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一个关键点

2019-08-23 12:33:47

本文原载于《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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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从注重陶器分期和文化谱系转为专注于遗址的空间构造,大致掌握了这一中心都邑由小到大、由盛转衰的历程,已可重建二里头作为都邑的总体态势。考古发现证明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就宫室建筑的空间规划和都邑的总体布局而言,二里头都邑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作为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社会,二里头文化对其他青铜文化影响甚巨,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

关键词:二里头遗址;都邑布局;早期国家

东亚大陆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中,从众多小的政治实体并存竞立到广域王权国家出现,是一个重大转变。不少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尤其是中国大陆学者,相信夏王朝的建立昭示了中国最早的王朝国家的登场,而这个王朝的物质遗存就是以中国北部伊洛盆地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近数十年来,为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接受的一个共识是,二里头遗址最有可能是夏王朝的都城之所在①。但这些看法尚未被海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其中一些学者对二里头与夏王朝之间的历史关联抱持怀疑态度,质疑二里头文化能否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政体②。

从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出现的时空框架来看,伊洛河流域一直被视为早期中国文明的腹心地带。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这一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区域系统调查,从中可以探究早期国家核心区域的聚落形态③。简言之,调查结果表明,仰韶—龙山时代的人口曾显著增长,也发展出了多个聚落层级;而最令人瞩目的是,伊洛盆地乃至整个中原腹地最早的超大型聚落——二里头崛起于公元前两千纪前半叶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

论及作为考古遗存的二里头文化与传说中的夏王朝的历史关联,我们倾向于认为学者间的某些“共识”还只能看作是有待确认的假说。与此同时,不管二里头文化与夏王朝的关系如何,更为确切的证据表明二里头文化确实代表着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水平的社会。

一、二里头考古工作历程与总体收获

二里头遗址发现于1959年。自遗址发现以来的50余年里,除“文化大革命”前后中断了数年外,二里头遗址的钻探发掘工作持续不断,在30多个年份中共进行了60余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④,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宫城和作坊区的围垣,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遗迹;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与制陶、制骨、制绿松石器作坊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包括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铜器、玉器、漆器和铸铜陶范等⑤。这些成果使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学界公认。

自遗址发现至今,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从1959年至20世纪末近40年的时间里,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的重点,集中于以下两方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一,长时间、大面积的发掘积累了丰富的遗物资料,以陶器研究为中心建立了可靠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序列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这是都城遗址研究的重要基础。其二,1号、2号大型建筑基址、铸铜作坊遗址、贵族墓葬等重要遗存的发掘,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国家都城遗存的重要学术地位。前所未见的大型建筑基址、青铜器铸造作坊、出土于贵族墓的青铜和玉质礼器等有助于对东亚早期城市化进程的全新阐释。

进入21世纪,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的重心从注重陶器分期和文化谱系转为专注于遗址的空间构造,探索遗址的聚落形态尤其是核心区的布局⑥。基于50多年的勘探与发掘资料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大致掌握了这一中心都邑由小到大、由盛转衰的历程,已可重建二里头作为都邑的总体态势。

遗址包含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二里岗文化早期至晚期以及东汉时代的文化遗存。在二里头文化第一期时,二里头似乎已发展成伊洛地区乃至更大区域的中心,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超过100万平方米。其遗址面积、人口密度和高等级物品(如白陶、象牙、绿松石制品及青铜工具)的存在,都迥异于同时期的其他聚落。二里头的最初发轫,似乎不是当地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应是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城市化的进程始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兴盛于第三至第四期,而最终衰落于二里岗文化早期。据初步推断,这处都邑在兴盛期的人口可达2万~3万⑦。

新世纪以来的钻探与发掘结果表明,二里头遗址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东南向分布,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估计原聚落面积应在400万平方米左右。在都邑兴盛期,整个遗址可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其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的微高地,分布着宫殿区和宫城(晚期)、祭祀区、围垣作坊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等重要遗存;西部地势略低,为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常见小型房址以及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的小型墓葬,文化堆积不甚丰厚。

二、都邑中心区的布局与内涵

二里头都邑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开始进入全盛期,其城市规划的总体格局已基本完成。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的兴盛阶段,都邑似可划分为几个特定的功能区。中心区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至少自二期晚段始,宫殿区外围垂直相交的大路已全面使用。此后不久,在大路的内侧建起了宫城围墙。宫城略呈纵长方形,面积达10.8万平方米。在二里头文化的兴盛阶段,其延续使用达200年以上。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仅见于这一区域。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组成都邑的主干道网。其走向与宫城围墙及其内的建筑基址一致,由二里头文化早期延续使用至晚期。保存最好的宫殿区东侧大路已知长度近700米。大路一般宽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在早期大路上发现了平行的车辙痕迹,辙距1米。这一发现表明至少在二里头文化的早期阶段,中原地区的人们已开始使用轮式车辆。

最新发现还表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两座大型复合式建筑包含多进院落。两座大型建筑基址东西并列,基址之间以宽约3米的通道相隔,通道的路土下发现有木结构排水暗渠。其中3号基址是一座(或一组)带有多进院落的组合式建筑。发掘区内长约150米、宽约50米。新近发掘的5号基址也至少有三进院落,总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鉴于3号基址被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建筑所叠压,具体面貌不详,5号基址是迄今所知保存最好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宫室建筑。这两座建筑是东亚地区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而这种建筑形式习见于后世的古代中国。

两座建筑基址的院落中,都发现有成排的、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这些墓葬与基址的使用期同时。其中3号墓的位置最接近建筑的中轴线,墓中随葬有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龙形器置于墓主人的骨骸之上,全器由2000余片形状不一的细小绿松石片组成,它们原应粘嵌在有机物上,但其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这是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和松石镶嵌文物的又一重要发现。

进入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二里头都邑持续繁盛。但与此同时,也发生了若干令人瞩目的变化。如前所述,在宫殿区筑起了宫城围墙,宫城内新建了多处宫室建筑。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建筑群分别以1号、2号大型四合院式建筑为核心,建于宫城的西南部和东部,显现出明晰的中轴对称的建筑理念。其中东部建筑群的2号、4号、6号基址压占于原3号大型建筑之上,建筑结构由一体化的多进院落演变为相互独立但又以中轴相串连的四合院式建筑组群。西南建筑群中的7号基址则跨建于宫城南墙上,应为大型门塾式建筑,是宫城最重要的门址。上述不同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宫室布局,是否暗寓着宫殿区内的若干建筑基址的功能和性质,乃至宫殿区内的功能分区发生了变化,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1号、2号、4号基址主殿和7号基址四座大型建筑台基拥有大致相近的长宽比例,表明当时的宫室建筑已存在明确的营造规制。在宫室建筑群以北,还发现了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总面积达2200平方米的巨型坑,该坑的形成时间不晚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坑内发现有大片陶片铺垫的活动面、以幼猪为祭品的祭祀遗迹等。

贵族聚居区位于遗址东部、东南部和中部的宫城周围。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如20世纪70年代普探中发现的30余处夯土基址中的大部分,就较为集中地分布于宫城以东和东北一带,其面积一般在20~400平方米之间。在近年的钻探和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又在这一带发现了10余处中小型夯土基址。位于宫城西北的区域也曾发现有面积逾200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贵族墓葬的分布与上述夯土建筑基址的分布大体一致。其中宫城东北和宫城以北,是贵族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区域。在邻近遗址东缘的区域,发现了中型夯土房址,大型沟状遗迹等处出土了玉石钺、玉琮、白陶器、陶水管等等级较高的遗物,表明宫殿区以东区域应主要是贵族聚居区。

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两处作坊的发现,为贵族专用品生产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铸铜作坊遗址位于宫殿区以南200余米处、临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面积逾1万平方米⑧。考古工作者还在宫殿区以南、铸铜作坊以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就目前的发现看,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的存续年代至少自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直至四期晚段。从现有出土遗物看,该作坊的主要产品是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装饰品。

在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北、宫城以南,新发现了向南呈圈围之势的夯土围垣设施的北墙和东墙北段。围墙分别沿宫城南大路的南缘和宫城东大路向南延伸部分的西缘而建,其东墙与宫城东墙在同一直线上。它应该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铸铜作坊均应在其范围之内。这一围垣作坊区应是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这是目前已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近年的钻探发掘,又发现了围垣作坊区西墙(或其西邻另一处围垣区域东墙)的线索。

祭祀活动区位于宫殿区以北和西北一带。这里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墓葬和其他遗迹,主要包括圆形的地面建筑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目前已经掌握的范围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⑨。

据已发表的材料,迄今为止在该遗址上已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达400余座。墓葬散见于遗址各处,一般与居住区无严格的区分。迄今尚未发现集中分布而长期延用的墓地。同时,也尚未发现与大型宫室建筑相应的大型墓葬。

正常埋葬的二里头文化墓葬一般被分为三个大的等级。其中甲类墓的墓穴面积在2平方米以上,有木棺,随葬铜、玉、陶、漆礼器和绿松石器等。前述出土绿松石龙形器的3号墓,即属于这一迄今所知二里头都邑中最高等级的墓之一。乙类墓的面积在1~2平方米之间,或有木棺,随葬陶礼器、玉器、绿松石器等。丙类墓的墓穴面积一般在1平方米以下,基本无木质葬具,随葬日用陶器、生活用品,或无随葬品。据统计,在能够确定期别的265座墓葬中,甲类墓24座,乙类墓60座,丙类墓137座,呈金字塔式结构。

总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工作,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和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最早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显示出王都所特有的气派。由上述发现可知,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就宫室建筑的空间规划和都邑的总体布局而言,二里头都邑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三、二里头都邑的历史位置

关于二里头都邑所处历史位置的讨论,则需要把视野扩展至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东亚大陆。大约距今6000年以前,广袤的东亚大陆上的史前人群,都还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过着大体平等、自给自足的生活。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的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跨地域的共性。到了距今5500~3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正在发生深刻社会变革的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冲突日趋频繁。许多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核心形成的一个个大群落,城墙与壕沟、大型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型墓葬等耗工费时的工程,随葬品丰厚的大墓和一贫如洗的小墓所反映出的社会严重分化等等。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如中原及周边地区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之为“酋邦时代”。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的公布,中国学界普遍认同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市和国家,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

应当指出的是,考古学观察到的上述许多古国或部族,大都经历了发生、发展乃至最后消亡的全过程,也即它们各自谱写了完整的生命史篇章,而只是给后起的中原王朝文明以程度不同的文化给养或影响。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它们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类共同体和后来崛起的中原文明之间,有一个“连续”中的“断裂”。这种断裂究竟是出于自然环境气候的“外因”抑或人类群团社会的“内因”,学术界还在探索之中。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1世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视角看,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似乎脱颖于酋邦或原初国家的汪洋之中,而与后者并存共立。这些社会复杂化程度迥异的政体,构成了当时的聚落与社会景观。

以青铜礼容器的出现为标志,中原地区自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进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时代。当此之际,东亚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和青铜时代文明由此诞生。总体上看,东亚大陆的青铜文明,既是数千年来本土史前多元农耕文化发展和社会复杂化的结晶,也是欧亚大陆青铜文化影响的产物。与青铜礼容器的出现大体同时,中原地区的都邑建设和文明化进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作为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社会,二里头文化对其他青铜文化影响甚巨,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⑩。

从聚落考古和多学科合作的角度对二里头遗址所做的探索还刚刚起步。更大的进展有赖于进一步明确学术目的,订立中长期计划,深化多学科的科际整合,全面而有重点地进行考察。有理由相信,二里头遗址的进一步勘查、发掘与研究,将会对中国文明史乃至全球文明史的探索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相关论点参见河南省考古学会、河南省博物馆编:《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版;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②相关论点参见陈星灿、刘莉:《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网上讨论纪实》,《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九期,2001年。[澳]刘莉著,付永旭译,星灿校:《中国考古学中的学术自由、政治思想正确和早期文明:关于夏—二里头关系的讨论》,《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③相关论点参见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相关论点参见赵海涛、陈国梁、许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大遗址保护调研报告(一)》,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⑤相关论点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杜金鹏、许宏主编:《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⑥相关论点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赵海涛、许宏、陈国梁:《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新收获》,《201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墙垣和道路2012~2013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期。

⑦相关论点参见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⑧相关论点参见郑光:《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里程碑》,《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据最新的勘探资料,铸铜作坊的面积在1.5万~2万平方米。陈国梁:《略论二里头遗址的围垣作坊区》,《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⑨相关论点参见郑光、杨国忠、张国柱、杜金鹏:《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杜金鹏:《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郑光:《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⑩相关论点参见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