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乎?卫乎?———琉璃阁大墓的国属

2019-09-26 12:03:44

本文刊登于:《中原文物》200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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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琉璃阁大墓的时代、国属与墓主身份,学术界存在分歧,本文在详细把握琉璃阁大墓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对吴越式青铜剑、带钩和青铜镈在中原地区大墓中出现与存在的规律,推断琉璃阁大墓时代主要应属春秋晚期。进而依文献记载,认为在春秋晚期辉县一带属晋之范氏,而不属卫。由墓葬规模与方向,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以及车马坑的具体状况等,比照其他已知高级贵族墓的相关情况,确定琉璃阁大墓墓主,至少有两位是晋卿范子。

关键词琉璃阁墓时代;国属;墓主身份

在汲县和辉县境内有大量不同等级的东周墓葬,分布在多个地点,分属不同墓地。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初,在这一带各地点发掘各种等级的东周墓葬约115座,车马坑6座,其中大部分属琉璃阁墓地,共计80座。与其他地点的墓葬相比,琉璃阁墓葬的时代多偏早,大型墓墓主身份亦偏高,仅次于固围大墓墓主。对于琉璃阁墓葬的具体年代和国属,以往学者均有论述,但存在歧异,本文亦就此谈谈看法,范围主要限于大型墓。

一、琉璃阁大墓概况

由于历史的原因,琉璃阁所掘80座东周墓葬的资料发表不够全面。据已有信息可知,所掘墓葬相当分散,整个墓地的平面分布很不清楚。在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中,若以随葬五鼎为大型墓标准,除因被盗而器数不明者外,五鼎以上的墓共有7座,即墓甲、墓乙、M80、M55、M60、M75和M76,其中至少有2座为9鼎墓。这些大墓最东和最西者相距约600米,若中间地带相连,墓地规模比较可观。

兹将大墓的主要特征概括如下:

1.都为竖穴土坑,无墓道。都为东西向,墓主头朝东。车马坑位于主墓之东,有的平面呈曲尺形。

2.往往成对瘗埋,即两两南北并列。所知皆一男一女,男左(在南)女右(在北)。

3.青铜礼器主要有鼎、鬲、甗(?)、瑚、簋、豆、盘、匜、金和、鉴、壶。其他还有罍、盉、瓠壶,多见于男性墓。鼎的种类多样,除最大一件镬鼎外,其余各自奇数成列;鬲、瑚、簋、豆、壶、罍多偶数伴出;盘、匜相配成组,多为一组;甗与瓠壶都为一件,鉴无定数。

4.乐器仅见于男性墓,种类多样且有规律。各墓计有镈钟、甬钟、钮钟和石磬。各种乐器的数量在各墓中亦基本相同:镈钟为4件一套;甬钟8件一套;钮钟多9件一套(有的墓葬两套);石磬10或11件。

5.兵器亦见于男性墓(女性乙墓有4件铜镞,特殊),主要是戈、矛、剑、镞。剑成为必具之器。

6.铜器上常见镶嵌或线刻写实内容的纹样,多见包金铜贝,不见带钩。

二、琉璃阁大墓时代

原报告认为这些墓葬从东往西,由早到晚,时代全部属战国时期,并限定在公元前445年(魏文侯立国)至公元前225年(秦灭魏之年)[1]。对于报告的这一判定,学者多认为从东到西,由早到晚的结论是对的,但时代定得太晚。如俞伟超、高明先生认为“墓甲与M60是春秋中、晚期之际的墓”,墓乙时代略晚于墓甲,M76属春秋末年[2]。邹衡先生则将墓甲、墓乙、M80、M55和M60定为春秋中期[3]。至于M75和M76的年代,邹先生没有说明,若与其他大墓相比较,估计不会定在战国。李学勤先生认为甲墓和乙墓应列为春秋中期;M80和M55应为春秋晚期之初;M60“晚于80、55号两墓,应定为春秋晚期”;M60以西的M1、M75、M76等墓,年代更晚,“当属战国前期”[4]。除报告意见外,其他各家意见,仅对最西一组墓是否进入战国有分歧,对其他墓没有太大分歧,基本都定在春秋中、晚期。

各位先生在推断诸墓年代时,多未列举较多的理由,有的仅就个别青铜容器的时代做了简单论述。究竟这些大墓属于何时,我以为上限不早于春秋中期晚段,下限则为春秋战国之际[5]。限于篇幅,这里不拟对大量器物分期排比,只举几类在分期断代时较少重视的特殊器物予以说明。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男性大墓中葬有吴越式铜剑或类吴越式铜剑。周代墓中葬剑,西周早期便有,如北京琉璃河燕墓、宝鸡弓鱼国墓、沣西张家坡墓等,但为扁体柳叶形,与琉璃阁大墓所出不同;到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周系墓中葬剑减少,远不及琉璃阁大墓这么普遍,此时所见为柱脊剑,形状也不同于吴越式剑,如上村岭虢国墓、洛阳中周路墓等所出。春秋中期,剑在周系墓中仍不普遍,如属于五鼎墓的侯马上马墓地M13、长治分水岭M269等出兵器之墓就都不见。约到春秋晚期,吴越式剑才在中原贵族墓中逐渐多起来,如年代比较明确的太原赵卿墓(春秋战国之交)就有出土。进入战国,此类剑更为流行。到战国中晚期,有的陶器墓也随葬青铜剑。琉璃阁男性大墓较普遍地随葬吴越式铜剑或类吴越式铜剑,故其年代上限不早于春秋中期晚段,当以春秋晚期为宜。

中原周系墓葬何以在春秋中、晚期之际始见吴越式铜剑?这应与晋吴交好有关。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景公十一年楚国巫臣盗夏姬奔晋,晋以巫臣为邢大夫。到晋景公十六年,因楚将子反怨巫臣而灭其族,巫臣为报仇由晋赴吴,“令其子为吴行人,教吴乘车用兵,吴晋始通,约伐楚”,此事也见《史记·吴太伯世家》,称“吴于是始通于中国”。晋景公十六年为公元前584年,时当春秋中期晚段。故吴越剑在中原地区较普遍出现的时间应以此为上限,这与已有发现也是一致的。1976年,辉县百泉文物管理所回收一件吴王夫差剑,据了解出自琉璃阁墓区,是新中国成立前盗出的[6]。夫差在位时间是公元前495~前473年,属春秋晚期,说明琉璃阁墓葬有的相当于此时或更晚。由此我们还会想到著名的季札挂剑的典故,事情发生在徐国,是因当初徐君爱上了季札所佩之剑又“弗敢言”,才引起了后来挂剑的事。徐与吴为近邻,徐君尚且如此,再远一些的中原诸国要想得到吴剑难度就更大了,他们即使模仿吴剑自行铸造,恐怕也不会比季札之时早去太多。季札初使中原诸国(其中有卫、晋)过徐是吴王余祭三年,为公元前545年,约当春秋晚期之初。凡此都说明,吴越式剑在中原地区流行不会早于春秋中期晚段。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琉璃阁大墓不见带钩。就目前所知,春秋中期的带钩,还难以确指。在中原地区,一些被定为春秋中期的高等级墓葬都未发现,如长治分水岭M269、M270,侯马上马M13,闻喜上郭诸墓等。带钩有较多发现是在春秋晚期晚段时,进入战国便迅速流行开来,成为贵族墓中必具之物。如春秋战国之交的太原赵卿墓出有12件;一般认为属战国早期的山彪镇M1则出8件,甚至墓中每个殉人都至少有1件。楚地也基本如此,淅川下寺楚墓属春秋中、晚期,带钩仅在春秋晚期晚段的M11中随葬1件,早于M11的其他墓都未随葬。而属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则随葬了20件。琉璃阁大墓均不见带钩,不会是偶然现象,说明其时代很可能未到战国。

最后看看编镈的使用情况。在三座男性大墓中,都葬有4件编镈,各自又与8件甬钟和9件钮钟成组相配。现有资料表明,编镈在黄河流域最早出现于西周晚期,为3件一套,见于陕西眉县杨家村[7]。稍后则见于春秋早期,也是3件一套,共见两套,均属秦。其一是1978年1月宝鸡太公庙村出土的秦公镈[8],因铭文有“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烈烈邵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的内容,故此秦公应为宪公之子出公或武公,时当春秋早期。其二是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乐器坑出土的秦子镈,同坑还出有编钟和编磬[9]。此坑乃大堡子山已发掘的秦公大墓的陪葬坑,时代属春秋早期。由此三套编镈推知,早期编镈的组合很可能就是3件一套[10]。然而这三套早期编镈都发现在西部的陕、甘境内,在关东地区,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尚未发现,如保存完好的晋侯墓和虢国墓等。4件一套的编镈最早发现是新郑李家楼郑伯大墓,与编钟相配成组。20世纪90年代在新郑又连续发掘出11组编镈和编钟,每组有编镈也都是4件,相配的编钟皆两套共20件,每套10件。新郑所见12组编镈、编钟的时代,学术界没有太大分歧,一般认为不出春秋中、晚期。

进入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每墓编镈之数变得没有固定规律,属春秋战国之交的侯马上马M5218葬有13件;太原赵卿墓(M251)多达19件[11]。而规模与之相当的琉璃阁诸大墓一套编镈却为4件,与新郑12组相同,似表明与后者的时代相当。

总之,由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琉璃阁诸大墓的年代主要属春秋晚期。

三、琉璃阁大墓国属

关于琉璃阁大墓的国属,原报告认为属魏,且推测其为魏国贵公子的墓地,这与报告作者将墓葬年代定为战国时期有关。俞伟超、高明先生把这些大墓定在春秋中、晚之交到春秋末年,又据文献记载,认为自春秋中期以来,“晋公室弱,六卿强,各占大片领地,辉县一带便归范氏所有”[12],琉璃阁墓地“非范氏卿族的墓地莫属”,并进一步指出“墓甲和M60的墓主,当为某两个范子”。李学勤先生认为“琉璃阁墓葬群既然是从春秋延至战国前期,就只能是卫国的”,是卫国都于楚丘后开辟的,“肯定是卫国公室的墓地”。还认为甲墓当属卫君,乙墓可能属其夫人;80号和55号墓是卫国公子墓等[13]。其他学者的看法亦不出上述三说,如朱凤瀚先生从卫国说[14],宋玲平博士从范氏说[15]。比较诸位学者对何以属卫或何以属范氏的考究,唯宋玲平博士较为详细,理由更合情理。据她对文献的排比,公元前660年,即鲁闵公二年,狄人伐卫,卫师败绩,遂灭卫。于是卫之遗民及共、滕两地之民济河而逃,一起立戴公于曹[16]。公元前658年,卫在齐的帮助下迁都于楚丘(滑县)。共地所在,一般认为是辉县一带,与卫国早期都城朝歌(淇县)同在古黄河以西,相距甚近。可见,早在春秋中期之初,辉县一带已不属卫。

《左传》宣公十六年(公元前593年)记:“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士会,《左传》宣公十二年称其为“随武子”,宣公十七年则称其为“范武子”。据此,清人顾栋高以为是因士会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有功而受封于范,于是由随武子改称范武子[17]。范,即今范县。不论顾氏对受封原因的推测是否正确,范县一带在公元前592年属晋,归范氏控制是可以成立的。士会所灭的赤狄诸部的活动地区一般认为在今晋东南长治一带,而辉县(共)和淇县(朝歌)正位于晋东南与范县之间,范既属晋,共和朝歌自然不能例外,而且属范氏的可能最大。公元前592年相当于春秋中期晚段。文献所记此后发生在朝歌一带的史事,亦可证这一带确实属晋,并与范氏关系密切。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0年)云:“齐侯遂伐晋,取朝歌,为二队,入孟门,登太行。”《左传》定公十三年云:“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晋人围朝歌,公会齐侯、卫侯于脾、上梁之间,谋救范、中行氏”,“冬十二月,晋人败范、中行氏之师于潞,获籍秦、高彊。又败郑师及范氏之师于百泉”。百泉就在今辉县。凡此都说明淇县和辉县一带在春秋晚期属晋之范氏而不属卫。

若此,辉县琉璃阁大墓应属晋之范氏而不属卫君。

这一结论,除上述文献记载的证据外,于考古材料也能找到旁证。

琉璃阁大墓均为东西向,这一特征与当时姬姓贵族墓葬不符。查西周、春秋姬姓墓葬,凡高级贵族墓(不包括中、小墓)都为南北向。如包括诸侯墓在内的北京琉璃河燕国贵族墓、山西天马—曲村晋国贵族墓、河北邢台邢国贵族墓、河南平顶山应国贵族墓、陕西岐山周公庙贵族墓、河南新郑郑国贵族墓。与诸侯等级相当者有陕西沣西张家坡井叔墓、河南三门峡虢国贵族墓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大墓是公认的卫侯夫妇墓,也都是南北向。到目前为止,凡可确定属姬姓贵族的墓葬,无例外都是南北向,这应是姬姓贵族墓葬葬制之一。而琉璃阁大墓与此葬制不合,与辛村卫侯夫妇墓不合,因此不是卫国贵族墓葬,也不是其他姬姓贵族墓葬。范氏为祁姓,恰恰不属姬姓,这应该不是巧合。按照范氏族人自己的说法,其远祖为陶唐氏,在周为唐杜氏[18],也就是说与周族有别。我们也注意到,两周时期的非姬姓高级贵族墓,有很多不是南北向,而是东西向。如大家最熟悉的诸秦公、秦王陵[19];山西太原赵卿墓和河北邯郸赵王陵,还有近年发掘的山西绛县倗伯墓。楚国令尹、封君与其他大夫级以上的墓大部分也是东西向[20]。他们都不是姬姓贵族墓,看来在墓葬方向上,范氏与这些姓氏相同。

琉璃阁春秋大墓既为范氏墓地,其墓主又是范氏何等人物?俞伟超先生认为墓甲和M60的墓主,当为某两个范子,这是据此二墓用鼎的等次推出的结论。这一结论基本是可信的,我们再从墓葬规模上补充一点证据。

就现有考古资料所见,在西周与春秋时期,凡畿外封国有墓道的墓,其墓主都是诸侯级人物,低于诸侯者未见设有墓道。辉县本属卫,属畿外,辛村卫侯夫妇墓就有墓道,而晚于辛村卫侯夫妇的琉璃阁大墓却未设墓道,其墓主肯定不是卫侯夫妇,当然也不会是其他某诸侯夫妇,应是身份低于诸侯的贵族。范氏乃晋国六卿之一,身份仅次于晋公。对春秋时期晋国六卿墓葬的发掘与认定,目前看法比较一致的是山西太原赵卿墓[21],时代属春秋战国之交,与琉璃阁大墓时代相近。我们可以赵卿墓为参照,确定琉璃阁男性大墓墓主的身份,看看是否与晋卿范子相符。

墓室规模:

太原赵卿墓墓口:11×9.2米。

琉璃阁墓甲墓口:11×10.3米。

琉璃阁墓60墓口:7×5.1米。

琉璃阁墓1墓口:7.5×6米。

琉璃阁墓75墓口:7×6.3米。

由墓室规模可以看出,墓甲略大于赵卿墓,其余则小于赵卿墓。按两周墓葬规模的变化,同等级别的墓葬愈晚墓室规模愈大。琉璃阁墓甲时代早于太原赵卿墓,而墓室规模反而更大。在器用制度方面,二者也大体相当。据此可以肯定其墓主身份显然不会低于赵卿,属某位晋卿范子无疑。

1950年,在琉璃阁墓地近中部发掘一座车马坑(M131)[22],该车马坑方向、形制、结构及陈放车、马之方式与太原赵卿墓之车马坑极似。二者均为曲尺形,底有一生土隔梁将其一分为二,西置车,东陈马。车坑都为东西向。均置车两排。但琉璃阁之车马坑的规模与置车的数量都大于或多于太原赵卿墓之车马坑。兹比较如下。

赵卿墓车马坑车马坑东西总长14.8米,车坑南北宽6米,置车最多18辆[23]。马坑宽2.75~3米,长12.6米。

琉璃阁车马坑车马坑东西总长21米,车坑南北宽7.8米,置车19辆。马坑发掘不完整,仅知宽2.8米,长度不明。

据发掘时了解,琉璃阁此车马坑(M131)之西原有一大墓,1938年被盗,出土物很多,仅编钟就24件。按晋系大墓之车马坑都位于主墓之东(甲、乙墓之东也应有更大的车马坑),此说应该不妄。太原赵卿墓出编钟(属镈钟)19件,而此墓为24件。可以认为,这座墓的规模很可能也大于太原赵卿墓,也是一位晋卿范子[24]。至于琉璃阁其他三座男性墓墓主是否也是晋卿,难以论定。这不仅仅是因这些墓葬的详细资料尚未发表,即使发表了,也只是墓地的一小部分。若想进一步做深入探讨,还要期待开展更多的考古工作。


注释:

[1]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

[2][12]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2期,1979年1期。

[3]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第258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4][13]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71~7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5]本文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以公元前453年为春秋、战国分界。春秋、战国各分三期,设各期年代相当。

[6]崔墨林:《河南辉县发现吴王夫差铜剑》,《文物》1976年第11期。

[7]刘怀君:《眉县出土一批西周窖藏青铜乐器》,《文博》1987年第2期。

[8]卢连成等:《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年第11期。

[9]早期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10]不排除3件一套是秦人特征,这需要春秋中、晚期秦镈的发现证实。

[1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14]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875、878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15]宋玲平:《晋系墓葬制度研究》,第17~20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16]《左传》闵公二年。

[17]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疆域表》,第515页,中华书局,1993年。

[18]《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

[19]如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陕西凤翔南指挥秦公墓、陕西临潼秦王陵。

[20]大型楚墓东西向者如淅川下寺、荆门包山、信阳长台关、江陵望山、枣阳九连墩、淮阳平粮台,有墓道者均位于墓室之东。也有个别墓道位于墓室之南,如江陵天星观M1,墓主可能不是芈姓。

[21]该墓墓主有赵简子和赵襄子两种意见,无论是谁,都是晋卿。

[2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第46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23]该车马坑的车坑部分被破坏,现存车15辆,依其范围复原,最多18辆。

[24]在晋系墓葬中,大型车马坑的主墓一定有一位是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