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

2019-10-08 12:00:19

本文原载于《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全文约12116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


内容提要:二里头青铜文明是在具有兼容并蓄特征的中原文化基础之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间接影响而兴起。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以西进的新砦类型为基础,又融合了洛阳盆地附近部分土著因素和束颈圆腹花边罐等齐家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中双轮车等的出现以及青铜冶金术的发展也应当归因于齐家文化的东渐带来的西方影响。其环境背景则与距今4000年左右的气候干冷事件有关。结合文献记载推测: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主体为早期夏文化遗存,新砦类型可能是少康中兴之后融合大量豫东造律台类型等因素而形成的中期夏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少康数代之后某夏王西迁洛阳盆地而发展起来的晚期夏文化遗存。

关键词:夏文化;二里头遗址;青铜文明

公元前2000年初期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是自从进新石器时代以来东亚地区发生的最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变革。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讨论这一变革的文化基础、外来影响、环境背景及其与文献记载的联系。

早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初期,发掘者方酉生就提出“二里头类型应该是在继承中原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因素而发展成的”[1]。并具体指出其中山东龙山文化因素有三足盘和鬶。以后邹衡、李伯谦将二里头文化中的爵、觚、折盘豆、单耳杯等也确定为东方文化因素[2]。

1979年对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的试掘,走出了具体揭示王湾三期文化(即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关键一步[3]。发掘者赵芝荃将新砦发现的这类过渡性遗存称之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指出其略早于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文化[4]。1999年以来对新砦遗址大规模发掘,再次证明其第二期——“新砦期”遗存,构成该遗址的主体。发掘者赵春青等将这类遗存又分为早、晚两段,指出无论在地层还是陶器序列上,“新砦期”都晚于王湾三期文化而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嵩山东部地区率先经过“新砦期”发展为二里头文化[5]。也有不同意见。李维明将二里头一期分为早、晚两段,指出新砦期遗存只是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的一个地方类型[6]。

新砦二期早、晚段分别以2000T4H26和2000T6⑧为代表,其实二者只在个别方面略有区别,如深腹罐的折沿凸棱前者比后者更明显,前者还残留圆肩直领瓮,而后者仅见折肩直领瓮等。二里头一期的II·VT104⑥和II·VT1040⑤虽然有叠压关系,而且前者花边罐的花边距口沿比后者略远,平底盆唇部贴边不如后者明显,表明之间的确有细微的早晚之分,但总体上阶段性特征并不很突出,要以此为据将已发表资料归纳为早晚两段,也还很是勉强,不如暂将二里头一期视为一个整体,更易观察其全貌[7]。

比较来看,二里头一期和新砦二期晚段遗存的确近似,它们共有的陶器种类就有深腹罐、深腹缸、罐形鼎、盆形甑、弧腹盆、平底盆、盆形擂钵、直领瓮、尊形瓮、折腹豆、三(四)足盘、折腹器盖、平底碗、觚、鬶等,这已经构成两类遗存的陶器主体。但它们之间总体形态上还是存在着普遍性的区别:新砦二期晚段的器物胎体厚薄较为均匀,轮制比例较大,折沿转折处棱角分明,有的甚至有凸棱,器腹较深而二里头一期的器物胎体厚薄不甚均匀,手制轮修比例较大,唇部多有贴边,折沿转折处棱角不显、不见凸棱,器腹变浅。此外,每类器物的具体特征也都存在看得见的差异:前者的深腹罐中腹圆鼓,下腹略内收成小平底零后者的深腹罐中腹较为平直,有的与下腹连接不够圆滑,底较大。前者的敛口罐形鼎有明显的子母口,折沿罐形鼎深垂腹圜底;后者的敛口罐形鼎子母口退化不显,折沿罐形鼎浅弧腹平底。前者的盆形甑深鼓腹小底,近底有一周柳叶形箅孔,底部有五六个小圆孔,后者的盆形甑浅弧腹大底,底面中央一个圆形大箅孔,周边四五个柳叶形、椭圆形或者三角形大箅孔。前者的双鎏或双环耳弧腹盆深鼓腹小平底,后者浅弧腹大平底。前者的直领瓮、尊形瓮下腹急收,后者下腹缓收。前者折腹器盖的盖钮有喇叭状、平顶状、蘑菇状三种,且蘑菇状盖钮顶端多隆起较低,后者只见蘑菇状钮器盖,盖钮顶端隆起较高。前者的平底盆唇外没有贴边,后者有贴边。前者的擂钵和平底碗小平底,腹、底转折分明,后者大平底,腹、底转折不显。只有折盘豆例外,前者转折反不如后者明显(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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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二里头一期和新砦二期网段陶器比较

1、15.深腹罐(IIH216:13、2000T6⑧:930)2、16.深腹缸(VIIIH53:14、2000T6⑧:784)3、17.敛口罐形鼎(IVH106:12、2000T6⑧:772)4、18.折沿冠形鼎(II·VT104⑥:51、2000T6⑧:779)5、19.平底盆(II·VT104⑥:28、2000T6⑧:598)6、20.尊形瓮(IIH216:17、2000T11⑦B:41)7、21.器盖(II·VT104⑥:48、2000T6⑧:211)8、22.雷钵(II·VH148:15、2000T6⑧:627)9、23.直领瓮(II·VH148:12、2000T6⑧:810)10、24.折豆盘(II·VH148:20、2000T11⑦A:28)11、25.平底碗(II·VT203⑦:13、2000T6⑧:616)12、26.双鋬弧腹盆(II·VT104⑥:47、2000T5⑧:22)13、27.双耳弧腹盆(II·VT105:18、2000II⑦A:56)14、28.甑(IXH1:12、2000T6⑧:827)

新砦二期晚段不同于二里头一期的大部分特点,如薄胎轮制、棱角分明、中腹圆鼓、小底凸出、深腹等特征,以及矮足鼎等器类,都恰好与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相似。而子母口器(包括子母口缸、子母口鼎、子母口瓮、子母口钵等)、高足罐形鼎、折壁器盖、平底盆、甗等陶器,则同豫东造律台类型有直接联系[8]。这就从类型学上证明新砦二期晚段遗存早于二里头一期,不可能是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一个地方类型。二者主体器类又近同,表明二里头文化一期主体来源于新砦二期晚段类遗存,而且二里头文化一期的东方因素也主要由新砦期遗存带来。鉴于新砦二期遗存与龙山时代的王湾三期文化及造律台类型之间的联系更多一些,且尚未出现陶爵、花边罐以及青铜礼器等二里头文化典型要素,还是以将其放在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末段为宜[9],可称之为王湾三期文化新砦类型。该类型主要分布在郑州、新密和巩义一带。和煤山类型相比,其分布范围“呈现向北、向东南移动的趋势”[10],汝州、禹州、登封等地则仍基本为煤山类型的延续。

不过,二里头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显然还吸收了洛阳盆地及临近地区的文化因素。例如二里头文化特有的爵,就不见于新砦类型,也不见得直接来自东方,而应当由洛阳王湾、孟津小潘沟等遗址发现的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的平底实足鬶形器发展而来。杜金鹏就直接称其为原始陶爵[11]。尤其小潘沟的一件高足原始陶爵,已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陶爵极为接近[12]。这类原始陶爵中最早的一件出自上蔡十里铺遗址[13],属于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大概是早期海岱龙山文化的陶鬶西进豫中南后地方化的产物(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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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王湾三期文化原始陶爵和二里头文化一期陶爵比较

1.十里铺(H5:1)2.小潘沟(T5H44:52)3.二里头(II·VM54:7)

如果我们不限于二里头文化一期陶器而做整体观察,会发现二里头文化大型宫殿建筑,钺、戚、璋、圭、多孔刀、柄形器等玉礼器,以及兽面纹题材等众多文明要素,也都主要是在以新砦类型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新砦二期发现有大型浅穴式建筑[14],稍早的新密古城寨城址中更有380多平方米的官殿式建筑[15]。相当于新砦二期早段的巩义花地嘴遗存见有钺、铲、璋、琮等玉礼器,璋下端带扉齿,与二里头文化的璋基本一致,还有朱砂绘兽面纹子母口瓮[16]。

陈剩勇和吕琪昌等则强调二里头文化的陶鬶、盉、玉钺、琮、璧、璜、多孔刀,以及兽面纹等重要因素,均发源于江浙一带[17]。诚然,陶鬶、盉和石钺、玉璜最早诞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虬庄文化、马家浜文化,兽面纹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末段就从长江中游传播至跨湖桥文化。至铜石并用时代,陶、玉钺、琮、璧、璜以及兽面纹等包含复杂历史信息的文化特征,集大成于辉煌的良渚早期文明。但应当看到,这些因素中的陶鬶、盉、石钺、玉璜等从公元前5000年左右开始就已经向周围扩散,玉琮、璧和兽面纹则主要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良渚文化衰败后,向海岱、晋南等地流传,这都与二里头文化的初始有着相当长的时间差距。这些因素先后辗转汇聚中原,最后主要通过新砦类型而变成二里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二里头文化一期只有鸭形陶壶等少量器物直接受江浙地区文化影响,据此不能得出二里头文明主要源于中国东南地区的结论。

二里头文化一期突然出现大量束颈圆腹陶罐,其中口沿外箍一周附加堆纹或直接压印唇面者被称为花边罐。有的带单耳,也有少量下加三足成为束颈圆腹罐形鼎。

这类束颈圆腹罐与中原和东方的侈口深腹罐风格迥异,却和西北地区长期流行的同类器物神似。在束颈圆腹罐口沿外或者颈部箍咐加堆纹的做法,从仰韶晚期就开始常见于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沿面压印花边最早见于庙底沟二期阶段的仰韶文化阿善三期类型,至龙山前期,则普遍流行于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的老虎山文化、宁夏南部的菜园文化(图三:1)[18],波及客省庄一期文化(图三:2)[19]和齐家文化(图三:3),龙山后期扩展到整个甘青齐家文化(图三:4、5)[20]和渭河流域客省庄二期文化当中[21]。中原一带只是在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偏晚,才于洛阳矬李等遗址出现个别束颈圆腹花边罐[22],这自然应当是西北地区同类器的进一步东向渗透所致(图三:6)。因此,二里头文化中束颈圆腹罐(包括花边罐)的源头就应当在西北地区。但它是在二里头文化形成的时候直接来自西北地区,还是从洛阳盆地王湾三期文化间接继承的呢?

让我们从对关中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的分析入手。这类遗存包括陕西陇县川口河[23]、西安老牛坡H16和H24[24]、华县元君庙M451[25]和南沙村H12[26]、华阴横阵M9[27]等。陶器除大量单耳、双耳、三耳或无耳的束颈罐外(图三:7-9),还有双大耳罐、大口高领罐、折肩罐等陶器。实际上与甘肃永靖秦魏家[28]和大何庄遗存[29]为代表的齐家文化大同小异。如果我们将齐家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则此类遗存就属于晚期齐家文化,年代基本和二里头文化相当。其中西部的甘青和渭河上中游地区,流行红褐陶,器体瘦长,不见慢轮旋修陶器,这类遗存可称为“秦魏家类型”;东部渭河下游地区,多为灰陶,花边罐圆腹,有素面旋修陶器,可称为“老牛坡类型”[30]。与其类似的遗存还有丹江流域的商州东龙山早期遗存[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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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陶束颈圆腹花边罐

1.菜园文化(林子粱LF11⑤:11)2.客省庄二期文化(桥村H4:24)3-5、7-9.齐家文化(师赵村T317②:6,页河子H148:12,柳湾M968:1,老牛坡88XL I 2H24:14,秦魏家,横阵M9:5)6.王湾三期文化(矬李H22:31)10-12.二里头文化(二里头II·VT104⑥:21,西崖村H4:40、48)

正如张忠培和孙祖初指出的那样,“宝鸡地区客省庄文化的消失便是齐家文化向东拓展的结果”[32]。不但宝鸡地区,整个关中地区龙山时代之后文化格局的大变都与晚期齐家文化的大规模东进有关,甚至朱开沟文化早期也受到晚期齐家文化强烈影响。齐家文化继续东进的结果,就是与西进的新砦类型在洛阳盆地碰撞,从而给二里头文化增添了大量束颈圆腹罐这种重要器物,见于偃师二里头、陕县西崖村[33]等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图三:10一12)。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的束颈圆腹罐虽不排除继承早先渗入洛阳盆地同类器的可能性,但主要为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初从甘青一关中一路传入。以前不少人以为关中的花边罐是二里头文化影响的结果,其实正好颠倒了因果关系。

晚期齐家文化向中原腹地的强烈渗透,带来的当然不应当只是陶束颈圆腹罐这一种因素。林沄早就注意到“北方系青铜器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己经存在,而且对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发生了影响”[34]。安志敏据齐家文化铜器发达这一现象,推测中原铜器“很可能是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35]。美国学者菲兹杰拉德·胡博更明确提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起源或许与中亚地区巴克特利亚冶金术的东传有密切关系,从西而东的具体传播路线是中亚与西伯利亚一新疆一甘青一中原,最后直接产生作用的正是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并推测铜爵和觚与伊朗沙赫德遗址的带流罐和铜杯可能存在联系[36]。王迅还提到二里头文化中马的出现有受西北地区影响的可能性[37]。

的确,龙山时代的中原(包括东方)地区,还很少有能够确认专门的青铜器(不包括利用共生矿冶炼的具有青铜性状的所谓青铜器),且只见铃、锥、片状物等个别铜器;而二里头文化青铜冶金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工具、武器、容器种类繁多,这不能不让人将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突然兴起与有着悠久历史的西方冶金术的东传联系起来。西伯利亚、中亚至新疆西部的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斯卡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塞伊玛一图宾诺文化、奥库涅夫文化,阿尔泰至东疆的克尔木齐类遗存、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的晚期齐家文化,不但普遍流行刀、斧、矛、镜、泡饰等青铜器,而且绝对年代都在公元前2000年初期,构成西方冶金术东传并渐次土著化的坚实链条[38]。随着束颈圆腹罐所揭示出的晚期齐家文化向关中乃至中原的强烈东渐路程的逐渐明朗,西方冶金术对二里头青铜文明的间接影响实际已得到确证。如林沄指出的那样[39],二里头遗址三期出土的一件青铜环首刀明确属于北方系[40],另一件铜“戚”实即北方系战斧的变体[41],这两件器物都可以在晚期齐家文化找到类似器[42]。菲兹杰拉德·胡博也指出二里头三期的十字镂空圆牌与中亚有关。金正耀的分析表明二里头二期的一件锥为砷铜合金[43],透露出其与四坝文化、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砷铜合金可能存在联系的信息,而砷铜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经出现在西亚地区[44]。另外,二里头文化的戈与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的管銎斧有相似之处[45],或许受其启发而产生(图四)。反过来,二里头文化的嵌饰绿松石的兽面纹牌饰以及陶盉等,也传播至甘肃的齐家文化晚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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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晚期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铜器比较

1、3、4.斧(齐家坪、南湾、二里头K3:1)2、5.环首刀(商罐地、二里头IIIM2:4)6.戈(二里头III采:60)

(1、2.晚期齐家文化3.哈密天山北路文化4-6.二里头文化)

除了青铜器,二里头文化中车的出现也与西方影响有关[47]。一般被认为公元前2000年初最早的双轮马车,出于乌拉尔山南部的辛塔什塔墓葬,轨距1.25一1.3米[48];而近年在二里头遗址三期发现的双轮车辙印,轨距约1.2米[49],二者彼此近似。

此外,轮制制陶技术的衰落,虽于龙山后期偏晚已现端倪,但至二里头文化则顿然明显起来。这或许与齐家文化代表的陶器手制传统的介入,以及西方先进冶金术传入后手工业技术的重点转移都有关系。

不过,西方文化只是间接影响到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作为二里头青铜文明象征的爵、觚、鼎等青铜礼器,在东方、中原均有陶器原型且源头深远,与中亚器物风马牛不相及。铸造青铜容器所使用的复合泥范铸造技术,早在龙山时代已经出现,与中西亚流行的硬型石范铸造技术也明显有别。这说明二里头青铜文明主要是在中原(包括东方)基础上发展而来。实际正如李水城指出的那样,中亚冶金术“这种外来的影响力对于中原地区而言经过一站站的中转、筛选和改造而不断地被弱化,而中原地区冶金术的真正崛起并形成独立的华夏风格,则是在二里头文化晚期才最终实现”[50]。

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从根本来说与公元前2000年前后欧亚大陆的气候波动有关。

吴文祥和刘东生归纳指出,距今4000年前后的降温事件“被认为可能是新仙女木事件以来最为寒冷的一次降温过程,是历史时期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小冰期,也是世界上许多地区全新世气候演化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标志着当地气候最适宜期的结束和全新世后期的开始”。他们还指出,这次气候事件影响范围广,涉及到包括欧洲、北非和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大部地区[51]。就中国来说,这次干冷事件从大约公元前2300-前2200年开始,引起植被带整体南移,黄河流域则洪水频发[52],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达到干冷极点。当时天山冰川发生冰进[53],岱海地区的气温几乎降到0℃左右,降水也有明显减少[54],关中一带气候恶化[55]。至公元前1800-前1700年气候又稍趋暖湿,岱海盆地温度降水回升[56],豫东南地区河谷下切明显[57]。之后转向干冷,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再次到达谷底。

公元前2300-前2200年开始的气候恶化事件,对整个欧亚地区古代文明都有深远影响[58]。随着植被带的南移,处于北方草原地带的人们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向南迁徙,同时也适当调整生产方式。当这些南迁的北方人群与南方原有的主要从事农业的人群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冲突不断,从而引起大范围连锁式的文化格局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

就中国来说,可能是由于北方狩猎人群的南迁,和长城沿线农业生产条件的趋于恶劣,迫使内蒙古中南部和晋中一带的后期老虎山文化向南迁徙,造成临汾盆地曾强盛一时的陶寺类型的衰亡[59],骁并使临汾以南的庙底沟一期末期类型向豫中西地区推进,与豫中的王湾三期前期文化融合,形成了实力强劲的王湾三期文化后期[60]。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继续大规模南进,造成石家河文化的衰亡,奠定了中原腹心地区文化的核心地位[61]。另外,洪水灾害可能是造成长江流域石家河文化等衰落的原因之一,而灾害稍轻的中原文化不但没有在洪灾面前倒下,反而通过治水强化了中原地区的组织管理能力,促进了中原社会的文明化过程[62]。

就西伯利亚和中亚来说,为了适应气候向干冷方向的转化,在西伯利亚草原兴起了以马拉战车为特征的半农半牧文化一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斯卡文化,之后发展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并向偏南方向大规模扩展。其中一支扩展到新疆西部,其影响的余波则直达中原。

公元前1800年左右气候稍转暖湿,为中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王湾三期文化新砦类型在此背景下西进,与西方半农半牧文化的东进余波在洛阳盆地正撞在一起,从而融合成面貌一新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青铜文明于是兴起。一次大的气候事件,给各地文化都增加了一次大的变革契机,但结局却大不一样。最终中原文化拔得头筹,周围地区黯然失色。

苏秉琦和殷玮璋讨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将中国早期文化概括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的两个大区[63]。面向内陆的西北地区以黄河上中游为核心,与欧亚大陆中西部颇多联系,面向海洋的东南地区以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为核心,与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颇多联系,而在中原兴起的二里头文化是东西两大文化传统汇聚融合的结晶。正是中原地区“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兼容并蓄的二里头文明兴起的前提。此外,中原腹地也大致在中国东部季风区的中央,年均温度、降水量和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都大致适中。这大约是中原文化既能够长久绵延发展而不至于忽生忽灭,能够始终积极奋进而不会不思进取的主要原因。

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商文化的关系,已经热烈讨论了半个多世纪。

1956年郑州洛达庙遗存发现后,李学勤就认为其最可能是夏代的文化[64]。1959年徐旭生等调查发现包含洛达庙类遗存的二里头遗址后,结合汤都西亳的记载,认为此遗址“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65]二里头遗址发掘之后,学术界基本仍遵徐旭生的说法,至少认为其晚期已进入商代。许顺湛则认为其早、中期大概就是夏代文化[66]。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讨论渐成热潮。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观点:其一,邹衡提出“汤都郑亳”说,据此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属夏文化[67]。其二,安金槐提出“禹都阳城'说,据此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二期属于夏文化,三、四期属早商文化[68]。80年代以后,孙华和田昌五提出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为夏文化、四期为商文化的看法[69]。李伯谦则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整个二里头文化都是夏文化[70]。就连曾主张二里头遗址属于汤都西亳的赵芝荃,也根据新砦遗址和偃师商城的新发现,将其观点修正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同为夏文化[71]。可见,至90年代以前,在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这一点上,已经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认同。笔者曾经利用“禹征三苗”引起的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大范围取代,论证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之初己进入夏代,又依据二里头文化三期对外影响极大而四期衰败的现象,论证夏商交界在三、四期之间[72]。稍后高炜等论证夏商文化的分界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早晚段之间,就等于进一步确认了二里头文化基本都属于夏文化的观点[73]。

如果承认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新砦期和里头文化主体均属于夏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夏文化呢?

田昌五曾指出,“二里头文化当是从少康复国后发展起来的”[74]。李伯谦认为,二里头类型“很有可能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的夏代文化’[75]。而笔者则从曲尺形镂孔柄豆、贯耳壶等陶器上看到了二里头文化与造律台类型之间更为直接的联系,又考虑到少康中兴所依靠的有虞氏的遗存可能正好对应造律台类型,因此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极可能诞生于少康之时,是在王湾三期文化的基础上,随着有仍、有鬲和有虞等东方居民的西进并带来龙山文化因素而形成的。而且如此一来,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晚段文化中衰的现象也可以用‘太康失国’来解释”[76]。

近年新砦遗址大规模发掘之后,笔者才知道王湾三期文化末期的中衰现象只发生在登封、禹州等早期夏文化的核心地区,嵩山以东居上。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原地区只有文化格局调整和重心转移,并未发生普遍的文化衰落。新砦类型本身就包含大量造律台类型等东方因素,二里头文化的造律台类型因素正是通过新砦类型而来。这就从逻辑上提供了这样一种新的可能:新砦类型才可能是少康中兴之后融合大量豫东造律台类型因素而形成的遗存,二里头文化只能是少康数代之后某夏王西迁洛阳盆地而发展起来的文化。我们可以称新砦类型为中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为晚期夏文化,而早于新砦类型的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主体自然就是早期夏文化了。

注释: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2]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第5期。

[4]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17页。

[5][8][10]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537、540、541页。

[6]李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夏文化初始》,《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一一1959年一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9]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第一期。

[11]杜金鹏:《陶掘——中国古代酒器研究之一》,《考古》1990年第6期。

[12]洛阳博物馆:《孟津小潘沟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

[13]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9-80页。该遗址还出有属于王湾三期文化前期的陶觚(M5:1)。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市新砦城址中心区发现大型浅穴式建筑》,《考古》2006年第1期。

[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1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巩义市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考古》2005年第6期;顾问、张松林:《花地嘴遗址所出“新砦期”朱砂绘陶瓮研究》,《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3期,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2004年。

[17]陈剩勇:《东南地区: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一一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文化圈的比较研究探寻夏文化》,《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吕琪昌:《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18]宁夏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宁夏菜园一一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甘肃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20]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一一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文物出版社,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隆德页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58-195页。

[21]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

[22]洛阳博物馆:《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1期。

[23]尹盛平:《陕西陇县川口河齐家文化陶器》,《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

[24]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25]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45-46页。

[26]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2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30]张天恩:《试论关中东部夏代文化遗存》,《文博》2000年第3期。

[31]杨亚长:《陕西夏时期考古的新进展——商州东龙山遗址的发掘收获》,《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5期,2000年。

[32]张忠培、孙祖初:《陕西史前文化的谱系研究与周文明的形成》,《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3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陕县西崖村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34]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29-155页。

[35]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考古》1993年第12期。

[36]Louisa G.Fitsgerald-Huber:Qijia and Erlitou: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Early China 20,pp.17-67,1995.

[37]王迅:《二里头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

[38]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

[39]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291-295页。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4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42]如甘肃广河齐家坪的环首刀和康乐商罐地的双耳斧,见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43]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文物》年第1期。

[44]J.D.Muhly.The Beginning of Metallurgy in the world.In R.Maddin(ed.) 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 Metals and Alloys.Cambridge,MA:MIT Press.1988·2-20.

[45]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4-187页。

[46]张天恩:《天水出土的兽面铜牌饰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47]在二里头文化发现车辙以前。中国商代马车源自西方的观点就很盛行。见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4年,第1-75页。

[48]Gemng.V.F.Zdanovich,G.B.and Gening,V.V.Sintashta.Cheliyabinsk,1992.(俄文版)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122-123页。

[50]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

[51][58]昊文祥、刘东生:《4000a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第四纪研究》第21卷第5期,2001年。

[52]崔建新、刘尚哲:《4000年前中国洪水与文化的探讨》,《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39卷3期,2003年。

[53]陈吉阳:《天山乌鲁木齐河源全新世冰川变化的地衣年代学等若干问题之初步研究》,《中国科学》(B辑)1988第2期。

[54]刘清泗、汪家兴、李华章:《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湖泊演变特征》,《区域·环境·自然灾害地理研究》,科学出版社,1991年;刘清泗、李华章:《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岱海一一黄旗海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及预测》,地质出版社,1992年,第16-54页;许清海、肖举乐等:《孢粉资料定量重建全新世以来岱海盆地的古气候》,《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第23卷第4期,2003年。

[55]贾耀锋、庞奖励:《关中盆地东部李湾剖面全新世高分辨率气候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17卷第3期,2003年;黄春长、庞奖励、黄萍等:《关中盆地西部黄土台塬全新世气候事件研究》,《干旱区地理》第25卷第1期,2002年。

[56]许清海、肖举乐等:《孢粉资料定量重建全新世以来岱海盆地的古气候》,《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第23卷第4期,2003年。

[57]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科学出版社,1998年。

[59]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韩建业:《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60]韩建业:《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一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

[61]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

[62]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63]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64]李学勤:《近年来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新建设》1958年第8期。

[65]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66]许顺湛:《夏代文化探索》,《史学月刊》1964年第7期。

[67]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第2期;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

[68]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2期。

[69]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考古》1980年第6期;田昌五:《夏文化探索》,《文物》1981年第5期。

[70]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

[71]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1983),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17页。

[72]韩建业:《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73]高炜、杨锡璋、王巍、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

[74]田昌五:《夏文化探索》。

[75]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

[76]韩建业:《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中谈到,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曲尺形镂孔柄豆(东干沟M1:1)、贯耳壶(二里头IVM26:3),与豫东王油坊遗址龙山同类陶器很是近似(H5:42、M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