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淳化金川湾三阶教刻经石窟

2019-09-23 15: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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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文物》2003年05期

淳化县位於陕西中部偏西泾水之阳,在西安市西北方向约100公里处。县境之东与三原、耀县接界,西邻永寿、礼泉和彬县;南至泾阳,北有旬邑。其地质属渭北黄土高原沟壑丘陵地带,实即关中平原与黄土丘陵的交界处。淳化县历史悠久、文化遗迹丰富。秦代统一时设内史郡,辖云阳县,即今淳化与泾阳北部。唐代云阳曾属泉州、雍州与鼎州辖制。从武德二年至天授二年,云阳属县内所置的泉州统辖[1]。北宋太宗淳化四年,於此县梨园镇设县,并以太宗年号为县名,沿用至今。秦代曾在淳化甘泉山建林光宫、西汉于此所建甘泉宫,不仅是武帝的避暑胜地,且经常举行重大国事活动。汉武帝得匈奴金人,以为是佛像,祭之于此甘泉宫,随之派张骞凿空“西域”。敦煌莫高窟第323窟盛唐壁画亦绘此事。淳化佛教文物有北魏至隋代的造像并造像碑及像座、唐代经幢、塔铭荼毗遗迹以及明代黄花山石窟等,但最重要者,为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唐代金川湾石经窟(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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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金川湾石窟位置示意图

此窟刻经为佛教史上已湮灭的三阶教教头所为,窟中所刻经典,有三阶教祖信行所撰的数经,为存世孤本。这对研讨中国佛教教派、教籍以及石窟刻经史方面极有意义。又因石窟所处环境有污染,珍稀经籍日益风化,对其进行抢救性的考察研讨,已刻不容缓。前此在淳化县文化馆姚生民先生所作报导以外[2],已有一些论文[3]或书著[4]提到此窟情况,国外亦有人注意[5],但只是目测观察刻经或转述情况,均未有科学测录数据与准确录摄。此文即在考古清理测绘摄录的基础上撰成,以示其基本情况及意义。

一、概况

金川湾刻经窟位于石桥乡金川湾村西侧、冶峪河南岸,西北方距县城约40公里。其周围西、南、北面皆环山、北邻泾旬公路。洞窟凿于南山之下石崖,方位坐南朝北,窟口为正北偏东2度,距小河约60米,距山顶约300余米(图二)。据县志[6],该石经窟古名为“石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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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金川湾石窟远眺

此石窟由一个石质窟室构成,其窟形结构单纯,口小内大,平面为矩方形,顶部为平顶(图三)。正壁造像、两侧满壁刻经。其原窟口由于早期山洪冲毁而残缺,现存窟口宽9.5,内宽10、窟高度为7.1、进深为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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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窟室平面实测图

南壁为正,中有一尊大佛坐像,文革中被炸,石块碎落,现已修复。主像两侧有石台,台上东侧二、西侧一、具三个小佛龛。东西两壁均为刻出的佛经文字,全部为正楷,阴刻手法。笔划刚劲有力,字形端严,为典型的初唐楷书。分布系据佛经卷次横排多层,每层文字竖列、逐层向上刻出。因窟口残毁,两壁北端刻经均毁泐不全。清理勘查情况简要分述如下:

清理工作据窟内状况,将地平面划分为5×5的发掘探方而进行(图四)。窟内的泥土堆积层,是开窟后山洪多次暴发造成。经逐层下挖发掘,探明土质层面变化,可.将窟内土质分为三层:

第一层,踩踏面,即存今实用地面。厚度5~35厘米。土质干而松散,里面含有大量的烟花、爆竹纸屑,还有石雕佛像残石块以及两侧壁落下的石刻残块。第二层,淤土层,厚30~80厘米。色呈黄褐,土质干净而细腻,其中杂质很少,说明此层为多年带泥河水及雨水所淤积、层累而成。第三层:唐代实用地面。土质坚硬,有很深的踩踏面。有些部分连同山体石底出现。上层有修凿洞窟时所残留下的小石渣。石渣之上有一处因倾倒而毁废的泥塑造像残迹,像身原应在主佛右侧龛内,塑像彩绘及少量涂金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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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窟内地面清理情况

窟室对面隔小河、公路之台地,曾有过一座寺院。遗址现仅有些砖瓦遗石,可知约是明代建构,与此窟建造无关。但在台地后面塬上史家原村中发现两件雕造精美的石佛造像之底座,且存有隋代开皇九年(589年)与十四年(594年)的题记,对说明此地佛教背景有一定作用。

二、经像内容

以下依北(门)、南(正)、东、西壁序次,说明造像刻经等情况。

1.北壁

北壁窟门现知建过三次。第一次是洞窟初凿时形成的壁面和窟门。由于窟门毁坏及东西两壁北端历年下塌残缺,所以已无法确定其原貌及准确位置。第二次是初建窟门毁坏以后,为保持洞窟的完整,在距南壁620厘米处修建过一道墙和门,第三次是近年所建墙壁和铁门。

2.南壁

南壁东西宽1000、高730厘米。佛像东西两侧均有二层石质基台,西侧的一层台呈斜坡状,高90,二层台高340厘米,上有小龛一个。东侧一层台有一佛龛,上端风化而模糊,可能与塌地泥像对应。二层台高340~380厘米,台上壁面有佛龛2个,地上一小石佛像,可能原在一龛内。

南壁中央设主佛龛,东西宽400、高720厘米。龛内有连山石的释迦大佛像,通高466、宽200厘米。背光有四条竖向半圆柱棱起,上接项光、下连佛座,中有断裂。项光外圈径约300厘米,两圈棱起间均匀分布七身小化佛(东边下部像残泐)。每躯高36、宽20厘米,高浮雕,均身着袈裟,特征有细微区别,或双手合十、或具莲花座云朵(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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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南壁主佛

主佛结跏趺坐于仰覆莲之覆帛佛座之上。佛高284厘米,其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置膝上。佛身与山石连为一体。头顶略残、螺状发髻,肉髻下绕三圈发珠。脸部长圆,双目平视,耳大垂肩,双眉间白毫处为径20厘米一圆孔,原先当曾镶珠石。佛身披一件袈裟,由右肩直垂下、左肩斜披向上,内着僧祗支。袈裟边带绕左腕而下。衣纹呈阳纹棱起,右手施无畏印,指已毁残。左手抚膝而掌心向上。双腿盘曲趺坐而不露足。

石质佛座高180厘米,束腰仰覆莲形,六棱形束腰后三面入山石。底部覆莲周有贴座孤面长方形铺石。两侧铺石南端均有残碎石块接齐,铺石正前方有直通窟口的排水道,此作法与彬县大佛寺大佛洞相同。佛座上状似丝帛覆盖,质感很好,莲花瓣仍可辨识。

主尊右侧地面有泥塑造像残毁痕迹,显示为一主像二胁侍像,所占面积为南北向长300、东西宽240厘米,保存基本完好。其衣饰色泽鲜艳,袈裟绘红底并缀绿花饰,还有蓝、白、黑、黄等及贴金。从所在地层情况分析,应在塑成后不久即倒塌。

3.东壁

东壁共刻有十一层经文。底层由石质地面向上60厘米为空白素面,南北长现为500厘米。其下方三、四层及南端保存尚好、因可查明其全部刻文层数及经名状况, 其余大部风化严重、壁面泛黄、字迹膨胀起皮,触摸即会脱落,北端石壁残断。全部刻文都为楷书,字径在1.5~1.8厘米之间,多为1.6厘米。字迹工整有力,笔画流畅、刀工精细。体现出初唐楷书风范(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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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东壁实测及刻经分布示意图

第一层刻经书迹距地表60、层高80、长490厘米。北端残断、壁面存四处后期损毁之迹。题经名及撰者:“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一卷,信行禅师撰”(图八)。其字径1.6厘米,满行38字,总计有245行,约9300字(含残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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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东壁第一层刻经《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一卷

第二层距地表高度为140、层高88、南北长500厘米。层间距约3厘米,刻文有损伤毁坏。首题经名:“明诸大乘修多罗内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同异法一卷, 信行禅师撰”。字径1.6厘米,满行43字,现存212行,约9200字(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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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东壁第二层刻经

第三层距地表高度为222、层高70、南北长472~490厘米。壁面不够平整并残损,造成很多字迹不清。南起首题经名:“大集月藏分经略抄出一卷,信行禅师撰(图十)”。其字径1.6厘米,满行31字,存216行,约6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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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东壁第三层刻经中“信行禅师撰”字样

第四层距地表高290、层高50、南北长452厘米。南起首题经名“佛说大方广十轮经序品第一”。所存至220行,满行23字(图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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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东壁第四层刻经《佛说大方广十轮经序品第一》

第五层距地表高334、层高80、南北残长580厘米。所存至221行、满行应21字。经文大部风化、仅最后数十行较清晰。内容为卷二的《诸天女所问四大》与《发问本业断结》品。

第六层距地表高度为420、层高58、南北残长440厘米。层内经文损泐严重。内容应是卷三的《灌顶喻》、《相轮》品。

第七层距地表高度为474、层高40、南北残长584、经文约318厘米,几乎全风化。内容应为卷四《刹利旃陀罗现智相品》。

第八层距地表高度为514、层高46、南北残长584厘米。首题经名《佛说大方广十轮经众善相品》,此属卷五第七品(图十二),可证刻文依例为逐层一卷。其南段经文较完整,北段全部脱落。字径1.5厘米、满行17字。又窟中有三块落下的残石,刻文均是此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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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东壁第八层刻经《佛说大方广十轮经众善相品》

第九层距地表高度为545、层高48、南北残长430、经文长320厘米。首题经名为《佛说大方广十轮经依止轮品之八卷第六》,此标题将经名、品名、卷数一一阐明。字径仍为1.5厘米,每行23字,行数不清,窟中有二块残石为此卷内容。

第十层距地表高度为600厘米。其层状与刻经均极模糊。内容应为第七卷《远离讥嫌》、《布施》、《持戒相》与《忍辱》品。由此层下方至窟顶约有140厘米,由高度与经文情况推断,还应有第十一层刻第八卷中《精进相》、《禅相》、《智相》品内容。其最接近窟顶的部分,确可观察到有刻出的文字。

西壁

西壁总高度为690厘米、南北残宽990厘米、北端残损不齐。自石质地面至高98厘米、约当於人腰部、宽450厘米一段壁面空白无字。全壁由下至上刻出佛经文字共计有八层,正楷书体,下部保存尚好,上部却因石质风化,文字大部脱落。南端壁面中层有一阴线刻出上为圆拱形的无字碑,高120、宽58厘米。南部与正壁的二层台相连接。北端则因多年山洪瀑发,现已残缺不全。依古代竖列自右至左的书写方式,西壁七层经文开始部分均残,结束部分均存。除最下层可见较多经名外,上面数层有经名《妙法莲花经》及卷数的尾题,每层一卷。经核对可知所刻实为隋代仁寿元年(601)阇那崛多共笈多所译出《添品妙法莲花经》,此经与罗什译《妙法莲花》同为七卷,因可判知此壁已刻出该经全文(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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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西壁实测及刻经分布示意图

第一层共刻三个经,高86厘米,宽434厘米。北起第一经为《七阶佛名》,高83厘米、因北部与下端残,字段余高只58、 宽只21厘米,存字10行,行最多28字,但满行应约40字左右,字径近2厘米,共存180字。尾题《七阶佛名经》一卷。第二经为《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高84厘米、字径同上、首尾题与经文共129行,行40字。但将石刻本与鸠摩罗什译本[7]对校,知其在第46行缺6字、第100行漏“尔时慧命须菩提……是名众生”62字。其经文为5058字,首尾经名与题记约5100字。第三经为唐玄奘译《如来示教胜军王经》[8],共78行,行40字,字径同上。共约3033字。后两经首尾题俱全、首题之下都有重要的供养人题记残迹(图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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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西壁第一层《七阶佛名经》及供养人题记“左戍卫兵曹参军”

第二层,距地表高160厘米。上下高南端68、北端65、横宽510厘米。北端经首残、存部分《序品》并《方便品》全文、尾题《妙法莲花经》卷第一。存经文241行、满行33字,共约7800字。第三层距地表高233、层高约74厘米,宽535厘米。存部分《譬喻》并《信解》品,尾题《妙法莲花经》卷第二。经文241行,行36字、共约8600字。其中部有宋代游人题记一帧,打破原刻经文。第四层为距地表高度为306厘米。层高72、残宽538厘米。风化较多,存部分《授记》并《化城喻》品、尾题《妙法莲花经》卷第三。留206行、行34字,共约6700字。第五层距地表高度为380厘米。层高82、残宽530厘米,南侧有无字的线刻碑形。字迹脱落风化严重,尾题《妙法莲花经》卷第四。存部分《见宝塔》并《劝持》品。留48行、行40字,约1900字。第六层距地表高度为458、层高82、总长620厘米。南部仍为无字碑形上部。尾题《妙法莲花经》卷第五、存46行、行39字,共约1700字。存部分《分别功德品》内容。第七层距地表高度为520厘米。仅存很零星刻字。从《添品妙法莲花经》共七卷,以及第七层以上至窟顶恰好有80余厘米的层距来看,都应可以肯定尚有第八层刻出此经第七卷。近窟顶处仍有星点刻字、但第七、八层分界及经文状况已无法探明。

无字碑形线刻:以单线刻出,可分辨出碑座与碑身,上为圆拱形,下为矩形。距地表410厘米。碑身高110、宽58,座高10、宽72厘米。宋代游人题记一方,位於第二、三层的分界线上,打破唐人刻经,是北宋政和年间所为。

由全面调查情况可知,此窟刻经共有八部。从东壁下层开始,先刻信行禅师所撰经,再刻《十轮经》全文,此壁四部经,信行撰三本一卷经各占1层,其上《十轮经》八卷各居1层,共有11层。而西壁亦刻四部经,其下层刻三部小经《七阶》、《金刚》、《如来示教胜军王》,其上所刻《添品妙法莲花》七卷各1层,合计8层,两壁共有19层刻经。全窟刻经的字数可分为原刻与现存两种统计。因《添品妙法莲花经》共74000余字;《大方广十轮经》共49000字;信行所撰三经当在三万以上。所以西壁刻经应有八万多;东壁应近八万,总数应近十六万。依现存行数估算,则西壁有35000,东壁有25000多,共在六万以上。

经窟之中还有三处宋代游人题记。大佛左侧背光沿上之上有两侧。一为“济南王致尧河南刘伯雨、大梁赵重道同游。大观戊子(公元1108年)三月廿七日”。字径2厘米。一则字迹不清。西壁《法华经》上有“郡丞吕致囗邑簿刘泽囗、政和甲午(公元1114年)十月二十七日同游”,共4行22字,字径4厘米(图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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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 两壁宋代游人题记

此窟已备好刻题记的线刻碑形,却未留下文字,从而使这个巨大刻经窟凿造及施主情况不明。所幸在西壁下层《金刚经》首题之下,留有一则供养人题记,虽惜姓名毁泐,幸官职仍存。题铭为:“左戎卫兵曹参军……施手书”。《如来示教胜军王经》首题下亦有相似题名,但仅存“施手书”三字,字体形式与前经题记同。显然这是施主亦书丹之人所留下唯一珍贵印迹。兵曹参军是中下层武官,属正八品下。在十六宿卫中及诸军均设兵曹参军事二或四人,而“左戎卫兵曹参军”仅在唐高宗时存在。《新唐书.百官志》叙十六后卫时言,高宗龙朔二年:左右卫府、骁卫府、武卫府皆省[府]字……左右领军卫曰左右戎卫,………咸亨元年,改左右戎卫曰领军卫[9]。”这已很清楚地说明“左戎卫”只存在了八年,其前后则称领军卫。因可将此窟年代比定在唐高宗龙朔二年至咸亨元年(公元662—670年)期间。由造像情况及书体特点等,也可助证这一点。

三、小结

淳化金川湾刻经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众所周知,自上世纪初敦煌遗书发现以来,日本学者矢吹庆辉主要利用敦煌遗书中幸存的三阶教典籍,以及日本寺院所存同类古本,对中国佛教史上灭的宗派-----三阶教状况,作出探考,使原先朴溯迷离的三阶教貌状基本显示。汤用彤先生曾有很精当的书评,除指明书中个别疏漏外,给很高的评价[10]。胡适对此亦有评说,即国人自幼临习的欧阳询《化度寺碑》、薛《信行禅师碑》,不明其义,实为三阶教史料[11]。近年日本学者西本照真又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钩沉稽核,续出巨著。先后两部《三阶教研究》及美国学者的专著[12],说明国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但在金川湾刻经窟中,竟具有三个署名为“信行禅师撰”之经,这个情况不唯在中国各类石刻佛经之中非常罕见,即较相关敦煌写经等方面,均显得极为珍稀。因为敦煌写本、日本古寺所藏数种三阶教经典目录虽有都著录有此数经,如《人集录都目》、《古本贞元目》等,但各种材质存世经本均已无存。唯有一个例外,即李盛铎收藏的敦煌写经之中,有件《明诸经中对根起行发菩提心法》的写本,在《敦煌遗书总目》中编为散0537号[13],李氏目录手抄本仍存於北京大学图书馆[14]。此与金川湾刻经第一经同名。惜李盛铎藏此批敦煌文献,1935年售入日本[15],由西尾氏私家所存,仅有部分为羽田博士所见,其余各本至今仍未公布[16]。所以金川湾此三刻“信行撰经”,仍可视为海内外孤本。

信行所撰三经情况,为廓清研究三阶典籍,貌状有很多好处。此窟中两经侧重於发菩提心内容,经中均引用大量佛典以阐发信行独特观念。信行撰经结构繁复亦可见出,刻经竟达六个层次,超过其《三阶佛法》的典型四层构成,因而有助对其经文的全面了解。其《大集月藏分略抄出》虽似摘抄,实际上只引了《忍辱》、《分布阎浮提》、《建立寺塔》、《法灭尽》四品之内容,更因经中列出三十一目,每目均先引信行之语,再抄引经文,因而也是信行撰经。此处引《法灭尽品》最多,可与安阳大住圣窟所刻对比,了解三阶教未法观念之流变。即《七阶佛名》残存,正是信行自撰的《昼夜六时发愿文》[17]部分,此较敦煌此类最早写本的开元年间更早[18]。

当然此窟价值不仅在此三经。窟中经典都是统一规划,精心计算每行字数而排布的,且内容都应为三阶教所重视。《七阶佛名》亦在三阶教具特别地位,《大方广十轮经》则是其普敬认恶理论观的基础。《妙法莲花经》虽是最为流行的大乘经典,在三阶教有不凡功用,经中“常不轻菩萨”,正是此宗最所推崇、信行奉为楷模而承习者。总之,此窟八部刻经中,三阶教专有者居半,而《十轮》、《法华》也是三阶教根本典籍,《金刚》是最流行般若经类、《如来示教胜军王》则是佛陀教化帝王以正法治国之经。这种情况极不寻常,无论在三阶教祖信行曾创其说之地安阳、邺城、或长安城外百塔寺,都无具信行名、集中刻三阶典籍的情况。再由该窟凿成之时来看,恰是朝庭先后发布第一与第二次针对三阶教禁令之间、也就是隋文帝开皇廿年后、唐代武周圣历二年之前。这个阶段三阶教虽然曾遭查禁,但经过改朝换代,三阶教在很多方面仍有基础,仍有发展。所以有理由相信,此石窟为三阶教徒所开造,可将此窟定为三阶教刻经窟。这是敦煌遗书外三阶教资料、遗迹的最重要发现,是史料未载、保存尚好之长安五寺、百塔寺以外的三阶教徒活动埸所,其意义不容低估。

由此三阶教刻经窟的存在,可为中国石窟艺术史可增添重要的一笔。中国石窟艺术有多种类型,刻经窟亦属一种。北朝在山东摩崖刻经外有古邺城地区响堂、涉县中皇山等、隋代有曲阳八会寺龛、唐代则有安岳卧佛院,房山云居寺则为历代集大成者。窟像刻经各有不同,但就经籍之珍稀、一窟中数量之大,此窟都几无可比。此窟附近的初唐石窟确也有些分布,但彬县大佛寺、麟游慈善寺等仅有很少的刻经,金川湾窟更与长安城中三阶教五寺、终南山信行葬地百塔寺相关联。虽未有古文献提及,但该窟刻经造像种种情况,也说明了当时三阶教仍有蓬勃发展的事实状况。三阶教徒中有释慧钦,为京兆云阳人、即淳化县人[19]。开窟像施刻经的供养人中,具有左戎兵曹参军这样的宫中小吏[20],对说明其信众状况亦有助。前此在石窟刻经造像中发现种种三阶教的蛛丝马迹,但此窟性质即为三阶教刻经窟,且并无明证示与地藏菩萨像相关[21],依此种种,可对三阶教与经像遗迹之关联再加探考。

摄影:王保平

测绘:靳拉田

录文:张总,姚生民

拓印:孟淑侠,郭淑侠

注释:

[1]参见姚生民编著《淳化县文物志》第1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2]姚生民《淳化唐代刻经石窟》,《中国文物报》1997年2月23日。

[3]丁明夷《北朝佛教史的重要补正》,《文物》1988年第4期19页。丁明夷《巩县天龙响堂安阳数处石窟寺》、《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13》,文物出版社1989年,19页。所录经名不全。

[4]李淞《陕西古代佛教美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108-109页。《陕西佛教艺术》,台湾艺术家出版社。

[5]西本照真《西安近郊の三阶教史迹----百塔寺と金川湾唐刻石窟石经》印度学佛学研究第四十八卷第一号。

[6]康熙四十年(1701)张如锦《淳化县志》有是佛堂名称、位置,并在疆域图中标出。国图善本04837号。乾隆三十四年(1784年)万廷树修《淳化县志》在疆域图中沿用。

[7]参见《大正藏》No.235。姚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8册,750页上、751页下。

[8]参见《大正藏》第14册,N515号,唐玄奘译《如来示教胜军王经》。786-788页。

[9]《新唐书》卷四十九,1279-80页。中华书局版1975年。

[10]汤用彤《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跋》,原载《大林书评》,现载《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45-46页。

[11]《海外的中国佛教史料》,《胡适手稿》第一卷,出版社。第1=2页。

[12]矢吹庆辉《三阶教の研究》,岩波书店1927年刊行。西本照真《三阶教の研究》,春秋社1998年2月。 Jamie Hubbard, Absolute Delusion, Prefect Buddhahoo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Heresy.University of Hawai’Press,Honolulu.2001.

[13]王重民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李氏鉴藏敦煌遗书目录》。散录0537号,中华书局1962年323页。

[14]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藏 《李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正如荣新江教授指出的,散录所刊的传抄有很多疏漏,李氏写本中年代题记中“大隋开皇六年”之 “大”字即脱漏。

[15]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358-359页。

[16]落合俊典《羽田博士稿[敦煌秘笈目录]简介》,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91-101页。

[17]经文残存可与敦煌写本《七阶佛名经》北8309、北8310号、S2360号尾部的《昼夜六时发愿文》相符。但与N。1982号智升《集诸经礼忏仪》卷上所录信行《六时发愿文》差异较大。

[18]日本学者广川尧敏曾研究敦煌写本中所有此类经本,《敦煌出土七阶佛名经——三阶教与净土教的交涉》,认为其《七阶佛名》类最早为开元十五年。《宗教研究》251号、71-105页。

[19]《续高僧传慧钦》卷十八,但其逝于隋大业六年,是否对淳化三阶信仰有所影响尚未明了。

[20]据《八琼室金石补正》卷34,麟德元年(664)有“大唐功曹参军梁君故夫人成氏”葬于信行墓埸。武周证圣元年译出之《宝雨经》译埸人员中有一“专当使文林郎守左卫翊二府兵曹参军传守真”。彬县大佛寺石窟有府兵曹参军卢薹题记。

[21]常青《龙门石窟地藏造像及其有关问题》,《中原文物》1993年4期,32页。温玉成《洛阳龙门双窑》,《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125-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