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关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相关问题(上)

2019-10-09 18:43:09

本文原载于《中原文物》2007年02期。

全文约7426字,细读大约需要18分钟。


摘要:东关遗址仰韶早期遗存是晋南地区新石器最早阶段文化的代表,分为早晚两期,不同时期聚落呈现不同的结构形式。遗址间的比较研究表明东关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和当时黄河流城复杂的文化演变进程密切相关。

关健词:新石器时代;东关文化;聚落;文化源流

东关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古城镇,因地处该镇的东关地区而得名。1982年-198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对遗址进行了发掘,2001年出版了《垣曲古城东关》发掘报告。东关遗址是晋南黄河北岸一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文化内涵相当丰富,在揭示本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聚落形态变迁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遗址发现以后,围绕其遗存性质及与周边地区诸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其中,遗址的第一期,即仰韶早期遗存,在研究中引发的讨论最为集中。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东关仰韶早期遗存进行分析,并结合其他发现,对相关问题加以讨论,未尽之处,恳请指正。


《垣曲古城东关》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划分了I一IV四个发掘区,属于仰韶早期的遗存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关遗址的北部,即第IV区,是四个发掘区中位置较高的一处。仰韶早期的遗存数量大,种类丰富,包括8座房址、100余个灰坑、12条壕沟和7座墓葬。

东关一期的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均为圆形,直壁,多平底,最完整的房址内部及周围分布较多的柱洞,屋内有大小不等的红烧土面和灶等。柱洞从剖面上看为直壁筒状或口大底小的锥状,圈底未加修整。已发现的几座房址形制差别不大,只是在柱洞的数量及红烧土分布上稍有不同,有的房址侧壁上有小龛等设施。

灰坑数量较多,形式也多种多样,平面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以圆形居多,根据坑壁形制的不同可分为袋形坑、筒形坑、锅底形坑、不规则坑几种。除锅底形外,坑的底部基本为平底。

壕沟形式多种,大型壕沟口宽底窄,较深,斜壁内收,剖面呈倒三角形,最大的沟口宽近8米。小型沟,口宽底窄,较浅,剖面近梯形,平底或圜底。

陶窑多不完整,较小,均为竖穴窑,圆形窑室,圜顶。

墓葬数量较少,形式单一。均为竖穴土坑墓,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墓坑窄浅,仅能容身,绝大多数无随葬品,个别墓中随葬少量小型陶器,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

除这些遗迹外,一期还发现圆形红烧土面多处,它们多位于生土表面、地层表面或房址中,形状呈圆形或近圆形,边缘清晰,烧结厚4厘米-18厘米,有些烧土面上堆积着黑色或灰白色炭灰,推测是地面灶遗迹。

东关遗址的陶器在遗物中所占比例较大,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数量少于泥质陶。陶器的颜色比较杂,分为红、灰褐、红褐和灰黑色几种,夹砂陶胎中夹带粗砂,少量羼有云母或滑石等辅料。陶器以素面磨光陶为大宗,只有少量纹饰,有线纹、绳纹、弦纹、划纹、指甲纹和乳钉纹等,钵、盆口沿部位有"红顶"。陶器的制法以手制为主,较大器物采用泥条盘筑法,较小的器物直接捏塑。

少数器物的口沿部位可见修整痕迹。典型器物有小口瓶、圜底钵、锥形足鼎、双耳壶、深腹雌、器盖和瓮等。

以上诸遗存的自身特点和组合形式构成了东关一期遗存的基本特征。报告中属于东关一期的遗存已经有比较详细的分段,并列举了十余种陶器在早、中、晚不同阶段的形式变化。通过对这些陶器的观察,我们有以下认识:一是早、中段器物的特征实际上是比较接近的,存在的区别其实并不大,它们与晚段的差别却相对明显;二是部分典型器物,如小口瓶、双耳壶、锥形足鼎等在逻辑演变关系中明显存在缺环,缺少明确的对应关系,难以在特征上表明器物之间的这种早晚变化的连续性。鉴于上述这些情况,我们认为东关一期的陶器划分为早、晚两期更为科学,早期包括原报告所划分的早、中两段,晚期仍为原报告所划分的晚段,这种划分方法应该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东关一期遗存的阶段性变化。(图一)

图1_副本.png

图一所列举的五种典型器物,除了双耳壶在晚期不见对应的器物外,其余四种在整个东关一期都是始终延用的,其总体特征归纳如下:

尖底瓶早期呈现圆腹的造型,有一个略微明显的肩部,到了晚期基本变为弧腹,更接近于“枣核形”,其余特征与早期器形相差不大。

锥形足鼎均为圈底,在早期呈现鼓腹的造型,三足集中分布于腹的底部,足间距较小,足尖略外撇,晚期腹部最大径下移,变为垂腹,三足的分布形式接近于圈底的外围,间距较大,足尖基本垂直向下。

深腹罐早期的器形腹部微鼓弧收,晚期的器形腹部最大径下移,鼓腹特征更加明显。折沿盆均为敞口,弧腹内收成小平底,早期基本为平折沿,晚期变为斜沿或卷沿。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五种作为分期依据的典型器物不过是东关一期陶器中形态变化比较显著的,其实大多数陶器,如钵类器,虽然数量最多,且在东关一期从早到晚始终都在使用,但在形态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此类器形并没有列入我们所作的分期表中。

遗存的阶段性变化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以陶器为代表的遗物方面反映比较明显,而且在遗迹方面也有相应的表现。发掘的情况表明,早、中段不见墓葬,晚段则不见房址,显然,房址与墓葬应分别属于我们划分的早、晚期。壕沟的情况相对复杂,且大多数只被局部揭露,形制不完整,因此,判断它们的规模要借助宽度、深度等现有量化指标。我们选取沟口宽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早期多大、中型壕沟(口宽2米以上),少量小型壕沟(口宽2米以下);晚期多为小型壕沟,少量中型壕沟,而沟口宽度在4米以上的大型壕沟只存在于早期,晚期不见。

综上所述,作为一组特征突出的遗存组合,东关一期遗存无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显然具备了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因此,对其加以科学的命名是非常必要的,报告中有"东关一期文化"的称谓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文认为,既然这种文化以东关遗址首先确认,东关一期遗存的文化内涵又如此典型,因此,称其为东关文化是比较适当的。


对东关遗址全面的揭露,尤其是对仰韶早期遗存所在的第IV区的全面揭露,为我们在空间上认识这个时期的聚落提供了可能。根据报告中所提供的遗址IV区遗迹分布图,结合我们有关东关文化分期所作的结论,我们把属于该文化的遗存重新加以遴选,可以得出这样的遗迹分布图。(图二)

图2_副本.png

图中显示,遗址IV区东关文化早期的遗迹分布比较规整,基本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侧遗迹相对稀疏,主要为一条南北向大型壕沟——G3;东侧遗迹比较密集,是灰坑与房址交错分布的地带,房址中有一座规模较大,形式规整,其余几座房址的规模均较小,大体沿着壕沟的方向排列。无论大小房址均为单间建筑,房址周围散布大小不一的各式灰坑。晚期的遗迹分布比早期密集,基本也分东西两个部分。西侧为数道平行沟,东侧则密布灰坑等遗迹。晚期的壕沟数量比早期多,方向没有什么变化,但分布的位置较早期向东平移,就个体来说,规模没有超过早期的。东侧的灰坑等遗迹层位关系比较复杂,相互之间很少没有打破关系的。墓葬数量不多,只有几座,分布并不集中,大体分为东西两组,南北向排列,墓向基本呈东西向,墓葬与邻近的灰坑之间也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层位关系。从整体上看,早晚聚落位置总体上改变不大,但在聚落的具体构成方面,早、晚阶段存在着差异。

北部只是东关IV区全部发掘区的一部分,IV区南部也发现了与北部西侧规模相当的大型壕沟——G4,呈东西向延伸,表明这样的壕沟在遗址区内并不是孤例。在IV区的中部也大量存在这时期的房址,说明除该区北部遗存相对丰富外,中部区也是这一时期聚落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

综合以上发掘成果,我们总结出东关聚落的基本特征:

1.早期聚落

早期的东关聚落由大型壕沟、房址、灰坑组成。壕沟分别位于聚落的西、南两侧,均为大型壕沟。它们分别在西、南两侧呈南北向和东西向延伸,最终在聚落的西南部相通,在聚落的外侧形成一个半封闭结构,构成聚落的围沟。聚落的东、北部无人工围沟遗迹,聚落的边缘即为台地的边缘,台地下不远处为奔流的沇河河水。上述围沟与沇河所辖的区域是这个时期的聚落范围,围沟附近及聚落四周,除个别小型灰坑外,基本不见遗迹;聚落的中心区在中、北部,房址、窖穴遍布,多数灰坑之间及其与房址之间存在叠压打破关系。

早期聚落中,大型房址F8,平面为比较规整的圆形,口径近4米,面积约13平方米,是这片区域内最大的房址。咫周围不见房址,仅有少量灰坑(少数打破它的灰坑除外),但在距离它约10米范围内的西、南侧却分布4座中小型房址,由南向北依次为F2、F4、F6、F5(F7也被认为是一座房址,但其面积不足1平方米,不像供人居住的房址,不计在内)。这4座小型房址面积虽然大小略有差别,但间距却大体相等,在2米-3米之间,在分布位置上,它们分别位于F8的不同方向,并且与F8之间的距离基本相同,经测量大约10米,非常有规律。这些现象表明,不但这几座小型房址之间关系密切,而且它们与大型房址F8之间也应该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就目前所揭示的情况来看,它们的分布呈现以F8为中心,10米左右为固定间距的特点,在平面上构成一组相互联系的扇形建筑群。

由于发掘工作只揭露了面积有限的部分遗址区,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个建筑群还仅仅是局部,在F8以北和以东的位置尚有大面积未揭露的区域,而这些地区尚未到达聚落的边缘,还有遗迹分布的空间,因此,根据已知的这种布局特征加以推测,这些大量空白的区域内应该还有与几等性质相同的房址,也以F8为中心,沿同一半径在F8周围依次排列,与F2等中小型房址一道共同簇拥在F8周围。我们的这种推想在IV区其他地点的发掘中得到了印证。在IV区中部有与F8同时期的房址F1,它与周围的房址之间也存在着同F8等布局相类似的现象,表明以F8为代表的房屋布局形式在聚落内并不罕见。这样以来,以大型房址居于中心,中、小型房址排列于大型房址周围,一个比较完整的圆形向心布局的居住群就形成了。已发现的大型房址F1与F8分别位于聚落的中部和北部,距离相对较远,间距在40米左右,说明在东关一期,这样的向心布局形式在聚落内分布是十分普遍的,可能是这个时期比较常见的聚落组合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房址之间并非一片空白,其间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灰坑,有些灰坑形制规整、加工细致,应是作为储物的窖穴使用,废弃以后才成为灰坑;另外一些灰坑形式简单,呈不规则的锅底形,可能仅是取土坑,然后作堆放废弃物的垃圾坑等使用。灰坑密集程度很高,很少见无叠压打破关系的灰坑,有些灰坑甚至存在近10组叠压打破关系,还有一些灰坑打破房址,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仰韶早期阶段的人类在这里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遗迹之间的层位关系十分复杂;另一方面也说明,大约在这个时代的后期,原本比较规整的早期聚落已经开始逐渐遭到破坏了。

2.晚期聚落

晚期的东关聚落由中小型壕沟、灰坑等组成,分布较散乱,看不到类似早期规整的布局形式。聚落大型围沟所在的部位被数条中小型壕沟所替代,并且位置也向聚落中部略有移动。壕沟之间基本都有打破关系,如中型沟G11相继打破G12和G13,小型沟也有打破中型沟的,表明晚期的聚落其实在使用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改变布局,但移动的幅度有限。晚期壕沟在规模上普遍比早期小,从功能上分析,中型壕沟还可以勉强充作围沟防护,太小的壕沟则似乎只是排水沟。

聚落区内虽然不见房址,但灰坑数量大,而且分布非常密集,灰坑之间叠压打破关系也比较普遍。根据它们的密集程度,大体分为东西两组:第一组位于壕沟的东部,与小型壕沟有交叉;第二组位于第一组东部,灰坑数多达十几个。从各方面分析,此时期应该存在一定的居住址,否则这些灰坑的大量存在是难以解释的。因为通常情况下灰坑与居住址十分接近,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时作为居住的房址也应基本在这些灰坑区的各自范围之内。再根据不同灰坑相对集中于不同区域这些特点,推断晚期聚落的居住址也应分成了相对独立的不同组。就目前的发现情况来看可能分为东西两组,沿着壕沟的方向南北向排列。

晚期聚落总体说来不如早期的聚落成规模,各种设施在聚落内的分布以无序为突出特征,寓示晚期聚落的内部变化不但强烈而且频繁。但就是这样分散的聚落形式,在它的后期也遭到类似早期所经历的破坏,聚落的中北部又为墓葬区替代。这些墓葬基本平行,成行排列,打破了我们所划分的两组灰坑群中的不少灰坑。从形制和特征上观察,这些墓葬应该属于同一人群,但与那些成片的史前公共墓地不同的是,东关这时期的墓葬在位置上并不特别邻近,而是分成若干组,已发现至少为两组,第一组由M7-M9和M13组成,第二组包括M10-M12。由于这些墓基本为小型墓,且多数墓中无随葬品,因此难以从遗物获取墓葬具体年代及墓主身份等级相关信息。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们所划分的第一、二组墓葬正好分别位于我们所划定的第一、二组灰坑群即居住址范围内,第一组在西,第二组在东,形成两片分别独立的埋葬区域。这样的分布态势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两组墓葬与两组居住址之间或许存在着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特殊到即使在居住址废弃后作为墓葬区,也只是作为某个群体的专用墓地。据各种情况推断,这两组墓葬分别是原有各组居住址上居民的墓葬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东关聚落陶窑数量较少,在窑内也未采到遗物,因此不能确定是属于早期还是晚期,但所发现的几座均位于聚落的东北部,其他处不见,说明早晚期聚落的制陶窑址的位置可能变动不大。


东关聚落作为一处典型的史前聚落,在解读当时社会形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观察东关遗址的不同时期聚落可以看出,聚落的阶段性变化其实是无时不在的,如墓地的产生与晚期居住址之间大致可划分出一个阶段,大型围沟设施初成之时的原始聚落形式,壕沟与遗迹之间的更替变化等,都可以作为阐述聚落演变的重要环节之一,它们在揭示聚落完整演变过程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材料所限,我们目前还无法对此作出结论性认识,但这种微观运动贯穿于聚落的整个发展过程,正说明了史前聚落无时无刻不处于改变之中。聚落考古研究的对象以聚落综合体为主要目标,东关聚落早期无论从规模、布局和设施等构成形式都比晚期更能反映东关文化聚落的整体特点,毫无疑问应是该文化聚落形态的代表,因此我们选取它作进一步分析。

根据发掘的情况可知,类似F8及周边中小型房址这样的居住群形式在聚落内并非一处,除了F8、F1所在的北部和中部外,聚落区域内还有这些居住群可以分布的大空间,因此都可能存在同样的建筑。从目前情况来看,已发现的房址,无论大、中、小型任何形式,相互之间及它们与大型围沟G3、G4之间都没有叠压打破关系,并且都处于G3、G4所环绕的范围之内,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房址、壕沟这些设施应基本是同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暗示出由它们共同构成的布局形式应该代表了这个聚落初成阶段的特征。居住群中心建筑与周边建筑中小型房址的关系在解读聚落结构方面是有意义的。由实际发现得知它们之间的距离一般在10米左右,而两个最近的居住群中心建筑大型房址之间的距离约40米,那么可知两个居住群之间的间隔应大约20米。东关仰韶早期聚落面积经调查约12万平方米,围沟内的聚落区范围当然达不到这个数字,但仍有较大的空间适合于居住,因此,当时的聚居规模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东关聚落早期的围沟设施并不是全包围式的"环壕",而是只在西、南两侧才有围沟,东、北两侧无类似的围沟遗迹,对聚落只形成半包围结构。聚落防护沟的兴建是出于安全的需要,主要防范野生动物的侵犯或者是阻止外来人员的进入,它们共同的目的都在维护聚落内的安全,有的围沟本身可能还兼有防洪的功能。东关的围沟规模大,形制规整,显系人工产物,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造成这样的围沟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足见聚落居民对安全的重视程度相当高。但是,聚落的东、北侧却不设围沟,这一点却又与重视安全性这一点是矛盾的。那么是不是东关时期的人忽略了东部与北部的防御了呢?当然不是,相反是巧妙利用了天然的地理环境来加强聚落的安全。因为聚落位于沇河的西岸,沇河水川流不息,所以在东部为聚落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聚落的北部没有河流,可是由于流水的作用形成大量冲沟,造成无数高高低低的断崖,虽历经千载现在仍保留一般在5米-8米的落差,这样的地形对聚落也起到了有效的防护作用。因此东关聚落虽然从表面上看并不具备完整的环壕,但实际上还是按照环壕聚落的原理去兴建的,对聚落而言,壕沟、河流、断崖等在功能上其实是一致的,它本质上是一个环壕聚落。

东关这种聚落形式在垣曲盆地内的考古学文化中并不是孤例,与其同时代及晚期的聚落中也有采用。与其隔黄河相望的渑池关家遗址仰韶中期聚落即延续了这种形式,一方面挖制人工壕沟,另一方面也利用了高台地、多河流及天然断崖等特殊地形来加强聚落的安全[1];另外,垣曲宁家坡庙底沟二期聚落也有宽约10米、深约4米的大型壕沟,环绕于聚落的西南部和西部边缘,聚落北部和南部则为天然的冲沟,东部即亳清河,从三个方向构成天然的屏障[2]。可见这种因地制宜的方法是黄土丘陵地带比较广泛采用的聚落防护形式。

东关遗址的聚落形式与周边地区的同时代文化在特征上有相近之处,类似的聚落在半坡[3]与姜寨[4]等遗址的仰韶早期阶段也存在。半坡遗址的仰韶早期聚落的平面呈不规则的圆形,房屋、灰坑等设施集中分布于聚落的中心,居住区分成两片,每片里有一座大房子,周围是小的居室,居住区外侧围绕大型防护沟,沟外北侧是公共墓地,东侧是制陶窑址;姜寨遗址的仰韶聚落总体分为居住区、窑场和墓地三个部分,聚落区西南以河岸断崖为天然屏障,东、南、北三面有人工围沟环绕,平面呈椭圆形,居住区内有中心广场,周围分布5群大小房址,每群以一座大房子为主体,周围分布几十座中小型房子,门均朝向中心广场。比较各地相关聚落,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具有聚落构成的必备要素,它们通常由围沟形成一个较封闭的整体,有公共的活动场地和公共墓地,聚落区内分布多个以大型房子为中心,周围散布中小型房子的小型群落等。但半坡遗址据研究应为二重环壕聚落,在其外围大型壕沟内、居住区周围还有小型内壕对聚落加以环绕[5],这种结构在其他的聚落中是不见的。聚落之间这些具体形式方面的差别是地域性的标志,也反映了同类聚落对于本身结构的不同需求。

(未完待续……)


注释:

[1]樊温泉:《关家遗址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0年2月13日。

[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宁家坡陶窑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0期。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

[4]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

[5]钱用鹏:《关于半坡遗址的环壕与哨所》,《考古》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