燕山南麓的赵宝沟文化不断北渐导致席纹的这种发展方式。另外,山东半岛对其也有深入的影响。变体席纹是席纹的晚期形制,它的继续发展是小珠山中层文化的旗帜状纹,综合陶器等方面的联系推测后洼下层文化是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前身。

关键词:席纹;环渤海;东北考古

席是用苇、竹、秸秆或草等材料制成的编织物,生活中主要用于铺垫和遮盖。在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遗址中存在以席纹装饰陶器的作法,具有相当鲜明的艺术特征。本文拟在现有材料基础上,对目前已知的席纹种类、分布和演变等问题做初步的分析,并以此为线索,结合陶器等遗存提供的信息,揭示席纹分布区内考古学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过程。

艺术来源于生活,所以同其它编织形纹饰相似,陶器表面的席纹在制作之时,也应有实物作参考。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对象是指采用一定的手段对席类产品进行抽象化的结果,它们的特点是以压印或刻划的线条代表席篾,用线条的纵横排列象征席子的条块分割,以线条的交错穿插构成花纹等。作为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它主要的目的是用于装饰器物,因此比那些在制作过程中无意识留在陶器底部等处的实物痕迹更能反映当时人的审美情趣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内容。

目前所知出土席纹的遗址有十余处,大致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南部,从自然地理上看位于环渤海地带的北部(图一)。为便于问题的阐明,我们选取遗址中具有代表性的纹饰做简单介绍。根据观察,可以将这些席纹分为三组:

A组:以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兴隆洼文化为代表[1],它们的特征是席纹每一条块结构呈平行四边形,用来象征席篾的线条为横平纵斜,席纹布局细密规整,在器身上所占的面积也较大。包含这种特征席纹的遗址还有河北迁安安新庄[2]。

B组:以辽宁长海小珠山遗址下层为代表[3],这组席纹的特征与A组基本相似,但相当一部分席纹特点是纵向线条的数量很不固定,有时一道或数道不等,用压印法施制。相同特征的纹饰还见于新民东高台山下层[4]和吉林农安左家山一期遗存[5]。

C组:以辽宁东沟县(现为东港市)后洼遗址下层为代表[6],它们的特点是席纹条块结构除了平行四边形外,有的近方形,席纹在横向和纵向上都是斜向的,而且最突出的一点是每根线条一端都有一个圆形或三角形的凹窝,与之构成毛笔头状的造型。这种特征的席纹在东沟大岗[7]、庄河北吴屯[8]和黑龙江肇源小拉哈[9]等遗址均有发现。

图一 席纹分布示意图

以上是席纹的纹饰特征以及依特征划分的组别情况。兴隆洼文化是东北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因此在A组里,我们看到的席纹最典型也最接近于实物,基本上保持了一种比较写实的手法,从器身上所占的较大比例也可以看出地位很重要;

B组的情况与A组有共同之处:席纹的条块都成平行四边形,线条都保持横平纵斜的造型特点,但显然有所变化,在小珠山下层和左家山一期遗存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席纹的纵向线条有简化的迹象,很可能暗示一种新的编织方式的出现,席纹也不是严格遵循规整的原则了,这也构成了B组和A组的区别。

C组与前两组差别更加明显,表现在它是用斜向编织的方法构成席纹。如前所述,纹饰中找不到正向的线条,这是其特征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关于C组,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纹饰一端凹窝的存在。凹窝分布的普遍性显示其应该是加工时有意识的产物,而且凹窝也不是孤立的,仔细观察其形成的轨迹就可以发现,如果把每个凹窝代表的点连接起来,那么就构成了绕缠陶器一周大致平行的一组波折线。波折线在器表呈横向分布,席纹就是在每两道波折线之间依点做线形成的纹样。综合这些信息,推测凹窝的作用可能是在压印席纹时为使之规整在陶器表面预先做好的标记。我们观察后洼遗址下层一些不甚规整的席纹可以发现其中缺乏带有凹窝点的线条,表明此时施纹可能不再遵循以点做线的原则,因而导致纹饰由于缺少了依托而开始散乱,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凹窝点在后洼下层文化席纹构成中的关键作用。C组中存在另外一种特殊的纹饰,它的基本构成原则与本组内其它的席纹一致,但因相互垂直的线条数量和长度不同,致使纹样有别于同组纹饰,理当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来看待,我们称之为变体席纹。

筒形罐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典型代表,在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分区等方面具有指征性的作用。从兴隆洼遗址反映的情况看,席纹原始特征明显,而作为载体的筒形罐则呈现大器底的作风,在东北平底筒形罐发展过程中显然属于早期形制[10],因此A组席纹代表了该纹饰发展演变的最早阶段,我们将其定为一期;C组席纹代表的遗存在年代上明显晚于兴隆洼文化,所属席纹中旧的席纹发生变化,且出现退化趋势,应该处于所讨论对象中最晚阶段,我们将其定为第三期;又据观察,变体席纹在筒形罐上不见,目前所知只施用于壶类器上,而东北地区壶的出现要晚于筒形罐,那么这种纹饰应为晚期特征遗存,这样,以变体席纹的出现为标志,可以将该期划分为早晚两段;B组的席纹与A组相比有诸多传统方面的继承且略有变化,但尚无新文化因素产生,其发展阶段应处于A、C两组之间,故将其定为二期。三期内席纹的发展演变关系表示为图二。

图二 席纹分期表

1.兴隆洼 2.左家山3.小珠山 4-7.后洼(5-7为变体席纹)

兴隆洼文化是席纹的最早出处,也是东北地区直至燕山南北地带目前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探索席纹的源头自然就追溯到其本身。在包含席纹的两个已知遗址中,安新庄遗址多为地面采集的陶片,席纹呈现两种形式,分别属于上一节分析中第一期和第三期的遗存,且又与大量的“之”字纹、几何形刻划纹等混合在一起,所以使遗存的面貌颇为复杂,现在看来,其内涵至少应包括了早晚两个不同阶段的遗存。

兴隆洼遗址经过大规模正式发掘,获得了一批较丰富的遗存,席纹最具早期特征,且有可靠的层位学依据,因此,遗址所处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可能是席纹产生的一个源地,而且,我们注意到一种现象,即那些确认属于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席纹遗存在远离西辽河流域区的下辽河流域和辽东地区的黄海沿岸及更北的松花江流域晚于兴隆洼文化的多处遗址中却有大量的发现。席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这种分布规律,应该反映了它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呈扇形向东逐步推进的过程,这样席纹的传播路线就明确了。

但是讨论还没有结束,我们仍然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兴隆洼文化之后席纹在当地就此绝迹不见了呢?

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重新认识一下兴隆洼文化的分布范围。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逐步展开,兴隆洼文化的内涵在空间上也不断得到外延,具体来说,西拉木伦河、大小凌河流域以及燕山南麓的一些地区都被认为是它的分布区域。然而在被认定的属于同一文化的遗存面貌却不尽相同,甚至有些差异过大,地域特征明显。因此促使研究者考虑这个分布区内实际上应该包含多个地方类型[11]。西拉木伦河、大小凌河流域等北部地区兴隆洼文化遗存有比较集中的发现,因此它作为该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域没有异议。燕山南麓诸遗存存在一些特殊性,除了在一些遗址下层的筒形罐上显示出与西辽河流域相似的因素外,多数遗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筒形罐呈现弧壁、浅腹、矮胖的造型,不同于西辽河流域同类器物直壁深腹的基本特征。

赵宝沟文化[12]是分布在燕山南北地带的一支新石器文化,年代处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一般认为它是承接兴隆洼文化发展而来,其陶器特征以夹砂黄褐陶和黑色陶为主,以筒形罐、鼓腹罐、椭圆底罐、尊形器和钵类为器物组合,器表施压划几何纹、拟动物纹、刷划纹等纹样。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它的典型器物筒形罐就具备弧壁、浅腹、矮胖的造型特点。既然赵宝沟文化源于兴隆洼文化,那么在兴隆洼文化分成若干地方类型的情况下,赵宝沟文化究竟是从哪一类型发展而来值得深入讨论。在已有的研究中,以起源于燕山南麓滦河流域的说法较为可信[13],并为赵宝沟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分期的研究所验证[14]。

我们在河北迁西西寨遗址[15]的赵宝沟文化层中发现的遗存,筒形罐多敞口、斜直腹,几何纹饰简单僵硬,有脱胎于压印“之”字纹的迹象,还有“之”字纹带构成的几何纹等,这些特征都能从当地兴隆洼文化的遗存中找到母型,因此从时间上说该遗址的遗存代表了赵宝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最早阶段,不仅如此,而且空间上西寨遗址所处的滦河流域在赵宝沟文化分布区中也处于最南部,遗存越向北则时代越晚,在敖汉小山遗址[16]发展为最晚期。从这种态势可以看出,赵宝沟文化确应起源于南方,而后逐步向北发展,最终基本覆盖兴隆洼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的分布区。因为席纹在滦河流域并非土著纹饰,当地存在的少量席纹是西辽河流域渗透的结果,所以,源于当地的赵宝沟文化取代兴隆洼文化以后遗址中不包含席纹就不难理解了。也许正是由于受到赵宝沟文化不断北渐的压力,席纹原地的人群才被迫东迁,形成今天所见的席纹分布格局。

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之间又有庙岛群岛相通,联系比较方便。在小珠山遗址中层[17]和郭家村下层[18]均可见到勾连纹和斜线纹加三角纹构成的黑色宽带彩陶纹和盆形鼎、觚形杯等山东半岛特征的遗物,而在庙岛群岛靠近山东半岛一侧也出土了东北风格的人字纹筒形罐[19],说明至少在辽东半岛小珠山中层时期(约相当于山东半岛北庄一期),两地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十分密切。目前看来,两地之间的接触应自有文化产生以来就已经开始了,即分别可追溯到辽东半岛小珠山下层时期和胶东地区的白石村一期。这个期间的特点是两地除在工具中共见基本相似的沟磨石,陶胎中也都掺和一定量的滑石粉外,南方还对北方的陶器构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辽东半岛及其周围地区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尤其是较早阶段的遗存来看,陶器器类一般较单一,多筒形罐,缺少丰富多彩的器物组合。这种情况到了后洼下层文化阶段开始发生了改变,不但器类中新增加了壶,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纹饰种类,这其中的动力是什么,依目前发现而论,山东半岛是一个很可能的源区。首先,两地之间具备了传播的能力。后洼遗址下层出土的椭圆形陶器[20]被普遍认为是独木舟的模拟物,证明当时确有简易可行的工具用于水上交通。其次,山东半岛本身就拥有相当数量的陶壶,在陶器中很具代表性。年代与北辛文化相当的白石村一期遗存[21]分布于胶东半岛的北部,最接近于辽东半岛。它的壶多素面,所以与后洼下层满施纹饰的陶壶存在一定的差别,妨碍了我们对于二者渊源的正确认识。实际上两地的陶壶在形制上的共同之处是主要的,它们的壶腹部都近球形,肩上有对称横穿的耳,颈部较短多为直口,造型颇为相似(图三)。从时代上看,后洼下层文化距今650-6000年[22],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年[23],既然白石村一期与北辛文化年代相当,那么,后洼下层文化基本上处于白石村一期的晚段,因此这种影响在时间上也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后洼下层文化接受影响是相当局部的,它可能最初只是吸收了对方的某些特点,例如耳,所以我们才在其文化内部看到了独具特色的对称横穿双耳筒形罐,为东北地区其它文化所不见;还有很少见的鼓腹罐,其形态介于直壁筒形罐与壶之间,推测应当是受到白石村一期多鼓腹和折沿的器物造型特点冲击所致。小珠山遗址在地理上更接近胶东,其下层遗存与后洼下层时代相当,但在实际发现中却很少见这样的影响,究竟是时代还是地域因素造成的结果暂时难以确定。

图三 后洼下层文化与白石村一期陶壶比较图

1.后洼T1:12 2.白石村80YBTG2④:99

那么席纹的流向如何呢?在这里试作分析。

席纹在小珠山、后洼和左家山等地均呈现退化的趋势,它们在陶器表面散乱的分布暗示出其终将退出纹饰队伍。与之相反,变体席纹的发展势头却很强劲。在郭家村遗址下层和小珠山遗址中层均可见到以短小斜线为元素构成的带状、三角形或方形的旗帜状的纹饰,被称为“划纹”,这种纹饰从何而来,我们考察小珠山下层文化,没有任何踪迹可循,且下层几种纹饰杂施于一器的作法与中层以单一纹饰装饰器表的风格迥异,难以勉强联系。从小珠山中层的陶器器物组合来看,虽然存在三足器和彩陶图案纹饰,但仍然是以筒形罐为主,因此其来源还应在本地文化中去寻找,这样就归结到后洼下层文化。从图四可以看出,后洼下层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的联系很多,尤其在陶器的造型和纹饰方面,小珠山中层与下层之间难以关联的各个方面,后洼下层都具备:两个文化都存在典型器物筒形罐口沿下加乳丁的现象,区别在于后洼下层文化的罐耳上有横穿孔,小珠山中层文化不加穿孔,而我们认为这一区别正反映了它们年代上的差别;旗帜纹与变体席纹严格说来属同一纹饰,前者施纹手法改压印为刻划,因而线条更纤细,更连贯,也更简化,又用分割图案的方法,使纹饰变化更趋多样。此外,在两个文化中还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以动植物为题材的雕塑艺术品,从而使二者之间的联系更显密切。郭家村遗址下层的碳-14年代测定数据,距今5015±100年和4870±100年[24],均晚于后洼下层文化,两者的继承关系在时代上也并不矛盾。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后洼下层文化是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前身。

图四 小珠山中层文化与后洼下层文化亲缘关系比较图

1.郭家村ⅡT2③:17 2.郭家村73T1③:2403.后洼T1:2 4.北吴屯F1:33 5.吴家村ⅡG1② 6.郭家村73T1④:14 7.北吴屯T6②C:27 8.后洼T1:129.北吴屯T4②A:33 10.北吴屯F2:9

席纹和三角纹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已经有学者进行过这方面的讨论,有三角纹源自于席纹的推测[25]。时代上,在席纹分布区内,作为主体纹饰的三角纹要晚于席纹,但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三角纹在遗址中出现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中国东北和华北甚至更远到长江流域都有三角纹的踪迹,有的遗存还要早于席纹分布区内的三角纹甚至席纹。在大汶口[26]和北辛[27]两个遗址和北辛文化层中就包含相当数量的三角纹,北辛文化的鼎、支脚上皆饰有单一种类的三角纹;在兴隆洼文化的查海遗址[28],南台子遗址[29],作为边饰的三角纹早已出现在筒形罐上,其时代要早于北辛文化;在北吴屯下层[30]和大岗遗址[31]属于后洼下层文化的筒形罐上作为边饰的三角纹则与“之”字纹共存于同一件器物上等。因为有这些情况的存在,所以席纹和三角纹之间的渊源犹显扑朔迷离,两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的考证。

以上是围绕席纹展开的一系列论述。通过观察和分析,我们认识到席纹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内分布具有普遍性,同时,它作为纹饰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一定的考古学文化群体相结合。目前来看,它兴起于辽西兴隆洼文化,发展壮大却在辽东半岛及其以北地区,传播的足迹甚至越过鸭绿江到达朝鲜半岛[32]。随着席纹自身的不断变化,作为其载体的文化也经历了许多新的阶段,从而使本地的考古学面貌更趋纷繁复杂,在这个过程中,席纹作为线索一直贯穿始终,成为我们观察问题最明确的标志。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

[2]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安新庄新石器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学集刊》第四集。

[3][17]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4]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新民东高台山第二次发掘》,《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

[5]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6][20][22]许玉林等:《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发掘概要》,《文物》1989年第12期。

[7]辽宁省博物馆:《辽宁东沟大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4期。

[8]辽宁省考古研究所等:《大连市北吴屯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9]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10]冯恩学:《东北平底筒形罐区系研究》,《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

[1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7期。

[12]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13]赵宾福:《赵宝沟文化的分期和源流》,《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

[1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迁西西寨遗址1998年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第6期。

[18] [24]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19]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山东长岛北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5期。

[21]烟台市博物馆:《山东烟台市白石村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烟台白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

1992年第7期。

[2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

[25]赵辉:《辽东地区小珠山下、中层文化的再检讨》,《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5期。

[26]同[23]图二五,8;图二九,10;图三O,15。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图一八,13。

[28]辽宁省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1987-1990年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1期。图三二,10。

[29]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图一二,7。

[30]同[8]图一二,11、15。

[31]同[7]图六,14。

[32]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朝鲜考古概要》,1983年6月,李云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