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共振:中原青铜时代伊始玉兵器的演变态势

2019-08-28 23:12:00

本文原载于《百色学院学报》第27卷第3期,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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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原青铜时代伊始的二里头时代,青铜礼兵器渗入并局部替代既有的玉礼器器种,形成“金玉共振”的局面。大型、片状、有刃,构成了二里头玉石质礼兵器的主旋律,这是对史前玉器的重大扬弃。当烈火铸就的贵金属——青铜被塑成温文尔雅的礼容器,温润可人的玉却隐隐地呈现出某种杀伐之气。“祀与戎”这两件“国之大事”,就这样被和谐地融入早期王朝的礼仪制度中。以有内钺、直内和曲内戈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兵器,奠定了中国古代兵器的基本格局。其中,戈的出现意义尤其重大,啄击兼勾杀的威力使其极利于近战,成为日后中国冷兵器中的主宰器种。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一个重要象征。

关键词:二里头文化;青铜时代;玉兵器;铜礼器


“中国”一名始见于西周金文。从文明国家起源的角度看,早期国家在空间上是由若干“点”组成的。最早的“中国”仅指群雄竞起的过程中兴起的王国都城,以及以都城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实体所处的地域,尤其是它的中心区域。①

考古学所观察到现象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看不到文献记载的统一而兴盛的夏王朝崛起所应有的“王朝气象”。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这标志着中原地区正式进入青铜时代(图1)。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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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二里头文化的渊源与早期王权国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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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公元前2000年前后三大史前文化系统汇聚中原示意图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实际面积还要大于此。经半个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基本上道出了早期王朝立国的政治理念。保有祭祀特权与强大的军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从早期王朝流传下来的祭天崇祖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要内容。祭祀用礼仪用器,与大型礼制建筑一样,是用来昭示早期王朝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物。由于军事力量在立国上的重要性,青铜与玉石兵器也成为祭祀礼器和表现身份地位的仪仗用器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里头所在的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在龙山时代并无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这与二里头都邑出现成组大型玉礼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有些属石质,学术界也把其看作文化意义上的“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大型有刃器如玉钺、玉戚(两侧边缘有扉齿的钺)、玉刀、玉璋、玉圭(或称玉铲)和玉戈,二是小型棒状的柄形玉器。

在广域王权国家产生后的宫廷礼仪中,玉器作为社交礼仪中的“礼玉”而受到特别的重视。在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中,装饰品极少,二期开始出现柄形器,三期则有各类大型有刃礼器出现。这些带刃的礼玉,大多作为随葬品出在墓葬里,表明它们是贵族身份的象征物,原应是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礼器来使用的。在二里头遗址,这些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表明王权以及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

在二里头遗址,玉石钺在墓葬以外的文化堆积中也有发现,与玉璋、玉圭等礼仪用器不同,这类钺应当属于装柄的实用器,用于战争或仪仗等场合。

在中原青铜时代伊始的二里头时代,青铜礼兵器渗入并局部替代既有的玉礼器器种,形成“金玉共振”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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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青铜时代:二里头之前复合范铜铸件的发现及年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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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问鼎中原:二里头文化出土青铜礼器——爵、盉、斝、鼎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兵器有戈、钺、斧和镞(箭头)等。其中,属于近战兵器的戈、钺、斧总共出土了4件,应当都是墓葬的随葬品。从铜钺的材质成分及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应非实用性兵器,而属于礼仪用器,另外几件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可知这类兵器并非用于实战,而应是用来表现威权的仪仗用器,或可称为礼兵器。由于铜在当时是稀缺物质,所以铜兵器从一开始也就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物。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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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干戈中原:二里头文化出土青铜兵器——戈、钺、镞

要之,二里头国家的玉石礼器群,对东亚大陆史前期各族群既有的用玉传统进行了扬弃,确立了大型、片状、有刃器为主体的礼玉制度。大型有刃玉器都应是贵族手持之物,从其宽片状的形制看,应相当于日后的“玉圭”,也即衣冠束带的贵族在朝廷上所持的“笏”。它们都属于宫廷礼仪所用礼玉。进入商代,集实用征伐与仪仗象征意义与一身的钺、戈等兵器受到追捧。当烈火铸就的贵金属——青铜被塑成温文尔雅的礼容器,温润可人的玉却隐隐地呈现出某种杀伐之气。“祀与戎”这两件“国之大事”,就这样被和谐地融入早期王朝的礼仪制度中。

以有内钺、直内和曲内戈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兵器,奠定了中国古代兵器的基本格局。其中,戈的出现意义尤其重大,啄击兼勾杀的威力使其极利于近战,成为日后中国冷兵器中的主宰器种。进入后来的二里岗时期,以戈、钺为主的铜兵系统得到光大,形成了以戈为中心的兵器组合。集实用征伐与仪仗象征意义于一身的钺、戈等兵器受到追捧。

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横置的钺,在最初应指代秉持斧钺之人即有军事统帅权的首领,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逐渐成为握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的称号。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一个重要象征。换言之,钺的礼仪化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早期王朝的礼器群中,钺持续兴盛于三代逾千年,甚至成为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个中原因,颇具深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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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二里头出土玉兵礼器特征:大型、片状、有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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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二里头出土玉戈及其细部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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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二里头出土大玉璋及其细部纹饰

中国古代玉器由史前到中古时期的演化,从以下几个方面可梳理出一些脉络来:

形体上:小型化—大型化—小型化

主要功用上:饰品化—祭器化—礼器化—饰品化

表现题材上:动物象形—农/工具—武器—动物象形

使用范围上:民间—庙堂—庙堂+民间

由此可知,玉器的演化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其政治性逐渐淡化,实用性增强,而治玉者的思想则自始至终渗透其中。显然,大型化、礼器化、工具/武器造型和限于庙堂的二里头玉器,是这一发展脉络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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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二里头玉器的历史地位示意图

注释:

①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三页。

②参看王仁湘《玉兵之戊——兼说玉兵与“玉兵时代”》,见叶舒宪、古方主编《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

参考文献:

【1】杜金鹏,许宏主编.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2】许宏.最早的中国[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3】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4】岡村秀典.夏王朝——王权诞生的考古学[M].东京:讲谈社,2003.

【5】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J].考古,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