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个与早期文明相关的问题

2019-09-27 13:12:07

本文刊登于:《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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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古代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或要素,学术界已发现世界各地并不完全相同,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除与他地类似者外,还有自己的个性。

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于何时?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学者们往往把它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出现或形成联系在一起,有时甚或将二者等同。中国早期国家是何?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普遍讨论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问题之前,中国早期国家的认定就早有了结论,至少在中国学术界如此。即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早期国家,不仅有文献依据,而且得到大量考古发现的支持。因此,在总结和概括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或要素时,夏商周三代的文明特质便成了依据,如青铜器、文字以及反映礼制等级的建筑、墓葬和器具,有时再加上聚落形态,等等。

这些总结是有益的,它是进一步探讨文明发生至形成过程的基础。

无论文明的标志有多少,它所说明的社会状况都与社会的分层、人群的分等有关,包括财富的不均、权力的集中、礼制或其他规范的存在等,都在分等级的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体现。看来,在探讨古代文明发生与发展的时候,对社会等级的发生与发展尤其值得关注。对此,学界也做了不少研究。比如对聚落规模与形态的分析,对墓葬规模与葬品丰简的排比,对早期礼器的探讨,对青铜器的出现和文字发生的论述等。但是,在考古材料中有一项与人直接有关,而且对说明社会等级出现与存在至为重要的内容却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这就是对三代及其以前见于各类遗迹中的非正常死亡者的系统研究。由于这些死亡者没有专门的墓地,有的也没有正常死亡者那样专门的墓坑,所以在利用墓葬材料论证社会等级时,往往甚少考虑。部分学者对这些见于各类遗迹中的非正常死亡者称为“灰坑葬”或乱葬,并进行过分析探讨,得出了重要结论,但多限于其中某一现象、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期[1],缺少与历史的演进相联系并做长时段考察。这些死亡者是最低等的人,其中有不少人甚至如同其他动物那样被处置。这是说明社会分层、人群分等、人际或族际关系相当复杂的最佳材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发生与发展的重要方面。

对这些见于各类遗迹中的死亡者,笔者曾称之为“异类葬”,指导研究生做过相关论文[2]。称为“异类葬”未必合适,因为有不少死者谈不上葬,他们往往姿态怪异,或者肢体不全,凌乱不堪,此称仅是为了与正常的墓葬相区别而名之。

众所周知,商代已经是成熟的文明社会,学者所总结的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的诸项标志在此时几乎都明确具备。恰恰是在商代,“异类葬”发展到了顶峰,可先简单总结一下商代的考古发现,把握一下这方面达到了什么程度,然后往前追溯,探究其发生与发展,看看与古代文明的发生与发展有何关系。

商代对这些“异类葬”死者的处置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类。

1.全尸。包括人殉、人牲。前者主要见于各等级贵族墓葬与车马坑中,多者近百人,如殷墟王陵M1001所见[3]。后者不仅见于大型墓葬,还见于专门的祭祀坑、奠基坑及其他遗迹中。祭祀坑者如著名的殷墟后岗圆坑、王陵东区祭祀场和江苏铜山丘湾祭祀场中大量的祭祀坑等。在后岗圆坑73具人骨中,有37具为全尸[4]。奠基坑者见于小屯多座建筑基址,发掘者认为在建筑过程的各环节都要杀人祭祀。例如小屯乙七门前(内?)有四墓,门东一座(M137),门西一座(M104),中间一座正对门(M101),其正南前方又有一座(M167)。前三墓居后,东西成一排,相距各约4米左右。每墓各一人,面南而跪,各自手持一戈。最前面一墓(M167)也是一人,面北而跪,与前三者相对,一手执戈,一手执盾。依他们的布局和死者的情状分析,当属一次埋入。其埋于门前,应具守卫之意,或许在该建筑安门或落成后举行祭祀而埋入[5]。

其他遗迹所见完整尸体也很多,有不少肢体扭曲,或作挣扎状,远不及墓葬中那样规矩,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尸骨,包括以下两项的尸骨未必全是祭祀之牺牲,但其遭遇与动物牺牲相近或相同。

2.尸骨不全。此类情况最为复杂,多属人牲。除尸体稍有缺失者外(如因刖刑缺足者等),最常见的是身首分离的尸骨,即将头颅伐下后与肢体分别处置。头颅单放者非常普遍,见于贵族墓葬、祭祀坑、奠基坑、房址、灰坑、地层中等等。与头颅对应,无头肢体单放者也大体如此。就头颅单放者而言,如殷墟商王墓的填土中,多者一墓70余个,他们被分层放在填土中,其中墓道中的人头,摆放整齐,面部均朝向墓室,显然具有某种含义。在王陵东区祭祀场的祭祀坑中,“人头坑”数量最多。这些“人头坑”成排成群分布,每坑人头数量不等,多者有32个。在藁城台西多座房子内外发现数量不等的人头,有的埋于居住面下,或与奠基有关;有的位于居住面上,“可能是悬挂在屋檐下或室内墙壁、柱子上的,当房子被火烧毁后落于地面上,或房子的积土中”[6]。各遗址所见单独放置的人头,成年男性较多。

其他遗迹所见尸体不全者也不少,如偃师商城宫城北部祭祀场(最初定为垃圾场,称为“大灰沟”)一祭坑(H282)中,主要以人牲和牛、猪等动物牺牲为组合,“人牲有的被肢解,有的被腰斩,有的则为全尸”[7]。

3.用作器具原料。这实在是特殊的一类,“异类葬”都谈不上,但其毕竟是处置人骨的一种方式,故单列一类。此类见于商代前期。首先是比较著名的郑州商城内东北部宫殿区发现的可能与制作人头杯有关的现象。在此发掘的一段长15、宽2、深0.8米的壕沟范围内,发现近百个人的头盖骨(图版一),这些头盖骨不带面部和下颚骨,“都是从人头骨的眉部和耳部上端处横截锯割开后保留下来的头盖骨部分”,绝大多数头盖骨的边缘处,锯痕明显。而壕沟内少见面部骨骸,更不见人的肢骨、肋骨等其他骨骼[8]。凡此都说明应与制作人头杯有关。本世纪初,在登封王城岗发掘时,于早商时期的地层中,也发现有不带面部的人的头盖骨4件,边缘整齐,其中1号头骨与4号头骨均有砍痕(二者似将一头盖骨一分为二)[9],其性质与郑州商城者类似。其次是在郑州商城紫荆山早商制骨作坊发现不少骨器的制作是以人的肢骨为原料,所制器物有骨笄、骨镰、骨针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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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一 郑州商城宫殿区遗址埋人头骨壕沟

以人骨作为骨器的原料,实属罕见。总之,他们应该都是,或者绝大部分是当时身份最低的人。与人牲相类,都被当做普通动物一样对待。

以人骨作为骨器原料的现象,目前所知仅限于商代前期,此前此后都未发现(也许考古工作有疏漏,需今后注意),可谓空前绝后。在探讨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形态时,不能忽略不提。

以上是对商代“异类葬”的简单概括,下面再看一看商代以前如何。

约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没有发现王墓,规模最大的墓还没有龙山时期最大的墓大[11]。在已发掘的中小墓中偶有人殉,如山西东下冯遗址M401[12]。多数没有,包括二里头遗址发掘的一些规格稍高的墓,如2002年发掘的位于三号建筑庭院内的M3[13],该墓随葬品较多,包括罕见的用2000余块各种形状绿松石拼对成的龙形物。这样的墓不见殉人。据此推测,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小墓殉人不普遍,似乎不及商代。至于规模更大的墓人殉及人牲如何,目前还难以得出较确切的结论,估计大墓中应该较多。

二里头文化时期人殉发现不多,但人牲却发现不少。比如,本阶段发掘了多座大型建筑基址,包括夏商周三代规模最大的建筑基址[14],由于基址不能发掘到生土(殷墟早期发掘不然),其下是否有以人奠基的现象,不得而知[15]。但基址上存在部分人祭现象是得到不少学者承认的。如邹衡先生根据二里头一号建筑基址发掘简报的介绍,认为其庭院内的几个填土纯净,埋有人骨和兽骨的灰坑“决不会是普通的灰坑,而应该是祭祀坑。灰坑中的这些骨架显然都不是正常的埋葬,应该都是作为牺牲而埋葬的。”台基上一些所谓小墓,依其姿态,“应该与宫殿的建造有密切关系,也许是举行某种仪式的祭祀坑”[16]。黄展岳先生也有类似之说,认为一号宫殿基址内发现的5座葬式特殊、无葬具、无葬品的少儿墓,“应是这座宫殿建造或落成时举行祭祀用的人牲”,宫殿附近的那些丛葬坑中无固定葬式,甚至身首异处,与牲畜同埋者,“应是用于祭祀宗庙的人牲”[17]。

二里头遗址的大型建筑基址,若与殷墟晩商宫殿区建筑相比,在规模上,二里头遗址一号基址最大,在数量上,殷墟晚商宫殿建筑比二里头遗址要多。但两处宫殿区所见人牲现象,殷墟还是远多于二里头遗址,这应该是历史事实,也就是说,虽然二里头文化时期人祭现象已发现不少,但尚未达到晚商时期的程度。时代介于二者之间的郑州商城宫殿区和偃师商城宫殿区少见人牲现象也可作为旁证。

据粗略统计,二里头文化时期,除上述商代第3类,即以人骨作为骨器原料者未发现外,另两类都有不少发现,共见于10多处遗址中,以二里头遗址为最多。其中尸体完整与不完整者最常见的是在地层与灰坑中,在手工业作坊(如制陶作坊)和废弃的房屋内也有少量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的“异类葬”确较普遍。不过,从发现地点来看,这些“异类葬”远没有晩商时期多。这也与通过对宫殿区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相符合。

早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龙山时期,“异类葬”亦较流行,主要见于各类遗迹中,多与人牲有关。至于墓葬中的殉人,龙山时代也有发现,但数量更少。

黄河流域龙山时期的墓葬有一奇怪现象,即中原地区发现很少,且随葬品匮乏[18]。而上游和下游发现很多,且葬品丰富。上游如马厂、齐家文化之墓;下游如山东龙山文化之墓。中原地区是考古工作开展最多的地区,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也很多,墓葬所以少见,也许与中原地区此时行另外的葬法有关,这是需今后关注的课题。虽如此,近年来在中原地区也发现了龙山时期的殉人墓,即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19]。该墓地的年代原以为属庙底沟二期,据测年结果,可能属龙山时代。看来,中原地区龙山时期已出现了人殉,只是比较罕见。若联系其他地区的发现,清凉寺的人殉还不是孤例,如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发现的多处殉人墓[20],特别是2008年发掘的甘肃临潭陈旗磨沟齐家墓中,有多座殉人墓,最多者一墓殉4人[21]。

至于龙山时期人牲或其他弃尸的发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就见于近40处遗址中,其中以黄河中游地区发现地点最多,这与本地区缺少墓葬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在此仅举几例典型者予以说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灰沟填土中,仅上部就分5层埋30余人,有的被砍头,有的被肢解。沟底还有一位年轻女子,其阴部被插入一硕大牛角[22](图版六);在山西曲沃东许遗址一灰坑底上放有6个人头[23],而不见躯体;在陕西西安客省庄的灰坑中亦埋一人或多人,同出还埋有其他动物骨骸[24];在河北邯郸涧沟一灰坑内杂乱地放有10具人骨,在一房址内还发现4件人的头盖骨,有的有明显的砍痕和剥头皮的切割痕[25],这已为学界熟识。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更有著名的人牲奠基坑,一坑多者有7具人骨,亦分层放置,也有的坑单放人头[26]。在山东在平教场铺[27]、泗水尹家城[28]等遗址也有类似发现。

由于已发掘的龙山时期的遗址多于二里头时期的遗址,所以在“异类葬”所见遗址的绝对数量上前者亦多于后者。若发掘遗址数量与面积相当,这一现象似乎在这两个时期都很普遍。

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与发展的过程,“异类葬”在龙山时期之前就有,现知最早者属磁山文化,在磁山遗址一灰坑中发现一具人骨[29];此后一直到仰韶文化时期,在陕、晋、豫、鲁等地也都有一些发现,数量呈增加趋势,但其总量仍没有龙山时期多。从磁山文化到仰韶文化,时间跨度约3000-4000年,而龙山文化的时间跨度也就是1500-2000年。由此可知,龙山文化时期是“异类葬”迅速发展的时期,此时“异类葬”的流行程度可能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相当。龙山文化之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应该是发生时期,而最初的萌芽或许还要早些。

如此看来,“异类葬”之发生、发展与鼎盛基本与早期文明发生、发展与成熟相同步,这应该不是巧合,乃历史演进之必然。

至于“异类葬”到何时衰落与消亡?考古发现证明应属周代。进入西周时期,此前长时间大量见于各类遗迹中的“异类葬”变得极为罕见。即使墓中殉人,也主要限于殷遗民贵族墓,在姬姓周人墓,包括姬姓诸侯级大墓也甚为少见,可见“异类葬”不是周王朝提倡的[30]。这一方面与周王朝的统治方略有关,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异类葬”到了周代迅速走向衰落,进入秦汉,基本消亡,即使有也是残余了,远不能和周代以前相提并论。

以上是对“异类葬”发生、发展与衰落的简单总结,笔者以为是探讨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总结非常粗略,抛出来目的是引起学界重视。


注释:

[1]李建民:《略谈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祭遗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王克林:《试论我国人祭和人殉的起源》,《文物》1982年第2期。郝铁川:《龙山文化乱葬坑尸骨身份辨析》,《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李伊萍:《新石器时代“灰坑葬”中所见祭祀现象》,《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62-166页。王磊:《试论龙山文化时代的人殉和人祭》,《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

[2]雷英:《黄河中、下游地区早期异类葬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年。刘能:《商文化中非正常埋葬现象的考古学观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年。

[3]依黄展岳先生分类统计,M1001至少有90个殉人。见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67-269页。

[5]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1959年,第84页插图三十、第286页。

[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5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遗址》,《考古》2002年第7期。

[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年-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76-482页。

[9]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上,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272页,本人田野日记。

[1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年-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61-472页。

[11]二里头遗址二号建筑基址主体殿堂后面的墓(VD2M1)可疑,未必是墓。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66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

[14]指二里头遗址一号建筑基址,其规模仅次于洹北商城一号建筑基址。

[15]根据王城岗龙山小城内发现的大量奠基坑推测,介于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其大型建筑基址下应该有类似的奠基坑。

[16]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7、28页。

[17]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3、44页。

[18]陶寺已属中原边缘,陶寺文化有诸多北方文化因素,其大墓随葬品较多,此葬俗未必全同中原地区。

[19]《山西芮城清凉寺庙底沟二期墓地》,《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5年。

[20]齐家文化的上限属龙山文化时期,下限进入二里头文化阶段。

[21]谢焱、毛瑞林、钱耀鹏:《甘肃临潭陈旗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葬发掘》,《200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2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县博物馆:《山西曲沃东许遗址调査、发掘报告》,《三晋考古》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24]考古研究所洋西发掘队:《1955-57年陕西长安洋西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

[25]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

[2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8-42页。

[27]《山东往平教场铺龙山文化城址》,《2004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山东在平教场铺遗址龙山文化城墙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5年第1期。

[28]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4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0页。

[29]邯郸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简报说“在灰坑T21内发现”,可能编号有误。

[30]韩巍:《西周墓葬的殉人与殉牲》,北京大学2003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