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对西北吐蕃的文化措施(上)

2019-08-13 11:43:23

本文原载于《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6期。

全文约7558字,细读大约需要19分钟。


摘要:两宋时期,在今青海、甘肃等地散居的吐蕃部族,成为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藏民族群体。北宋时期,由于与西夏矛盾的激化,宋王朝对吐蕃的策略有所调整、变化。利用吐蕃尊佛重僧的民族文化心理,以佛事羁縻吐蕃。又用汉法治理蕃部,采取办蕃学培养人才、设机构编纂资料、讲求儒艺行文法、定律令易蕃陋习、赐姓名蕃汉融合等具体措施,达到“以夏变夷”的目的。宋朝对西北吐蕃施以汉文化的影响,客观上有利于西北吐蕃与中原王朝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民族间相互学习与发展。

关键词:北宋;西北吐蕃;文化措施

作者简介:刘建丽,女,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甘肃兰州730070),主要从事宋史与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

两宋时期(10至13世纪),在今青海、甘肃等地散居着许多吐蕃部族,他们“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1]卷四九二14151。这些吐蕃部族与青藏高原的吐蕃人有久远的渊源关系,而与当地汉族或其他民族又呈现错居杂处的状态。西北吐蕃成为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藏民族群体。北宋初期,对这一地区的吐蕃部族只是采取“置于度外,存而勿论”的政策,对吐蕃“抚宁部落,务令安集”[1]卷四九二14152,当以“绥怀为务”。后来由于宋与西夏矛盾激化,宋朝君臣意识到西北吐蕃在宋夏对峙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北宋政府对吐蕃的策略也随之变化,“结其欢心”,“羁縻属羌以为藩篱”[2]卷一二三2912,采取笼络联合的策略,结好吐蕃以攻西夏。北宋中、后期,为了经略河湟,兼制西夏,展开了对西北吐蕃地区的开拓经营,发动了“熙河之役”“河湟之役”等武力征服战争。不论对吐蕃的策略如何变化,但其主旨与核心是采用传统的“以夏变夷”政策。以“佛事羁縻”吐蕃,用“汉法”治理蕃部,这诸多所为,即北宋王朝对吐蕃实施的民族文化措施。

一、以佛事羁縻怀柔

唐末五代宋朝时期,散居在河西、陇右、河湟地区的吐蕃,虽然远离西藏本土,往昔吐蕃王朝鼎盛时期的辉煌已悄然隐去,但他们对佛教的信仰仍极为虔诚。这种崇佛的民族文化被宋朝统治者所看重,用“佛事羁縻”作为宋朝政府对吐蕃的重要文化措施。

(一)蕃俗尚佛

吐蕃人笃信佛教,“尊释氏”[1]卷四九二14163,宋代吐蕃佛教深受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的双重影响而独具特色。

宋岷州《广仁禅院碑》记载了吐蕃人尊佛之俗,“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计其部人多寡,推择其可奉佛者使为之”[3]25,说明佛教在此地流传甚久,尊佛已成习俗,而这正是吐蕃文化的反映。吐蕃“人好诵经”[4]卷一127,其诵经与坐禅方式也很独特,“其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离舌之不可辨,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3]25。而秋冬之间,则“聚粮不出,安坐于庐室之中,曰坐禅”[3]25。此时,宋代吐蕃佛教正处于吐蕃佛教后弘期,正逢密宗戒行废弛之时,于是吐蕃人信佛而不持戒律,“虽然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杀不止,口腹纵而荤酣不厌”[3]25。吐蕃僧人生活腐化,公开娶妻生子,酗酒耽食,身为唃厮啰论辅的宗哥僧李立遵曾“娶蕃部十八女为妻”[2]卷八七1992。吐蕃人崇尚佛教,“惟以瓦屋处佛”[4]卷一127,据《青唐录》所载,过仪门北二百余步为大殿,“北楹柱绘黄,朝基高八尺,去坐丈余矣,碧琉璃砖环之,羌呼禁围。凡首领升殿白事,立琉璃砖外,犯者杀之。旁设金冶佛像,高数十尺,饰以真珠,覆以羽盖,国相听事处其西,国王亲属听事处其东”[5]170、171,将佛像安放在殿廷,为突出统治者的“佛子”身份。

吐蕃人“信重喇嘛”。“蕃族重僧”[1]卷四六二13524,据《西藏记》卷下所载:“一家之中子女多者,必有一、二为僧,女为尼者。”《松潘县志》载:“番俗,兄弟三人必有一人为僧,四人则以二人为僧。”吐蕃人的出家制度则为“推择其可奉佛者使为之”[3]25。出家为僧者享有特权,遇死,“蕃俗为僧尼者例不杀”[2]卷五一四12222。僧侣在吐蕃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占据崇高的地位。凉州吐蕃政权在厮铎督时期,僧人往往参与政治活动,佛教势力甚至发展到左右政权决策的地步,出现了由僧人的统治蕃部。“羌人以自计构相君臣,谓之立文法”[4]卷一127,此即有“施设号令,统众之意”[6]卷二二216。《宋史·曹玮传》也谓:“西羌将举事,必先立约束,号为立文法。”显然蕃僧参与立文法、建立政权等活动。唃厮啰建立政权的过程中,许多蕃僧参与,甚至吐蕃僧人所持有可以拥立为王的特权。吐蕃僧人还常充当贡使、信使,成为联结吐蕃与中原王朝的中介人。还有吐蕃僧侣出谋划策,甚至直接上阵,参与战斗。“尊佛”必然“重僧”,“佛”与“僧”成为吐蕃文化中密不可分的有机组成部分,构成吐蕃文化的核心。

由于蕃俗尚佛,因此宋王朝统治者“以佛事怀柔之”[3]25,借助宗教这一精神武器来征服笃信佛教的吐蕃人民。

(二)广建寺院

寺院作为佛教重地,既能凝聚吐蕃人信仰,又可展现吐蕃文化,于是广建寺院就成为宋王朝羁縻笼络吐蕃的重要措施。凡是吐蕃部族为修建佛寺所要求的物品,宋王朝一概赐予,竭力满足他们修建寺院的要求。当时西凉府(治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有洪元寺、大云寺两座寺院,都需要修饰。潘罗支在继承喻龙波政权后的第三年即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为了修缮洪元寺,“乞给工匠及购金碧绢彩修缮之”[7]方域二之一九,要求宋朝遣派工匠以及赐予金碧绢彩。而当时宋王朝以远为由拒绝派遣工匠,而仅赐予物品。洪元寺的修缮在潘罗支时代并未完成,而后由其弟厮铎督继续完成。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厮铎督“又贡马求金彩修洪元寺”,宋王朝“诏如所求赐之,还其马值”[7]方域二一之二一。潘罗支在修缮洪元寺的同时,还请宋朝出资修缮大云寺。西夏感应塔碑即在大云寺,《铁桥金石跋》卷四西夏《皆庆寺感应塔碑》有“石碑在凉州大云寺,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立”的记载。《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载“大云寺,东北隅有塔,晋张天锡建”。上述可知,大云寺是唐以前的一座寺院,更是充分反映了西凉府吐蕃对佛教的尊崇。天圣三年(1025年)十月,秦州蕃官军主策拉等人,“请于来远寨置佛寺”[2]卷一○三2390,宋王朝立即允应。熙河开边后,特别是在吐蕃部族聚集的熙河洮岷地区,更是拨专款兴建寺院,并“赐秦凤路缘边安抚司钱一万缗,与镇洮军建僧寺”[2]卷二三九5809。气概非凡的寺院的建成,说明宋朝统治者意在以“塔庙威严”变革民风,改变之前西北吐蕃反抗宋王朝的叛离之心。

在帮助修建禅院的同时,吐蕃人的文化心态与文化观念也被朝廷充分尊重。元符二年(1099年)闰九月十四日,御史中丞安淳上言:“欲应陕西沿边收复故地,并纳降疆界内,有羌人坟垄及灵祠、寺、观等,不得辄行发掘毁拆。”[7]刑法二之四二宋朝廷采纳这一建议,并支持吐蕃大兴佛事,译写经文。吐蕃首领鬼章“送马十三匹,乞买写经纸”,宋政府下诏:“纸可就赐之,而且还其马。”[7]蕃夷六之一八

(三)重用僧侣

因蕃僧的身份及其特殊作用,宋王朝也利用吐蕃“信重喇嘛”的习俗,借助蕃僧为其效劳。乾兴元年(1022年)十一月,宗哥唃厮啰、李立遵遣蕃部灼蒙曹失卑陵到泾原路部署司欲求内附,宋朝持有戒心,于是“遣蕃僧一人及先捕得谍者抹啰,与来使同入宗哥”[2]卷九九2302,刺探虚实,以预边备。一些吐蕃僧侣也因此受到宋朝奖赐。秦州永宁寨(今甘肃甘谷县西四十里铺附近)蕃僧策凌班珠尔、伊朗颇斡,因“屡经指使”[2]卷九三2135,助宋有功,受到宋王朝奖赐。熙宁中,王韶谋取青唐(今青海西宁市),“韶以董毡、木正多与僧亲善”[2]卷二二六5502,而蕃僧结吴叱腊主部帐甚多,于是不远千里,请京都相国寺汉僧智缘随同王韶至边,智缘“径入蕃中”,游说“吐蕃结吴叱腊归化”[1]卷四六二13524,而吐蕃俞龙珂、禹藏纳令支等部族也随之归服。智缘在熙河开边中立有大功,《宋史》为其立传。另一不见史载的佛僧海渊也为宋王朝羁縻“怀柔”吐蕃中功绩卓著。海渊为岷州长道县人,居汉源之骨谷,“其道信于一方,远近归慕者众”[3]25。陕府西路转运使王钦臣给予海渊很高评价,谓其“既能信其众,又能必其成,复能知其终,必以示后皆非苟且者”[3]25。海渊与智缘等人使汉族僧侣的宗教权威最大限度地获得吐蕃部族的尊崇与信仰。

(四)赐紫衣、师号

对僧侣赐紫衣、师号,最初是为了表彰僧侣的功德,属于佛门的奖赏,后来逐渐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一种服务于政治目的的笼络手段。

宋王朝也尽量满足吐蕃僧侣对声名的欲望与要求,赐予紫衣、师号、法名等,体现了宋朝统治者以佛事对吐蕃的羁縻笼络。宋王朝曾用以奖励过汉僧,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崆峒山慧明院主法淳率领佛门弟子在反抗西夏党项的骚扰中,因能守护御书院及“保蕃汉老幼孳畜数万计”[2]卷一三八3328,故赏“赐紫僧法淳,号志护,大师法焕、法深、法汾并紫衣,行者云来等悉度为僧”[2]卷一三八3328。

宋王朝对吐蕃僧侣的赏赐也不例外,更是多于其他民族。据不完全统计,《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史籍文献中对甘州回鹘、瓜沙州、龟兹、西南夷等其他地方政权赐予紫衣记载很少,只不过各有二三次而己,但对河西、陇右、河湟地区吐蕃僧侣却有十三次。如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七月,西凉府六谷部都首领厮铎督遣僧蔺毡单来贡,宋朝“赐紫方袍”[2]卷七六1739。秦州永宁寨蕃僧策凌班珠尔、伊朗颇斡,因“曹玮言其屡经指使”[2]卷九三2135,二人皆赐紫衣。故秦州蕃僧努卜诺尔弟子莽布玛喇干,因“本州钤辖言其干事”[2]卷九六2229缘由,获赐紫衣。“泾原界掌事蕃僧哩硕琳布齐等四人乞赐紫方袍、师号”[2]卷八四1917、1918,宋王朝下诏允许他们的要求。对已故蕃僧子弟也以承袭紫衣作为奖励与笼络。对吐蕃进奉僧侣的赏赐更是优厚。皇祐五年(1053年)十二月,吐蕃首领磨毡角部进奉首领遵兰毡结逋、沈遵、党遵叱腊均赏赐为紫衣僧,“各赐紫衣三件,银器五两,衣着十匹”[7]蕃夷六之四。宝元二年(1039年)四月,宋王朝又“赐唃厮啰前妻紫衣、师号及法名”[7]蕃夷六之四。唃厮啰前妻是李立遵之女,瞎毡、磨毡角之母,前妻出家为尼,后再娶乔氏之女为妻。宋王朝赐其“前妻紫衣、师号及法名”[8]卷一二423,是为了使唃厮啰与其二子和解,重振牵制西夏的力量。这恰恰表明宋朝利用吐蕃部族的佛教信仰进行羁縻笼络。

赐紫衣、师号不仅仅是一种名誉,事实上也是一种具体地位的象征。这种赐紫衣、师号的羁縻笼络的做法一直延续下来。至北宋后期,宋王朝开拓河湟,发动了河湟之役后,在元符二年闰九月,“熙河奏,乞降空名宣札各一百五十,紫衣师号牒一百,以待新羌”[2]卷五一六12275,宋王朝也允许了这一请求。由此可知直到北宋后期,在武力征服吐蕃的同时,仍不忘实施赐紫衣、师号等措施。

公元11世纪是藏族佛教史上的后弘期,佛教由原来被排斥的位置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不仅在上层统治者中站稳脚跟,也在广大吐蕃人民中深深扎下了根,寺院与僧侣成为权力与神圣的象征。宋王朝正是抓住吐蕃人民“最重佛法”[4]卷一127的文化心理而成功施以“佛事羁縻”的文化措施。

二、办蕃学编纂资料

北宋统治者不仅以佛事怀柔吐蕃,还在西北地区官办蕃学,培养人才,在中央设置馆阁等机构进行民族资料的整理与收集。这皆是北宋政府对西北吐蕃施行的文化措施。

(一)兴办蕃学

学校是培养人才之地,兴学也是移风易俗的有效途径。北宋初期,承唐末五代干戈扰攘之余,学校制度尚不完备。到宋仁宗以后,各级学校才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宋神宗即位后,他“笃意经学,深悯贡举之弊,且以西北人才多不在选,遂议更法”[1]卷一五五3616,重视在西北地区兴办学校。

北宋时期,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河陇地区几乎尽属回鹘、吐蕃、党项住地,而尤以吐蕃部族众多,因此宋王朝将招抚吐蕃部落作为“抚宁安边”策略的重点。而建立蕃学,对吐蕃子弟进行文化教育,既招抚了吐蕃部族,又加速了民族融合,进一步促进了蕃汉之间的文化交流。

官办蕃学始于北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当时年青有为的宋神宗赵顼即位,起用王安石,并支持他进行变法。随着政治、经济方面改革的逐步实施,展开对西北地区的开拓经营。经略河湟,兼制西夏,就成为革新派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其中兴办教育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措施。在吐蕃部族聚集的缘边州军地区设立学校,称为“蕃学”,招收蕃族子弟入校学习文化。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秦凤路缘边安抚司建议“通远军宜建学”[2]卷二三三5662,得到政府的允许。而王安石也向宋神宗称赞“种世衡在环州建学,令蕃官子弟入学”[2]卷二三三5652,目的是以此为例,鼓动宋神宗批准在沿边州军广设蕃学。熙宁六年(1073年)十二月,在熙州西罗城设置蕃学,“晓谕蕃官子弟入学”[2]卷二四八6059。熙宁八年(1075年)三月,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1]卷一五287,宋政府同意在河州置蕃学。熙宁七年(1074年),岷州“许建州学”[2]卷二五六6248。岷州历来为吐蕃的重要聚居区之一,吐蕃部族众多,而“州学”设立后,入学者也主要是吐蕃酋首子弟。

蕃学是由政府拨专款兴办,并资助蕃族子弟学习费用。例如河州蕃学,宋政府“赐田十顷,岁给钱千缗,增解进士二人”[1]卷一五287。学校每年所需经费,由国家拨给钱一千缗,再划拨十顷公田的租赋收入归学校使用。熙宁八年,宋神宗颁布诏书:“熙河路兵食、吏俸日告阙乏,而蕃学之设冗费为甚,无补边计,可令罢之,其教授令赴阙,蕃族子弟放逐便。”[2]卷二七○6619这份诏书虽是罢废蕃学,但从侧面说明蕃学确曾普遍设立,其费用由国家拨款。后来由于蕃学数量多,开支大,不堪重负的政府只好下令停办。

蕃族士子可以参加各级科举考试,宋王朝为了照顾其仕途,特别修定了蕃区考试章程,实行汉蕃有别的录取方案,对吐蕃地区的应试举人也放宽条件。宋代科举考试录取划分为两类:一类正奏名,即礼部贡院合格奏名举人,那些寒门庶族出身的考生,要通过各级考试的严格筛选,优分录取;另一类“特奏名”即恩科,宋代贡举名目之一。规定举人年高而屡经省试或殿试落第者,遇殿试时,许由礼部贡院另立名册奏上,参加附试,称特奏名,显然这是一种优惠政策。那些建有特殊功勋,并由州县推荐的所谓“特奏名”,可在贡院考试中低分录取。宋王朝在选拔蕃族士子中,考生可享受“特奏名”低分录取的特殊照顾。熙宁六年下诏“熙河路举人不以户贯年限听取”[2]卷二四八6055,并增加应试名额,“应熙州为五人,河洮岷州各以三人为解额”[2]卷二四八6055。而且蕃族士子参加“贡院考试不中格,宜依特奏名人例就试”[2]卷二四三5911。另外对那些招抚蕃部有功的汉族士子也可施行这种政策,熙宁六年三月,下诏“秦凤路效用进士窦长裕、窦解招纳蕃部有劳,贡院试不中格,宜依特奏名人例就试”[2]卷二四三5911。显然秦凤路的窦长裕、窦解这两位效用进士,因“招纳蕃部有劳”也获此优惠。

宋王朝兴办蕃学,对蕃族子弟施行优惠政策,这为吐蕃民族吸收汉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编纂资料

北宋王朝在兴办蕃学的同时,在中央设立编纂少数民族资料图籍的馆阁等机构。由于蕃学的设立,在汉蕃上层人物中兴起一股研究民族文化的热潮,这股热潮恰好与开拓经营民族地区相辅相成。在研究民族文化的热潮中,涉及的学科面广,有人物志、民俗、绘画、族谱、历史、官职、地图、城邑、山川、矿产等。中央的主客司是礼部三属之一,而主客郎中、员外郎,“掌以宾礼待四夷之朝贡”[1]卷一六三3854,即专门接待各国朝贡使臣。宋政府规定,凡是诸蕃国朝贡,“至则图其衣冠,书其山川风俗”[1]卷一六三3854,“凡四夷朝贡至京,委馆伴官询其风俗,别为图录”[7]职官二五之一。政和二年(1112年),宋朝廷诏令尚书省将客省、引进司、四方馆、东西上门等机构,“将自来所掌职务厘正条具”[7]职官三五之六,规定“诸蕃夷朝贡,关馆押伴所询问风俗、国邑等”[7]职官三五之六。除主管机构的官员询问、图录诸蕃国朝贡使提供的山川、风俗、城邑、物产等边疆史地民族资料外,宋朝边官与使臣还进行实地考察,辑录成文献、地图,呈送朝廷收藏,为制定政策、起草涉外文书提供参考资料。宋朝官员盛度曾“奉使陕西,因览疆域,参质汉唐故地,绘为《西域图》以献”[1]卷二九二9759,后又“复绘山川、道路、壁垒、区聚,为《河西陇右图》,愿备上览”[1]卷二九二9759。许多吐蕃首领与蕃官也热衷于书写本民族的文化,他们大都略通文义,尚慕华风。蕃官高永年“略知文义”,元符、崇宁(1098-1106)年间,曾随同王厚出兵湟(治今青海乐都县)、鄯(治今青海西宁市),将其见闻著为书,宋边臣范纯仁很赏识高永年的著书,并令其进献朝廷。高永年所作《元符陇右录》,“不以弃湟、鄯为是,故蔡京用之,虽成功,然竟以此死”[1]卷四五三13316。

宋代编纂的有关西北方面的民族文化资料很多,重要的成果有刘焕《西行记》一卷[1]卷二○二5120,李远《青唐录》一卷[1]卷二○四5121,汪藻《青唐录》三卷[1]卷二○四5124,李华《湟川开峡志》五卷[1]卷二○四5159,陈冠《熙河六州图记》一卷[1]卷二○四5159,张士佺《西和州志》十九卷[1]卷二○四5165,章颖《文州古今记》十二卷[1]卷二○四5162,杜孝严《文州续记》四卷[1]卷二○四5162,赵瞻《西山别录》一卷[1]卷三四一10880、10881,曾致尧《西陲要纪》十卷[1]卷四四一13051,以及政府官方编订的《诸蕃进贡令式》十六卷[1]卷二○四5136,是书从董毡、鬼章起至俞庐和地止,总数为十六卷,其中西北吐蕃董毡、鬼章为第一卷,还有不署作者的“唃厮啰传一卷”[9]卷七661。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载有“刘氏西行录一卷”,陈氏按语谓“康定二年,朝廷议遣使通河西唃氏,涣以屯田郎知晋州请行,以十月十九日出界,庆历元年三月十日回秦州,此其行记也。唃氏自此与中国通,而元昊始病于牵制矣。焕后擢刺史,历典数州至留后,以工部尚书致仕”[9]卷七655。《青唐录》是记载北宋中期,今青海湟水流域生态环境、自然地理、民族情况的宝贵资料。宋哲宗元符年间与宋徽宗崇宁年间,宋王朝曾出兵攻取收复这一地区。一卷本《青唐录》的作者李远,《宋史》中无任何记载,关于其生卒无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在此书下记:“右班殿直李远撰。元符中取邈川、青唐,已而皆弃之。远,绍圣武举人,官镇洮,奉檄军前,记其经历见闻之实,灿然可观。”[9]卷七662三卷本的《青唐录》则为汪藻撰。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十四《宋故显谟阁学士左中大夫汪公墓志铭》中载有“青唐录三卷”[10]卷三四36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载:“《青唐录》二卷,皇朝汪藻撰。青唐,吐蕃遗种也,崇宁中命童贯取湟、廓、西宁州,擒赵怀德,上为之御楼受降。”[11]卷二下206有学者推断“李远原有《青唐录》一卷,主要记哲宗朝及哲宗朝以前攻取青唐之事。以后汪藻又加以删修,增录了元符到崇宁即徽宗朝收复青唐之事,而成为《青唐录》三卷”[12]144。

这诸多有关西北史地的资料,充分反映出宋王朝开拓西北、重视经营民族地区,研究民族文化与施用武力征服,成为宋王朝统治的文武两手策略。


参考文献:

[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吴景山.安多藏族地区金石录[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

[4]孔平仲.谈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037册,1986.

[5]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6]张方平.乐全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04册,1986.

[7]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8]司马光.涑水记闻[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036册,1986.

[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74册,1986.

[10]孙觌.鸿庆居士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35册,1986.

[11]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74册,1986.

[12]孙菊园.青唐录辑稿[J].西藏研究,1982(2):146-157.

[13]吕陶.净德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098册,1986.

[14]宋庠.元宪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087册,1986.

[15]王安石.临川文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05册,1986.

[16]韩维.南阳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01册,1986.

[17]苏辙.栾城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12册,1986.

[18]王称.东都事略[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82册,1986.

[19]范仲淹.范文正集补编[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089册,1986.

[20]李壁.王荆公诗注[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06册,1986.

[2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2]李石.方舟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49册,1986.

[23]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4]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