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地青铜艺术精品展》概述

2019-07-24 10:31:08

一、展览的历史背景

青铜的广泛使用标志着人类脱离野蛮蒙昧,迈人文明社会的第一阶段一-青铜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始于夏代(前21世纪),止于战国时期(前475—221),长达一千六七百年。青铜艺术是中华民族最为灿烂的文化遗产之一,它以其丰富的器类、超凡的艺术价值、髙超的工艺技术、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等鲜明特点著称于世。

至迟商代晚期(前13世纪一前11世纪中期)北京地区已进人青铜时代,这时期的北京地区很可能已被称为“燕”。西周初期(前11世纪中期),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召公奭被册封于燕地建立了燕国。燕都最初建于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燕国灭亡蓟国后迁蓟城,东周燕都位于北京市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地方。

从西周时期开始,北京地区成为燕国、燕文化的中心区域,燕地青铜文化从此步入辉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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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设计

本展览的主题是再现两周时期(前11世纪中期一前221)北京地区特有的青铜文化面貌,展品也全部从两周铜器中遴选。展览的内容设计贯穿了两条线索: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青铜器的对比;西周与东周青铜器的对比。展览的主题与线索是根据北京地区青铜文化的内涵确定的。

.对两周时期燕地青铜文化的认识

北京地区两周青铜器的一大鲜明特点,是它体现了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燕地位于中原王朝的北部边疆,是中原农耕文明与欧亚草原文明的交界地带。内敛的礼乐文明与奔放的牧业文明在这里碰撞、共生、交流、融合,为北京地区的青铜文化带来了异彩纷呈的景象。本展览欲通过中原文化、北方草原文化青铜器在器类、器型、纹饰、工艺、铭文等方面的对比展示,将两种文明的内涵与个性,将北京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展现给大众。

燕地主流文化是代表中原文化的燕国青铜文化,青铜器以表现礼制的礼器最为发达,并借充满想象力的抽象动物纹饰表达着神秘主义的超现实内涵。青铜礼器由容器(食器、酒器、水器等)与乐器组成,它们为贵族所专有,广泛用于祭祀、宴乐、丧葬等礼仪活动,并以不同数量、器类组合标志各级贵族的等级与地位。青铜礼器是商周礼制的载体,被统治者赋予了沟通人神、象征权力与地位的特殊内涵,鼎、簋等陈放于宗庙中的重器甚至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青铜礼器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是中国青铜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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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矩鬲”为例,此鬲自盖钮至足通体装饰着七个牛角飞扬的牛首兽面纹。盖内及颈内壁所铸铭文记载了贵族“伯矩”为纪念燕侯赏赐贝币而铸此鬲的史实。牛是商周祭祀中最高规格的祭品(所谓“太牢”),贵族占卜也常用牛肩胛骨,而祭祀、占卜在当时都是最神圣的事之一,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牛首也是商周青铜礼器纹饰的常见题材,但如伯矩鬲这般多达七个牛首的造型却极为罕见,体现了燕文化对牛的特殊感情。此鬲艺术构思与铸造工艺均达到很髙水平,充分表达了 “礼器”、“神器”在沟通人神、标志等级方面的神秘、肃穆的内涵,因而被视为国宝级珍品。

昌平白浮、延庆等地发现的北方草原文化青铜器则来自草原民族,代表着欧亚草原文明。青铜时代的草原民族族源、语言复杂,社会形态尚处在氏族社会或早期奴隶社会,经济生活以畜牧、渔猎为主,常迁徙而不定居,民风剽悍朴实、尚武重义。因此北方草原文化的青铜器容器较少,更无礼器传统,而以兵器、工具、饰物等实用器为主,代表器物如各式短剑与牌饰。装饰纹饰以草原常见的羊、马、鹰、狼、鹿等动物为主要题材,纹饰风格写实、拙朴,洋溢着平实的生活气息、浓郁的草原风情。燕国中原文化青铜器的兵器、工具、饰物等实用器,以及青铜纹饰都受到了北方草原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北京延庆地区发现的东周北方民族墓葬、窖藏出土的成套中原青铜礼器,以及模仿中原列鼎制度自行铸造的浅腹列鼎,则体现了中原发达的礼乐文明对草原民族的影响。

两种文明在北京地区碰撞、融合,是两周时期北京地区青铜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这一特点预示着北京这一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土地所历经的千年沧桑,预示着北京从诸侯都城发展为全国首都的历史走向,因而是需在展览中以浓墨重彩渲染的精彩之处。

本展览的另一“对比”,是通过西周与东周中原文化青铜器的对比,展现燕地中原文化的发展历程,并以此管窥中原礼乐文明的发展兴衰。造型从厚重、威严到轻巧、秀丽,动物纹饰从狰狞、神秘到变形、简化,铭文从多到少、从彰显功名到物勒工名,礼器制度从不成熟到僭越……青铜器从西周至东周时期发生的这些演变,不仅仅显现了两周青铜器的内涵从神性到人性的嬗变,更折射出两周时期社会形态与时代精神的巨变。同时,本展览也通过两周青铜器的对比,展现燕国青铜文化从西周与中原王朝具有高度共性,到东周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的地域文化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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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这一对比更加充分,本展览将个别不属燕文化的铜器精品补充上展,例如著名的国宝级铜器“班簋”。班蓋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一件蜚声中外的西周重器,器腹内底的铭文多达198字,记述了贵族“班”追随“毛公”东征的史实,这一史料与秀丽的文字都具有重要价值。班簋并非燕国器物,它出土于北宋年间,被视为簋中之宝而为历代皇家所珍藏,但在清末战乱中失踪。北京的文物工作者于1972年在北京有色金属供应站发现了即将进入化铜炉的班簋残片,方使国宝重现世间。其经历坎坷曲折,更显珍贵。

通过以上两种对比展示,我们希翼本展览不仅仅传播青铜器本身的艺术、历史价值,更期待能将潜藏在青铜器背后的时代背景呈现出来,使观众发挥自己的想像去复原青铜时代那宏大的历史画面。

.关于内容设计的思考

虽然拟订了以上设想,但毕竟青铜时代距今远矣,青铜器也早已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可以说青铜器比起其它古代艺术品令观众更有距离感,更不容易产生兴趣。要让普通观众理解青铜器所蕴涵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理解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欣赏那个时代的青铜艺术,显然是一个艰巨的目标。对于这样一个展览,如果还完全倚赖文字等传统的显性语言进行解读,相信普通观众很少有耐心去阅读这些陌生而又晦涩的知识。

因此,我们认为最理想的展陈手段莫过于“造势”——在展厅中营造出神秘、肃穆、凝重、沧桑的气势与氛围,以气势震撼观众,以氛围传达信息。与展览主题相符的气氛是一种无处不在的隐性语言,能够以强制而又高效的形式解说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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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原则既是内容设计的出发点,也是形式设计的指导思想。基于此,我们将内容设计所涉及的说明文字和辅助展品从另一种视角予以重新评价:辅助展品的作用比说明文字更加强大和重要!

因为以图案、模型、场景等感性形式出现的辅助展品,远比文字更醒目、更吸引人,更能营造气氛。或以为辅助展品不如文字说明有 “技术含量”,此见未免浅薄。用于制作辅助展品的图片、数据等资料往往散见于各种材料中,鲜有整理好的专著。若非对某一领域有广泛研读、若非对资料捻熟,则断不易寻找原始资料,更不可能准确制作。窃以为某些情况下,辅助展品的质量、数量比起文字说明更能体现设计者的学术素养,以及设计者对展览倾注的心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以隐性语言解读展览,远比显性语言更难。

本展览的上展文字(包括部题说明、说明牌、辅助展品说明、组说明等)尽量遵循 “奥卡姆剃刀法则”—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达到以下标准的说明文字才能视为“必要”而人选:有益于观众理解展览与展品的背景知识;展品所蕴涵的不为常人所知的重要信息;观众能够理解的知识;观众可能会感兴趣的知识。在这一标准下,说明牌文字基本不超过150字,绝无有关展品外观等可视信息的描述文字。

辅助展品方面,囿于展厅面积所限,场景已无从实现。因此辅助展品重点放在了不占空间的图片上,主要遴选各种有助于复原文物原生态的图片,其中尤以青铜器铭文、纹饰中的有关图像表现文物原生态的能力最强,例如战国时期的宴乐图、攻战图、行军图、车马出行图、出现了觚的形象的商代金文等等,此外还补充了一些今人描绘的图片,例如弩机、马车复原图以及弓形器使用方法示意图等等。

辅助展品准备齐全,但只是完成了“造势工程”的基础工作,最艰巨的任务还在于形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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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式设计

综合以上思路,经反复论证和修改,形成了最终的形式设计方案:400平米圆形展厅的中心是一座方城,象征着房山琉璃河燕国西周都城,城墙内、外壁与展厅四壁的展柜形成了三层同心展线。中原文化、草原文化的同类器物同柜展示,实现了两种青铜文化的对比。西周展品位于展厅中心西周燕都”展区,东周展品位于展厅四壁的环形展柜,两周展品都分别依照兵器、礼乐器、杂器的顺序对应摆放,观众随展线同时观看西周、东周同类展品,实现了西周、东周青铜器的对比。我们认为这一设计较好地体现了燕地青铜文化、体现了我馆的特色。

琉璃河燕都遗址是北京地区出土西周铜器最为集中的遗址,也是国内幸存的几座西周城址之一,更是北京建城史的源头之一。形式设计既彰显了这一北京的骄傲,也挖掘了西周青铜器与北京城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方城中心以两个独立柜重点展示伯矩鬲与班簋,以这两件著名的西周重器分别代表北京出土的青铜精品与馆藏青铜精品。

方城与外圈分别展示西周、东周展品,将西周、东周的同类展品平行展示,这是本展览一个反常规的尝试。这一设计打破了历史展览所通常遵循的以时间为轴线的逻辑关系,可能会给一些观众带来时空的混淆感而不太适应。但这种对比却能够给观众提供一个自发、主动捕捉隐含信息的机会,让观众自己通过对比同类器物去寻找两个时代的异同。我们认为激发观众的思考、调动观众的兴趣与热情,对于展览来说是远比传递具体知识更为有效的目标。被动接受的知识容易遗忘,但主动思考得出的认识往往终生难忘。有了兴趣与热情,自然会去主动学习更多的知识。

笔者作为内容设计者难以对形式设计予以尽述,未免隐没了形式设计人员的智慧与汗水。在此对本展览的形式设计人员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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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览完成之后的反思

本展览也存在一些遗撼。例如由于时间关系而未能将上展铜器的铭文全部拓制并展出,而只甄选了八件铭文较为重要或较有代表性的铜器(作宝卣、班簋、伯簋、伯矩鬲、伯矩盘、叔繁簠、燕侯盾饰、圉方鼎)予以拓制、展示。铭文不足,在行家眼中难免显得展览不“尽兴”、不专业。同样,未能以多媒体的形式展现青铜铸造工艺,显然不利于普通观众理解展览,并增大了讲解工作的难度与压力,这一缺憾也为观众所垢病。此外,用于复原文物原生态的图片等辅助展品依然显得单薄。诸如此类由于时间关系或内容设计人员水平所限而未能在开馆时实现的目标,我们都将尽力完成并逐步充实进展览中,努力满足观众的需要。

形式设计方面,由于专题展厅的整体风格要统一,因而本展览“营造气氛”的目标也相应打了折扣,以免青铜展厅的视觉效果过于突出。例如原来设想将“西周燕都”展区表面处理成模仿夯土城墙的层理、质感与颜色的创意被取消,而是采用了与东周展区相同的外观与颜色,使得现在的方城徒有“神”而无形,既未实现设计目标,客观上也增大了西周、东周的时空混淆感。这些设计虽然已不能在本展览中实现,但它们作为 “技术储备”将有望应用于未来的其它展览中。

总体来看,本展览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传统展览,最初所期望的氛围未能完全实现,但毕竟在某些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虽然显得稚嫩,但我们相信探索总是有益的。

将燕地青铜文化予以集中、单独地展示,这在我馆还是第一次。本展览在内容、形式设计中尽力吸收相关学术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选择地借鉴了世界博物馆建设中的新理念,并从自身出发进行了一定探索性的尝试。如此种种使得本展览难免存在不成熟、甚至谬误的地方,我们的目标也很难一蹴而就。我们欢迎业内外人士不吝指教,并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吸收宝贵意见,将展览不断改进、完善。