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腹杯与三苗文化

2019-08-28 17:55:27

本文原载于《汉江考古》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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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苗文化指分布在长江中游和豫南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斜腹杯则是其最典型的器物之一。斜腹杯不但在三苗文化区大量存在,而且还传播到豫西、晋南、陕北和皖北等地,其形制、分布范围和数量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三苗文化的发展兴衰过程,从中也可较清晰地观察到其与周围文化关系的若干变化。

关键词:斜腹杯;三苗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


本文所谓三苗文化,特指分布在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地区的一脉相承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1]。屈家岭文化和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大体同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前2600年[2];石家河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大体同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前2200年[3]。二者共延续了800年左右的时间。

斜腹杯是贯穿三苗文化始终的最典型的陶器。它不像高柄杯和陶尊,虽然特殊且分布广泛,但根源却在大汶口文化;它不像宽扁式足盆形鼎、腰鼓形罐、高领罐等日常生活器具,数量虽多,但特征并不十分鲜明。斜腹杯形制、分布范围和数量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三苗文化的兴衰过程,从中也可较清晰地观察到其与周围文化关系的若干变化。


斜腹杯是指大口斜腹小底的一种小陶器,高度多在6-10厘米之间。属屈家岭文化者为细泥质红色或橙黄色,素面或饰条带纹、圆点纹、弧线纹、“心”形纹等图案的黑、红彩,有些具晕染风格;属石家河文化者一般为泥质红色,素面或覆红色陶衣,又常被称为红陶杯。斜腹杯从其形态来说虽还有敞口或侈口、斜直腹或斜弧腹、平底或凹底、瘦体或胖体等细微区别,但其演变轨迹基本一致。以三苗文化核心区的天门石家河遗址群为例[4],其斜腹杯至少经历了4个明显的演化阶段或者4式:I式者薄胎、粗矮、斜直腹,属屈家岭文化早期(图一,1),II式者稍瘦高、斜弧腹,属屈家岭文化晚期(图一,2);III式者胎稍厚、高,属石家河文化早期(图一,3),IV式者厚胎,属石家河文化晚期(图一,4)。另外,其容积由大变小,陶质由细转粗,制作由精细渐粗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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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石家河一直群斜腹杯的演变序列

1.I式(肖家屋脊(H531:1) 2.II式(谭家玲(H23) 3.III式(肖家屋脊(H497:36) 4.IV式(肖家屋脊(H42①:30)

斜腹杯的分布范围,超过了包括红陶小动物和漏斗形擂钵在内的三苗文化中的任何一种器物。其空间分布至少可有3个层次(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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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斜腹杯的分布范围

A.核心区 B.边缘区 C.影响区

1.核心区:指江汉平原地区,也就是三苗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斜腹杯数量最多,不乏制作精制者,尤以该区中心的石家河遗址群为最。

2.边缘区:指核心区周围的长江中游大部和豫南地区,也就是三苗文化的边缘分布区。斜腹杯见于每个遗址,但数量相对较少。

3.影响区:指边缘区周围的黄河中、下游等地区,也就是三苗文化影响所及的区域。斜腹杯偶见于同时期的一些遗址。如河南禹县谷水河仰韶文化谷水河类型遗存中见有I式者[5],河南陕县庙底沟[6]、灵宝涧口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遗存中见有I、II式者[7](图三,1、2),山西垣曲古城东关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遗存和龙山前期遗存中见有II、III、IV式者[8](图三,3、5、8),陕西甘泉史家湾龙山前期遗存[9](图三,4)、安徽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末期尉迟寺类型遗存中见有III式者[10](图三,6),河南襄城台王[11](图三,7)、新安西沃王湾三期文化前期遗存中见有IV式者[12](图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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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三苗文化影响区的斜腹杯

1、2.灵宝涧口(H5:28、H3:28) 3、5、8.垣曲古城东关(IIIH11:6、IH217:40、IH145:53)4.甘泉史家湾(H4:10)6.蒙城尉迟寺(T2826④:1)7.襄城台王(H1:2)9.新安西沃(H5:8)

可以看出,由其核心区向外,斜腹杯的数量渐少、质量渐劣。似乎表明其在空间流布的动力主要出自于核心区。核心区就好像地震的震源,将其能量一波波传到周围区域,愈远愈弱。

红陶杯在一般遗址大量见于灰坑,且在墓葬中成群随葬。以属石家河文化早期的肖家屋脊M7为例,在墓主人足端随葬有斜腹杯29件,与其身侧的小鼎、壶形器等可能同属酒器,而与其足端二层台上大量罐、碗盛储器和饮食器有别[13](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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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石家河文化早期M7平、剖面图

1-20、22-27、29、30、32-40、42、43、45-67.陶高领罐 21.陶大口罐 28、41.陶碗 31.陶中口罐 44.陶钵 68.陶壶形器 69.陶器盖 70-72、74.陶小鼎 73.石钺 75-103.陶斜腹杯

但斜腹杯不应仅是实用的酒器,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尤其如此。据调查,仅石家河城内的三房湾一带就堆积有数以万计的石家河文化的红陶斜腹杯[14]。由于其容量小、质量低劣,似乎不是真正的饮器,又无需专业化生产,故在此处的大规模堆积可能与举行某些祀典有关[15]。在当时日常生活用器以灰色为主的情况下,其尚红重彩的特点也说明其与宗教活动等相关[16]。另外,邓家湾出土石家河文化陶缸上有斜腹杯形刻划符号,中部并有一竖线,似乎表明插有管状物。石家河文化的陶缸及其陶文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尊及其陶文有联系,斜腹杯的形象作为陶文之一自然非同寻常。

要之,斜腹杯开始虽为实用酒器,但逐渐又被作为三苗进行其特殊的巫术活动的重要法器之一。其所代表的习俗和宗教行为可能成为三苗文化特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华夏人才说“苗民弗用灵”(《尚书·吕刑》),才有舜“更易其俗”(《吕氏春秋·召类》),才使禹征三苗(《墨子·非攻》)有了借口。

斜腹杯所显示的三苗文化的对外影响,最明显的一条路线是从江汉平原、豫西南北向至豫西、晋南地区。在三苗文化区之外,以晋南豫西地区发现的斜腹杯最多且与江汉平原斜腹杯的变化亦步亦趋,尤其石家河文化早期的Ⅲ式杯甚至通过晋南传播到了陕北。但这并非说这种影响仅是单方面的。实际上晋南豫西的庙底沟二期类型和前期王湾三期文化对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影响也同时存在,属石家河文化的青龙泉三期遗存中斝类器物的存在就是一个明显例证[17]。晋南临汾盆地龙山前期的陶寺类型属陶唐氏文化,亦即尧所代表的文化[18]。晋南黄河沿岸乃至豫西地区的前期王湾三期文化虽属先夏文化范畴[19],但当时统一在尧的旗帜下也完全是可能的。他们共同构成当时华夏集团的主体。然则从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这样一个地带,就成了三苗集团和华夏集团互相频繁交流和碰撞的最重要的通道。在交流和争斗的过程中,华夏集团日占上风,表现为石家河文化中中原文化因素的日益增多[20],尤以丹江流域的豫西南最为明显。这与“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吕氏春秋·召类》)的记载吻合[21]。

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的龙山前后期之交,斜腹杯在原石家河文化影响区完全消失,在原边缘区的豫东南等地仅有其少量遗型(图五)[22],在原核心区也残留不多。这标志这石家河文化亦即三苗文化的基本衰竭。其直接原因是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的南下。不管原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区的人群是否仍以三苗为主体,但从文化上来说,实际上是中原龙山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替代,也就是华夏集团对三苗集团的征服。因此我们曾用“禹征三苗”事件来解释这一大的文化格局的变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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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驻马店杨庄二期遗址斜腹杯

斜腹杯所显示的三苗文化的对外影响,另外一条路线是从江汉平原东北向至皖北、豫东、鲁西南地区,但实际上反方向的影响也许更大。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高柄杯、刻文尊、折腹杯、长颈壶、折盘豆等,都与上述皖豫鲁交界地区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和龙山时代的造律台类型同类器有直接的联系。皖豫鲁交界地区龙山时代的造律台类型可能属以舜为代表的有虞氏的遗存[24],其前身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自然也不例外。有虞氏和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都关系密切但又相对独立。然则从江汉平原至皖豫鲁交界地区这样一个地带,就成了三苗集团和有虞氏互相交流和碰撞的重要通道。“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吕氏春秋·召类》),“舜伐有苗” (《荀子·议兵》),可能就是有虞氏逐渐占取上风的结果。至龙山后期,原石家河文化区突然出现不少单把筒腹陶杯、粗颈陶鬶等可能属有虞氏的文化因素,人头像、虎头像等玉器也可能与有虞氏或龙山文化代表的典型东夷文化有关。说明在“禹征三苗”的过程中,有虞氏和夏后氏很可能联合起来对付苗蛮集团。这应当是导致三苗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斜腹杯和三苗文化始终息息相关,斜腹杯就是三苗文化的象征。


注释:

[1]学界一般将三苗文化的分布范围限定在长江中游包括豫西南一带(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但实际上还应包括淮河上游的豫东南地区(见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科学出版社,1998年。韩建业:《试论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2]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4]a.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b.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 期。c.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1975年豫西考古调查》,《考古》1978年第1期。

[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灵宝涧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

[8]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延安地区文管会、甘泉县文管所:《陕北甘泉县史家湾遗址》,《文物》1992年第11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

[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襄城县台王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

[1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新安县西沃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8期。

[13]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14]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15]严文明:《文明的曙光——长江流域最古的城市》,《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 年。

[16]宋豫秦:《石家河文化红陶杯与陶塑品之功用》,《江汉考古》1995年第2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18]a.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b.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4期。

[19]韩建业:《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20]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

[21]该条下高诱注:“丹水在南阳浦岸也”。

[22]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科学出版社,1998年。

[23]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

[24]a.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b.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