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效寺建筑调查及相关史实考

2019-09-06 13:25:59

本文原载于《北京文博论丛》2015年01期。

全文约6589字,细读大约需要17分钟。


崇效寺位于西城区白广路乙27号,始建于唐代,元至正年间重建。寺院不仅建筑宏伟,更以花卉誉满京城。而今,崇效寺已成为白纸坊小学,只保留下一座明代建造的藏经阁、几块石刻和三棵古树,1990年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崇效寺的创建年代

崇效寺原名崇孝寺,始建于唐代,但具体创建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认为崇效寺始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这在《日下旧闻考》[1]、《宸垣识略》[2]等史籍和该寺明代碑刻中有明确记载,后世书籍如《桃花圣解庵日记》、《北平庙宇通检》等亦从此说。进而有人把崇效寺说成是北京城内现存最古老的佛寺,比著名的法源寺(唐悯忠寺)还早18年。

另一种说法据《元一统志》载:“辽乾统二年沙门了铢作碑铭,谓析津府都总管之公署左有佛寺,厥号崇孝。按幽州土地记则有唐初年置。里俗相沿则谓德宗贞元五年(789年)幽州彭城太师刘公济舍宅为寺。”[3]《析津志》[4]、《旧都文物略》等多从此说。刘济(757—810年)字济之,为中唐时期的幽州节度使,在位长达25年,保境安民,崇儒兴学,对幽州地区的社会安定卓有贡献。他还笃信佛教,斋僧建寺,造像刻经。房山石经中至今保存有他捐刻的《大般若经》、《法华经》。云居寺《涿鹿山石经山堂记碑》就是刘济所撰,是研究云居寺历史难得的资料。从刘济与佛教的渊薮看,笔者以为崇孝寺由刘济舍宅兴建的可能性很大。贞元元年(785年)刘济之父刘怦去世,刘济继其父任幽州节度使之职。四年后,刘济即舍宅为寺,概为追思先父,以尽孝道,“崇孝”之名,合乎情理。

2012年8月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长沟镇坟庄村地下文物埋藏区(文化硅谷1号地)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主人即为刘济。这对崇效寺的历史研究也有所佐证。

崇效寺的建筑沿革

辽代崇效寺位于大内东门宣和门外路南侧,其西为析津府都总管衙署。该寺临近政治中心,可见地位隆重,也使其成为北京建都史的重要地标。金元之际,崇效寺屡遭兵燹,日渐倾颓。元末至正初年,在旧址之上重新修建,敕赐名“崇效寺”。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又经过重修。

明嘉靖元年(1522年),内官监太监袁福、御马监太监马玉、尚膳监太监季福、内官监太监李柰、御用监太监李岑与崇效寺僧人了空上人“秉虔修葺殿宇廊舍焕然一新。三十年辛亥,内官监太监李公朗捐金三百,治大藏经一藏,水陆画像一堂,藏殿一座。本寺住持僧明卿等置买庄田、蔬圃,以供香火以赀。三十八年己未春,复建普同塔及十方僧众普同塔各一座,金碧辉煌”[5]。这座藏殿为楼阁形式,原建于崇效寺中央[6],是早期寺院以塔为中心形式的孑遗。

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藏经阁日渐倾颓,其位置又被风水师解为于寺不祥,故由高臣等人捐资助工,将藏经阁移建至方丈室旧址之上。“(藏经阁)岿然独立,间隔僧房于两旁。僧居寺中者,朝夕不获相见若异居然,以致情义不相维系,质之堪舆家说尤称不利,今又倾颓。御马监太监司鑰库佥书高臣见而骇之,辄动改创之念。时寺僧常照乃司礼太监李公属祠部而住持之者,欣承高公之志,而坚请更建之,公苦于独立之难成也。又有少司空瑞峰盧之賛襄,于是谋诸乾清宫近侍内承运库掌印御马监太监孙顺公韪其说,首捐囊赀以助工。厥后诸公之慕义者从而效之,即所捐之多寡不埒要之,皆粹然善信中人。于是营度方位,得寺之方丈已圮而旧址犹存者,遂即其地鸠工聚材,更修为藏经阁五间,两耳各建方丈若干间。命内官监佥书戴进、儒生名孙光前者董其役,以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兴工,至九月初一日而告成焉。栋宇峻起,金碧交辉,数十年之陋习一旦而改观矣。”[7]至此,藏经阁由崇效寺中央改建至中路最北端位置。

清初,因藏经阁东北植有千株枣树,故此地得名枣林街,崇效寺因而俗称枣花寺。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三月初八日特蒙皇上圣恩优渥,以内造檀香佛像命钦差大人傳普和尚,率领大众必从神武门迎出西华门,由宣武门至白纸坊入寺供奉,永光法席。”[8]康熙帝御赐檀香佛像给崇效寺,是清代该寺最隆重的盛典。

至清中叶,崇效寺渐渐衰落,寺后的千株枣林已所剩不多。据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全图》可以看到崇效寺的格局已与民国时期十分相似。寺院呈长方形,主要建筑分布在南北中轴线上,从南至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阁,两侧有配殿、庑房。第四进院及东西跨院较空旷,建筑不多。总体来看,崇效寺的建筑布局规整,按照标准的汉传“伽蓝七堂”式排列,建筑沿轴线左右对称,逐层递进,建筑体量也逐步加大,斗拱彩绘等装饰渐趋繁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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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崇效寺格局

崇效寺向来以花事为盛,清初以枣花闻名,乾隆年间曾以丁香盛极一时,降至同治、光绪年间,又以牡丹花冠绝京华。有清一代,很多士人学者(如陈廷敬、王士祯、朱彝尊、纪晓岚、翁方纲、龚自珍、林则徐等)都曾流连于此。

民国期间崇效寺概况

民国以后,崇效寺日渐凋敝,但一到牡丹盛开季节,仍有许多游人来寺里观赏牡丹,其中的墨绿牡丹非常著名,堪称京城一绝。1913年5月5日,鲁迅先生和许寿裳同到崇效寺内观赏牡丹。1935年北宁铁路局特开观花专车,接送客人来崇效寺观赏牡丹,“游踪所至莫不以一瞻崇效寺为幸”[9]。

1930年3月,北平史学研究会对崇效寺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中,完整地刊印了崇效寺1/400的平面图,清晰标明了每座屋宇的名称和用途,并拍摄了多张照片[10]。使我们在今日能够完整地一窥崇效寺之建筑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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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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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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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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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效寺东北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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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崇效寺平面图

由图可知,崇效寺由东中西三路,南北四进院落组成。中路山门面阔三间,两侧有角门及一封书八字影壁。一进院开敞,南侧有二旗杆,北侧有一铁香炉,正殿为天王殿三间。东西置二层钟鼓楼、厢房共八间(南三间、北五间)。天王殿后身接抱厦一间为韦驮殿,两侧为东西转角房连接二进院东西客堂(三间)。客堂以北东西配殿面阔五间分别为厨房、灵房。正中大雄宝殿名“无量殿”,面阔三间,前出月台,后接抱厦一间内奉倒座观音。月台前置明清重修石碑,院内种植椿树、柏树、楸树、丁香、牡丹、蓉花、梅花。三进院正殿、东西配殿各五间,正殿一层为大悲坛,二层为藏经阁。藏经阁东西朵殿分别为祖堂、方丈室。院内植有柏树、楸树、枣树、丁香、牡丹、迎春花。东配殿和方丈室后围有小花园,植物以牡丹为主,还有月季、刺梅、桃、杏、葡萄等。四进院为坟场义地。院外东北角有僧塔四座。

该寺东西路以菜园为主,东跨院有大车门和狭长的夹道,供走车马;西跨院北侧有坐东朝西的吕祖殿三合院以及文昌阁三间。

经查该寺1931年庙产登记[11],崇效寺坐落在外四区白纸坊陈家胡同(今崇效胡同)27号,菜园位于白纸坊四铺坑。该寺房屋共计114间,附属房共16间半,水井三眼。寺址与附属地共82亩。寺庙地基20亩,塔院用地20亩,菜园用地在庙外东南,为崇祯四年十二月购置,共42亩,合畦400个,地内有房8间,本胡同另有房8间半(陈家胡同22号)。崇效寺地产价值24000元,动产总计1500元。

崇效寺有佛像共一百一十一尊,包括观音(铜)一、观音(木)二、弥勒(铜)一、达摩(泥)一、无量(木)一、韦驮(木)二、罗汉(泥)十八、小佛像(泥)三十二、小佛像(铜)五十、三世佛(木)三。神像五尊,关帝(木)一,天王泥)四。礼器二十种,包括铁鼎一座百斤、铁牌一面六十斤、大铜钟一口一百五十斤、铁钟一口二百斤、铜磬一口二百斤、铁磬二口五十斤、铁花瓶一对三十斤、锡五供一堂十斤。法器二份。石碑三座,唐王仲堪墓志一块、徐松题记吴荣光书刻一块、翁方纲丁香记石刻一块。绘画二幅,《青松红杏图》、《驯鸡图》。另有珍品牡丹百余株,楸、槐、松、柏等十余株,古槐树根一盘,据云为千年前物。[12]

当时的崇效寺香客寥寥,寺庙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群房停灵每间收费二至五元不等,每月房租收入约五十余元,时有增减。附属园地因年代久远不便增租,年收租金四至六吊,分春(三月)秋(九月)两季交付。[13]寺僧只有越宗(住持)、兴旺(首座)、寂安(副司)、达林(主殿)四人。

建国后崇效寺的变迁

建国前夕,该寺一部分出租给民国财政部印刷局子弟小学使用。20世纪50年代,崇效寺全部改建为崇效寺小学(今白纸坊小学)。1954年,叶恭绰先生看到崇效寺牡丹大量枯萎,非常惋惜,经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议,将崇效寺牡丹移入中山公园花圃,此牡丹移去后,叶先生曾画《崇效寺移花图》并作诗云:“横街冷落旧精蓝,佳种闲余只两三;安得移根归上苑,年年花事衍宣南”。“为花请命费沉吟,春事无端扰道心;喜见移根归上苑,宣南掌故记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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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恭绰绘崇效寺移花图

1958年北京市第一次文物普查,熊芳琳等人曾详细记录了崇效寺的建筑形制[14]。当时地址老门牌为枣林街28号,崇效寺保存仍很完整。

崇效寺山门南向三间,砖砌拔券门,歇山顶调大脊,带垂兽、戗兽、三小兽。门前设礓碴,木栅栏门形式。一进院内两侧为钟鼓楼,歇山顶筒瓦箍头脊,带垂兽、戗兽、五小兽。下层檐为三小兽,设砖砌拔券门。上层为木板墙、玻璃窗,子角梁上挂风铃。钟鼓楼南北各有厢房三、五间,硬山合瓦顶。

一进正殿为天王殿三间,硬山顶灰筒瓦调大脊,带垂兽、五小兽,明间前出9级台阶。后设抱厦一间,硬山灰筒瓦箍头脊,带垂兽、三小兽,梁枋绘苏式彩画,装修已改为玻璃门窗。天王殿东西有转角房各六间,小式硬山元宝顶灰筒瓦。东边第一间为过道,通往二进院。

二进院大雄宝殿面阔三间13.2米,进深9.2米,为单檐庑殿顶,灰筒瓦调大脊,正吻巨大,带垂兽、五小兽,梁枋绘旋子彩画。檐下施单昂三踩斗拱,平身科斗拱明间四攒,次间三攒。次间最末一个斗拱的外侧栱特别长,转角科的栱也特长,两栱相接,共托一个斗。由此可见,该殿转角斗拱为鸳鸯交首形式,保留了辽金早期的建筑风格,十分难得。明间门楣上置华带匾,题额“无量殿”。原大殿前后出廊,现廊步已推出,加装玻璃窗。殿前月台东、西、南三面出陛三级。殿后明间设抱厦一间,灰筒瓦箍头脊,带垂兽、三小兽。无量殿屋顶较高原为彻上明造,据原寺中和尚讲,梁上有“贞观”二字题刻,因1957年殿内加装顶棚,故未能看到。两侧配殿各三间,面阔11.7米,进深9.1米,硬山元宝顶灰筒瓦屋面。配殿北侧另有庑房五间,亦为硬山元宝顶灰筒瓦屋面。

无量殿前有碑三块,一为螭首龟趺,嘉靖四十二年的“敕赐崇效寺重修并上人了空行实碑”。一为螭首浮雕双龙戏珠,方座,万历二十一年“崇效寺更建藏经阁碑记”。一为隆庆二年碑亭式“敕赐崇效寺万缘碑”,碑首为石刻庑殿顶筒瓦,檐下置一斗二升蕉麻叶斗拱,方形碑座刻宝相花图案。“碑心别镂小碑形,高可尺余,勒文其上下,四旁骈列小格,每格俱作屋形,前后共一百五十八格。中镌人名盈万有奇,实万缘碑做法之别开生面者”[15]。

三进院有藏经阁五间,硬山顶调大脊,带吻兽、垂兽、五小兽。梁枋绘苏式彩画。明间出陛三级,一层前廊推出,设玻璃门窗,二层前廊保留清式木栏杆。1957年曾经修缮。东西朵殿各三间,硬山元宝顶,合瓦屋面。东西配殿各五间,硬山元宝顶,灰筒瓦屋面。

崇效寺东西跨院的菜园已改为小学操场,尚有北房、东房及月亮门等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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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效寺复原鸟瞰图

文革中,白纸坊小学东西操场被粮食公司等单位、住户占用。1977年,白纸坊小学新建教学楼及操场,将崇效寺大雄宝殿、天王殿及东西配殿等全部拆除,石碑被埋入地下。1983年因改建牛奶站,崇效寺山门被拆除,石匾及部分门券石等被弃置白纸坊小学内。至此崇效寺建筑除藏经阁外,几乎全被拆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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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崇效寺山门被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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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部分券脸石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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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效寺石匾原位置

1990年崇效寺藏经阁被公布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崇效寺仅存的这座藏经阁,面阔五间19.7米,进深六檩带前廊9.2米,高9.3米,建筑面积368.6平方米。硬山式灰筒瓦屋顶,山面铃铛排山,方砖博缝。墙体为上身丝缝、下碱干摆做法。廊檐下置云纹木挂檐板。二层廊前置清式荷叶宝瓶木质桪杖栏杆。阁内东侧置木楼梯以通上下。

藏经阁始建于明代,历史上虽经多次修葺,但木构架仍保留了一些明代的建筑特点,如其梁枋构件尺寸、五架梁上前后瓜柱置通角背、垫枋高宽比较大等。脊檩上清晰保留了清代中期的旋子彩画,图案独特,很有价值,由此可见原建筑为彻上露明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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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阁保留的清中期彩画图案

2006年由宣武区财政拨专款300万元,对崇效寺藏经阁进行修缮保护工程。工程工作主要包括更换破损瓦件,配齐吻兽,梁架彩绘重新油饰、更换门窗、重新铺墁地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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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葺一新的崇效寺藏经阁

2009年在白纸坊小学建校80周年之际,藏经阁被辟为校史馆展现了崇效寺的历史变迁。“敕赐崇效寺”的石额也被挪至藏经阁西廊下,妥善保存。白纸坊小学校园内除了保存完好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崇效寺藏经阁外,还保存有三株古树。其中南侧一棵为植于明代的国槐(400年以上),北侧两棵为植于清代的楸树(200年以上)。楸树是古树中的稀有品种,在北京十分少见。另在藏经阁耳房东侧的花厅廊心墙上嵌有1932年国学家陈尔锡的两方草书石刻和1935年崇效寺住持僧越宗撰写的《建东花厅记》石刻,十分珍贵,也应列为文物建筑一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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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效寺石匾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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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阁东花厅内陈尔锡等人的石刻题迹

崇效寺附属文物

崇效寺不仅建筑精美,附属文物也很有价值。据民国档案记载:“该寺前殿有木质无量寿佛像一尊,作紫金色,作风在番汉之间,乃元代阿尼哥系作品,应系明初之物,慈悲庄严,得未曾有。又有木质四尺高关圣像一尊,木质四尺高大悲观音像一尊,木质四尺高韦陀像一尊。均同时物,雕刻极为生动,能将威猛慈悲之意味表出,实吾国雕刻美术之至佳者……(寺)内有铜钟一口为正统四年八月十三日太仆寺承信官蔡冀与子蔡昭舍资铸造。此钟击之顺风可听四五里之遥……各种牡丹约百余株,内有五百年前种植品种数株,古松五棵,约千年前物,古柏两棵,槐树根一盘,据云千年前物。王渔阳、翁方纲丁香记石碣一块。该庙前主持安福书横挑山字画一幅、百寿图横挑一幅,以上各物均属不易多得珍品,实有保存价值”[16]。

崇效寺北墙上嵌有唐贞元十三年(797年)《王仲堪墓志》一方,后另有一石为南海吴荣光书徐松题记。“仲堪参济幕府,出使河中,卒于道。嘉庆间,吴荷屋得此志石,因置寺中”。[17]该墓志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出土于广渠门内安庆义地,为翰林院检讨翁树培所得。嘉庆十三年(1808年)敕设“全唐文馆”,翁将其赠与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徐松。徐松“亟命工拓数十纸既录其文,以补馆书之遗……石藏余家二十有九年,道光丁酉(1837年)移置崇效寺院壁。崇效寺刘济舍宅事见《析津志》载《永乐大典》。仲堪为刘济参谋,故使与幕府相依。”[18]

《王仲堪墓志》是难得的唐代书法精品,犹见唐以前古意,被康有为誉为“体裁峻绝”[19]。

寺内旧藏的《青松红杏图》为明末清初智朴禅师所绘。隐寓降清明将洪承畴的松山、杏山之败,发亡国之哀思。历代名人多有题记,成为书画珍品,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青松红杏图》凡正附二卷,长三十余丈。正卷绘作者拙公禅师小照,拙公法名智朴,曾为洪承畴裨将,松山之败不肯降清,祝发入盘山为僧。“晚年驻锡崇效寺,是为该寺中兴初祖。此图所绘松杏,隐寓松山、杏山,红芝隐承畴之姓。盖虽出家仍有乔木故国之思。卷头题句若机锋语,若哑谜,不可足解。而首句岁在辛亥四字遥指二百年后事,颇似已得六神通者,实一奇事也。卷后清代大儒题咏殆遍。若王阮亭、朱竹坨、孔芸亭、孙渊如、李世倬、查初白、桂小山、祁寯藻、伊墨卿、朱竹君、法梧门、鲍桂星、曾涤生、翁覃溪、翁叔平、李莼客、康长素、梁任公诸诗跋尤为该卷生色不少。”[20]1900年庚子国变,《青松红杏图》流出崇效寺,有谓为日本人攫取去。后辗转为杨荫北所得,十年之后,归还寺中。崇效寺住持妙慈馈赠牡丹四株答谢。当时有皖人姜颖生画《归卷移花图》以纪之。又有人写诗赞云:“月明秋夜照禅关,说甚松山与杏山。三百年来一弹指,长留图画在人间。两卷苍茫古画图,几经尘劫返仙区。牡丹四本移根赠,论价应量百斛珠。归卷移花又一图,沧桑世变感须臾。杨公高义姜生画,韵事流传旷代无。”[21]

建国后,根据北京市宗教部门的指示,要把崇效寺珍藏的《青松红杏图》、《训鸡图》等5幅图卷交到民政部去。而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崇效寺的末代监院惟明和尚的头上。“田师傅(惟明和尚俗姓田)马上把这几幅图卷整理包裹好,自己花钱雇了一辆人力车,直奔当时的民政部,亲手将这几幅珍贵的图卷交给了相关负责人……半个多世纪又过去了,这几幅珍贵的图卷,直到田师傅永远闭上了眼睛,他和关心这些图卷的人士,再也没听到一点消息,也再没看到过这些画。”[22]

惟明和尚虽然去世了,但其妹仍住在崇效寺西侧的南菜园小区。而《青松红杏图》、《训鸡图》等也并未丢失,经笔者调查咨询,这几幅画就收藏在首都博物馆的文物库房里。希望这些珍贵的画卷早日展出,定能成就文化文物界的一段佳话。


注释:

[1]《日下旧闻考》993页引《析津日记》载:“元至正初,以唐贞观元年所建佛寺旧址建寺,赐额崇效。”

[2]《宸垣识略》198页载:“崇效寺在白纸坊,有明夏子开、区大相二碑。谓寺建于唐贞观元年者,只据旧碑,其所载他书不可考也。”

[3]《元一统志》28页,中华书局,1965年

[4]《析津志辑佚》69页“崇孝寺,辽乾统二年沙门了铢作碑铭,谓析津府都总管之公署左,有佛寺,厥号崇孝。”

[5]见国家图书馆藏拓片京1231号,嘉靖四十二年夏子开撰《了空行实碑》。

[6]见《日下旧闻考》99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

[7]见国家图书馆藏拓片京1234号,万历二十一年区大相撰《崇效寺更建藏经阁碑记》。

[8]见国家图书馆藏拓片京1233号,雍正元年僧德玺撰《崇效寺复兴十方常住碑》。

[9]《北京志·园林绿化志》114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

[10]《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0年第二期42页。

[11]北京市档案馆藏J2-8-470

[12]北京市档案馆藏J2-8-470

[13]北京市档案馆藏J2-8-470

[14]北京市第一次文物普查档案—庙1170。

[15]北京市档案馆藏J2-8-470

[16]北京市档案馆藏J2-8-470

[17]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7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18]见国家图书馆藏拓片裱轴657

[19]见《广艺舟双楫》卷三15页,上海广艺书局,1916年

[20]北京市档案馆藏J2-8-470

[21]民国《实报增刊》崇效寺第8页。

[22]见《北京晚报》2003年27版,舒乙《崇效寺与惟明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