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长城保护工作的挑战与应对

2019-09-03 09:42:18

本文原载于《中国长城博物馆》2015年合订本。

全文约4588字,细读戴月需要11分钟。

长城因其大,而成其伟大。中国占人用最普通不过的材料一一黄土、石块和青砖造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一个多世纪以来,长城被视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象征,受到全世界人们的持续关注。

另一方面,也正是长城之大,导致了围绕长城保护的重重困难。长城保护所面临的挑战已经超出了文物保护工作本身,而是和社会多个部门发生纠葛,牵一发而动全身。根据国家文物局2012年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境内现存历代长城的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分布于中国北方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8个地市的403个县域。

首先,这是一批迟来的数据。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学者开始对长城进行专门研究,但由于技术、时代与观念的局限,在此后的百年间,人们对长城的全貌始终无从了解。借用成大林先生的话讲,长城研究就是“捎带脚的学问。长城位于古代中国的边疆,远离文明中心,历史学者将其视为历史研究的附属品;考古学者也无法从长城沿线获得精美的古代遗物。而真正以长城保护为目的的应用研究,更是长时间无人问津。长城是社会的宠儿,却无疑是学术界的冷门。直至2005年,“中国长城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之后的第18个年头,在国家主导实施为期十年的“长城保护工程期间,我们才有能力和条件开展针对长城的实地系统调查。如果我们对长城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那么长城保护工作也就成了“无根之水,无法科学的开展。在当代,长城研究的长期性与保护的紧迫性已经形成了一堆矛盾。而长城调查作为长城系统研究所迈出的第一步,竟如此之艰难;况且,经过2年的岁月侵蚀,很多长城段落已湮没人沙漠戈壁,被丛林掩盖或坍塌如绝壁,当代人到达十分困难。作为“长城保护工程的先导工作,“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集聚了长城沿线15省的2000余名文物、测绘专业人员,克服重重险阻,历时5年最终完成,基本摸清了长城的“家底。可以想见,对于这些人迹罕至的长城段落,日后的长期维护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第二,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一座文物意义上的长城,而是一座具有象征意义的高度符号化的长城。

从边塞诗人的抱怨和诅咒,到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描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的赞叹,再到中华民族的抗战,长城一步一步走上了国家象征的神坛,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长城成为各国邮票、明信片上的“常客,无数企业的商标;在当代,成为人民解放军、公安的标志,亚运会的会徽……只要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在生活中,长城的形象几乎无处不在。然而,这些长城的形象,无一例外选择了整齐的垛口和高大的敌楼。以八达岭为蓝本的长城形象,无疑是万里长城最为精华的组成部分,然而当这一形象在人们的脑海中固化,我们却不得不遗憾的告诉读者,这样的长城象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却不能代表长城本身。根据国家长城资源调查的数据显示,以八达岭为代表的砖砌长城,在全国范围内总长度仅有375千米,占全国长城总长度的不到4%。而绝大部分的长城墙体,实际上是夯土或石块砌筑的。

人们对长城的“八达岭化的印象,不但使人们对长城本来面貌的认识出现偏差,而且遗憾的是,就目前的情况看,已经对长城的保护造成了负面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大规模开展了长城保护工程,一些地区仿照八达岭长城对本地的长城遗址进行修缮和复建,本来是土墙,却包了砖;本来是实心的烽火台,却改建成了空心敌楼。这样的“保护工程没有历史依据,实际上削弱了长城的价值,对长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

第三,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座大山之巅孤芳自赏的长城,而是一座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长城。

长城横亘中国北方十五省,在经济高速发展,建设大规模展开的今天,不可能与建设活动不发生关系。尤其是道路、油气管道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必然会出现穿越长城的现象。在2006年《长城保护条例》颁布之前,工程穿越长城无法可依,多采取直接在墙体上开豁口的方式。而在《条例》颁布之后,一般采用架桥跨越或挖掘隧道下穿的方式通过长城。这样虽然避免了对长城本体的破坏,但也难免影响了长城的文化景观。此外,鉴于长城在当代的保存状况,很多段落和建筑已成为遗址,非专业人士用肉眼难以分辨。一些长城遗址,正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破坏

长城又是重要的旅游资源。长城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十分显著的。仍然以八达岭长城为例。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计,自20世纪年代末至今,八达岭长城的旅游收人几乎年年稳居文物类旅游景区前三甲。目前,全国的各类登记在案的长城旅游景区已经超过3处。这些景区的建立,无疑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附近居民生活的改善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对于长城保护而言,则未必是福。

“不改变原状“最小干预是《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对于古迹遗址保护提出的两条基本原则。《准则》并不是法律,没有强制性。事实上,对于长城而言,适当的修复与开发,合理利用长城资源,充分发挥其文化价值,使之服务于公众,是必要的。但过度开发,就会对长城造成严重破坏。人们对经济利益的疯狂追求,有时会盖过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这种情况下,长城变成了“提款机,保护自然也就排在开发利用的后面。就文物工作的视角而言,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律确定了文物的“属地管理原则,也就是说各行政区范围内的文物资源由本行政区的文物部门进行管理。但是长城沿线的很多行政区是以长城墙体中线为界的,而长城所涉及到的各级行政区多达500个以上,这就造成了不少为争夺长城资源而产生的地区矛盾,也直接导致长城保护工作不能正常开展;而对于那些存在长城管理权争议的地区,长城资源的争夺也就更加激烈。另一种极端来自文物界某些人对于长城资源开发的全面否定和抵制。在他们眼中,长城必须是一个死文物。保护与利用就此形成尖锐对立。

此外,执法能力,一向是中国文物工作的短板。针对长城破坏的执法,更多还是要借助文化稽查、工商或公安部门的力量来完成。但他们不具备专业的文物知识,执法效果又难以保证。

第四,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座人们耳熟能详的长城,而仍然是一座陌生的长城。科学的长城保护方法出台,需要足够的数据加以支撑。经过5年的艰苦调查,我们目前只是获得了长城资源基本信息的数据,但是对于长城保护所涉及到的管理数据,仍然有很多分散在规划、建设、旅游、公安等部门和长城沿线各级行政区,或者仍然是空白。对此,我们还需要一个长期艰苦的寻找、积累和整理的过程。除了官方的数据之外,笔者还曾通过“调查宝网站(HITP://WWW.SURVEYPORTAL.CN/)发放调查问卷,对公众的长城认知度进行了初步的调查。自2013年8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的一年间,共回收问卷313份,其中297份为有效答卷。调查对象遍及中国各省,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埃及、墨西哥、马耳他、日本、韩国、菲律宾等11个国家。其中180名受访者来自长城沿线15省。调查结果显示,包括文博行业从业人员在内,我们对于长城的认识,仍然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来自长城沿线15省的180人中,有78人(44.3%)认为本省无长城。全部297人中,仅173人(58.2%)知道《长城保护条例》;文博行业和非文博行业认知度差距并不明显。难以想象,社会大众对长城的认知度与关注度是如此的不相称。

第五,鉴于长城的特殊意义和复杂局面,国家层面长期以来对于长城的保护,都给予了高度重视。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陆续实施长城保护修缮工程。改革开放之初,习仲勋、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口号,掀起了长城保护的新高潮。进人21世纪之后,又有长城保护十年工程的实施。据统计,2005年至2014年间,中央财政每年投长城保护的经费累计达到将近9亿元人民币。然而,即使是如此庞大的投,均摊在20000多千米的长城上,仍然捉襟见肘。除了经费总量的不足,在分配上,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方面,长城作为不可移动文物,不可能像青铜器、玉石或瓷器那样搬进博物馆,而是散布在数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因此,长城保护的重点一在基层,二在日常。1994年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形成了“世界遗产监测制度,即用最低的成本对世界遗产进行预防性保护。长城的日常维护,某种程度上是在践行这一制度的精神。而根据国内相关规定,中央财政长城保护经费,主要用于保护项目,对日常维护工作不能形成支持。与此同时,长城沿线400余个县之中,有超过四分之一为国家级贫困县,这些贫困县中又不乏分布有数百千米长城的长城资源大县。县财政对于长城保护工作的支持往往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一边是亿元级的项目款,一边是几万元都难以保证的维护经费。后者的不足导致长城失修,而后有前者的支持。无形中,长城保护的成本千百倍的增加。

此外长城保护也面临着基层人才奇缺的困境。作为县级长城保护责任机构的文物局或文物管理所,在人员编制方面,多则一二十人,少则仅有一两个人。除了个别地区设立了专门的长城保护业务机构之外,大多数县区的文物工作者要负责县域内包括长城在内的所有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另外,根据笔者的调研,基层文物部门中,受过文物专业训练的少之又少。从人员数量、人员素质到资金,都很难满足长城保护的需要。

另一方面,笔者也通过各方了解到,在中央财政投“长城保护工程9亿元人民币之中,有将近一半用在了山海关和嘉峪关两处长城保护工程上面。这两处长城关口,都是保存较好,建筑比较宏伟,观赏价值较高的部分,显而易见,资金的流向,更多考虑了旅游开发,而不是长城保护。

长城保护工作的最后一项挑战,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各地现有的以长城保护和研究为宗旨的民间团体数量已经超过20个。这说明长城保护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但也难免鱼龙混杂。有的帮忙,有的捣乱。有的为长城保护工作献计献策,提出中肯意见,鼓舞长城保护工作者的斗志;也有些借助媒体的力量无端攻击,放大问题吸引眼球,又提不出好的建议,只是一味发出“长城需要加强保护这类不痛不痒的议论,亦或是据人之功以为己有,着实寒了真正做事情的人的心。长城保护工作固然需要客观看待。但作为亲身参与长城保护工作的人或机构,也有必要适当培养社会沟通和媒体公关能力,向决策者和民众介绍自己的工作成绩和困难,宣传长城,并对社会的一些误解进行解释,尽可能的将舆论从谈论问题引向解决问题,并用科学的理念去影响受众。

综上所述,长城保护工作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利益的切割。长城作为一个整体,管理权的分散和缺乏统筹导致了地区利益的矛盾;而长城保护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仅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无法解决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结构性的。这就需要我们转变观念,超越文物保护本身来看待长城保护。

长城既然作为中国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城保护也就牵涉到国家利益。从这个高度来统筹规划各地区长城保护工作,合理选择保护重点,正确处理研究、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整合文物与规划、建设、旅游、公安等部门的利益关系,使之从弈逐渐转变为联动。

长城独特的象征意义和高关注度使之不可能成为一座静静矗立的纪念碑,但长城保护工作也不应当成为各方利益的战场。长城保护的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文物工作问题的一个缩影,理顺长城保护工作,对于全国的文物保护而言,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然,这也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社会各方尽可能多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