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题名第三记碑》考

2019-09-02 16: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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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北京文博文丛》2014.12


《刑部题名第三记碑》(以下简称《刑部碑》)发现于2004年9月,天安门管理委员会在进行天安门城楼前地下电缆施工时发现了此通碑刻,并及时通知了文物部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当即组织了人力车辆,连夜将石刻安全征集到馆收存。石碑出土的位置是在天安门城楼前东观礼台后小夹道地下1.5米处,西距紫禁城中轴线约100米。出土时碑身与座分离,自然仆地,左下角己断裂为数块,汉白玉质地。典型的元代风格,首身一体,方首抹角,梯形素面方座。通高225厘米,宽82厘米,厚21厘米。碑首浅平雕二龙戏珠,圭形额际。边框缠枝花,双面刻字,碑阴面行款不甚规整。碑正面第一行为首题“刑部题名第三记”,圭形额内篆书“刑部题名第三之记”。碑文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记文,“通奉大夫、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筵事、提调四方献言详定使司事危素”撰文,“奉议大夫、詹事院经历潘通”书写碑文并篆书额题。碑末年款为“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闰月甲午”下部即官员题名,分四大部分题刻,部首刻以“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并以浅线栏作界分为上下七列。其中题名时间甚至达到“至正廿七年(1367年)四月”。碑阴首题“本部吏人等题名记”,不分上下列,亦无记文,而为左右行,书刻“提控令史”等题名。章法无序,且刻艺不精。

一、《刑部碑》与元中书省的位置

著名的历史、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1997年发表在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上的《元大都中书省址考》(以下简称《省址考》)一文,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及理论的分析,得出了“中书省南省遗迹在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明清太庙)下,中书省北省在北二环路北”的结论,但他继而又说“皆没有机会作考古勘察和发掘,其遗迹之情况己无可知”。然而,《刑部碑》的发现与发掘,正好从某一个侧面弥补了徐苹芳先生当年的一个遗憾。

据《省址考》,元代中书省是“典领百官,会决庶务”的全国最高行政机构。至元七年(1270年),阿合马请建立尚书省,置尚书省署于宫城东南方之五云坊。八年(1271年)十二月,拟解散尚书省。九年(1272年)正月,裁并尚书省于中书省。二月,拟建中书省署。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桑哥复请立尚书省于宫城南旧署。二十七年(1290年),移中书省于宫城南尚书省署,从此以后就有了北省、南省之分。大德十一年(1307年),复迁中书省还北省。至顺二年(1331年),以北省为翰林院,以南省为中书省。终元之世,未再变更。由以上文献记载得知,尚书省与中书省都是元代的最高行政机构,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元初就设立了尚书省,在宫城东南。后来裁撤尚书省,将机构并于新设立的中书省中。之后,又重立尚书省于城南旧署中。又后来,将中书省迁至城南尚书省署中,于是开始有南省、北省之分。再后来,又将中书省迁还于北省。最后,又把北省当作翰林院,把南省作为中书省。

而《刑部碑》的发现,只是与“南省”有关,与“北省”却无甚关系。虽然南省是在原尚书省旧址,但至顺二年(1331年)以南省为中书省后未再变更,故亦不必再论尚书省了。南省在五云坊,据《元一统志》记:“五云坊,大内前左千步廊,坊门在东,与万宝坊相对。”千步廊是元大都正南门丽正门至皇城正南门灵星门之间的御道。丽正门其址就在今天安门广场北侧,灵星门位置约当今故宫午门一带。因此五云坊的方位大约在今劳动人民文化宫范围,亦即明清以来太庙之地。而中书省在五云坊,刑部在中书省,故知此碑的出土即在原址,并没有移动地方。

研究北京的历史可知,明清二代刑部均在宫(故宫)右(西),即明代“刑部”在当时的阜财坊,约在今民族饭店附近。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合署,而与其他五“部”分开,东西遥相呼应,但其位置并不对称。清代“刑部”复与都察院、大理寺同在当时天安门与大清门之间的千步廊之右(西),与其他五部东西相对称,其地在今毛主席纪念堂以西之地。可是元代的《刑部碑》却出土在宫(故宫)左(东),《元史》记:“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以兵、刑、工为右三部”。兀颜思温《中书省兵部题名记》亦记:“皇元肇造,经国理民,志遵古制。中统建元,始以右三部为一,左三部为一”那么,《刑部碑》的出土地点是否有可疑之处呢?碑是否被移动过,还是历史记载有误呢?首先,其出土地点在元、明、清皇城以内,宫城附近,地下1.5米处,再加上受古代机械设备的限制,数吨重的石碑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搬来搬去。其次,去古未远,当时人记当时事,国家制度,记错的可能性很小。《析津志》载:“至元四年(1267年)二月己丑,始于燕京东北隅辨方位,设邦建都。“四月甲子”“始于新都凤池坊北立中书省。”“北省始创公宇,宇在凤池坊北。“外仪门,六部在内,西会同馆。”至元四年,距中统元年(1260年),仅有七八年时间。中统初定右三部与左三部之制,到至元则有六部同在中书省之实。虽然其后中书省尚有南北与分分合合的变化,但始终却未有六部不在一处的记载。可见元代所谓的左三部、右三部,无非是指同在中书省署中的东、西而己,并非宫之左右。姑且不论六部谁在左谁在右,都是在宫左(东)无疑,而且六部也不像明、清二代那样,刑部与其他五部分开,独处宫右(西)。由于明代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的,缩北垣,拓南墙,所以明清除刑部以外的户、工、吏、礼、兵五部,仍处元中书省相应的位置而未变,即宫城之前,皇城正南门以内,左千步廊附近,中轴线以东。元代《刑部碑》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元大都,特别是元代中书省与户、工、吏、礼、兵、刑六部的位置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二、《刑部碑》与其他题名碑

北京地区今存与新出土和发现的元碑早已成了凤毛麟角,而历代官员题名碑刻的实物则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刑部碑》的发现对于研究北京地区的历史,特别是元代史,历代官制,特别是元代刑部官制,都有着相当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

就官员、吏人等题名碑刻来讲,至今仍存时代最早者为宣武区法源寺悯忠台内陈列的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党怀英(金代文学家、书法家,大定十年进士)所撰写的金代《礼部令史题名记》刻石。就元代来讲,为20世纪50年代东城区旧鼓楼大街出土的《钞纸局中书户部分官题名记碑》、国子监的三通元代进士题名碑、顺义区孔庙遗址出土的《顺州官吏士庶衔名碑》。此《刑部碑》碑身、碑座俱全,且又将“级别”上升为“部”级。“刑部”其后尚有清雍正九年(1731年)《刑部明刑谕旨碑》等。其他官吏题名的尚有明代《户部福建清吏司题名记》《太常寺正官题名记》《吏部考工司题名记》、吏部各科题名碑。清代最多的是“御史题名碑”,但其又分为“御史都察院”“督察左都御史”“十四道汉御史”“满御史”“十五道汉御史题名记”,及“某某年至某某年考选姓氏”等题名。以上各碑或刻石,暂先不论其实物之有无,但其拓片资料均可在国家图书馆查阅得到。

其实,官员题名在北京地区最早出现并题刻于石的情况尚需考证,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吏的题名在金代党怀英所撰《礼部令史题名记》中己讲明白:“初,大定乙酉岁(1165年)既刻题名为诸部倡。犹以不能备纪始末为未足,至崔君颖士(金代沧州人,官武略将军)乃更刻石。”说明在此以前六部官吏从未有过题名碑刻,至大定乙酉(1165年)首刻题名。由于“礼部令史”的人名一石容纳不下,于是再刻一石,即党怀英之“记”(1178年)。两石前后相距十四年。而其首倡题名的目的则是“所以示君子仕进之难,持己既廉,从事既勤,而又积日累久,无簿书文墨之失,然后可以有立,非徒记姓名衔阶秩而己也”。也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做官之难,为官勤慎廉洁以优秀者才不至于日久被淹没。不至使相关文献缺失,然后才可以为后来树立榜样,不单单是在刻石上留下官员的官阶衔名而已。元代欧阳玄(江西人,文学家,翰林院直学士)《刑部主事厅题名记》亦云:“题名之设,非特正名、分等威而已也,否臧劝惩之道存于斯。”“是题名有益于法也”。故题名不只是正名分、树威信,其中还暗含着褒扬与批评呢。

由碑的名称“题名第”来看,它之前还应有二碑,亦同为“刑部题名”。但其后尚有无“第四记”“第五记”呢?值得深究。我们只要精读此《刑部碑》文,结合史料,即可获取答案。记文中有:“至正十有五年(1355年),余承乏工部,尝记`刑部题名,,顾率然执笔以继巨公之后,方窃以为惧。后九年,更砻新石,复来属记。“余于前记固己备考之矣。”所谓“至正十五年”碑,应为“第二记”,同为危素所撰。由于是“继巨公之后”,故该巨公所立碑理应为“第一记”。而“后九年,更砻新石”之所记,自然系“第三记”之本碑了。撰文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上距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好是九个年头。《析津志辑佚》中全文辑录了上述第一记与第二记之文,可以参考。《中书省刑部题名记》,至正二年(1342年)十二月,“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揭傒斯(江西人,元代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记”。此即“第一记”,所谓“巨公”,即指揭(傒斯)公无疑。《续记》,至正十五年(1355年)八月,“工部侍郎危素记”。此即“第二记”,所说“余承乏工部”,即危素当时正在工部侍郎职任上。另外《刑部碑》虽撰文作记落款为至正二十三年,但其实际的刻立时间应为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或更晚一至二年,也就是元末了。碑阳下部“侍郎”题名中“月鲁帖木儿”条有“廿七年四月”字可证(此后将详论)。那么,本碑是否曾用,是否立起,都是个疑点,就更不用说有无“第三记”以后各“记”之碑了。

三、《刑部碑》的撰文与刻立

《刑部题名第三记碑》撰文人危素,为元、明两朝显赫一时的大臣,史称危太《明史》记:金溪人,字太朴,一字云林。元至正间(1341-1368)为官荐授经筵检讨,与修宋、辽、金三史,纂《后妃》等传,累迁翰林学士承旨。后言事不报,弃官居房山。至明复为官,初为翰林侍讲学士。又与宋濂同修《元史》,兼弘文阁学士,备顾问,论说经史。但此《刑部碑》记文落款为“通奉大夫、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筵事、提调四方献言详定使司事危素记”,出土的《钞纸局中书户部分官题名记》,至正十二年(1352年),“儒林郎太囗囗囗临川危素记并书”。《析津志》所录碑文落款,《(中书省刑部题名记〉续记》,至正十五年(1355年)八月,“工部侍郎危素记”;《中书参议府题名记》,至正十九年(1359年),“中奉大夫、参议中书省事、临川危素记”《中书省左司省掾题名记后记》,至正二十年(1360年)“通奉大夫、中书、参政危素记”。查《元史·百官志》,危素在至正十二年(1352年)至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前后的这些官阶应处于从六品至从二品间。而《明史》记其在元时“累迁翰林学士承旨”,仅在五六品之间,是其低位时的官阶,则显系不确。“通奉大夫”位居二品“参知政事”在左、右丞下,作为宰相的副手参决政事。而“翰林学士承旨”,则仅为翰林国史院的长官。故此《刑部碑》之记文落款,亦可订补《明史》之缺讹。应将碑文“通奉大夫、中书、参知政事”补换《明史》之“翰林学士承旨”之文。

虽然《刑部碑》碑阳上部碑记的落款是“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闰月甲午”,实则并非碑立的时间。因为在碑阳下部题名小注中有更晚于此年的记载。如:“金伯颜”条双行小注“由北兵马都指挥使迁,至正廿四年(1364年)四月上”“哈剌不花”条注“至正廿五年(1365年)三月一日由江浙员外郎迁”而“月鲁帖木儿”条“廿七年四月上”显然不会是至元庚寅的二十七年(1290年),而理应为至正丁未的廿七年(1367年)。因为在危素的记文中有云“至正十有五年(1355年),余承乏工部。尝记刑部题名”,“后九年(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更砻新石复来属记”,即指此碑。既然此为“第三之记”,其前尚有一记,记其前事前人,则此碑记自然应记本朝(至正)之事。因此可以推断,危素早在至正二十三年即将碑文撰好,由奉议大夫、詹事院经历潘书丹付工。下面的题名部分,则应是陆续书刻的,最晚的时间是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此时距元灭明兴仅有一年了。亦可推见,此作为第三之记的《刑部碑》实际上也就是元代刑部题名的最后一碑,其后不可能再有第四、第五之记了。另外,碑在2004年出土时,自然风化与人为磨损并不严重,字迹若新发于硎,石碑表皮无太多次生物产生。这说明此碑在当时刻立不久即被推埋,或者根本没等立起即赶上元亡。侧面说明当时在北京或北方地区出产的此类石材品质尚为优良。从碑的字体刻写来看,明显地碑阳上部记文字体优美,镌刻规矩,题名部分则稍逊一筹。碑阴文字通篇几乎没有章法,字法亦不讲究,甚至株距行距不甚分明,似有前精后粗、陆续补刻之嫌,恐怕连书丹与镌刻也并非一时一人。

四、《刑部碑》的记文

《刑部碑》正面上部为记文,字数有限,然用典甚多。记文分前后两部分,前部记撰碑缘起及自古有关“刑”之典故,后部记元以来“刑罚”之事,以及古为今用来解决的办法。其所引用“刑新国轻典,平国中典,乱国重典”“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火烈水懦弱之论”诸典出自《周礼·秋官》《左传·宣公》《左传·昭公》《诗经·大雅讫注》等篇,无非是用来说明记文所谓“古之用刑者,亦审其时而己”。不能滥用刑罚,应根据国情与社会状况来立法,否则过犹不及。此亦揭傒斯“第一记”中所说的“夫古之制刑,所以生人,非以杀人”“刑罚清,而民化服”“故曰:刑期于无刑”(动用刑法是为了达到不动刑的目的)的道理。

“皇元有国,壹主于仁恕”句,是针对“第一记”中“惟我朝自世祖皇帝(忽必烈)执信赏必罚之柄,激昂天下,莫不悦服,故天下大治。后如成宗(铁穆耳)之守成,武宗(海山)之明断,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之仁恕,取任刑官多得其人,皆可为治世之法也”。可见元自建国以来刑法实施之一斑,从世祖到成宗,乃至武宗、仁宗,以刑法治天下,守成明断,用官得人,天下大治,为后世榜样。但制订刑法“条章益著”,而恪守宪度者实难。也就是说,刑法的制订,只能是越来越繁缛,以使遵章守宪很难落到实处。以至于“一旦民畔(叛)而兵兴,海内鼎沸”,则更加不堪设想。不然,“徒知用其重典而淫刑”,仅仅靠加重刑罚,“以此治其天下不亦愈难乎”,“淫刑”一词出自《左传·僖公》:“淫刑以逞,谁则无罪?”滥用刑罚的结果,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乎”“由狱以择贤才”句,典出《尚书·立政》,道出了为官不可不知“法”的道理,同时也说明官员贤才提拔就可以从“狱官”中来选取。所以,从危太朴的记文中可以看出他对刑法的认识,以及他对元代制订刑法和实践的经验总结。

据《元史》:“元兴,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例,颇伤严刻。及世祖(忽必烈)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简除繁苛,始定新律,颁之有司,号曰《至元新格》。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又以格例条划有关于风纪者,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至英宗(硕德八剌)时复命宰执儒臣取前书而加损益焉。书成,号曰《大元通制》。其书之大纲有三一曰诏制,二曰条格,三曰断例。"此段史料正可与《刑于碑》记互证,“记”所谓“条章益著,应即指《元史·刑法志》之《至元新格》《风宪宏纲》《大元通制》而己。刑法在元代虽然是越来越具体,但也有难落实处的缺陷。比起金代“颇伤严苛”来讲,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己,老百姓总是受害者。客观地说,元代三部宪法书籍的问世,对后世法学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五、《刑部碑》的题名

《刑部碑》除碑阳上部一小段记文外,其他均为官员、吏人等的题名。其中有若干官职为元代始设或为元代特色者。如“司狱司狱丞”,“司狱司”为官署名,元初(1271年)以右三部照磨(审核纠察之意)兼刑部系狱(缉囚于狱之意)之任。大德七年(1303年),始于刑部置司狱司,设司狱一人,正八品;狱丞一人,正九品;狱典一人,部医一人,掌调视病囚。“照磨”,官名。元中统元年(1260年)于中书省置照磨二人,秩正八品,掌磨勘左右司钱谷出纳、营缮料理等事,也就是说掌握钱粮出入、建筑修缮办理等事。至元八年(1271年)省为一人。六部亦设照磨二人,吏、户、礼三部合设一人,兵、刑、工三部合设一人。“司籍所”,官署名。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改大都等路断没提领所为司籍所,掌理犯刑案者财产籍没事务,就是说负责犯案人员财产查没之事。设提领、同提领各一人,属刑部。“提领”,官名。元大都留守司所属各司局的属官多以提领为名。“令史”,汉始置兰台令史、公府诸曹令史、尚书令史,掌文书,地位低于郎。元代于省、部、台、院均置令史,各由下一级衙门中的令史选补。至大元年(1308年)规定,半数由在职官员充任。“书写”,吏员名,金置。又称史馆从事,属国史院,掌抄写誊清案牍之事。元沿置,设于中书省及六部,枢密院与蒙古翰林院亦置,员额不等。“首领”,首领官,掌管案牍,管辖吏员,协助长官处理政务官员的通称。金、元遍设于中央与地方各级官署中,属于品官的有经历、都事、主事、知事、典簿、照磨、管勾,秩从五品至九品。

《刑部碑》碑阳题名将近140人,碑阴约计150人,因碑面有部分缺损及剥泐,官员吏人题名总数约为300人。由此可以概见元末时期刑部官员吏人编制的情况,刑部是六部中之大部。另外,仅从人名特点来看,碑阳题名中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的比例约3:1;反之碑阴则为1:3,而且不设达鲁花赤(元代特设的一种只能由蒙古族人来兼任的“监官”,往往是在汉人任职的衙门中,“达鲁花赤”位列其首)。这说明越是高官蒙古人越多,越是低官汉人越多;蒙古人掌实权,汉人做具体事。其社会阶层的分配情况了然在目。元代也举行科举考试,但聪明的汉人与南人为何很难跻身高官呢?原来当时将社会上人群的阶层分为四等,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定科举之制,全国乡试中试者(即举人)三百人,赴京师参加会试,再于其中选拔出一百人,即于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中各取二十五名。虽然是设立了考试制度,但实际上取士甚少,如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仅取十八名。其实当时天下并非无才,或无人报考,关键是同时推行的选官举贤制度抑制了科举考选的实施。当时的官员、吏人中正途出身者甚少,其任官既有世袭,又有荐举:既有荫叙,也有科举。故授官有勋卫,出身有学校,叙功以捕盗:或进资输粟而获官,或访求隐逸而得贤。就是说当时的官员们,有家族世袭的,也有被推荐而上的;有根据前辈功劳被荫封获官的,也有出自科举考试的。武官往往直接授予,出身也有学校科班,论功有靠捕盗得官的;还有人靠买官得爵,还有人是被访求的隐士遗贤。所以,其科举考选制度是有名无实的,不经科举选任的官员占大多数。这样就为在社会阶层上位居一二等的蒙古人、色目人铺平了仕途,从而阻碍了三四等的汉人、南人的发展,其聪明才智得不到正常发挥,仅于低级吏员中谋事。放外任,须有达鲁花赤的监督;做宰相,只能任副职。即便是进行廷试,亦有不平等的规定。如其科举考试时将考生分为两组,蒙古、色目为一组,汉人、南人为一组。两组分卷考试,试题深浅难易也不一样,前者易而后者难。如果蒙古人、色目人愿考难度较大的汉人、南人科目,被考选者比汉人、南人还要官加一等授官。

元代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等高官,自然以蒙古人、色目人居多。刑部主管天下刑名、法律等事,下辖司狱司、司籍所。故《刑部碑》将尚书(正二品)、侍郎(正四品)、郎中(从五品)、员外郎(从六品)这样有品级禄位的官员人名爵里序迁情况书刻于碑之正面。而若干下级吏员、属掾,如提控令史、书写、誊写、首领,以及司狱司狱丞、典吏,司籍所提领、典吏等,刻于碑阴,首题“本部吏人等题名记”。其中汉人、南人占了大多数。

六、《刑部碑》的行款

题名碑的书写格式,最初是在金代制订的。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礼部令史题名记》:“初,大定乙酉岁(大定五年,1165年),既刻题名为诸部倡。犹以不能备纪始末为未足。至崔君颖士乃更刻石,悉书乡里官品与夫入部出职岁月。”

如其“记”之下题名第一行即为“武略将军崔颖士,贯沧州。大定八年(1168年)五月到部,正定州军判”。乡里、官品,入部、出职岁月,每位官员的基本情况都类似于此而书刻于石上。《刑部碑》与《礼部记》在时间上后、先几乎相差200年,但基本路数未变。在碑阳,如遇某官人名则提行另写,下以双行小字加注,内容是字号、姓氏、官阶、入部时间及原任何职等。如:“金伯颜”下注“德元,由北兵马都指挥使迁,至正廿四年(1364年)四月上”。“刘宴”下注“仲安,通议(“通议大夫”之简称),复任”。“杨听德”下注“朝列(朝列大夫),惟聪,于司业迁,十七年(至正丁酉,1357年)四月”“哈剌不花”下注“字德芳,阿鲁混氏,至正廿五年(1365年)月一日由江浙员外迁,奉囗”。显然,“德元”“仲安”“惟聪”“德芳”“阿鲁混”系各该官员的字号、姓氏,而“通议”“朝列”为其官阶。带有“迁”字之前文,正是该条主人其前职任。在碑阴,由于是职任较低的吏人,人名上下接写不另起行,所注从简,仅留名、字而已。

如细读碑文,仍会发现生在碑阳的题名中有重复出现的官员名称。如第一列“尚书典事”内“月鲁帖木儿”复见于第四列“侍郎”中;第二列“尚书典事”内“山寿”复见于第三列“侍郎”中;第三列“侍郎”内“刘宴”先后两见:第五列“郎中”内“种梦起”复见于第六列“员外郎”中。“郎中种梦起”下双行小字注“鼎臣,朝列,户部郎中迁”“员外郎种梦起”下小字注“鼎臣,奉议”。显然,“鼎臣”是种梦起的字号,“朝列”与“奉议”为“朝列大夫”与“奉议大夫”之简。“朝列”为官阶之位,高于“奉议”;“郎中”为官职名称,高于“员外郎”。两条小注客观地记录了“种梦起”升迁的情况。“侍郎”中的二“刘宴”一注“嘉议,仲安”;一注“仲安,通议,复任”。其“嘉议大夫”低于“通议大夫”,由于有了“复任”的注明,使我们理解了“刘宴”曾经在同一职位上官阶略升的事实。

总之,一通元碑,引起我们的许多思考,证明了一些史实,澄清了一些认识。由于全碑篇幅冗长,故仅录碑记部分如下,供大家参考。

刑部题名第三记至正十有五年,余承乏工部,尝记刑」部题名。顾率然执笔以继巨公之后」,方窃以为惧。后九年,更砻新石,复来」属记。呜呼!古之用刑者,亦审其时而」已。是故刑新国轻典,平国中典,乱国」重典。子亦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轻郑子产」火烈水懦弱之论深有取焉」。

皇元有国,壹主于仁恕。条章益著,而」恪守宪度者实难。其人四方无虞,教」化未洽。一旦民畔而兵兴,海内鼎沸」,其生肆欲触冒禁网者囗囗然囗」是也。虽先王以好生为本,斯时也不」有刑罚以齐之,则善良安得而吐气」,犷悍安得而革面哉?古之人有言:无」赦之国其法平,良有以也。兹乃论刑」之难,余于前记固已备考之矣。司寇」得人式敬,由狱以择贤才而任之,庶」几执法平允而无过不及之.患。不然,」徒知用其重典而淫刑以逞,以此治」其天下,不亦愈难乎?至正二十三年」闰月甲午,通奉大夫、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筵事、提调四方献言详定」使司事危素记,奉议大夫、詹事院经」历潘书并题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