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金铜佛像背光飞天分析

2019-09-23 15: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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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文物》1993年第12期

北朝是佛教雕塑繁盛的时代。除石泥为质的石窟寺等作品外,金铜佛像也是重要的一种。仅《魏书》中即载,“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天安二年“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释老志》),“太和十九年六月,徐州表言丈八铜像汗流于地。"“永安、普泰、永熙中京师平等寺定光金像每流汗。”“永安三年二月,京师民家有二铜像各长尺余"(《灵徵志》),“济州东平郡,灵像发挥,变成金铜之色……有司与沙门统昙曜令州送像达都,使道俗咸睹实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闻知"(《释老志》)。由此可知,金铜像在当时皇室、寺庙和民间均有所造,备受尊崇。虽然经过历次法难和铜禁,“丈八金像"类的大作品等今已不存,但从今天各地出土和传世品来看,金铜像仍不乏相当多的精品,其间体现出的某些规律性,值得我们研究。

从现存作品来看,金铜佛像时代特征很明显,北朝造像与唐代造像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容貌、服饰上,也体现在作品的结构和细部表现上。金铜佛像形式感强,作品结构能达到非常复杂的程度,细节表现也极丰富,其杰作往往比泥木石瓷像体现出更高水平。这是古代工匠充分利用了金属材料的特性,在铸造、装配和细部加工上表现出其他材质替代不了的优点。

本文选取了背光外缘饰以飞天的一组纪年金铜佛像进行分析。由于年代基本清楚,又有新出土的材料,可以排出清楚的序列。从标型学的角度讲,这组造像的形式演变呈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过程,是研究佛像形式变化的一种难得的典型。再者,这组作品中形式发展最完善的作品,也确是金铜佛像中最出色的作品,代表了北朝金铜佛像的杰出水平。这组作品也反映了北朝时期的造像风格,体现出孝文改制后的社会风尚变化。甚至还能从中发现这种样式作品对海外的影响。

下面将所搜集的这组作品列一简表。

从依年代顺序排列的附图来看,这种造像形式的演化更是清晰。背光周匝的飞天先是由少至多,造型也愈加精巧,而后又趋简单粗放。主像组合与背光变化具有相似性。从单一到复杂,渐又回归单一。这组作品中有数件虽是残像,但由于细部构件的相同,可以纳人此组造像。其中还有铸于朝鲜,藏于日本的此式作品。以下通过对这组造像及背光与飞天的分析来阐明其变化。

形成期的小金铜佛,形式简单古朴,像背光饰火焰纹,外缘平滑,上方升起一带背光的小坐佛,旁侧二像似飞鸟或飞天。还有背光外缘伸出化佛、树枝、飞鸟等几种情形.北魏太和七年像,佛面露笑容,着袒右袈裟•舟形背光饰火焰纹,外缘随火焰纹凸起。背光顶端有一小坐佛。两侧为二横身姿态的飞天,稍侧下为二跪姿飞天(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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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太和七年铭像

在造像背光上饰飞天,我们可以从更早的其他形式作品中见其端倪。石家庄北宋村出土的后赵时的华盖金铜佛像,以及东京大学和出光美术馆藏像都在舟形背光上方饰有横身姿态的飞天。与太和七年像极为接近。这三像飞天都是略伸出背光。另外石刻泥塑作品中也有不少在背光内饰飞天。

近年在山东泰安汶河边发现了二件鎏金铜莲花座和一件鎏金铜佛背光。背光上有装主佛和胁侍的孔,有莲瓣、忍冬等纹饰,上部还饰有五身化佛。有两尊化佛的外侧各有一飞天,飘带扬起,手执莲蓬和幡幢。背光两侧弧边上有8个带孔方纽。我们从另一些出土和传世作品的例证,有理由推测这些方纽是用以安装飞天的。此像若完整,背光外缘还应装数身飞天。铭文为“太和十八年……太山郡奉高县法林寺尼妙音为弟子法达敬造释迦像”(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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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太和十八年造像背光

至北魏正光年间,这种作品已至高度成熟。正光三年青铜佛像为三尊式,佛与菩萨分立于台座,佛螺髻高耸,面容清秀,衣纹宽厚,层层下垂,下摆成鱼尾状锐角。由像铭“高阳县人魏囗玉造释迦金像一躯”可知主像身份。经修补,背光顶端上为一舍利小塔,外缘两侧各饰5身飞天。裙带飘曳向上,体态欹曲优美,两胁侍菩萨带圆头光,脚下有莲枝荷叶。全像统一而均衡(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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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正光三年铜造像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二件早年流失的作品,更是此式作品中之翘楚。其形体高大,结构复杂,造型手法玲珑剔透。两像传为1924年出土于河北正定郊外。其一为北魏“正光五年新市县囗午猷为亡儿盖秩造弥勒像",新市县位于今河北新乐县。整铺像组合和飞天共达22尊之多。四足双层方座两侧和前方置二胁侍菩萨、二思惟菩萨、四供养菩萨和二力士及博山炉、双狮。主佛着褒衣博带,清秀潇洒。舟形背光上透雕卷草蔓、火焰纹。背光外缘两侧各饰五身飞天,顶端亦为一飞天。飞天或执笙管,或捧琴瑟,凌空演奏翱翔。背光与飞天间以花叶状小轮相联结。全像空灵剔透,雅致精美(图版伍:1)。另一作品组合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造型略简括。背光两侧各四身飞天,但比例更大,姿态更明晰。顶端为浮雕表现的方形四面小舍利塔。顶为覆钵,上有三重相轮,羽状枝叶相扶,塔下还有莲座,尤为精致的是塔龛中小佛,虽极小但具背光趺坐姿,历历可辨(图版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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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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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伍:2

飞天梵名为Gandharva,译为乾闼婆等,是天龙八部众之一。《玄应音义》:“或云乾闼婆……此云嗅香,亦云乐神。一云食香。旧云香神,亦近也,经中亦作香音神。"即是香神,又是乐神的飞天在石窟等各种造像中均有出现,起极好的装饰作用,给人以美的感受。石刻中以山东博物馆正光六年张宝珠造像背光内浮雕十数身伎乐飞天,与上述金铜像十分相似,但飞天的位置不同,可见铜石造像工艺的区别。《法苑珠林》卷十三有段记载很有名,即东晋杨都金像出诸缘,说丹阳尹高悝于咸和年间得西域古制像,足趺并阙,其后渔人自海上得铜莲花趺,采珠人又从海底得佛光,“孔穴悬同,光色无异六即莲座与背光恰能与佛像装配上。更有意趣的是其后梁武帝又于此像背光上“加七乐天并二菩萨”。七乐天即是伎乐飞天。一佛二菩萨,背光加设七伎乐飞天,其形制与本文所述造像何其相似。从存世金铜佛实物看,南北朝造像风格虽有不同。但形制还是有相同之处的。

北魏正光以后作品虽仍华丽精巧,但已露退化迹象。永安二年像背光外缘两侧共有八饰,顶端为二飞天合一,但只有裙带清楚,两侧也是下部的三身飞天体态清晰。飞天体型大,裙带飘拂细长。主像为单尊弥勒,背光未镂空,但双层四足台座上设有勾栏。风格轻盈空灵。造像者为石艾县(今属山西)人韩德丑(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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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永安二年铭像

北魏青铜菩萨立像与前述像相比较,其细部的转化十分有趣。在飞天与背光的结合处,正光五年像是每件飞天与背光间皆有一饰,而此像则是一饰与一飞天相间隔。细查这花叶状小轮饰件完全一致,疑此花为曼陀罗花饰。此像背光外缘有四飞天、四饰,顶端也是飞天。飞天则浑然一体,裙带未镂空。从细部看演化转承的痕迹可一目了然(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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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北魏菩萨像

北魏普泰二年金铜三尊像,形貌也很有特色。主尊和胁侍皆为菩萨形像。主像戴宝珠冠,饰璎珞,左手下提净瓶,右手持扬柳枝。其特征竟合于杨柳观音的标准,但像后铭文却是“敬造弥勒金像查躯”。其舟形背光较小,上有三化佛。背光外缘设有七个带孔方纽,原装部件已失(图六),现已有出土作品来证明这些残失部件应为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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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普泰二年铭像

河南郑州曾出土一批铜造像,其中有北魏永安二年至东魏兴和四年的纪年作品。最大的一件鎏金像戴宝冠,佩项圈,宝缯垂肩,璎珞交于腹部,为菩萨形像,两侧还有双手合十的弟子和菩萨。此像最重要处是背光外缘既有飞天也有带孔方纽。飞天是装配在纽上的,佚失的三身飞天处露出方纽。还有五身飞天完整留存。顶端因残损而情况不明(图七)。出土品中也可见零散飞天(图八)。飞天与孔纽并存说明了飞天装配情况,也为判明太和十八年背光和普泰二年像提供了有力证据。这件作品的时代应属东魏,而东魏武定六年铭故六囗阿奴造观世音像则出土于山西寿阳。观音宝缯垂肩,璎珞披身。背光两侧外缘与顶端共设七饰。看来己将莲花与飞舞的裙带结合成饰件了(图九)。另有佐野美术馆藏观世音像等二件作品,造型上也有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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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东魏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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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伎乐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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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九 武定六年铭像

(右)图十 天保铭像

北齐天保铭青铜菩萨像更显退化,背光两侧各设三饰,顶端二饰合一。其飞天裙带浑然一体,已接近于莲花瓣了(图十)。

山东博兴曾出土百余件铜造像,河清二年孔昭悌造像是其中最大的一件重要作品。像戴冠着菩萨装,交足而坐,是交脚弥勒菩萨形像。背光顶端为一塔,两侧外各饰五身飞天,排列十分密集,裙带细长尖锐,其间有镂孔。密集的飞天裙带极似火焰纹,初看不易分别。尤为重要的是其与海外造像的关系(图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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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河清三年铭像

日本法隆寺献纳宝物中有件甲寅铭王延孙造金铜佛像背光,此件是朝鲜半岛金铜佛重要作品。制作工艺十分精致。其上有莲瓣、火焰和化佛等饰纹和装主像、胁侍的孔。后有铭文“甲寅年……弟子王延孙奉为父母敬造金铜释迦像一躯,见佛闻法”。重要之处在背光外缘,密集排列着一身身飞舞的飞天,裙带高高飘起,极似火焰纹。这个特点与博兴像完全一致。细辨其飞天共有十四身,顶端也是二飞天捧一极细的舍利塔(图十二)。河清三年像与甲寅铭像在年代和地域上的接近,尤其是造型手法的一致,使我们有理由推断正是中国金铜佛像这个特征的影响达于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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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甲寅造铭像背光

综上所述,可对这组背光饰飞天样式的金铜像有较清楚的认识。尽管作品搜集或有遗漏,但从金铜佛像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样式看,这组造像间的联系是确切无疑的。因而可对这组作品的时代、地域、题材等作进一步分析。

时代跨度已有北魏太和年间至北齐河清年间的纪年作品为依据。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北魏正光年间。宗教艺术作品题材相对固定,因而时代特征在细部表现分外突出。自孝文帝锐意改制,汲取汉文化后,佛像也从云冈型的雄浑转至龙门式的清秀。正光年间数件金铜佛说明褒衣清秀的佛像发展到很成熟的阶段。金铜佛显示出精致雅典的情趣,不仅体现在形貌服饰上,而且在作品繁复的结构和细部装饰方面更有突出的表现。约同时的神龟元年金翅鸟交脚弥勒像和熙平三年释迦多宝并坐像也是以结构奇,工艺精取胜的。以后此式作品渐呈衰落,但地域范围反倒扩大了。

现知这组作品的分布已达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数省。博兴、泰安、郑州和寿阳的作品都是较新的出土材料。从各方面看,河北中部正定一带是最值得重视的地区。正光五年像铭之新市县在今正定东北新城铺。这里自战国中山国时就有制铜器的精良工艺。魏太祖拓跋畦平中山后礼敬沙门、佛寺。新田氏藏太和元年金铜佛出自安熹县(今定县东),神龟元年金翅鸟交脚弥勒金铜像出自“中山上曲阳”,曲阳一带出有大批白石造像。前述背光上设飞天的带华盖金铜佛出自石家庄。因而河北中部是这组造像中最成熟作品的产地,也最可能是这组作品起源之地。东魏、北齐时作品则达于河南、山西、山东等地。一种作品样式在影响扩大过程中衰落,这是饶有兴味、引人深思的现象。

这组作品的主像有佛、菩萨等不同形像。据铭文加分析,可知其中有释迦佛、弥勒佛、观音菩萨等,但以弥勒为多。如正光五年,永安三年像铭为弥勒,河清三年像铭亦是,形像为交脚弥勒菩萨,普泰二年像较特别,像铭弥勒,形像却似观音菩萨。武定六年像铭即观世音,还有敬造释迦的像铭。北魏永安年以前主像均为佛,此后则均为菩萨形像。据佛教经籍,弥勒下生成佛后,“天雨陀花”,“是时天人以种种杂色莲及蔓陀罗花,散佛前……诸天空中作百千伎乐,歌咏佛德”。弥勒上生经中也有类似描述结合这组造像中弥勒形像和特征,可以有助于对弥勒信仰及造像的深人研究。再者,同一造型特征的造像中包含不同题材,说明宗教艺术品中,形式也有一定的独立性。

这组作品中形式还有细微区别。如部分造像背光顶端为舍利塔,部分则为飞天。甲寅铭像的背光顶端舍利塔虽然更细长,但形制与河清三年像、大都会博物馆藏像是完全一致的。排列的密集程度也同于博兴河清三年像。飞天执捧乐器也同于正光五年像。高句丽的出土铜佛还有辛卯铭等作品。一般认为是受北朝影响的作品,希望这个例证能更有助于说明中外佛教艺术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