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安岳圣泉寺地藏十王龛像

2019-08-30 11: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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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敦煌学辑刊》2007年02期

提要:本文对四川省安岳圣泉寺中的地藏十王龛像作了详细介绍,论及地藏十五龛像的状况及独特价值。认为其雕造时代应属五代,但表达更为精深。此龛构图的回旋特点,与四川绵阳北山院第9号晚唐地藏十王龛像有接近之处。通过实地调查,本文认为在四川与重庆地区地藏十王题材至少可分为三个环系,即绵阳与资中的晚唐龛像、内江与安岳并大足部分五代龛像、大足所存北宋及南宋龛像。

关键词:安岳;圣泉寺;地藏十王;龛像

圣泉寺造像,位于四川省安岳县来凤乡以东二公里(图1),共存六龛,未曾刊介[1]。其中的地藏十王龛像,相对独立且尺度较大,保存相对完好并具题铭,其重要价值不惟关乎石窟造像方面,也与敦煌具图本《佛说十王经》密切相联,因借《敦煌学辑刊》宝地,加以介绍,以餮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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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四川安岳来凤乡圣泉寺地理位置示意图

圣泉寺造像在来凤乡三村四社,其寺址已无存,庙宇情况不明。安岳县虽有年代早且丰富的方志资料,如从康熙至光绪版数种县志[2],但因其境内石窟摩崖极为繁富,据近年经数次文物普查后的一些论著列表,已达217处[3],遑论古籍所载。若嘉庆廿一年(1816)常明等篡《四川通志》,述安岳寺像仅17处而已[4]。此处圣泉寺造像仅6龛,又分散不聚,时代与技法略有别,虽主要为五代作品,又非同时雕成。这些情况或使其不能跻身于安岳百数造像龛窟之间,但其独处的地藏十王龛像,对此一专题的论考有重要价值与意义,至少较相当出名的本县圆觉洞两龛同题材造像——第80与84号来说,布列表达虽相仿佛[5],然而其构成更具妙趣、细节雕造更为丰富生动,不少局部与敦煌本十王经卷图像明显对应,题记及保存状况也远超前者,因而具有难得的研究价值。其地藏十王龛像位于路旁台地村民屋舍之后,存一大龛,旁有空龛及雕凿痕迹。东侧下方约50米处又有三小龛,二龛为毗沙门天王,一龛千手观音。再向南约二百米处崖面有一大龛,列三像;再略向南崖面有一小龛,约清代道教像,旁有无字牌位形铭记龛形。此数龛中,唯地藏龛像具有造像题铭及榜题,图像亦佳,因以上情况,此文专事对第1号地藏十王龛像的介绍。

一、地藏十王龛像状况

此第1号地藏十王整龛高196、内壁高159,宽253、深约64至74厘米。方位约为东偏北50度。龛内地藏菩萨居中,两侧分别以上三下二尊方式排列十王。主像以半跏趺的姿势坐方台,座下雕饰有业镜、业秤及地狱城门等;两列诸冥王皆踞公案后,案前雕出刑狱埸景,龛内两侧镌施主像及题铭。龛上沿有人字形排水槽,正壁内雕冥王等共52人,侧壁雕供养僧俗51身,全龛人物形象达103个。现依次将其细部介绍如下:

主像地藏菩萨,通座高74、高64.5厘米。头披风帽,脸部遭砸击而伤损,犹可见颈部双纹。其下有珠饰圆环项圈,又加三垂饰,两旁贴衣领边为细珠,中垂至内衣者为大珠。僧祇支束带,袈裟下垂双领,右领掖于左领内。右手略残施印相于胸前,似无锡杖痕迹。左手执摩尼宝珠于盘坐的左脚上,舒相坐姿,右腿下垂赤足踏莲台。莲台下金毛狮子横卧,口咬缠枝莲茎,茎前后均有莲苞。其方台座衣饰上与下边浅圆孔,当为修复残迹时加工而成。主像右边第一冥王,双手置案上。上身高31.5、通桌高62.5厘米。桌前为枝丫缠展绕、挂多条衣布之树,下有牛头阿傍狱卒,手抓两戴枷者中一人发髻。树杈上有一人裸身骑坐,伸手下接树下一胡跪者所递布条。其后又有携童(或侍者)的妇人递布条,妇人身后有两只牛昂首前奔,但这已属第二王桌前之雕刻了。其王右手略抬,左手抚案。第三王两手压案上,袖卷飘起,威风凛凛。上身高34.5、通桌高64.5厘米。其桌前有善恶童子,抱持卷宗。一鬼卒双手力抓戴长枷者髻与腰带,提抬欲抛。

下层外侧之王者,双手在案前横展文案卷宗,左肩外侧有竖排刻出“弟(第)一秦广王”字样。桌前正施行椎刑,狱卒手扶椎机脚踏杆,受刑者坐卧地上,下肢在椎台受击坏烂。其头髻被另一鬼卒所捉。此卒位于两王的桌案间,背后立着持文卷的吏员或童子,怒发上扬,裸上身,其左手持叉已展至内侧之王案前。此案前有镬汤刑狱,头发呈双叉上簪的鬼卒以双手持握一汤勺在锅内搅动。此王双手袖于笼中,身高33.5,通桌案高65、连下台则为97厘米高。此王右肩上侧有竖排“弟(第)四五官王”字样,龛内深度为6.5厘米。(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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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南边)下层冥王身后“弟一秦广王”与“弟四五官王”题铭(附线图)

地藏菩萨身左侧第六王,面及右肩残伤,右手握笔,左手抚卷宗于案上。桌前一束髻着圆领袍服的狱卒,左手着力抓扭着跪坐于地、戴短枷者的头髻,其下方有若狗状小兽正奔跑、旁侧又一梳双髻的善恶童子,奉持善恶簿,右手伸两指似正论说。第七王左手按文卷而提笔欲书,桌前一手抓所戴短枷者立在桌边侧。其下有三兽,一龟与对面奔来一狗、其后一曲身前行的大蛇(身有残损),均仰头上望此人,似有索命之意。第八王手亦抚案,桌前一人坐地戴短枷者,反身扭脸向上,善恶童子展生死簿于其上,其身后又有一铁狗之类兽斜身奔下,其意或同前。

下方外侧第九王,双手拢袖中置桌上,似正观桌前施锯刑。双髻童子立其侧,卷宗置案上。桌前一人被倒悬绑于架子上,两狱卒正在施行锯解。王者头顶上方边框,可见“弟(第)九都市王”字样。其内侧为第十王,着盔哉装,披肩甲,束带。桌上有文卷,双手倚案。桌前奉佛像的两男与持经的两女相对,男子顶幞头,软翅垂后,圆领窄袖袍服,手捧圆光坐佛像。后者佛像残损。女子开领长裙,手奉经盒或经卷。其王头顶上稍侧有“弟(第)十转轮王”字样。由所刻服饰为武装、有胸甲,因而此王确为五道转轮王,但此处未有六道轮回细部场景[6]。

下层四冥王之间即地藏菩萨方座之下,浮雕不少细节。其上层秤、镜处,由双髻恶童子扶架中秤杆,秤钩上挂生死善恶簿,牛头阿傍左手曲肘用力把住一戴长枷似欲逃走者的头髻。业镜圆大,下有托座置于地。镜中有两人似正行恶,一手执棒欲击,一人行缚。(业镜中以屠牛埸景较多)惜有些残泐。镜外侧又立善恶童子,持簿观察。下层地狱城门旁牛头守护,著甲胄单腿盘曲双手扶棍而坐。有趣的是其边有蟒蛇上探升头,地狱城门略开,露一戴长枷者,而另一着甲伸掌恐吓,此牛头另一右手牵着一饿鬼腰间之带,饿鬼,头发上扬,其面前却是一持锡杖服袈裟的僧形圣者,出手正在给饿鬼施食,(图3)这些内涵特征细节与敦煌有关画卷十分相似,十分富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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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两龛侧所雕供养人,均为上三身下多人。北龛侧宽即龛深74、下部高为89厘米。侧上排雕成三供养人,皆袍服冠带,其龛高42,三像分别高29、40、39厘米。其下大幅雕造上下四排,除一僧外,都是身着圆领袍服双手合掌于胸前的施主。其上排有六人,头面皆残。第二排八人,服饰同,所幸近龛处两人冠面仍存,表情生动,冠上有束带。第三排亦八人,唯近龛处一人面冠帽尚存。第四排八人中,近龛为首一人为僧,服袈裟,回首顾望着众人。此侧龛面共雕33人。对称的南面,上层亦雕三供养人袍带冠服,此部龛高44厘米、三像高度分别为41、44与43厘米。端庄合掌虔诚而立。其下为题铭,外边有残,故上宽64下宽70,高34.5厘米。铭下为女供养人,共两排,上排八人,下排七人。全者着交领衣,双手合掌笼于袖内举于胸前,头饰皆高髻发,长袖衫。铭文为:

…一…/彥 白公交/……同發心造上件功/囗時……八月三十日鐫妝表贊/訖永[為]供養男弟子具名如後:/楊公腳 嚴孟琦 勾公順 何師簡 /淳才豐 羅貴滿 袁公友 白師禮 /文公雅 柳文秀 李君友 李道全 /白元忠禮 柳百行 杜公玘 公孙立 /康元進 馮師盛 馮志齊 羅貴玘 /滿士弘 白父進 傅公才 /女弟子具名如後 馮氏 /鄧妙因 崔氏 彭氏 謝氏 /瞿氏 柳氏 陳白氏 牟氏 /李氏 呂氏 李氏 白氏 /武氏 白氏 勾氏 張氏 /胥氏 甄氏 曾氏 李氏/楊氏 羅氏 牟氏 李氏 /勾氏 羅氏 /亡過人勾重輝 黃師練 牟氏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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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有趣的是,以施主题铭与浮雕相较:则供养男弟子23人少于浮雕群像中35人(另有一僧)。女弟子列名31人(其中有两三亡过人),多于浮雕仅有的15人。供养人名的总数54则略多于浮雕出的51人,若减去亡过三人,则总数基本相符,但男女不能一一对应。

旁侧空龛,高149厘米,宽157厘米。另一侧阶梯状龛形。另在此龛像之东侧约百米处还有三龛小像,高约40至80厘米。其两龛刻毗沙门天王(图5),一龛刻千手观音,有眷属侍丛(图6)。再向后约百米的山坡崖面上,有一大龛,高近三米余,雕三大像。距其不远的侧后方有一小龛,雕一长须老者坐像,旁还有一石条,似原拟铭刻题记,或原有题款被挖出再填。这两龛像的年代确晚,与前者不同。而毗沙门天王与观音像年代应与地藏十王基本一致,是五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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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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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二、构成时代与相关图像

圣泉寺所存的这一龛地藏十王像遗迹,虽然有可贵的长篇施主题铭,但可惜其略有残损,所存唯供养人姓名,其纪年部分恰恰泐去,所以其年代应据造像的情况来推定。由于圣泉寺距本县圆觉洞石窟仅18公里左右[7],圆觉洞石窟群中具有两龛同样题材的地藏十王龛像,因而其间具有很强有的可比性。圆觉洞两龛十王造像,构图均为地藏菩萨居中,两侧分上下两层排列十王及判官吏曹等,并附部分地狱图景,但具体的组织安排仍有区别。其第80号龛地藏亦分为上下层,上层踞坐冥王前无桌案,形体较小。下层两侧又有冥王与判官。地藏右下方冥王似着盔甲,应为五道转轮王。另侧一冥王身躯较大,其外侧两像稍小应为判官[8]。台基及诸王案桌前排列着持经像的善人与被押驱的恶魂,表达地狱场景。地藏座下原有题记可辨为北宋绍圣四年(1097)妆銮记,可助判其为五代原雕。第84号龛位其上方,其上层各有四冥王,下层各具一冥王,均侍一吏,坐案后。六位判官分坐在外侧,无桌案。其下台基雕有持经像的善男信女与受罚的罪魂,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地藏座下的业镜图景,镜外有狱卒押罪者视着镜中其杀牛场景。旁侧还有善恶童子持卷宗等。第82号广政四年(941)聂真龛与其隔龛相邻,年代近同。不难想见,圆觉洞的两龛十王像,与圣泉寺龛像是十分相似的。从构图形式而言,都是地藏居中而旁设两居分布冥王及吏曹,经过十王厅的善男信女与罪魂恶人,雕在其台基部分。圣泉寺十王龛亦是如此,其十王分布亦是地藏旁侧两层,各为上三下二的格局,还有地藏座下的业镜等图景,均与圆觉洞第84龛如出一辙。即使圣泉寺十冥王桌前各有审讯的景图,细审起来,其下方诸王之场面,其实均雕在表达桌布的线条之下,说明其也是刻在了台基部分,更使此两龛的格式近同。

但是圣泉寺龛像仍表达出了十位冥王各有审断场景的特征。圆觉洞等诸龛十王雕造与敦煌具图十王经相较,其奉经像与受惩诫的善魂恶人皆具,说明其表达仍在十王厅的审断中,不过多数雕像都是在龛下台基部分表达其刑狱场面,而圣泉寺则是在每一冥王处都刻划了审断刑狱之景,这使其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具有更高的对应性。我们还可以从细节更多地发掘其间的关系,但是雕刻的方龛形与长卷式图本之差异,促使我们首先关注其布局构成。圣泉寺此龛像中画面细节与题铭的存在,共同确定了其特别的构图延展路线。

圣泉寺摩崖上层左边(主像之右侧)起首第一处冥王之案前,刻有一株树,枝条间挂有布条衣物等,树下有牛头阿傍及胡跪者等像。从多种十王绘卷甚至日本寺庙中十王画可知,其诸王中唯有第二位初江王掌管着渡越“初江”或“奈河”之权柄,而此河旁有一树,挂着囚渡过河者的衣物等[9]。如敦煌《佛说十王经》P.4523号与日本所藏董文员绘卷[10],均有此景并更多情形的表现。所以,此桌案后之冥王,可以比定为“第二初江王”。一般而言,敦煌地藏十王画绢纸作品与现知石窟摩崖中地藏十王龛像,十王的排列并无特定的规则,或左起或右起,大致按前后顺序延续。既然似起首处之像即非第一王,其王何在呢?其下方之像身后的题铭:“弟(第)一秦广王”,给出了答案。其相邻者下层内侧之王,身后亦有题铭:“弟(第)四五官王”。由于此两王身份的确定,可知其排列并非横向顺序展开,而是纵向起伏、仿如锯齿状或波卷形。即从左下第一王起,向上至第二王,再横至第三王,继下至第四王,而后再上升到地藏旁第五王。主像对称处则为第六王,继横向至第七王,续横排到第八王,而后降至下层,像上有铭的“第九王”,再回转至着戎装的“第十王”(亦具上铭图示)。全龛冥王之像的排列,前五王略如平S、后五王仿如躺U形。这个有趣的构成,不仅使我们完全明确了其十王独特的十王配置,而且启发我们思考更多的画面构组的细节。

例如,既然其冥王中第二初江王特定的树河画面对应,那么其他的冥王如何呢?确实,第四五官王所对应的“业秤”、第五位阎罗王所对应的业镜,都在地藏座下的画面中找到无误的表现。可知圣泉雕造实过于每王厅前有刑审场面,而且“业秤”与“业镜”再下层,又有地狱城甚至于“目连救母饷食”的图景,也都可以得到比定,而且全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对应吻合。由此我们可以知晓,此龛地藏座下丰富的图雕细节,必须要分成上下两层来读,上层的“业秤”与“业镜”要依序从左向右读,而下层的地狱城等,则要反过来,由右向左读。只有如此也只应如此,方可以将上述的横S形与躺U形连接起来,成为波旋回转,流畅自如的主曲线,或者说构成之主旋律。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读懂了此雕造之图卷(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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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从敦煌《佛说十王经》本画面可知,五官王厅前必有“业秤”、而阎罗王厅前必有“业镜”。如法藏P.4523号与P.2003号画面都很典型。其赞文有云:

第四七日过五官王:五官业秤向空悬,左右双童业簿全。轻重岂由情所愿,低昂自任昔因缘[11]。

第五七日过阎罗王:五七阎罗息诤声,罪人心恨未甘情。束发仰头看业镜,始知先世事分明。

其前对业镜亦有赞:

破斋毁戒煞鸡猪,业镜昭然报不虚。若造此经兼画像,阎王判放罪消除。

更证阎罗与业镜之关连[12]。圣泉雕造秤杆一侧以钩悬物,以为罪人的衣物?圣泉雕刻中,着甲骨的牛头狱卒促压迫着戴长枷的犯人,仰视镜中煞生场面。镜中心被害动物处有残泐,但两人合作一人持棒欲击的情形很清楚。镜外善恶童子持善恶簿以侍立。而圆觉洞此处镜中杀牛场景可谓历历在目,十分清晰。更值重视的是下方地狱城等图景。敦煌本《佛说十王经》由掌转加的五道转轮王处续接,则有地狱城,往往是一方形城池,城内或有尸体,城门口则有牛头狱卒持武器把守,或坐大蟒蛇身上,或大蟒盘身在侧。圣泉雕造为一地狱城门,门开半侧有戴短枷者探头,两牛头阿傍分坐盘腿门两旁,其双手拄一棍者身旁。就刻有盘身而探头的蟒蛇。最后的情景为两人相对,蓬头似赤身者双手正接取抱锡杖、僧人装束者的施以之钵饭。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本十王图残卷(Ch.cii.001[L])即后五王并收尾处[13]。其地藏着僧人装束并持锡杖,其前方戴着长枷的罪魂们。而同为英藏的S.3961号接尾处,在地狱城的牛头阿傍旁,僧人装束的目连正在给其母亲施食。其两人相对施食的形像特点与圣泉雕刻十分相似,但僧人装束又持锡杖之像,则与英藏画卷恰无二致(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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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这里即涉及所雕是否属目连救母——在地狱施食于沦饿鬼之母亲,但食未至口,皆化为火炭的情节。现知目连文化中的基本特点即故事流行,变文不少[14];节日(盂兰盆)曾盛行,戏曲极繁多[15];视觉艺术表现却很稀见,若甘肃安西榆林窟第19窟壁画几为仅有[16],虽然目连变文有标出变文并图,惜未存留。无论榆林壁画与具图变文,皆为有十余幅左右画面的变相,与此石窟雕明显不同[17]。前此胡文和已考论认为圆觉洞第84号龛,地藏座下表达至目连变文——青提夫人杀生受罚、转世变狗故事,甚至认为此龛所雕主像根本就是目连[18],刘长久文也认同,说此龛综合《佛说盂兰盆经》、《目连缘起》、》《佛说十王经》而成。圣泉寺此龛造像的认知与比定,从两个方面对此主题论考有所推进。首先,胡文和论考的目连变相故事,所谓目连之母杀生,转生变狗等情节,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胡文论证的关健即主像座下之“犬”与业镜所照杀生场面。所谓的地藏座下之犬,在诸多地藏画、雕上都有,若敦煌藏经洞所出樊继寿供养绢画上明有榜题,即是“金毛狮子”[19],其图像例证还见于资中县西岩的晚唐地藏十王龛像及圣泉此龛[20],而S.3092号《道明和尚还魂记》所述唐大历年间(766-779)事为其原始根据[21],以后竟演化为善听的异兽——啼听,如《西游记》等著所说。所以地藏座下的金毛狮子是普遍规律性的表达。无庸讳言,圆觉洞此龛像中此兽确实表达像狗而不像狮,但其独为目连之母转世之狗,无法成立。即使此兽与业镜场景同时出现,亦是同样,因诸业镜图,皆呼应于阎罗王厅场景。又目连如何统领冥府十王,更不可解。如若将此图景向目连变相方面推测,圣泉雕刻具有更充足的多之理由,但尚不能如此来做。从第二方面就可详论,圣泉雕刻——其确实与目连救母有关,但将目连救母的内涵,降至于仅现地狱施食于母这一情节。敦煌本《十王经图》虽然仅一件具“目连饷母”尾图(S.3961号),其余各本均为“赧罪解脱图”,但由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太史文教授在其考论十王的大著中已论及[22],S.3304号背面写有十王经图赞语,其最后一图之阐说为:大目乾连于此铁床地狱劝化狱卒救母时。此句与S.3961号尾图画面吻合,因而目连事糅入十王图卷确有发生,且并非仅现于四川石刻[23]。蜀地四川本为《佛说十王经》的产生地,所以发现其与S.3961号尾目连故事相近之比定,又有特殊意义。但其与目连事联系到什么程度必须严谨。从现知情况只能认定其具有一个情节,而且雕刻中仍有接受施食者并非女性——母亲形像,而是裸身之饿鬼。不像敦煌画卷一望而知,只能释为目连救母。所以此处仍存地藏施食于饿鬼之阐释的可能。但是从两人相对的施食场面仍属少见,而且目连之母既在饿鬼道中,表达为饿鬼形像亦似无不可,因而此说仍可成立。

总之,从圣泉雕刻的种种情况,其与圆觉洞两龛同题材造像之比较,缘于圆觉洞有成批五代造像,以及两龛地藏十王像亦为五代。由此龛配置兼造像风格及其供养人服饰特别是冠饰等理由,也可以推定其为五代作品。但在丰富的细节表现与构图形式方面,体现了更高的价值。可以说,安岳县地藏十王雕刻,甚至更大范围内五代时期此题材雕刻,应推圣泉寺此龛雕刻为首。

小 结

上文介绍并论及安岳圣泉寺地藏十王龛像之状况与独特价值所在。其雕造时代应属五代,但表达更为精深。此龛构成十分特别。从龛中荆棘树上攀人晾晒衣布情状,即与《十王经》过奈河桥图景相符,可以比定出第二初江王。再由龛中位于下层的四冥王所存“第一秦广王”、“第四五官王”及“第十转轮王”、“第九都市王”铭记,可推知其十位冥王的布列呈现出侧S并U形的回旋样型。参照敦煌本《佛说十王经》长卷画面,更知其地藏菩萨座下所刻,应分两层识读,上层为业秤业镜,是与第四五官、第五阎罗王审断图景配合,而依次由右向左(由南向北)展现;而其下一层则应从相反方向识读,如此将侧倒之S与U形连成一波回圆转之构图,结尾处雕造出地狱城门对坐牛头狱卒与大蟒、还有目连“为母饷食”的重要细节。

此龛构图的回旋特点,与四川绵阳北山院第9号晚唐地藏十王龛像有接近之处[24]。四川地区作为图赞本《佛说十王经》的发源地,其有关十王地藏之石窟摩崖的遗迹,较敦煌藏经洞存本年代更早,具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值。就石窟摩崖形态中的地藏十王题材,在四川与重庆地区本身的扩散与流变也呈现出较为清楚的环状涟漪。通过实地调查笔者已认知其至少可分为三个环系,即绵阳与资中的晚唐龛像、内江与安岳并大足部分五代龛像、大足所存北宋及南宋龛像。这些雕刻作品与敦煌本绢纸与石窟绘画,兼及远输日本的浙江宁波(明州)画坊作品[25],共同组构成了地藏十王信仰传播与发展的物质载体——艺术形态。

注释

[1]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委会,刘长久主编《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四川重庆卷》(重庆出版社,2000年)、刘长久主编《安岳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均未提及圣泉寺造像,唯《安岳石窟艺术》所附表中列来凤乡福济寺造像,或与此有关。

[2]据《四川省地方志联合目录》,可知《安岳县志》至少有康熙六十年(1721)郑吉士、周于仁篡修三卷本,乾隆五十一年(1786)张松孙并朱纫兰修八卷本、道光十六年(1836)濮瑗并周国颐等修十六卷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其宽共邹宗垣续修四卷本。四川省中心图书馆编印,1982年,第31~33页。

[3]同注刘长久编《安岳石刻艺术》所附列“安岳石窟及石刻造像一览表”,非常详细地列举出安岳县境的217处窟像,其中并无圣泉寺造像。唯其有同在来凤乡的福济寺摩崖造像,云有九龛,85像。又傅成金、唐成义《四川安岳石刻普查简报》,《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其中详列安岳石刻132处窟像的状况及题材并介绍部分重要作品。

[4]常明、杨芳灿、谭光祜等篡修《四川通志》达二百零四卷(首廿二卷),为历代蜀地方志最全者。其安岳寺观列出道观一处,佛寺十七处,其中对真相寺、净慧岩、棲霞寺的摩崖窟像有述。见卷四一《輿地志•寺观》部分。

[5]安岳圆觉洞两龛地藏十王像或编为第56与第60号,但第80与第84号后来使用较多,因而据之。《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四川重庆卷中,图版107号标为圆觉洞第60号龛,但卷前论文中所述及此龛时,又使用第84号之称,造成前后不统一之体例。

[6]从下层四冥王所具题铭不规律的情况来看,并不排除此非龛像原本雕造时刻出,为后来所补的可能性。但这并不影响以此为参考,结合雕塑特征来确定冥王的身份。又此龛中还有墨书的冥王编号排序,应是现代乡人所为。

[7]来凤乡在安岳县治岳阳镇西北13.5公里,圆觉洞石窟约在岳阳镇东南2公里,故两者相距不超过18公里。

[8]但此侧最内似毁一像,或为道明和尚。

[9]《佛学大辞典》谓《十王经》中有“夺衣婆”及“悬衣翁”,夺人衣以知罪轻重,续送王所。但《佛说十王经》中并无此说,这是后来衍生出的说法。鬼婆脱衣,鬼翁悬之“衣领树”,夺人衣以知罪轻重。但《佛说十王经》中并无此说,这是后来衍生出的说法。

[10]董文员绘卷原为日本山中商会收得,现为和泉市久保总纪念馆美术所藏。

[11]董文员绘卷五官王赞“业秤”误为“业镜”,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藏P.2003号“轻重”误为“转重”,其赞文标题无“过”字。

[12]当然情形并非绝对,如大足宝顶第20号龛中,第四位五官案前即采此业镜赞颂,但其时代已至南宋。

[13]参见拙文《阎罗王授记经缀补研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4]敦煌藏经洞所出目连变文数量很多,约16件。参见施萍婷等《敦煌遗书总目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索引部分第6页《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5件,第42页《目连变文》等11件。

[15]目连戏既有中国最早戏曲之称,又在大量地方剧种中保存,其中不乏具有活化石之称的珍贵资料。

[16]樊绵诗、梅林《榆林窟第19窟〈目连变相〉考释》,《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此文又刊英文版:FanjinshiandMeilin,“AnInterpretationMaudgalyayanaMuralsinCave19atYulin”,Orientations,Nov.1996.

[17]榆林窟19号中壁画存有10幅左右连环画面图式,而S.2614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存16条画面提示语。参见于向东《榆林窟第19窟目连变相与〈目连变文〉》,《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1期。

[18]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5页)、刘长久《安岳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71页)、《中国西南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页)和《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四川重庆卷》(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19页)也认同其说,云地藏座下有犬,业镜中为青提夫人作恶,是目连故事掺入地藏十王的表现。

[19]法国吉梅美术馆藏MG17659号,樊继寿供奉千手观音下方地藏图中有三榜题“地藏来会鉴物时”、“道明和尚却返时”、“金毛狮子助圣时”。图版刊《法国吉梅美术馆藏伯希和收集中亚绘画》卷一,图版98~12,日本讲谈社,1994年东京版,1995年巴黎版。

[20]资中西崖两龛地藏十王像,据笔者数次调查,可知其原刊布龛号与题记状况均不准确,详情可参见张总:《大足石刻地狱轮回图像丛考》,《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学术会论文集》,待刊。

[21]据S.3092号《还魂记》大历十三年(778)道明魂游地府,才带地藏、金毛狮子(准确)形像于世间。

[22]Stephen F.Teiser,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参见杨继东对太史文著作的书评。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by Stephen F.Teiser,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24+340PP)。《唐研究》第三卷第4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3]刘长久认为此目连故事与《十王经》的结合,在四川窟像中十分少见。参见上注(16)。

[24]据笔者调查所得,详情待刊。其初步材料曾刊布,可见于文齐国《绵阳唐代佛教造像初探》与刘佳丽《绵阳北山院摩崖造像述略》,《四川文物》1991年第5期及2000年第6期。

[25][德]雷德侯著、张总等译《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与大规模生产》第7章,三联书店,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