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水井的考古学分析

2019-10-09 18:18:59

本文原载于《文博》200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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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如果没有水,人类的生活、生产都将无法进行。而作为人类获取水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水井的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人类开始一定程度地摆脱了地表自然水资源的束缚,在生产生活中能够更好地利用水资源。学术界对此甚为关注,不断从传说资料、文献记载、考古发现诸方面探讨水井的起源、功用以及凿井技术等问题[1],加深了人们对史前水井的认识。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聚落形态、地理环境等因素入手,对史前水井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以期更加客观地认识其功能与意义。

一、水井的分类与分布特点

据初步统计资料,我们把史前水井的发现概况列成一表(表一)。按照其构造技术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竖穴型土构井和加固型木构井,这里分别定为A型和B型。其中B型又可以分Ba亚型,即木框架井,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2]、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发现的水井;Bb亚型,即木筒加固型,如浙江嘉善新港[4]、浙江昆山太史淀[5]等地的水井;Bc型,竹箍苇编加固型,如上海松江汤庙村[6]等遗址所发现的水井。以下举例分类描述。

表一:中国史前水井发现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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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凡标“BC”的绝对年代数值皆为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其余分别取自其资料发表处。

A型:以枣庄建新遗址水井为例。遗址坐落在建新村北侧一片高出周围1.5米左右的平坦台地上,东、南、北三面群山环绕,西部为开阔平原,遗址北侧有一条小河。[7]水井J1发现于房屋建筑群(居住区)附近,井口距地表深0.32米,距井底2.1米。平面近方形,直壁圜底,井壁不甚规整,略有凹凸。井口东部有一台阶,半圆形,长0.44、宽0.3、距井口深0.5米。台阶上平放两个石块,一块近似菱形,一块长方形,大小可容人足。井壁上发现两个脚窝,一个在西壁,长0.18、宽0.12、深0.09、距井口1.6米;另一个在东壁,长0.2、宽0.11、深0.1米,距井口1.02米。井内出土有鼎、鬶、罐、盆、器盖、瓮、箅的陶器残片。该水井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500年。

Ba型:以余姚河姆渡遗址水井为例。发现于遗址第2文化层[8],由200余根桩木、长圆木等组成,分内外两部分。外围有28根桩木组成一圆形栅栏桩,其内原为锅底形浅水坑,近中央是一边长约2米的方形竖井。竖井四壁有密集的桩木护围,其内侧又各用一根带榫头或卯眼的粗圆木或圆木。其上部用16根圆木组成一个近似方形的平面,用以加固井口和井壁,井深1.35米。其绝对年代为距今6174—5921年。

Bb型:以嘉善新港遗址水井为例。水井系一木筒浅井,井壁由圆木剖为两半,挖空后用长榫拼合而成。木筒断面为椭圆形,口部略残,南北直径0.63米,东西直径0.45米,残深1.63米,壁厚0.05米,距底0.79米处挖有长宽各0.07米的斜方卯孔两个,用长榫连接两侧卯孔,并用小木楔插紧以防脱落,井底垫以厚约0.10米的河蚬贝壳过滤、净化水质。

Bc型:以汤庙村遗址水井为例。发现于上海松江汤庙村[10]下层。呈直筒形,中腹微鼓,最大腹径0.7米,深2米,井壁有芦苇印痕和零星的残竹片,芦苇印痕都呈纵向排列,间距0.04-0.05米,推测当时井壁有芦苇和竹片圈箍支撑。属崧泽文化晚期,绝对年代为距今4860±230年。

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史前水井在地理分布上(见图一:中国史前时期水井分布图)主要发现于北方黄河下游区和南方长江流域的环太湖区。从中国地理形势分析,这两个区域都位于太行山脉、巫山山脉一线以东地区,即我国地形分布的第三级阶梯上,海拔高度多在200米以下。这一范围内河流众多,水系稠密,地下水源丰富,相比较而言水位较低。从小的地理环境来看,绝大多数水井所在的遗址周围或附近地区有河流、湖泊等地表自然水源存在,说明该遗址具备发现地下水源的条件。从分类方面看,环太湖区与黄河及其支流沿岸区各有侧重,前者以B型水井为多,后者则绝大多数为A型井,这也与两个区域的具体地理条件应有关系,北方土壤节理致密具有直立性,土构井不易坍塌;南方土壤质松软,粘性大,所以多需外加设施进行加固。这一点亦可从井的角度上来看,南方的水井的一般在0.5-2米,而北方的则多是2米以上,甚至有深至十几米的。

二、水井的用途和意义

毋庸置疑,水井的意义就是为了解决日常生活生产用水。但水井的具体用途仍需进一步分析,并由此可以看出水井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密切程度及其影响作用。而水井的功能与其在聚落中的位置、汲水方式乃至使用频繁程度密切相关,我们可以根据水井在聚落遗址中所处位置等来分析其具体用途。

从表一可知,有不少水井位于聚落的居住生活区内,尤以黄河下游最为显著,如舞阳大岗遗址的水井位于聚落中心,枣庄建新、汤阴白营的水井位于房屋附近。南方地区可能也有部分水井位于居住生活区内,如河姆渡遗址的水井等。想必应是聚落中的居民用以获取生活用水的。在一些史前城址中还发现有公共地下排水管道,如淮阳平粮台城址。既有较为系统的排水设施,想来排水量较大。除排除城内降雨积水外,可能也包括日常生活废水。而生活用水的来源,估计也应与水井有关[11]。另外,从考古发现亦可得知,一些水井可能与制陶有关。如河南临汝煤山[12]、河北邯郸涧沟[13]两遗址的水井旁就发现有陶窑,或水井与陶窑间有路土相通,说明水井还与制陶生产用水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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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中国史前时期水井分布图

1.浙江余姚河姆渡 2.上海青浦崧泽 3.江苏苏州草鞋山 4.浙江湖州花城 5.江苏昆山太史淀 6.上海松江汤庙村 7.江苏吴县澄湖 8.浙江嘉善新港 9.江苏江阴黄塘泽 10.河南舞阳大岗 11.山东济宁张山 12.山东枣庄建新 13.河南汤阴白营 14.河南临汝煤山 15.河北邯郸涧沟 16.河南鹿邑栾台 17.山东兖州西吴寺 18.山西襄汾陶寺 19.山东邹平丁公 20.河南洛阳矬李

大量沉落井底的汲水陶器也可以作为说明水井用途的一个证据。从表一我们可以得知,许多水井中都发现有破碎的陶器,其中高领罐、贯耳罐、贯耳壶、扁壶等器物在很多遗址的水井中都有发现。兖州西吴寺[14]井底的陶器还有水锈斑痕;河北邯郸涧沟遗址发现的水井底部有半完整的陶壶、瓶、罐等器物50多件,残破者将近百件,这些陶器多有残其领者,很像因汲水而沉落井底,考虑到水井在陶窑附近,因为用水量大的原因,消耗的汲水器自然也要多一些。联系到这些器物的器形(高领、带耳,壶类居多),我们推想它们可能与汲水有关,或者本身就是汲水器。另外,关于汲水陶器打水的方法,在《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15]一文中,作者所附的图八(汲水器吊装方法示意图)可供我们参考。另外,南方地区还有一些水井则发现于聚落遗址的农业生产区内。尤其苏州唯亭草鞋山遗址[16]水井与水田的有机联系,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史前水井用途和意义的认识。该遗址位于苏州市唯亭镇的东北阳澄湖畔,包括生产、生活区和墓葬区。在所发现的马家浜文化时期水田中,也包括多处水井遗迹在内。该遗址东、西两片水田遗迹共发现水井10个(J18、J19、J28-30、J35、J31-34)。从东区已揭露的南北长30米、东西宽10-17.5米的范围内水田的分布情况来看(参见该文图二:马家浜文化时期水田遗迹(东)分布图),区内33处水田块,可以通过南、北、中三组水井为水源进行灌溉。南部有水井J35。这是一座口径1.8×1.5米,深1.9米的大型井,存水量可达近3立方米。一般情况下已能满足南部8处水田的用水量。中部有水田S9、S13-S15,则有水井J18、J19来进行灌溉。北部有水井3座(J28-J30),分布在北部的水田可由这3座水井为水源进行灌溉。以上这三组以水井为水源的灌溉系统,不是相互分割的,是互通的。全区的所有田块和水井都是相互串联在一起的整体,所需水量的大小可相互调度。灌溉系统由水井、水口、水沟组成,这种灌溉系统已涉及到基于实质性需要的技术构思,反映了原始的稻作农业的基本面貌。其绝对年代为距今6000年左右。

由此说明,这一时期人们对自然的改造已超出我们先前的认识。“草鞋山遗址大小塘和小水井(或蓄水坑)及水沟的同时存在,还说明灌溉技术可能已经有了集约式大规模灌溉与分散式小规模灌溉的区别。”“这些水井或蓄水坑的出现与存在,说明稻作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可能已被普遍采用,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17]严文明先生将史前稻作农业依时间分为萌芽期或发轫期(10000BC-7000BC)、确立期(7000BC-5000BC)、发展期(5000BC-3000BC)、兴盛期(3000BC-2000BC)[18]。比较之下,水井的发生发展主要是在史前农业的发展期与兴盛期(即距今6000-3000年)。这一时期是稻作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发现有稻谷遗存的地点约有60处之多,其中长江中下游约有50处。各种迹象表明,这时稻米已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粮,至少在长江中下游已是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水井应用于农业灌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理现象,尤其草鞋山的水井就是发现于水田之中,说明南方地区的水井可能还与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应该说,基于地理差别的两个分区,即北方的黄河流域及其支流区和南方的环太湖区,由于其所处的大的地理背景的不同,其中水井的功能也有差别,前者主要是解决生活用水及陶窑等少量生产用水;后者则由于其地理特点,已不局限于生活用水,开始用于农业灌溉。

三、相关问题的讨论与思考

从考古学年代序列上来看,目前所发现的史前水井,除个别属于前仰韶时期者(如舞阳大岗[19]、济宁张山[20]等)外,大多都属于龙山时代。在地域分布上,也只限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其他广大地区则尚未发现。而这些客观现象的出现似乎又很难归之于偶然因素的作用,一方面可能取决于水井起源的原因,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水井发明所必需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密切相关。

任何发明一般都是由社会需要引发的,而且还应具备所需各种条件。水井也不例外。从社会需要方面分析,一则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不得不向外迁徒和扩散,需要增加获取水源的方式;其二,史前时期人们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的卫生意识,如舞阳大岗遗址水井底部有蚌壳、浙江嘉善新港遗址[21]的木筒构造水井底部发现有贝壳,据分析这应该有过滤水质的作用。当然,这种卫生意识有时是迫于环境压力才产生的,如长江下游地区,许多遗址周围遍布的河湖水体都与海水直接相连,河湖水位受海潮涨落影响极大,致使河湖水体盐分升高、苦卤,不堪饮用。同时,洪涝灾害、河流季节性涨水等原因亦会使水体浑浊或受到污染,以致不能直接饮用。所以六七千年前长江下游的原始居民就开始利用天然积水坑,或人工开挖蓄水坑和水井的方法,以获取清洁卫生的生活用水[22]。同时,具备水井开凿所需的工具和技术是应有的重要条件。如果某一地区在一定时期不具备开凿水井的条件,那肯定不会有发现。而有些地区则可能没有开凿水井的必要,或因其自然条件所限(如当地为山地、水位过低等)不能开凿出地下水,而通过其他方式可获得水资源,则其必要性就要小一些。如在三峡地区即使是今天,一些地方仍然靠山体流水或泉水来解决生活和生产用水,史前时期自不殆言。关于水井的出现,许多学者已经做过推测,一般认为南方早于北方,即长江中下游地区早于黄河流域。不过,据现有资料来看,南方和北方所发现的最早的水井几乎是同时的,都在距今6000年左右,可见北方的水井并不比南方为晚。中国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同为中国文明起源地,中国的史前文明是“满天星斗”式的多源文明。从水井的用途和意义分析,南北方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农业灌溉,水井在南方地区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就是稻作农业的灌溉需要。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水井在南方北方的发明可能是独立进行的,而水井在南北方的同时发生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多源文明的观点。从水井的构造技术来看,从早期到晚期,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在土构井中,较早的多口大底小,有呈锅底状,到后来井壁竖直、光滑,有的有脚窝可供上下。木构井的发展也是如此,龙山时代汤阴白营的木构技术就明显高于河姆渡木构井。目前,我们还看不出土构井与木构井在出现时间上是否存在早晚之别。不过,从事物发展的逻辑关系来说,理论上土构井有可能是史前水井的原型,而木构井则可能是史前水井的改进加固型。另外,看见不等于发现,熟视无睹便很难谓之发现。所以,在考古学上,没有发现不等于不存在。从表一我们可以得知,目前所见史前水井的开凿技术已经比较高。尤其发现的木构井,即使是早期的,其也具备基本的榫卯结构,有一些做工相当细致。同时,在一些较早期的遗址中发现的灰坑,其挖掘技术也相当高。考古发现证明,“在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或稍早时期的居民,在长期与自然界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认识和掌握了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创造出适合当时当地生产生活需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建造了各种各类型的房屋、窖穴、陶窑等。这类土筑结构建筑,虽然形制结构不同,大小深浅不一,但就其挖掘方法、施工用具和技术要求而言,与开凿水井所需的条件没有根本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目前所见水井不是最原始的水井”[23],从而指出水井的出现可有要早到距今8000年以前。另有学者认为考古学中“灰坑”性质的界定,“必须作具体细致的分析,才能确定每个‘灰坑'的真正性质与功能”;并通过分析江苏苏州草鞋山、湖南澧县彭头山、河南舞阳贾湖等遗址的灰坑,认为考古发现中的部分灰坑可能是“小水田”、“水坑”、“水塘”、“水井”、“鱼塘”等农田水利设施[24]。上述情况提醒我们,在田野发掘工作中要慎而又慎,认真观察细致作业,客观认识确定各种遗迹的性质与功能。同时,在分析遗迹功能时,也应从聚落整体布局情况出发,结合遗迹之间的空间分布关系以及遗迹出土物的种类特征等因素来确定。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准确了解水井的起源与发生时间,客观认识水井的发展与普及情况,进而深入了解史前水井在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的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水井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已经掌握了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的技术与方法,大大减少了对江河湖泊地表自然水资源的依赖,使人们可以到远离地表水的纵深地带定居生活。因而,水井的出现不仅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也增加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内容,是史前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具体体现。有力地推动了史前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附记:本文是在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教研室钱耀鹏老师悉心指导下写成的,谨此深表感谢!文中插图由陈晓军绘制,亦致谢意。


注释:

[1]a.黄崇岳:《水井起源初探—兼论“黄帝穿井”》,《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b.钱耀鹏:《原井》,《青海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

c.张明华:《中国新石器时代水井的考古发现》,《上海博物馆集刊》〈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d.刘诗中:《中国古井形制初探》,《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

e.张子明:《秦汉以前水井的考古发现的造井技术》,《文博》1996年第1期。

[2]浙江省文管会、浙江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3]高天麟、张岱海、高炜:《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4]陆耀华、朱瑞明:《浙江嘉善新港发现良渚文化木筒水井》,《文物》1984年第2期。

[5]南京博物院:《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1990年。

[6]上海市文管会:《上海松江汤庙村遗址》,《考古》1985年第7期。

[7]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枣庄建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8]浙江省文管会、浙江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9]陆耀华、朱瑞明:《浙江嘉善新港发现良渚文化木筒水井》,《文物》1984年第2期。

[10]上海市文管会:《上海松江汤庙村遗址》,《考古》1985年第7期。

[11]参见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P318—32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媒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13]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

[14]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兖州西吴寺》,文物出版社,1990年。

[15]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从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

[16]谷建祥等:《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

[17]钱耀鹏:《略论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农业考古》2000年第1期。

[18]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

[19]舞阳大岗遗址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尚未详细报道。《舞阳贾湖》中如此记述:“在贾湖遗址北6公里有一个大岗遗址,该遗址较贾湖遗址要晚一期,很可能是贾湖人的后代。在该遗址的中心部位发现一个深6米多的水井,可明显看出有三层水位线,井底有许多汲水用的小壶。还发现有丽蚌和鳄鱼鳞板等。大岗遗址周围地势均较低,其东、南、西面均有故河道”。有关绝对年代问题,我们则根据《舞阳贾湖》P527所述,借鉴密县马良沟ZK0747的年代,约为6855±110BP,或BC.5460±5480(高精度表树轮校正年代)。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20]济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宁市张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4期。

[21]陆耀华、朱瑞明:《浙江嘉善新港发现良渚文化木筒水井》,《文物》1984年第2期。

[22]参见黄渭金:《刍议水井起源》,《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

[23]张子明:《秦汉以前水井的考古发现的造井技术》,《文博》1996年第1期。

[24]刘志一:《“灰坑”新议》,《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19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