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关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相关问题(下)

2019-07-24 10:59:42

垣曲盆地只是东关文化重要分布区之一,盆地以外地域内还发现大量与其文化性质相同的遗存,主要分布范围则要遍及山西的南部地区,除上述垣曲盆地外,还包括运城、临汾盆地等,这些地域是东关文化遗址相对集中的地带。(图三)此外,在陕西临潼零口[6]、河南尉氏椅圈马[7]等地也见有东关文化特征的遗物出现,但资料相对零星。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发现这么多同类遗存,面貌当然不会完全相同。各地文化面貌上不同程度的个性特征,为我们深入分析这种文化的地域性演化和时代变迁提供了研究依据。检索已发现的近40处遗址,翼城枣园遗址[8]在同类文化遗存中比较典型,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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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园遗址发现于1991年,是一处比较单纯的前仰韶时期史前聚落遗址。枣园遗址仰韶早期的遗存分为三个阶段,但从面貌上分析,各阶段之间其实并无太大的差别,这一点与东关遗址反映的情况有些近似。枣园遗址发现有为数不多的房址和红烧土烧结面,并有壕沟、灰坑等遗迹。房址中发现有两个形状类似的椭圆形地穴式坑状建筑,内有照明用的壁龛,用于出入房间的台阶及用以分隔房间的隔墙等设施。壕沟是这个时期遗址比较重要的发现,是与房址基本同时代的产物。非常巧合的是,枣园遗址的壕沟也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结构,只在遗址的西侧和南侧才发现有壕沟的存在,那里地势低平,临近水源,并与自然冲沟相连,是一个功能非常明确的聚落防御设施,遗址东、北部的山梁地带则并不见壕沟遗迹,这种特点又与东关遗址的聚落围沟形式如出一辙。东关遗址与枣园文化遗址之间在聚落布局和遗存内容上诸多相似性表明了早期社会人类生存发展中的共时性。枣园遗址代表性的遗物是陶器,一至三期均以泥质陶为主,多为红色陶,胎体轻薄,夹砂陶器胎体则相对较厚,质地酥软。陶器的制作技法以泥条盘筑为主,此外,泥片贴筑和手工捏制也是当时人类采用的制作方式。一般针对不同的器物采取不同的做法,形制复杂的大型器物往往是多种制法相结合,再用对接、套接等方法将其组合在一起。陶器在干燥的过程中,常被置于草垫之上,器物的底部多数留有植物碎屑或粟类皮壳的痕迹。器物中钵、盆、瓶和罐比较具有代表性,因此被用于标志时代特征。钵是数量最多的器物,在文化中普遍使用和长期延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器物在使用的过程中也保持了比较固定的形式,除了能在形态上分为若干区别不大的种类外,每一种类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形式基本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盆类器物以折沿盆变化相对显著,而变化则主要体现在腹部的形态及容量的增加,其余几种盆类器物变化不显著。枣园的小口瓶以环状口、束颈、小平底为特征,分为鼓肩和溜肩两种形态,发展规律呈现逐渐加长的趋势。夹砂罐是典型的炊器,在枣园器物中是演变比较显著的器物,初期多素面,较晚阶段的器物上饰有比较规整的凹弦纹,腹部由弧腹渐变为鼓腹等。总体来看,枣园与东关遗存的共同点均呈现器类相对单一、相似性器物多、型式变化小等初期阶段的特性。两地器物组合相近,典型器物基本相同,变化规律大体一致,共性明显,两地的区别主要在于部分遗存的数量上差异,再有是东关遗址发现较多的炊器——鼎,枣园很少见,只有少量鼎足,具体形制不明确,东关存在的双耳壶也不见于枣园遗址,这些差别的存在是地域性造成的结果,也可能与发掘的具体地点有关。

东关遗址与枣园遗址一南一北,直线距离100多千米,实际距离还要远大于这个数字;地理位置上,同在山西的南部但分别位于垣曲盆地和临汾盆地,其间有中条山脉和娥眉岭分割,然而两地的文化面貌上却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

关于东关文化的年代,学术界认识基本接近,多认为它处于前仰韶向仰韶时代过渡阶段,但在具体的文化归属方面存在区别。报告的编写者根据发掘所获资料分析认为,其考古学年代介于裴李岗晚期与半坡前期之间,随后又在总结中指出较早的部分遗存的相对年代与裴李岗晚期及北首岭下层大体相当,属前仰韶阶段,晚段则延续到了仰韶的初期,与半坡早期早段大体同时[9]。这种意见代表了一种晋南黄河流域与渭水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平行发展的布局模式。但也有人不赞同这种分析,认为东关所代表的考古学遗存年代并不与半坡早期的这个阶段相当,应整体上早于半坡文化[10]。枣园遗址的发现将问题的认识引向深入,遗址本身的几个C14数据共同界定其年代大体位于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400年[11],上限早于半坡文化,下限进入半坡文化阶段,这一结果与东关遗址反映的情况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

与年代研究相比,东关文化的源流问题显得更为复杂。一些研究表明它与裴李岗文化关系比较密切,如陶器多为素面,器类组合共见一些相似的器物,另外在居住形式等方面也有些相近之处等。然而,由此来确定两者在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显然是不合适的,不仅因为东关文化本身的许多特征均可以在周边地区相邻的较早期文化中到大体对应的相似点,更因为两者毕竟在年代上有几百年的缺环,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是牵强的。我们认为探究东关文化的起源,太行山东部区是一个很可能的地域,因为那里不但有年代比东关文化更早的遗存,而且在文化特征方面联系颇为紧密,存在东关文化的来源可能的线索。如拒马河流域的北福地一期甲类遗存[12]和炭山一期遗存[13]与东关文化就存在着极强的共性。它们的双耳壶形态如出一辙,小口瓶及蒜头壶的口部均呈现环状口的特点。另外,北福地广泛存在的圜底罐与东关的锥形足鼎腹部造型也十分接近。可以明确地说,它们之间的联系要远远大于东关同周边其他文化的关系。不仅如此,现有的研究表明,北福地一期甲类和炭山一期等遗存的大部分文化因素可以在北辛文化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内容[14],而北辛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磁山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就更加清楚地指示出东关文化的来源。(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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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文化的流向问题以往讨论得比较多,研究的焦点侧重在与庙底沟文化的关系上,并进一步涉及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东关文化是庙底沟文化的前身,后者由前者直接转化而来[15][1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庙底沟文化是由流入晋南的半坡文化不断吸收其他文化、逐渐脱胎而成[17]。

研究东关文化的发展历程必然涉及北橄遗址[18],它也是一个与东关文化关系非常密切的重要地点。北橄三、四期是比较典型的庙底沟文化遗存,但其一、二期遗存的性质目前却看法不一。有学者主张将其划入庙底沟文化,并作为它的早期发展阶段,显示了东关文化逐渐向庙底沟文化转变的过程[19],但也有研究者不赞成这种分析,认为一、二期遗存从本质上仍然是半坡文化,不过是吸收了部分本地区文化因素产生变异而形成的地方类型,即所谓的“东庄类型”[20]。

枣园遗址与北橄遗址相距不过几千米,共同位于临汾盆地,如果将二者所包含的文化序列加以排比,可以得出这样的链条:东关文化—半坡文化(东庄类型)—庙底沟文化,它代表临汾盆地古代文化发展的一般过程,同样,东关遗址也有与枣园、北橄类似的情况,这表明无论是垣曲还是临汾盆地,在广泛的东关文化与庙底沟文化之间确实存在一个半坡文化因素进入晋南地区的阶段,垣曲盆地表现为东关二期遗存,临汾盆地则表现为北橄遗址一、二期。北橄遗址一、二期遗存中究竟包含了多少早期庙底沟文化的因素,我们不能确定,但从已发表的北橄遗存分期中,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半坡文化的特征,包括陶器器形中的杯形口尖底瓶、葫芦瓶、侈口夹砂罐等,以及鱼纹、直线三角纹、黑彩带等纹饰,它们无一不是来自关中地区,而非东关文化所固有。这样看来,北橄遗址一、二期在遗存特征上与东关文化其实关系不大,它可能在个别方面借鉴了东关文化的某些因素,其主流却是半坡文化的。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半坡文化因素的进入,才使本地区的原始文化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显然并非东关文化吸收半坡文化因素发展成庙底沟文化,而是半坡文化吸收了部分本地域的文化因素发展成为庙底沟文化。

那么本地的东关文化的去向如何呢?半坡文化,准确地说是它在晋南地区的地方变体,取代了东关文化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后,东关文化从此便销声匿迹了,表面看起来是文化之间的更新替代,而实际上这种改变是与当时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地区文化发展的大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已有的研究表明,在黄河流域,至少从仰韶时代就形成了分别以泰沂和华渭为中心的东西两大文化集团[21],它们之间的发展演变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关系的主要脉络。有学者根据这个时期各地考古资料反映的遗存共同特征进行研究发现,西至河套地区,东至山东半岛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实际上分布着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群,与西部的半坡文化并行发展[22]。东关文化就是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境之中,在文化谱系上它属于二者之中的东部集团,在特征上表现出了与同一谱系类似文化的诸多共性,如陶器以素面陶为主,以鼎、钵、壶为基本器物组合,有少量彩陶器物等,明显区别于西部集团流行彩陶,以夹砂罐、瓶、钵为基本组合的文化特征。在东部文化势力强劲的时候,晋南地区是东关文化的实际控制区,也是本地最先出现的新石器文化,它的足迹不仅遍及前面文中所提到的晋南三个盆地,甚至还可能越过黄河,向西一直深入到渭河流域等地区。宝鸡北首岭遗址[23]属于半坡文化早期的遗存中曾发现以素面、环口、平底鼓腹、双耳为特征的小口瓶,与典型的半坡文化杯形口小口瓶造型特征相去甚远,显然不是同一个系统的器物,从类型学角度来分析它们极可能是东部文化区流入西部区的产物,是当地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外部强烈影响而留下的遗存。

明确了东关文化的来龙去脉,晋南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演化进程便逐渐明朗化。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以东关文化为代表的东部文化率先占据了黄河以东地区,晋南各盆地成为它的主要势力范围。垣曲盆地应是它首先到达的一个地域,因此那里的东关文化遗存包含了更多原始特征因素,如鼓肩小口瓶、双耳壶等器物,这是北部枣园等所不见的。此时的半坡文化在实力上显然弱于东部,因此我们在东部很少见到它的典型遗址和遗存,相反却有东部因素深入影响西部的个别遗存,如北首岭、零口等遗址。东部文化历经了600年左右盛极而衰,西部半坡文化却日渐强大,并不断向东扩张势力。东庄村[24]、东关、北橄等多处遗址都留下了半坡文化的身影,说明此时半坡文化正在不断侵蚀着东部文化的原有领地。东关文化在西方强大攻势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固有的文化传统被逐渐冲击殆尽,对外影响力也随之日渐消退,淡出历史舞台也就成为必然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垣曲盆地东关文化开始得早,而其被取代的步伐却可能要迟些,因为这里的半坡文化很不成气候。以东关遗址为例,与一期形成强烈反差的二期(半坡文化)只有几个灰坑和少量遗存,在规模上显然不如土著文化,在分布上也与东关一期并不在同一个地域,像是一组游离的“散户”,很难想象凭借这样弱势的基础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文化上的替代。多方面证据显示,直到庙底沟文化完全形成、壮大,并不断向各地推进时,本地的文化面貌才彻底发生改变。


(全文完)


注释:

[6]周春茂、阎毓民:《零口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文博》1997年第5期。

[7]郑州大学考古系等:《河南尉氏县椅圈马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7年第3期。

[8][1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翼城枣园》,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

[9][16]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10]阎毓民:《关于垣曲古城早期遗存的性质和年代》,《文物季刊》1999年第2期。

[12][13]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14][22]张忠培、乔梁:《后冈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15]田建文、薛新民、杨林中:《晋南地区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新认识》,《文物季刊》1992年第2期。

[17][20]戴向明:《试论庙底沟文化的起源》,《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

[1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北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

[19]宋建忠、薛新民:《北橄遗存分析——兼论庙底沟文化的渊源),《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

[21]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2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l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