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2019-10-08 19:19:14

本文原载于《考古学研究》1997年00期。

全文约11000字,阅读时间约20分钟。


一、引言

本文所谓豫东南地区指南阳盆地以东、汝河以南的河南东南部地区,包括驻马店地区大部和信阳地区。

豫东南地区地跨华北、华中两大区,作为中国北方和南方重要地理分界线的淮河从中部流过。由表一可以看出,豫东南淮河南北地区在地貌、气候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不过总体说来,该地区处于过渡地带,兼有暖温带和北亚热带的特点。雨量充沛、雨热同季、河流众多,属于湿润气候。生长期长,作物一般一年两熟,是重要的农业区。但由于七八月份集中降水,故洪涝灾害经常威胁着该地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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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开发等研究,距今4000左右有一“凉期”。[2]但这是相对于此前此后的所谓“暖期”而言,其实际气候特征与现在应该基本近似,或者更温暖湿润一些。如据植硅石分析及浮选出的炭化稻粒证明,驻马店地区龙山时代的水稻栽培有一定规模,这与现在当地以小麦等旱作农业为主的情况有所不同。另外,龙山时代该地区普遍于河谷发生堆积,许多支流淤塞成湖,排水不畅,洪水发生的频率可能较大。

温暖湿润的气候为豫东南龙山时代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龙山遗存在豫东南地区分布广泛且为数甚多,仅1984-1985年就普查出300余处(图一)。[3]这些遗址成群分布于淮河及其支流上、中游的两岸,并多位于地势较高的台地上;在河流下游或低洼处则较少见到。淮河以北当地人一般称之为“岗”、“寺”、“台”,淮河南称“台”、“台子”、“岗”、“堆”、“畈”等。

相对于河南其它地区而言,豫东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做得很少。50年代曾有过三次发掘,即1951-1952年泌阳板桥、[4]1953年信阳三里店[5]和1954年信阳阳山的发掘。[6]这三次都发现有龙山遗存,但由于发掘规模小,材料单薄,加上当时工作方法的局限性,故没有解决多少问题。此后,发掘工作长期处于停顿状态。[7]直至80年代以后,才又试掘了信阳南山咀[8]和罗山擂台子[9]等遗址。1992年秋,北京大学考古系和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驻马店市西郊的杨庄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该遗址位于豫东南北部,龙山遗存不同时段的层位关系清楚,对于弄清豫东南地区文化面貌和谱系提供了重要依据。时至今日,已基本具备了对该地区龙山时代文化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研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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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豫东南龙山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略图(引自《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

前人对豫东南龙山时代文化尚未有过综合性的论述,只是在一些田野报告和论文中有所涉及。五六十年代,依据信阳和泌阳三次发掘的材料,有人就注意到淮河流域龙山时代文化既有同“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相似的一面,又与“湖北新石器文化”有关。[10]苏秉琦在一篇记述70年代初信阳“业余考古”的回忆录中,除提到其与湖北的关系外,还注意到了其中的山东因素。[11]以后高天麟、孟凡人进一步提出泌阳、信阳几处龙山遗存的文化面貌既和“王湾类型”有明显区别又深受其影响;[12]董琦更提出“南山咀类型"的命名。[13]由于材料欠缺,这些论点的提出多半是推理性的。

本文将在分析杨庄等遗址的基础之上,对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分区和文化性质等作一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二、文化分期

豫东南龙山遗址为数众多,但经过发掘的不过6处,它们是驻马店杨庄,信阳阳山、三里店、南山咀,罗山擂台子和泌阳板桥三所楼。

(一)杨庄遗址的分期

杨庄遗址位于汝河支流练江河北岸的二级阶地上,为一高出周围地面1-2米的土丘,面积约4万平方米。上面是二里头文化堆积,下面叠压着龙山时代的文化堆积。

龙山堆积可分若干小层,T2、T16、T17、T20、T30和T31等探方都存在各小层间互相叠压的层位关系;再加上一些灰坑、瓮棺等与地层之间的叠压或打破关系,结合出土陶器的比较分析,可将其分为三组,列表如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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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质陶色的变化来看,第一组单位除了居于多数的泥质和夹砂灰陶外,泥质红褐陶也占相当比例,并有极少量夹蚌壳末的粗松褐陶;第二组单位不见夹蚌壳末陶,但出现了少量磨光黑陶,泥质红褐陶比例大减;第三组单位泥质灰陶和黑皮陶增加,红褐陶及磨光黑陶很少。

陶器纹饰在三组单位中也有明显差别。第一组篮纹和素面陶比例相当,篮纹多为横拍;第二组横篮纹基本不见,流行右斜窄篮纹,拍印整齐连贯,边角分明;第三组篮纹大增,多呈左斜或竖行,宽而浅乱,绳纹也稍有增加(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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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器总体造型特征上分析,第一组平底、三足和圈足器都较多,制作较为规整;第二组流行小平底器,三足器也较多,圈足器减少,造型规整,棱角分明;第三组底部变大,平底多略内凹,陶胎加厚,器形不十分规整。

三组单位中陶器种类也明显不同。第一组单位主要有罐、宽沿盆、圜底篮纹钵、红陶杯及宽扁式足鼎等,高领溜肩罐、高直领鼓肩瓮、敛口瓮、缸、圈足碗、喇叭柄豆和漏斗形擂钵等也有一定数量;第二组以鼓腹罐、深腹罐、矮乳足鼎、高锥状足和三角形足鼎、矮直领瓮、小平底碗数量最多,敞口小平底钵、圈足盘、直柄豆、高领小罐、盆形擂钵、鬶、瓶等次之,还有个别细高实心柄红陶杯和筒状擂钵;第三组主要器类与第二组大同小异,但其敛口大底钵、深腹盆形大箅孔甑、鸡冠耳盆、盘形器等富有特色。

即便是同类器物,在三组单位中的形态特征也不尽相同。罐在一组中瘦腹,近似腰鼓形,折沿近平,唇面朝上;二组中有鼓腹、深腹之分,折棱明显突出,沿面下凹明显,多为方唇,下腹急收成小平底;三组中折棱不十分明显,沿面略凹,多尖或圆唇,下腹较胖,平底略凹。鼎在一组中多呈浅腹釜形,鼎足宽扁;二、三组流行矮乳状足罐形鼎,也有较多锥状或三角形高足罐形鼎,只是第二组大圆腹,第三组瘦腹下垂,口沿部的变化与罐近似。直领瓮在一组中很少,领较高;一、三组中流行,领变矮;第二组广肩近平,胖腹小平底,第三组肩稍溜腹略瘦,底变大。碗在一组中呈圈足弧腹状,二组中为斜腹小平底,三组中平底变大。豆在一组中柄较矮粗,外张成喇叭状,并多饰镂孔,二、三组则流行细高直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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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驻马店杨庄龙山前期陶器(一段)

1、4、7.罐(T20⑦:12、H29:4、T16③A:1) 2、5.盆(T30⑤:31、T20⑦:1)3.敛口瓮(T30⑤:5)6.缸(T16③A:27)8.钵(H29:10)9.高领罐(T10⑤:2)10.小盆(T16③A:8)11、16.豆(T30⑥:9、T30⑤:1)12.直领瓮(T30⑤:11)13、18.鼎足(T16③A:6、T13②:2)14、15、19、20.红陶杯(T31⑦:5、T20⑦:3、T31⑦:2、T11⑥:12)17.碗(T16③A:3)

从以上对三组地层单位中陶器变化的分析来看,很清楚可分三段,每一组单位对应一段。但段与段之间的关系并不相同:二、三段之间有较多一致性,一、二段之间的差别则至为明显。比如夹蚌陶仅在一段出现多横篮纹流行于一段,二、三段则为竖或斜施;一段的红陶杯、宽扁式足鼎、圈足碗、高领罐、宽沿盆、圜底钵为二、三段不见,二、三段流行的鼓腹罐、深腹罐、矮乳状足鼎、高锥状或倒三角形足鼎、平底碗等也为一段所无。这就是说,杨庄龙山遗存可分两大阶段三小段:第一段为前期阶段,第二、三段为后期阶段(图二一四)。

(二)阳山等遗址的分期

阳山遗址:主要试掘了一条灰沟和一片灰层。当时发掘者就注意到灰层底部的包含物和灰沟的内涵近似,从而推测灰层年代晚于灰沟。

灰沟的陶器红、灰、黑三色比例相当。夹砂陶多夹粗砂。以素面陶居多,也有饰横篮纹及弦纹者,并见个别着带状深红色彩的器物。流行圈足器。主要器类有凿形足罐形鼎、带划纹或凸棱的宽扁式足釜形鼎、圈足碗、粗柄镂孔豆、红陶杯、高柄杯、高纽器盖等。其红陶杯与杨庄前期的厚胎者相似,总体特征基本近似于杨庄前期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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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驻马店杨庄龙山后期陶器(二段)

1、2.罐(W12:2、W3:1)3.直领瓮(W12:1)4、5.鼎(W10:1、T30③:4)6.盆(T17⑨:3)7.圈足盘(T30③:5)8.碗(T30③:3)9.钵(H27:4)10.瓶(T5④A:33)11、12.器盖(H7:1、T15④:2)13.豆(T30③:14)14.擂钵(T8⑤:61)15.直领小罐(H7:3)

灰层的陶器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有少量磨光黑陶,基本不见红陶;篮纹均竖或斜施,较为浅乱。器类仅发现深腹罐、矮乳状足和高锥状足鼎、盆、平底碗、豆等,总体特征与杨庄后期三段近似。

由此看来,阳山龙山遗存可分两大期,二者间差别甚大(图五)。

擂台子遗址:为一高出周围地面近4米的高台子。Tl第⑨-⑤层属龙山堆积。若细论之,第⑨-⑥层与第⑤层内涵有明显不同,试掘者分别称之为第二、第三组遗存。第二组遗存以夹砂和泥质灰陶居多,泥质红褐陶占相当比例,并有少量灰黑陶。素面陶居首位,横篮纹次之,有镂孔装饰。陶器造型规整,火候较高。种类有凿形足罐形鼎、宽扁式足鼎、平折沿罐、深腹盆、平底甑、长颈壶、高直领罐、深腹厚胎缸、镂孔圈足豆、红陶杯、擂钵、鬶等,特征与阳山一期相近。第三组遗存夹砂和泥质灰陶占绝大多数,有黑皮陶,红褐陶很少。篮纹均竖行或斜施,较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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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驻马店杨庄龙山后期陶器(三段)

1、4.罐(W13:2、1)2、3.直领瓮(T7⑥:15、W1:2)5、7.鼎(W7:1、T5④A:1)6.甑(T8⑤:61)8.碗(T2⑤:1)9.豆(T13②:1)10.钵(W8:1)11.盆(T14④:1)12.擂钵(W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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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信阳阳山龙山遗存陶器

1.鼎 2.红陶杯 3.豆 4.高柄杯 5.器盖 6、8.碗 7.罐(1-6.出自灰沟,7、8.出自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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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罗山擂台子龙山遗存陶器

1、10.罐(T1⑧:47、⑤a:36)2、8.盆(T1⑥:41、⑤a:38)3.擂钵(T1⑨:54)4.高柄杯(TI⑩:63)5.壶(T1⑧:44)6.豆(T1⑨:23)7.红陶杯(T1⑩:61)9.瓮(T1⑤a:34)11.碗(T1⑤a:40)

陶器制作略显粗糙。器类有矮乳状足和侧扁三角形足鼎、凹折沿罐、敞口深腹盆、矮领瓮、平底碗、鬶、擂钵、缸等,特征与阳山二期基本相同。为方便起见,我们将这两组遗存分别称作擂台子龙山遗存一、二期(图六)。

三所楼遗址:位于沙河北岸。发掘者将其文化堆积分为上、下两大层。上层属龙山堆积,它本身又包括相当于杨庄前期和后期的两类遗存,可惜未从地层上分开。相当于杨庄前期的器类主要有宽扁式足鼎、厚胎红陶杯、圈足碗、镂孔圈足豆和红陶小动物等;相当于杨庄后期的有深腹罐、矮乳状足鼎、盆、直领瓮、平底碗、平底杯等。就是说,三所楼龙山遗存也可分作两期(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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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泌阳三所楼龙山遗存陶器(均出自上文化层)

1.敛口瓮 2、10.直领瓮 3、14.碗 4.陶鸟 5、11、17.鼎 6.高柄杯 7.豆 8、9.红陶杯 12.盆 13.杯 15.深腹罐 16.壶

三里店实际上包括鲍家山和北丘两个遗址。二者下层属仰韶到龙山时代的文化堆积,但未从地层上将它们进一步分开。

明确属龙山时代的陶器有北丘下层的几件红陶高柄杯,有的着带状红彩,形态与阳山一期的同类器近似。

此外,南山咀遗存也有所谓“龙山文化”遗存。但简报所见陶器图不过6件,其中仅H5所出平底盆和器盖各俩件可能属龙山时代(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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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信阳南山咀H5陶器

1、2.盆(H5:3、6)3、4.器盖(H5:5、7)

兹将前四处龙山遗存的分期加以比较并列成表四。此表所列分期基本可代表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

前期,即第一段。除表中所列外,还有泌阳板桥、荆树坟,[14]信阳三里店,罗山方湾,[15]遂平唐岗(图一〇)、马台寺(图一一)、杨台寺,汝南詹庄(图九)、天堂寺、刘备台,驻马店单高楼,确山竹沟和光山谢套村后[16]等遗址。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灰陶最多,泥质红褐陶亦占相当比例,泥质红陶并有施红衣或着带状红彩的,有极少量夹蚌壳末的粗松褐陶。素面陶稍多,篮纹次之,另有少量弦纹、附加堆纹等;篮纹多横拍或交错拍印,凹陷与凸出部分宽窄相当,印痕较深,但不够连贯整齐。平底、三足和圈足器均较多,总体上制作较为工整。典型器类有红陶杯、高柄杯、宽扁式足鼎、漏斗形擂钵、圈足碗、高领罐等,其中以红陶杯数量较多且最富于特色,胎较薄者或施红衣;除此以外,罐、盆、钵、缸、粗柄镂孔豆、鬶等也有一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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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汝南詹庄龙山前期陶器(采集)

1.鬶 2.变异壶形器 3.高柄杯 4.红陶杯 5、6.鼎足 7.豆(标本现存于汝南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后期,包括第二、第三段。

第二段,除表中所列外,尚有遂平八里岗,汝南雷台寺、罗庄,确山国楼,光山泼河邬围孜、魏堂,信阳台子湖[17]和罗山董堆[18]等遗址。泥质和夹砂灰陶占绝大多数,有少量的磨光黑陶,泥质红褐陶大减,夹蚌褐陶 不见。篮纹增加,多为拍印深而整齐、清晰而连贯的右斜窄篮纹,凹陷部分明显宽于凸出部分,横篮纹基本基本不见;另有少量方格纹、绳纹、旋纹等。流行小平底器,圈碗足器比例减少。器形较小且素面的碗、杯、瓶类多属轮制,整齐划一;拍印篮纹的大器物也多胎薄规整。罐、鼎类折沿方唇,唇面常带一周浅槽,折棱突出,棱角分明。典型器类有鼓腹罐、深腹罐、矮乳状足鼎、高锥状或侧三角形足鼎、小平底敞口碗和直领瓮,小平底敞口钵、直柄豆、圈足盘、盆形擂钵、瓶、觚形杯、鬶等也为该期常见器类,仅个别细高实心柄红陶杯和筒形擂钵应分别由前期的厚胎红陶杯和漏斗形擂钵演变而来。

第三段,除表中所列外,尚有汝南天堂寺,驻马店薛庄、马庄、党楼,确山曹庄,信阳烧盆店、台子湾,光山徐畈,[19]罗山龙井、钓鱼台[20],泌阳板桥荆树坟等遗址。该段黑皮陶大增,磨光黑陶很少。篮纹最多,宽而浅乱,边缘模糊,不相连贯,多为左斜或竖行;少量大方格纹浅乱;绳纹稍有增加。陶器底部变大,平底略内凹,陶胎加厚,制作渐显粗糙;罐、鼎类口沿折棱不甚明显,多为尖或圆唇。典型器类大多由二段发展而来,如罐由方唇、折沿明显下凹、下腹内收明显、小平底变为尖圆唇、微折沿、下腹略鼓、大平底内凹;矮足罐形鼎由大圆腹变为瘦腹下垂;直领瓮由平肩变为溜肩等。另外,该段一定数量的敛口大底钵、深腹盆形甑、鸡冠耳盆、卷沿罐、盘形器等富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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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遂平唐岗龙山前期陶器(采集)

1.高领罐 2.擂钵 3.红陶杯 4.高柄杯 5.豆 6.圈足碗 7.鼎足(标本现存遂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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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遂平马台寺龙山前期陶器(采集)

1.高领罐 2.红陶杯 3.高柄杯 4.豆 5.圈足碗(标本现存遂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以上两期三段的陶器对比见图一二。

可以清楚地看到,前、后期之间发生了巨变,基本上不存在直接的发展和继承关系,应属类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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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分区

在分期的基础上看,豫东南龙山遗存在具有共性的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区域性差异。

(一)前期

前期可分南、北两区。北区包括驻马店地区大部,南区包括信阳地区,二者大体以淮河为界。北区遗存以杨庄前期为代表,三所楼一期、詹庄、唐岗、马台寺龙山前期均属此类;南区以阳山一期为代表,擂台子一期、三里店龙山前期及方湾三、四组也属此类。

北区以泥质陶居多,夹砂陶其次,并有少量夹蚌壳末的粗松褐陶,夹砂陶多夹粗砂,器表砂粒裸露;南区夹砂和泥质陶比例相当,夹砂陶表面较为光滑,并多羼和云母粉末。直领瓮、变异壶形器仅在北区发现,宽扁足釜形鼎也以北区最为流行,鼎足形式多样,有正面带凸棱、竖槽、按窝、镂孔等多种,而南区则流行壶、高柄杯、高纽器盖、凿形足罐形鼎;红陶杯在北区的比例也明显高于南区,而且北区常见薄胎红陶杯外施红衣者。另外,罐在北区口小,瘦高,近似腰鼓形,在南区者则口大,体较粗矮;钵在北区多见圜底饰横篮纹者,南区则多平底素面。

(二)后期

全区统一性强,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就现有资料看,难对其分区。

值得注意的是,豫东南淮河南、北地区在自然地理环境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地理上的南、北区和龙山前期文化上的南、北区基本吻合,说明人们共同体的活动的确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但反过来,地理上的差别在龙山后期则似乎影响不大,又表明其对人们共同体的制约作用毕竟是外因。人们共同体对环境的适应是积极的、能动的,文化分区的根本原因还得到其自身去寻找。

四、文化性质与命名问题

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原地区为“中原龙山文化”,江汉地区为“石家河文化”。那么,处于两大文化区交界地带的豫东南龙山遗存的文化性质又如何呢?以下将通过与周围同时期文化遗存的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前期

豫东南龙山前期遗存在总体特征上与石家河文化近似。但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分期、性质等问题也还正在讨论之中,因此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先得对石家河文化的某些问题作个简要的交待。

石家河文化1955年首先发现于湖北天门石河镇。[21]张绪球在《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分布与类型》一文中,[22]对其有较为全面的论述。该文将“石家河文化”分为三期,但观其陶器特征,“早、中期”与“晚期”遗存有很大差异。“早、中期屿屈家岭文化基本一脉相承。如以素面灰陶为主,高领罐、红陶杯、壶形器、圈足盆形甑、圈足碗、折腹缸等脱胎于屈家岭文化同类器而来,新出器类不过宽扁足鼎、漏斗形擂钵、腰鼓罐、红陶钵等不多几种。“早、中期”与屈家岭文化最大的区别是它有相当数量的泥质红褐陶,这主要是由于一组“红陶器物群”数量大增的结果,它们包括红陶杯、变异壶形器、大口圈足杯、高柄杯、钵、小动物、小人等,均个体小,制作粗糙,火候不高,不像实用品,而是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组“红陶器物群”在“早期”形成并逐渐增多,制作也较规整,胎薄容积大;“中期前段”数量达到高峰,“中期后段”大幅度减少,造型也极不规整,厚胎且几乎没有容积。其它陶器也有类似的演变规律。表明“早、中期”文化本身已经历了由盛而衰的整个过程。“晚期"遗存与屈家岭文化及“早、中期'遗存已不再属同一文化系统。它主要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红陶很少。“早、中期”那组“红陶器物群”及其它典型器类基本消失,而代之以直领瓮、直柄豆、圈足碗、平底碗、锥状或三角形足罐形鼎、盆形擂钵等具有明显中原龙山特色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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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豫东南龙山前期(北区)与青龙泉三期陶器对比图

1、2、5.唐岗采集 3、4、6.杨庄(T20⑦:1、H29:10、T20⑦:3)7-12.青龙泉(T2⑤C:25、60、T14③B:40、H2:2、T2⑤C:43、T46②B:25)A.豫东南龙山前期(北区)B.青龙泉三期

“早、中期”与“晚期”间的巨变从聚落的变迁也能反映出来。例如,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石家河城在“早、中期”沿用,城内墓葬区、建筑区等有一定规划;但到“晚期”则基本废弃,在原建筑区之上堆积灰层和一大批灰坑、瓮棺葬,说明先前的规划体制已不复存在。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石家河文化仅应指《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分布与类型》一文中的“早、中期”,而不包括“晚期”。

与石家河文化相比,豫东南龙山前期遗存也有相当比例的红陶,流行横篮纹,典型器类也是红陶杯、宽扁式足鼎、漏斗形擂钵、粗柄镂孔豆、高领罐、圈足碗和高柄杯等几种,所以虽然尚缺乏墓葬、房屋建筑等方面的信息,我们还是认为它基本属于石家河文化系统。

进一步来说,豫东南龙山前期的石家河文化遗存又可分南北两区。北区遗存与郧县青龙泉三期颇为近似。[24]除红陶杯、宽扁足鼎、高领罐、漏斗形擂钵等石家河文化的典型器外,腰鼓罐、拍印横篮纹的宽沿盆、圜底钵等在二者中也均为主要器类且形态相近(图一三)。不同的是,前者中篮纹比例占陶片总数的一半左右,而在后者仅为1 /3;前者有直领瓮无斝,后者正好相反;前者中一定数量的大口矮胖型红陶杯为后者不见,后者有骨器而前者没有。南区遗存和麻城栗山岗早期关系密切。[25]二者都流行壶、高柄杯、凿形足罐形鼎、高纽器盖等(图一四),红陶杯和宽扁式足鼎较少,都未发现骨器。稍为不同的是,栗山岗早期夹砂陶比例甚高,篮纹较少,而南区遗存则篮纹较普遍,且在夹砂陶中常羼和云母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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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豫东南龙山前期(南区)与栗山岗早期陶器对比图

1.擂台子(T1⑧:47)2-6.阳山灰沟 7-12.栗山岗(T1⑤D:26、T5⑤C:93、T14⑤C:29、T14⑤D:37、T12⑤C:35、T15⑤D:31)A.豫东南龙山前期(南区)B.栗山岗早期

豫东南龙山前期遗存的发现,使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向东向北伸展不少。据笔者调查,石家河文化的东北边界在遂平、汝南、平舆、新蔡、淮滨、商城一线。新蔡、商城以东大体进入安徽境内,虽然当地龙山时代文化的面貌尚不十分清楚,可基本不见石家河文化遗存却是肯定的。遂平、汝南以北是同属驻马店地区的西平、上蔡,这两个县有不少与石家河文化处于同一时期(龙山前期)的遗存,也受到石家河文化的一些影响,但文化性质却属于另一文化系统——中原龙山文化系统。以上蔡十里铺遗址为例。[26]该遗址龙山遗存陶器以泥质灰、黑陶最多,红陶很少,流行横篮纹,也有右斜窄篮纹。主要器类有矮乳足鼎、直领瓮、鼓腹、平底碗、折盘豆、圈足盘、平底实足鬶,都是王湾三期文化的典型器类;束颈壶、鼓腹壶、觚形杯、长颈鬶等在石家河文化中虽也有,但并非其典型器;只有个别宽扁足鼎、红陶平底斜腹杯和高柄杯似为石家河文化因素,可形态变化较大:鼎身呈罐形而非釜形,平底杯外饰旋纹,高柄杯直口深腹饰弦纹(图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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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五 上蔡十里铺龙山前期陶器

1.直领瓮(M5:2)2.罐(T1③:3)3.圈足盘(T4③:35)4、5、7.鼎(T4④:60、H3:9、T4③:36)6.碗(T4①:33)8、9.豆(M3:2、4)10、11.杯(H4:21、T3③:47)12、13.鬶(M5:9、H5:1)14.壶(M3:8)

十里铺一类遗存主要分布在豫中地区,在郾城郝家台、[27]襄城台王[28]和郑州站马屯[29],有清楚的地层关系表明其早于典型的王湾三期文化,临汝北刘[30]又见谷水河类型[31]遗存叠压其下,文化特征恰又介于二者之间,因此可将其归入王湾三期文化范畴,作为前期,而将典型的王湾三期文化作为后期。石家河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在豫中、南交界地带紧密接触却又泾渭分明(图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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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六 豫鄂大部地区龙山前期文化和类型分布示意图

I豫东南北区 II豫东南南区 III栗山岗类型 IV西花园类型 V石家河类型 VI青龙泉类型 VII季家湖类型 VIII划城岗类型上·中原龙山文化 下·石家河文化

(二)后期

豫东南龙山后期遗存和分布于豫中、豫西的王湾三期文化关系最密切,尤其与偏南的煤山类型[32]相似点更多,均流行瓮棺葬,在罐、乳状足鼎或直领瓮之上扣钵、罐作为葬具;土坑竖穴墓极少发现,均有发达的磨制石器,种类如半月形和长方形穿孔刀、铲、镰、斧、锛、凿等,有大量锋利且形态各异的镞,以一种圆头镞形器最具特色。陶器均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流行竖行或斜施篮纹,直领瓮、深腹罐、鼓腹罐、矮乳足罐形鼎、高锥状和侧三角形足罐形鼎、平底碗、平底钵、直柄豆均为主要器类,圈足盘、盆形擂钵、大口罐、直领小罐、平底杯、喇叭状器盖等也都较多。同时二者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前者灰坑皆锅底状,未发现骨器,磨光黑陶很少,陶色总体偏浅,方格纹罕见,缺乏带耳器,制作不够规整;后者袋状灰坑占一定比例,骨器在装饰品和生产工具中占重要地位,磨光黑陶较多,陶色较深,方格纹较多且有与篮纹同施一器的现象,带耳器常见,总体造型精美工整。前者的细高实心柄状红陶杯、盘状器为后者不见,后者的典型器双腹盆、则为前者所无,觚形器、甗、平底盆、平底实足鬶在前者中也没有发现。同类器物在形态上也有区别,如前者的深腹盆形甑大口收腹大平底,圈足纽式器盖直口,而后者的深腹甑小口鼓腹近似罐形,小平底或圈足,器盖大敞口翻缘。更为重要的是,前者的罐和鼎可分作两群,一群与后者的同类器基本相同,一般为灰或灰黑色,胎薄且内外层颜色一致,窄篮纹整齐连贯,器表较为光滑,夹砂量少,方唇,折沿折棱突出,造型规整;另一群则与之似是而非,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多红褐、灰褐、浅灰色或灰皮褐胎,夹大量细砂,胎厚薄不均,篮纹浅乱而宽,尖或圆唇,折棱不突出,制作粗糙。偏早阶段(二段)以第一群为主,偏晚阶段(三段)以第二群为主。第二群鼎、罐类器物的由少而多使前者与后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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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七 豫鄂大部地区龙山后期文化和类型分布示意图

I王湾三期文化 II造律台类型 III杨庄二期文化

豫东南龙山后期遗存与豫东的造律台类型也有相似之处,如鼎、罐、豆、碗都是较多的器物,直领小罐、盘形器在二者中都有,且形态近似。但总体特征上差别甚大。造律台类型有较多磨光黑陶,流行方格纹,炊器主要是甗和侧三角形足圆腹罐形鼎,这与豫东南龙山后期少见磨光黑陶,罕见方格纹而流行篮纹,以矮乳状足、高锥状或侧三角形足垂腹罐形鼎和罐作为炊器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另外,造律台类型较多的浅折盘高粗柄豆与平底盆等也都在豫东南龙山后期没有发现。

豫东南与南阳盆地龙山后期遗存也是有同有异。淅川下王岗晚二期为例,[33]它也拥有大批篮纹灰陶器物,主要器类同样是直领瓮、侧三角形足罐形鼎、鼓腹、直柄豆等几种,但其形态特征和豫东南后期同类器差别较大;另如釜、盆形鼎及大量带耳罐也在豫东南未见。

豫东南龙山后期遗存和桐柏山以南的随州西花园龙山晚期[34]也有共同的地方:都流行篮纹,有罐形鼎、平底碗、圈足盘、浅盘豆等,不过总体特征差异甚大,西花园的直领折腹瓮、平底盆形鼎等就在豫东南没有发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豫东南龙山后期遗存虽然与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有诸多相似之处,和周围其它同时期文化遗存也存在一致的地方,但它本身的地方特征却也是很明显的,不能纳入现已命名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因此,我们不妨以其典型遗址杨庄为名,暂称之为“杨庄二期文化”。杨庄二期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类型、后岗二期文化,甚至下王岗晚二期和西花园龙山晚期遗存一样,都包括在广义的中原龙山文化系统之内(图一七)。

五、结语

现在知道,处于淮河上、中游流域的豫东南地区不仅是地理上、而且是文化上的南北交汇地带。开放性和易变性是这个地区的最大特点。豫东南龙山时代文化正是在这个特殊环境中得以产生、发展和变化的。

仰韶时代末期,该地区是党楼一期一类近似于屈家岭文化的遗存,[35]它本身接受来自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谷水河类型等多方面的影响。它的陶器以素面或磨光灰陶为主,篮纹、弦纹、镂孔都有一些;夹砂陶多夹粗砂,器表砂粒裸露,有少量夹蚌与夹炭陶;这些特征或多或少地在当地石家河文化中得到延续。它的器类有凿形足鼎、厚唇盆、钵、折沿侈口罐、高领罐、缸、圈足碗、双腹豆、薄胎斜直壁平底杯、壶、圈足小罐、圈足杯等,大部分与当地石家河文化同类器存在发展关系。因此当地石家河文化即应由党楼一期一类遗存为主体发展而来。

龙山前期,当地石家河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除接受来自腹地的直接影响外,最主要的交流就发生在与王湾三期文化(前期)之间。开始时双方的互相影响旗鼓相当,但后来王湾三期文化(前期)终于占了上风。如果从湖北地区石家河文化的C14数据来看,这段时期的绝对年代大约在2500-2200之间。[36]

龙山后期,当地石家河文化被中原龙山文化代替,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变。从偏早阶段(二段)与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最相似,到偏晚阶段(三段)与之逐渐疏远这一过程看,似乎杨庄二期文化开始时是在王湾三期文化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只是继承了原来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此时石家河文化被广义的中原龙山文化的取代不仅出现在豫东南,在豫西南甚至湖北大部地区也都是如此。湖北地区龙山后期遗存和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的绝对年代都在大约2200-1900BC之间,杨庄二期文化的年代也当距此不远。

龙山时代以后,该地区是杨庄三期一类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这类遗存的绝大多数器类与杨庄二期文化并无继承关系,大量绳纹也非当地原有,但龙山时代的某些地方特征仍然得到保留,如夹砂陶夹大量粗砂、器表砂粒裸露的特点,陶色偏浅、红褐陶较多、罕见方格纹的特点;杨庄二期文化的第二群富有特色的鼎、罐类继续存在,只是腹瘦长,篮纹宽且极浅乱,制作十分粗率,数量很少。

豫东南乃至整个豫南和湖北地区龙山前、后期之间文化上的巨变,是一个十分重要而有趣的现象;围绕它,“禹征三苗”一类的历史性解释与探索固然必要,但生态环境变迁、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的探讨也势在必行。当然这些讨论的基础又都离不开进一步的田野工作。只有这样,对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才会更上一个新台阶。

注释:

[1]1.任美锷、包浩生主编:《中国自然区划及开发整治》,科学出版社,1992年;2·张家城、林之光:《中国气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2]1.王开发:《根据孢粉分析推断上海地带近六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大气科学》1978年第二卷第二期;2.任振球、李致森:《行星运动对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影响》,《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3.张景文、赵希涛等:《C14年代测定与中国海陆变迁研究的进展》,《第一次全国C14学术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

[3][16][17][19]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冲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4][14]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泌阳板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9期。

[5][1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三里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1期。

[6]河南省文物工作队信阳发掘小组:《河南信阳市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记》,《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8期。

[7]1978年在淮滨沙冢发现一座墓葬。从随葬品看,存在薛家岗和大溪文化末期两文化因素,又有浓厚的地方特点,时代早于龙山时代。信阳地区文管会、淮滨县文化馆:《河南淮滨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81年1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信阳南山咀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0年5 期。

[9] [15] [18] [2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1991年河南罗山考古主要收获》,《华夏考古》1992年3期。

[11]苏秉琦:《七十年代初信阳地区考古勘察回忆录》,《中原文物》1981年4期。

[12]高天麟、孟凡人:《试论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中原文物》1983年2期。

[13]董琦:《论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与夏代的考古学文化》,北京大学1992年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1]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3期。

[22]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分布与类型》,《考古学报》1991年4期。

[23]1.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石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2.石河考古队湖北天门邓家湾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4期。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25]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湖北麻城栗山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4期。

[26]河省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3期。

[2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襄城县台王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1期。

[2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郑州站马屯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2期。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2期。

[31]“谷水河类型”是仰韶文化四期时分布于伊洛汝颍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见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仰韶文化研究》第157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32]本文认为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可分为郑洛区的“王湾类型”和汝颍区的“煤山类型”。

[3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34]武汉大学随州考古发掘队:《随州西花园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1年2期。

[35]北京大学考古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驻马店市党楼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5期。

[36]本文C14数据均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数据均采用1988年国际C14会议确认的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表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